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承担着形塑民族乡土记忆、凝聚国人乡土认同的使命。近些年，一批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媒介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协同作用下，加强对当前乡土中国的记忆建构，并以此作为构筑乡土认同的精神根基。其创作着力点在于，以客观而朴实的态度展示乡土中国的记忆之场，使其从对古老村落的镜像再现过渡到对真实乡土的生活描摹，从对苦难历史的追忆发展为对温暖记忆的召唤，从对乡愁情绪的集中表达上升到对乡土精神的文化认同。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3年第5期。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农民典型的心理特征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的现实状况与历史变迁。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土”既描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又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经验和集体记忆。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农村剧”）作为建构乡土认知、唤起乡土记忆、凝聚乡土认同的途径，自创作之初便和中国农民群体、乡村时代变迁以及农村乡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为农村剧描绘乡土的主题，乡土记忆的新时代书写也就此拉开帷幕。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理论基础上凝练了“记忆之场”。在诺拉看来，记忆之场是兼具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意义场所，②这意味着记忆能够通过不同层面的“场所化”完成自身的传承和发展，并由此实现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本文分别从实在之场、象征之场和功能之场三个层次，总结农村剧中乡土记忆的历时嬗变，并以此为线索探析农村剧对乡土记忆的形塑方向。
●《江山如此多娇》
01
实在之场：以乡土符号为
载体的媒介记忆
记忆之场是以有形实体为存在基础的，而作为有形实体的乡村景观和农民形象是扎根于农村剧的核心媒介符号，它能够以直观的视觉再现，唤起乡村的历史记忆，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焕发出乡土文明特有的精神力量。
（一）村落景观
村落景观作为承载乡土叙事的视觉符号，是唤醒村落记忆的位置坐标。村落景观在农村剧中有两层指认内涵：一是地理指向上的行政区划空间，二是精神指向上的村民生存空间。前者为乡村历史提供回忆的时空线索，后者为启发个体记忆营造实在的场域。追溯既往一些农村剧创作，曾出现过不同的村落镜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村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首个创作高峰。
在《庄稼汉》《沟里人》《河弯弯，路弯弯》等剧中，古老的村落景观常作为被刻画和深描的对象，当地百姓的传统习惯和村落历史的悠远记忆在特殊的视觉空间里被激活。村落景观为自然环境奠定了苦难的情感基调，并借此反映出农民在广袤大地上艰难开拓的生存境遇。
●《庄稼汉》
近些年，《山海情》《花繁叶茂》《江山如此多娇》《大山的女儿》等一批富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农村剧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社会背景下脱颖而出，用村落景观拓宽了溯源乡土历史的媒介路径。
一方面，农村剧更加注重对原乡之美的生态展现。正如《山海情》原生态地再现了西海固当年穷乡僻壤的蜿蜒土路和宁西半没在荒沙里的土坯房。作为观众的记忆存储器，村落媒介景观不但沉淀着开荒拓土时代的艰苦历史，而且封藏着我国开阔平原的壮美乡土。《我的金山银山》《花繁叶茂》等，将乡土主题放置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语境中，深化了观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文化记忆。
另一方面，农村剧更加重视对地域特色的风土描绘。如《江山如此多娇》不仅刻画了悬崖峭壁上的碗米溪村，还用一年一度的斗牛比赛唤醒尘封已久的民俗记忆，使观众能真切地感受到苗族民间生活的传统质感。《大山的女儿》真实还原了广西地区泥泞的深山陡坡，也再现了壮族百姓群居的生活方式，生动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之美。
●《我的金山银山》
（二）农民形象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农村改革而来的思想变化是当时电视剧创作主要探索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农村剧着重挖掘不同农民个体的心理特点和精神归宿。如《篱笆·女人和狗》里的枣花、《回娘家》里的翠翠、《葛掌柜》里的葛寅虎，他们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奋起，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觉醒，其身上爆发出的生命活力和觉醒意识是这一时期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特征。
●《篱笆·女人和狗》
近些年的农村剧通过勾勒乡土群像来见证农民命运的变迁，这些乡土群像所展现出的“新农民”形象遂成为承载现代乡土风貌的记忆载体。
如《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是乡村新女性的代表，她通过不断学习，最终实现个体成长。何幸福勇于面对乡土人情与现代法治之间的观念冲突，执着地维护公平和正义，也以十足的韧性彰显了农村的精神风貌。
再如《山海情》里的马得福，他是当年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身上肩负着光宗耀祖以及振兴全村的使命。从劝返“逃跑”的吊庄户到给移民村通电，再到为滞销的蘑菇找销路，村民们在他的带动下，从内心深处涌动出致富诉求，协力走上了脱贫之路。
又如《山河锦绣》里的村支书赵书和，他下定决心改变家乡贫困的现状，艰难地在村中推进建坝工程，建立旱改水稻种植基地，坚持推广优质小麦，最终带领乡民一步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上述电视剧中刻画的三个不同新农民形象，以励志、勤奋和拼搏的现代精神内化民族记忆中的乡土品格，引导观众重新审视人与泥土的共生之义。
●《山海情》
02
功能之场：以乡土情结为
纽带的集体记忆
乡土记忆的实在场可以理解为唤起过往回忆的方法，而其记忆的功能场肩负着传承和形塑集体记忆的职责。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剧通过对乡土情结的聚焦呈现，既促进了观众对家园情结的集体参与，又丰富了影像对乡土记忆的文化创造力。
（一）从离乡到归乡：仪式化的治愈记忆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快了社会人口迁徙的速度，一批批脚踩泥土的庄稼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他们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聚焦城市农民工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生存之民工》《都市外乡人》等，反映了农民希望通过赴城务工来改变自身命运。从农民到农民工，其实质是追求“现代性”并摆脱“乡土性”的过程，③这也是关于老一辈农民离乡的集体记忆。
农村剧作为见证乡村进步的文化形式，记录了新一代年轻人守护家园、返乡创业的乡土记忆。如《我们这十年·心之所向》中的李心瑶和方新桅是社会迁徙中的逆行者，他们一个是准备创业的职场白领，一个是小有成就的商业精英，两人面对家乡资金短缺和种植能力匮乏的现状，先后返回农村，承包农田、建厂育秧、艰苦创业，生动地展示了新时代的创业者形象。在他们回乡创业之前，村里的壮劳力大都涌入城市打工，乡间多数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因此，他们的返乡行为携带着抚平创伤记忆的功能。
《大山的女儿》里，黄文秀是从大山走出的百色人，多年苦读之后终有所成。面对大城市诸多的工作机会，她毅然选择回到生养她的故土，只身前往贫困的百坭村。从离乡到归乡是颇具仪式化的影像运用，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是贯穿情节走向的主线，在观众情绪的共振下，会将这段返乡之旅追诉成一种温暖、治愈的乡土记忆。
●《大山的女儿》
（二）从遗乡到寻乡：审美化的乡愁记忆
随着城镇打工潮的兴起，一些脱离“农门”的城市移民逐渐遗失了与乡土之间的天然联系，以思念旧时乡貌为内核的乡愁是一代异乡人共享的记忆资源。如在反映各地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电视剧《生存之民工》中，在城市里饱受讨薪之苦的农民工王家才一遍遍地重复着：“我想回家，我只想回家……。”
就剧中的城市移民来讲，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存在的文化冲突与伦理困惑，弱化了城市空间里的家园归属感。因此，彼时农村剧中呈现的乡愁记忆是对美好过往的不断追忆，以期在过去的乡村生活中获得情感慰藉。
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让农村剧更加注重乡愁表达的审美内涵。《绿水青山带笑颜》里的许晗试图摆脱城市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单调重复的机械生活，他怀揣着寻乡的诉求来到农村，在田园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可以赖以休憩与栖居的精神归宿。
农村剧中的乡村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观众对原生故乡的审美想象，共同的情绪感受带动了集体乡愁的宣泄和释放。寻乡的主题叙事牵引着观众审美情感的投射，让“乡愁”成为凝结着乡愿、乡恋、寻根等复合情感的乡土情结，蕴含着现代观众对精神家园的审美观照与文化情怀。如此，乡愁记忆也有了连接未来的文化可塑性。
●《绿水青山带笑颜》
03
象征之场：以乡土认同为
追求的社会记忆
记忆的象征之场是能够凝聚社会情感和集体认同之地，也是实现记忆再生产的核心场域。作为被呈现的记忆空间，农村剧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围绕以“人际和谐”为支点的文化理念和以“天人和谐”为本位的审美理想，共同构成了关于民族本源性的精神隐喻，这成为建构当代社会记忆的内在动力。
（一）人际和谐：凝聚乡土精神的文化认同
从社会结构的底层逻辑来看，乡村人际的和谐关系是构成乡土社会的基石。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始于由血缘和地缘形成的亲缘关系。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形容这种人际关系，这是一种“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④
村民由此形成了特定亲疏的“人情圈”。现代化和市场化推动着乡村社会的转型，农民之间的人际交往越发“理性化”。⑤在维持传统人情交往之外，农民的个体意愿、价值取向等也成为他们衡量交际圈的尺度。
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乡村人际关系在农村剧中的呈现既有对守望相助的人情呼唤，又有对互惠合作的理性追求，和谐而松弛的人际关系也在情感观照和理性权衡的相互呼应下被轻松、生动地展现出来。
在《我们这十年·心之所向》中，李心遥与父亲李根富、方新桅与父亲方学农、陈楚江与父亲陈文武的亲缘结构是剧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他们与其他村民的亲属及邻里关系是推动其行为的外在力量。真正让大同镇村民走向平等合作的内驱力，是由情感关系延展出的公共精神，具体表现为一种由先富带后富、以互惠促协作为文化内核的乡土精神。李心瑶牵头整合稻田，联合村民发展规模化农场；方新桅投资建厂 ，雇用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在让他们自食其力的同时，又创造就业岗位来帮助外出务工的乡民们返乡谋生。
亲缘关系叠加业缘关系的空前团结，成就了人际间的良性互动。这种邻里守望、安居乐业的乡村图景始于对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认同。
●《我们这十年·心之所向》
（二）生态和谐：寻求乡土发展的价值认同
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城镇化转型。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剧以质朴的风格还原了当代乡土的良好生态图景。
如在《山海情》的结尾，涌泉村完成了全村吊庄，下一代孩子们从闽宁镇跑回老家寻根，父辈们脚下的千沟万壑变成了他们眼前的绿水青山。三十年的时间，涌泉村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三十年前后家乡的生态变化是人与自然有机联结的象征，社会发展与乡土传承在天人合一的审美观照下形成对话和交流。农村剧所展现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关系，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符合现代价值观念的精神世界，也为二元的城乡观念寻找到了一个更为合理、和谐的意义阐释角度。
●《山海情》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图景，“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使农村变得像城市，而是在尊重乡土文明的前提下追求协同发展，在相互补充中相得益彰、各得其所”。⑥
从这个意义来看，时代发展与乡原传统的“各美其美”才是焕发中国力量的精神源泉。农村剧中百姓简朴的生活理念、低碳的出行方式、特色的民族风俗是对传统乡土价值的意义彰显。
与此同时，电商直播、科技助农、网红经济等现代化乡村叙事成为发掘农耕文明的创造性元素，一方面有利于化解传统与现代的潜在矛盾，为当代城乡融合提供了可能的认知方向；另一方面有利于凝聚观众对中国式现代化乡土发展的价值认同，使之成为新型乡土社会可期待的文化发展信念。
结语
农村剧以客观而朴实的态度展示乡土中国的记忆之场，使其从对古老村落的镜像再现过渡到对真实乡土的生活描摹，从对乡愁情绪的集中表达上升到对乡土精神的文化认同。其创作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引导观众在社会现代性的记忆鸿沟中，寻找乡土文化与记忆的踪迹，在乡土的文化之美中实现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并使之进一步展现出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山西传媒学院视听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全媒体时代山西文化符号的视觉传播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YJ043〉研究成果和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山西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2AA00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电视艺术
注释：
①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第43—44页。
②[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③于晶、谢泽杭：《故乡何处是：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社群建构与乡土记忆—对抖音“福建村”的考察》，《新闻界》2021年第9期。
⑤赵泉民、井世洁：《“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⑥范玉刚：《乡村文化复兴视野中的乡愁美学生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