李成栋，1922年出生于山西临汾，1959年进藏，曾任察雅县县委书记等职。
青年李成栋
1959年5月，四川省委决定，抽调具有地方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的县委书记到西藏昌都地区工作。那一天，雅安地委组织部部长郝震在电话中问李成栋：“李井泉书记点了你的名，指名调你进藏工作，有什么意见？”李成栋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军人以服从作为天职。李成栋安顿好家人后，便与同志们进藏了。第一天，住天全县新沟兵站。第二天，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达康定。第三天，经新都桥到道孚、炉霍县，住甘孜兵站。李成栋在这里第一次体验到空气稀薄、呼吸较困难的感受，也明白了缺氧的滋味。第四天，经甘孜、德格县，过金沙江大桥，住江达县岗托兵站。第五天，到江达县，住兵站休息一天，做高原适应性调整。第六天，继续赶路。第七天，翻越达玛拉山，在山梁上整整跑了一天，17时到达昌都云南坝地委招待所住下。从此，与昌都结下不解之缘。
惊心动魄的平息叛乱
得知李成栋一行的到来，昌都分工委第一书记王其梅、第二书记苗丕一、副书记李本信等同志前来表示热烈欢迎，不仅介绍了昌都的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进展，还宣布了组织任命：李成栋担任昌都分工委委员、中共察雅县县委书记。
接下来半个月时间里，李成栋系统学习了有关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划分农牧区阶级成分和没收、赎买、分配等具体政策规定。
通过同志们的讲述，李成栋彻底认清了叛匪的反动与残暴：甘孜州文教处长、德格县委书记李森，在竹根寺部队工作组时，被叛乱喇嘛放火烧死，烧成了只有一尺多的干尸；甘孜州公安处副处长遆文奎，1959年4月从甘孜州派出所去昌都公安处出差，联系剿匪事宜，乘坐的装甲车和小轿车在青泥洞和妥坝之间，被百日乡匪首夏刀才郎伏击，10多人全部牺牲；不少甘孜州叛匪逃过金沙江，到昌都、拉萨、那曲等地，与当地反动分子相互勾结，组织叛乱活动，破坏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屠杀无辜干部群众，行径令人发指……
翻身农奴得新生
李成栋认识到，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的工作不好做，县委书记也不好当，必须做好充足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贯彻“平叛与民改相结合，平一片，改一片，巩固一片”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才能得民心、受拥护。
8月下旬，奉昌都警备区作战命令，驻吉塘教导队组织一个连的兵力，攻占察雅县卡贡；另派一个警卫连，由教导大队指挥，攻占县城所在地烟多村。李成栋随部队经莫东山攻占卡贡，迫使一些零星小股叛匪败退、溃散，第三天乘坐牛皮筏渡过澜沧江，没费一枪一弹占领烟多村。该村男女老少盼来了稳定和平，成群结队出来欢迎。
1959年10月10日，随着香堆区平叛战役的胜利，聚集在普巴本地区的叛匪迅速溃败。经部队审查，当场释放匪众和家属500余人，暂关押60余人，分别交贡觉县和察雅县接收、审查。李成栋带领县公安局同志严格执行政策，认定6个小匪首和惯匪，将其余人员释放回家劳动，以安民心。
李成栋认真勘查全县匪情，得出结论：基本净化的有吉塘、卡贡、烟多3个区16乡；个别匪首、散匪隐藏在8个乡；有小股武装叛匪在4个乡活动。县内外驻军密切配合，清剿打击叛匪。区、乡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瓦解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
察雅县香堆区公所公安干事多吉作为驻军的向导，在洞口向匪首喊话、劝降，中了匪首加荣向巴的冷枪，光荣牺牲。部队用火焰喷射器向洞口喷火焰，将这股叛匪歼灭。香堆区赵明贵同志3次到热孜乡发动群众，耐心向叛匪家属宣讲政策，10余名散匪下山交械投降。宗沙区的同志也劝降30余名匪众，督促其回家务农、务牧。
形势逐步好转，但也有负隅顽抗的叛匪。一天，驻刚卡乡的县民警队和武工队员接到村民的假情报，谎称四五名武装叛匪抢劫老百姓，请求围剿。由于工作队长不在，民警班长留2名战士守点，自带6人前去清剿。结果，遭匪首孔莎泽仁指挥的10余叛匪伏击，6人牺牲，丢失步枪、冲锋枪、轻机枪若干。民警班长跳进河边石岩洞幸存，入夜后返回刚卡乡，与守点战士连夜返回县城汇报。李成栋得知情况后，与同志们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劝降工作。两周后，所有匪众全部交械投降，孔莎泽仁还写了认罪悔过书，由乡村治保会干部监管劳动改造，遵守政府法令。
叛匪的行径令人发指，人神共愤。县兽医站的庄医生，是一位18军老战士。一天，他带徒弟前往香堆区仁达乡医治牲畜，不小心被藏匿在山上的土匪伏击，光荣牺牲。土匪连兽医也杀，注定不得民心，也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截至1960年10月底，察雅县平息叛乱，基本实现净化，受到昌都地委和昌都军分区表扬，为民主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实行民主改革
作为察雅县县委书记，李成栋遵照一边平叛一边民改的方针和具体政策规定，结合全县平叛净化情况和干部力量，经多次集体研究，决定民主改革从察雅的实际出发，分三批进行，完成一批，巩固一批，再开展一批。
开展民主改革，干部是关键。在建立完善各区委和区公所领导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察雅县选优配强了9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充分发挥从西藏公学毕业的本地藏族干部和四川阿坝、甘孜州调藏干部的骨干作用，完善基层干部人员配置。在民主改革中，这些人员成为干事创业的主要力量。
每在一个乡实行民主改革，大致分为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宣传民改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参加民改的积极性，并登记各户占有田地、牲畜、生产资料、房屋的数量，划出阶级成分，从而分清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两大阵营，分清守法群众与参叛的领主、领主代理人和牧主。对前者实行赎买政策，对后者实行没收、分配政策。在此基础上，组建乡村农（牧）民协会，在农奴和贫下中农（牧）民中发展会员，农牧户会员在70%左右。乡村农牧民协会一般由5—7人组成，领导实施乡村民主改革工作，发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同时，组建武装民兵组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民主改革顺利完成。
今日的察雅县一角
第二阶段，开展说理斗争。分清领主和领主代理人、牧主的界限，分清守法和叛乱的界限，分别进行赎买、征收、没收工作，并对赎买、征收、没收的土地、牲畜、农牧具、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进行登记、复查、分配。分配工作由农牧民协会主持，先是做出预分方案，再是通过民主讨论、民主评定，使之达到基本公平合理、人人满意。
第三阶段，废除旧的乡、保、甲制度，建立乡村人民政权。召开农牧民协会会员大会，选出乡人民代表；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正副乡长、委员，各村村委及正副主任。然后，对选举名单进行公示，各乡村政府分别用藏汉两种文字挂牌，开始行使权利，处理公务。
1961年10月底，察雅县9区32乡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民主改革任务，是昌都地区完成民主改革的第一个县。察雅县的民主改革，是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翻了旧西藏残暴的封建农奴制，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牧主的人身依附，不再是千百年来“会说话的牲畜”，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自己命运和西藏社会的主人。
基层不牢，地动山摇。李成栋充分认识基层稳定的道理。为了巩固农牧区政权组织和占领农牧区阵地，他和同志们下大力气开展基层建党建团工作，并健全武装民兵组织、妇女组织。在建党建团工作中，举办青壮年积极分子学习班，普遍进行党、团基本知识教育，培养和发展党员、团员。截至1961年底，全县农牧区发展党员120余人、共青团员200多人，建立党支部23个、团支部24个、党团混合支部4个。在健全武装民兵组织方面，发展普通民兵1300余人，其中武装民兵400余人，配步枪200余支、土枪300余支和部分藏刀等武器。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为维护农牧区治安秩序、清剿外来散匪和防止发生复叛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主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提升了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0至1964年，察雅县风调雨顺，年年丰收，青稞、小麦、豌豆、荞麦和畜产品装满了农牧民群众的大木柜和仓库。翻身农牧民群众不忘党和国家的恩情，踊跃交售公购粮和牧业款（折酥油）。“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广大农牧民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后，用歌舞来表达内心的喜悦。
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更好地扎根西藏，李成栋从1960年开始，带领县机关干部开荒生产、艰苦创业。他经常给干部职工讲延安精神和南泥湾故事，传递共产党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干事创业豪情，使大家深受鼓舞。
上世纪50年代进藏干部种植蔬菜
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察雅县干部开垦300余亩荒坝，用来种植青稞、蔬菜等，还饲养猪、兔等。以养猪场为例，通常都能饲养肥猪40余头、兔子50余只，其中还饲养了六七头母猪。母猪不断下仔猪，仔猪廉价供应给农牧民群众，发展养猪事业。由于产猪量较大，县机关每月都要杀3头肥猪供应食堂，让大家打牙祭。
为解决农业灌溉，察雅县干部群众引来5里外的溪水浇地。高原上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后县财政支援几千元购买工具、炸药等，动员干部和烟多村民兴修拦河坝、灌溉渠。第一期，灌溉渠修到了县委、县政府大院前后，满足了县城荒地的灌溉；第二期，修到了然里村的田地里、苹果园里。后来，又修建了一座小型发电站，解决了县城照明和农副产品加工问题。此外，还试办了小牧场，5年内牦牛育有120余头、山绵羊160余只，所得收入上缴财政，所得酥油分发各族干部，提高了大家的劳动热情。
“老西藏”的酸甜苦辣
1961年12月23日，察雅县委接到地委电报，通知李成栋参加1962年初在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李成栋休假，回到山西临汾。
在北郊村，父老乡亲闻讯，纷纷前来探望李成栋。李成栋睹物思人，悲惨的往事不禁在脑海浮现。
1940年，17岁的李成栋失去了姐姐和母亲。当时，姐姐在大阳镇，那里驻守着凶恶的日本鬼子，全家仅有小妈前去参加姐姐的葬礼。姐姐去世后没多久，母亲旧病复发，撒手人寰。1948年，当他整天昏迷在野战医院时，家里传来噩耗，前妻因产后昏迷，胎盘不下而逝世，给这个家留下李父、李成栋两个光棍和3名“孤儿”。
1959年，当李成栋在察雅县平叛、民改时，接第二任妻子朱育姜来信说，李父已来四川荥经县看望孙辈。不久，堂弟来加急电报，说李父在临汾不幸身亡，目前已把尸体运回北郊村。在藏的李成栋悲痛万分，可公务在身无法返晋，只得寄200元安葬费给堂弟。
这时的老家，处于“家破人亡”的境地。前妻遗留下来的3个孩子里，大女儿已到太原开关厂当工人；二女儿被朱育姜接到雅安读初中，三儿子被堂弟管养。三儿子外号叫“秃猴子”，这一年已满15岁，读了几个月高小，不愿继续读书，想回家务农。李成栋放心不下，就说：“儿子，随我去西藏吧？”秃猴子看着面前的这个陌生的父亲，说：“西藏有妖怪，我不敢去。”无论李成栋和堂弟怎样苦言相劝，秃猴子就是不肯随父进藏。
返藏的路上，李成栋在郑州火车站偶遇左贡县县委书记戴维明。李成栋见戴维明和戴母愁眉紧锁，一询问才得知，他娘俩刚从医院出来，他15岁的女儿因患急性脑膜炎，已在郑州的医院病故。李成栋想起自家的境况，悲伤涌现，与戴维明抱头痛哭。
1953年，李成栋的父亲与孙儿孙女的留影
196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印军的进攻挑衅进行了有力的军事打击。这就是发生在中印边界的自卫反击战。驻藏某部边防部队在兄弟部队支援下，打下瓦弄印军占领据点。昌都地委下通告，全力支援部队反击作战。此时，返回察雅的李成栋到吉塘、亚许、卡贡等乡，党员群众从国库提取数万斤青稞，昼夜加工糌粑，供应前线。
1963年10月至1964年2月，李成栋获得前往自治区党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到党校后，学习内容是“老三篇”和《矛盾论》《实践论》。由于是隆冬季节，学员们手脚生冻疮，生活也艰苦。饮食上，大萝卜和莲花白是主菜，大米和面粉各半。这时，他收到一个喜讯：妻子朱育姜诞下一子，母子平安；因腿脚浮肿，已回成都休产假。
1964年6月至1966年5月，李成栋在察雅县、波密县参加了“三教”工作。该项工作主要内容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一次系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巩固基层阵地，整顿巩固各个农牧区组织，开展互助合作和农牧业生产运动，争取农牧业大丰收。
李成栋荣获的功勋章
1974年后，李成栋先后调到自治区卫校、西藏师院工作，直至1985年7月离休。他荣获的功勋奖章无数，包括华北解放纪念章、西北解放纪念章、西南解放纪念章等。面对党和国家，他在枪林弹雨中尽忠报国；面对西藏，他和爱人朱育姜用青春韶华来守护；可面对7个子女和父母，他只有满心的愧疚和遗憾。
（本文由萧清2012年采访编纂）
供稿：昌都市文化局
编辑：常会芳
校对：武畅 严文强
审核：陈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