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斐迪南大公没有死于刺杀｜青年维也纳

斐迪南大公意识到，他从没有接受过当皇帝的训练，于是，他开始想办法自己钻研为君之道。他遍读各种以政治为主题的图书、报纸和演讲集，浏览每一份能拿到手的公文和官方备忘录，并靠“军事总理府”来为他介绍过硬的人才和靠谱的主张。一位英国外交官在报告中写道：“社会上普遍认为，此二元君主制国家的一些政治领军人物对他［斐迪南大公］的能力抱有很高的评价，他的少数几位密友更是对他的谦恭有礼和风度魅力不吝溢美之词。然而，可能是由于他天生的矜持内敛性格，再加上推定继承人几乎必然会陷入的艰难处境，导致斐迪南大公总是保持着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严防死守的态度，因此，对广大普通民众来说，‘一个近于全然陌生的未知数’或许是对他最好的描述。”前总理大臣克贝尔推测，一旦登上皇位，斐迪南大公必然会展现出他的自由主义倾向；而陆军大臣则认为，他在24小时之内所做的让步，恐怕比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执政24年内做出的让步还要多。马尔古蒂绝对算不上是斐迪南大公的仰慕者，可就连他都认为，“凭借他［斐迪南大公］善于变通的才智，以及无须海量文件的协助就能明辨政治形势和问题所在的强大判断力”，斐迪南大公没准儿真的有可能实现他为自己定下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古老的帝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在斐迪南大公看来，可以确定的是，不做出些改变是不行的。虽然他对前景基本持保守态度，但他担心，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和前进的脚步，将无可避免地把古老的帝国远远地抛在时代的后面。现在，他开始把重心转向可能发生的事情，转向怎样才能在最好地保存哈布斯堡皇朝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这些无可避免的改变。在他看来，匈牙利的存在永远让奥地利如芒在背。他从未忘记自己在匈牙利的时光，从未忘记拒绝用德语下达命令的匈牙利军官，从未忘记布达佩斯的报纸是怎样欣然刊文称“他已然是病入膏肓、离死不远了”，更未忘记全体匈牙利人怎样歌颂“1848年革命”，怎样歌颂他们为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他曾经抱怨称：“所谓‘体面的匈牙利人’压根儿就不存在。所有匈牙利人——不论是部长、侯爵或者主教，还是商贩、农夫、马童或者仆役——都是危险的革命分子和彻头彻尾的混蛋（需要订正一下：匈牙利主教不在‘混蛋’之列，不过，他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共和主义者）。”

斐迪南大公不仅有意在登基之后好好对付他眼中的“匈牙利叛徒”，还为此构想了一个不亚于完全重组整个帝国的宏大方案。最初，他考虑过拆解古老的二元君主制，重新划定地图，为帝国加入一个由南斯拉夫人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组成的新王国。第三个王国的存在，既有助于降低匈牙利人的影响力，又有助于实现帝国内部各民族间关系的平等。用马尔古蒂的话说，在弗朗茨·约瑟夫看来，这个方案简直就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大逆不道的亵渎。

最终，斐迪南大公因为太过不切实际而放弃了这个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他的美国之行为灵感的方案：把帝国转变为一系列松散的邦国，邦国可以在维也纳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地方自治。他在1912年时宣称：“这是对帝国君主制唯一的救赎。”罗马尼亚教授奥雷尔·波波维奇在他1906年的著作《大奥地利合众国》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路线图：十五个依靠各自的多数民族和主要语言组织起来的邦国，通过一个重新改组的议会与维也纳的中央政府联系在一起，各邦的财政、外交和军事事务皆由皇帝来定夺。若此方案得以实施，那么，匈牙利就将失去它用以扼住维也纳咽喉的筹码，而斯拉夫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则将赢得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代表权。当马尔古蒂指出，把二元君主制帝国转变为联邦制帝国的立法改革可能会有多么困难时，斐迪南大公坚定地表示，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武力”来实现。

在帝国的外交政策上，斐迪南大公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温和与怀柔姿态。从1882年起，“三国同盟”就把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捆绑在一起。普鲁士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总是让斐迪南大公心惊胆战。他多次表达过对柏林方面的战争叫嚣与武力恫吓的忧惧，害怕有一天这终将导致一场波及全欧洲的战争。意大利在他的眼里已不再可靠。他忘不了意大利是如何在不到五十年前，以牺牲数个原本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省份为代价来完成自身的统一的，更忘不了意大利是怎样不断威胁斩断三国间的同盟，转而与法国站到一边的。他甚至拒绝佩戴随“埃斯特”这一头衔一并移交给他的意大利勋章。不过，跟他的皇帝伯父不同的是，斐迪南大公认为，不管接受与否，意大利的统一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省份沦丧都已成为无可更改的既成事实。他或许会用暴烈的言论来发泄自己对意大利的失望，用“有必要振兴奥地利羽翼未丰的海军，以便更好地驾驭意大利，免得它再生事端”之类的说辞来制造些噪声，可他却从未真正严肃地建议奥地利应当从意大利手中夺回它失去的领土。

斐迪南大公最想恢复的是奥地利、德国和俄国之间失落多年的同盟。三个帝国此前曾多次团结在一起：最初是1815年的“神圣同盟”，而后是1873年的“三帝同盟”。可现如今，这些联系和纽带早已沦为政治和外交阴谋的牺牲品。斐迪南大公觉得，如果能设法重新构筑起三国的同盟，那欧洲的和平就有了保障。问题主要出在俄国身上，从1890年代起，它就把自己和法兰西共和国捆绑在一起。斐迪南大公对1894年登基的年轻沙皇尼古拉二世充满期待，认为他有望同此人建立起友谊，从而确保欧洲局势的稳定。他敦促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应该“致力于在我们和俄罗斯之间打造起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关系。与俄罗斯达成一份完备的协议，在三个皇帝之间建立起联盟，维护和平并巩固君主制度——是我毕生的三大理想。我会永远对此充满热情，并尽全力为之奋斗”。即便俄奥两大帝国陷入争执与不和，斐迪南大公也始终不改其在哈布斯堡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间构筑起联盟的梦想。如果他能处在一个不同的位置，让他得以积极追寻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20世纪的历史或许会因此变得大不相同。

斐迪南大公登基后的计划和打算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他究竟会不会真的遵守自己誓约中的条款，当时就有人公开表示过质疑；即便到了今天，仍旧有历史学家坚称，斐迪南大公极有可能在登基后背弃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斐迪南大公的登基计划书于1926年出版，“计划书”由多份不同的草稿构成，撰写人是布罗施，并经过他人修订。斐迪南大公的这份“登基宣言”决定性地驳斥了说他有意背弃誓言的无端猜测。

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的称号登基之后，斐迪南大公许诺，将赋予他的全体臣民“平等参与帝国公共事务的权利”，扩大宗教自由，并打算在政治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推迟他在布达佩斯的加冕。接着是有关皇位继承人和索菲的问题。斐迪南大公援引并承诺继续维护他在1900年立下的誓言，并指定奥地利大公家族之子卡尔为他的继承人。马克斯和恩斯特既没有继承权，也没有索取继承权的权利。他还明确宣布，索菲将被册封为“霍恩贝格女公爵殿下”。索菲虽然被授予第一夫人的地位，凭借皇帝伴侣的身份享受跟皇帝一样的优先顺序，却永远不能加冕为皇后或者王后。

这就是斐迪南大公登基之后的样子：没有关于皇位继承人的争议，索菲也不会被加冕为皇后或者王后。要是他真的活到了那一天，实施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把二元君主制帝国重组为联邦制帝国，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一副什么样子呢？这或许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已故的奥托大公坚称，弗朗茨·斐迪南，“只有他一个人是特别的”，要是他能活到实现自己计划的那一天，那么，他完全可以挽救这个帝国，巩固君主制的地位。

“很久很久以前……”对斐迪南大公和索菲来说，属于他们的童话故事并没有“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之类的结局。随着时间的流逝，斐迪南大公留给世人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卡通式的人物，挺立的八字胡被认为完美地反映了他危险而又固执的性格；与此同时，索菲也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女投机者，铁了心要看到自己被加冕成皇后的那一天。霍恩贝格公爵格奥尔格回忆说，他祖父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总是很矛盾：既是一个偏执狂，又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既是“一位邪恶的独裁者”和“战争贩子”，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还说，斐迪南大公为索菲而进行的抗争，“把他变成了一个用充满疑虑的目光注视着人类的不可靠与虚荣心的冷静观察者”。他坚持不懈，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和索菲一起忍受着“侮辱、仇恨和阴谋”，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斐迪南大公和索菲始终深爱着彼此，也深爱着他们的孩子。

在冷峻的外部形象之下，是一对彼此昵称对方为“弗兰齐”和“索芙”的恩爱夫妻，是两个因为一段禁忌的恋情而走到一起的人。面对妻子受到的无休无止的污蔑与诽谤，斐迪南大公怒火中烧，大声咆哮；而索菲则默默接受了这一切，视之为获得个人幸福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两人的婚姻成为他们用以对抗残忍的帝国宫廷的避难所。这对皇室放逐者过着平静的生活，家庭成为他们幸福快乐的源泉。两人用爱和关注把三个孩子包裹起来，尽可能弥补其作为贵贱通婚婚姻的后代所要面对的困难。哈布斯堡皇室家族权当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可对斐迪南大公和索菲来说，在两人日益狭小和孤立的世界里，三个孩子却是绝对的中心。

斐迪南大公爱好打猎和购买艺术品，城堡里塞买了他收藏的油画和中国瓷器。他的世界和兴趣逐渐变成索菲的世界和兴趣。她全身心地扑在丈夫和家庭上，创造出一处宁静的庇护所。即便到了态度出现软化，发出接受与持续的敌意相互交织的矛盾信号时，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仍旧无可避免地以尊严和体面为重，保持着约束与克制。如果斐迪南大公肯让他的未来臣民一窥其作为丈夫和居家好男人的样子，公众舆论或许会朝更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反动分子的形象或许会跟着软化，他严厉而又冷漠的举止也将被视为他复杂性格的外在部分，而不是他这个人的全部。或许，他们会跟许多真的认识和了解他的人一样，用憧憬和期待而非恐惧和害怕的眼神望向斐迪南大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统治将给过时已久的帝国带来重要而且必要的改变。

与索菲的结合为斐迪南大公赢得了些许的同情。毕竟，一个对爱情如此坚定，不顾帝国宫廷的反对，执意要娶他心已所属的女士为妻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像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公众形象所表现的那般冷酷和无情呢？对夫妇二人的私生活和他们家庭为数不多的几次窥探隐约揭示出斐迪南大公真正热爱的到底是什么。或许，在冷峻的外表和反复无常的情绪之下，他其实跟任何一部维也纳轻歌剧一样多愁善感。然而，他一向不屑于诉诸多愁善感的内心，没能扮演好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皇子角色，进一步固化了他在世人心目中铁石心肠、冷酷绝情的负面形象。阿妮塔回忆说，她记得，不太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曾祖父被世人所完全误解；如今，他的形象仍旧不甚完美。有些人很讨厌，总是计算他杀过多少只鹿或者他每次打猎的收获有多少，却无视他身为工作狂的一面。他天天没完没了地叫人帮他寄信，还花了很多时间发电报，并亲自过问森林和栽植到科诺皮什捷城堡的鲜花球茎的情况。

如果斐迪南大公登上了皇位，又会发生什么呢？古老的哈布斯堡君主制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尊重传统却又认识到改革必要性的人。他有没有能力实施他的计划，将帝国转变为由一系列邦国组成的联盟，使其免于陷入灾难和毁灭呢？或许，这个挑战对任何人来说都太过巨大了，然而，旧秩序的衰亡并不是无可避免的。真正促使其成为可能，并加速其衰亡的，恰恰是萨拉热窝事件。

已故的奥托大公说过：“发生在他［斐迪南大公］身上的，是一起更严重的政治悲剧。萨拉热窝事件绝对是一桩滔天大罪，他们企图借此阻止的，恰恰是斐迪南大公希望带给他们的发展和进化。他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跟南斯拉夫人交好，可不论是俄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都不可能容忍这一点。泛塞尔维亚主义者之所以畏惧他，是因为，他们有意将他希望惠及的民众纳入他们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

历史学家塞缪尔·威廉森写道：“如果当天遇害的不是斐迪南大公，而是波蒂奥雷克，1914年7月的结果或许会变得大不相同。”他还写道，斐迪南大公“倾向于用和平主义政策对待塞尔维亚。他这个人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威胁。他的死也中断了跟德国在皇朝层面沟通的渠道，而事实证明，这渠道或将有助于平复维也纳方面的怒气”。到最后，任谁也阻止不了在萨拉热窝释放的恐怖力量。威廉森在他的书里写道：“生前，面对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斐迪南大公一直扮演着制动器的角色；死后，他却成为用以开启战端的借口。”

悲惨而又讽刺的是，父母在萨拉热窝的死释放出的冲突和混乱，也让小索菲、马克斯和恩斯特就此走上了充满痛苦与折磨的人生之路。三个人失去了双亲、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国和他们的财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们遭遇了纳粹集中营的残酷监禁，也让他们的后代殒命战场。尽管如此，他们仍旧保持着坚韧与斗志，内心充满了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爱、镇静和信仰。索菲解释说：“就像一个氏族或者部落。我们经历着人生的起起伏伏，可每一代的父母都把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哺育给他们的子女。”

萨拉热窝事件当天，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时候，斐迪南大公悲痛地呜咽道：“索芙！索芙！不要死！为我们的孩子活下去！”从这些话里不难总结出，他这辈子真正热爱的到底是什么。他当然将走上统治者的宝座，并将实施他对奥匈帝国的变革，但在内心深处，他最渴望毫无保留地拥抱的，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他在索菲身上寻找到的爱。

如今，在宁静的多瑙河流域，这对夫妻安息在阿特施泰滕城堡粉刷过的教堂地下室里。1923年，城堡正下方竖起一座纪念碑，用以缅怀那些在世界大战期间死去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念碑上又添了不少其他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斐迪南大公和女公爵索菲从未谋面、在二战期间死于苏军之手的两个外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批遇难者，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的名字被刻在纪念碑的最顶部真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