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著名学者傅璇琮（1933—2016）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作者供图/图）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傅璇琮文集》，收录了著名学者、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1933—2016）的个人著作《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四种十册、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岳英灵集研究》两种四册、单篇文章结集《驼草集》一种十册，凡四百余万字。作为一位以编辑为职业的学者，能在工作之余和退休后写出如此之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已属不易，何况傅先生还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策划多种规模宏大的学术项目，他参与主编、与他人合撰以及整理的古籍著作至少还有上千万字之多。这在他这一辈的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中是罕有其匹的。傅先生的学术影响广泛而又深远，沾溉了几代学人。2023年4月15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纪念傅璇琮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傅璇琮文集》出版座谈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与会学者对傅先生的怀念，也勾起了我对傅先生的回忆。
初识傅先生
傅璇琮先生的名著《唐代诗人丛考》出版于1980年1月。这本书通过对二十余位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生活与创作，以其严谨缜密的考证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继陈寅恪先生等前辈之后重启文史结合的研究方向。这样一部厚重的考辨性的著作引起学界极大震动，对一时研究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影响。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读到这本书，就先听到教我们唐宋文学史课的陈允吉老师提到这本书了，于是记住了“琮”这个有点难读的字。那时，经常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学术期刊上读到傅先生的大作。1984年，傅先生出版了《李德裕年谱》，通过对李德裕与相关作家事迹的考察，把作家的经历与当时政局的变动联系起来作了深入的探索。1986年，傅先生的又一部名著《唐代科举与文学》出版。这本书考察唐代科举制度的设置、运作和变化，揭示科举环境下唐代文人的生存状况、人生感悟和文学追求，为唐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也是文史结合的研究范例。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彼此业务往来甚多。入社后，经常在社里的会议上听社领导提及中华书局和傅璇琮先生的最新动态。1988年，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陈允吉老师的论文集《唐音佛教辨思录》出版，傅先生和我的同事赵昌平不久就合作撰写了长篇书评《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唐音佛教辨思录〉所想起的》，对允吉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作了高度评价。1991年5月25日，我赴南京师范大学参加唐宋诗词研讨会，傅先生也参加了会议，当时他是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因为初识，也就寒暄而已。一个月后，傅先生出任中华书局总编辑。1994年11月2日，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在浙江新昌举行。我受我社时任总编辑赵昌平的委托，代表他参加会议。赵昌平当时是唐代文学学会的常务理事，后来也担任了副会长。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于1982年。傅先生于1992年起，继著名学者萧涤非、程千帆之后，出任唐代文学学会第三任会长，担任会长十六年之久，充分说明了傅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地位和影响力。唐代文学学会被学界公认为学术气氛浓厚、学风端正严谨，是与傅先生长期的领导、组织和投入的大量精力分不开的。这次新昌会议举行了四天，傅先生是会议当然的主角。他为人谦逊随和，平易近人，会上会下都乐于回答后学提出的问题。我也因此与他熟悉，敬佩他的博学多闻，并近距离地领略了他的风采。新昌会议后，我去北京出差时，有空就去中华书局拜访傅先生，渐渐地也了解了傅先生曲折的经历。
傅璇琮先生代表性著作《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 （资料图/图）
坚韧顽强的驼草精神
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1951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翌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大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的助教。1957年遭受错误批判，戴上右派帽子。1958年3月调至商务印书馆，不久因出版专业分工调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任文学组编辑。此后二十年间，在中华书局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即使“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唐代诗人丛考·2003年版题记》），他总是抽时间读书作文。他编的两部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杨万里范成大卷》（署名湛之）就是他在那时从图书馆借出的成堆的古书中辑出的，后者1964年出版时还不能署本名。《唐代诗人丛考》几乎一半写于“文革”后期，那时“政治运动仍很频繁，且当时还没有个人著作出版的希望”，但他“不管这一切，日夜躲在书室中，读书写文”。因此，“文革”一结束，许多人还在摸索寻找治学方向时，傅先生已经有了厚重的学术成果问世。从此，他走上了事业发展的快车道，历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直至退休。作为出版家，他在中华书局主持或分管编辑工作的数十年间，策划、主持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古籍图书，包括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等。同时，他个人的学术研究也从不中断，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七十多岁时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专著《唐翰林学士传论》，单篇文章直到去世前还在撰写发表。其女儿傅文青回忆道：“我从‘认识’父亲开始，他给我的几乎都是他的后背——伏案，还是伏案。”傅先生对工作、学术的全力投入与他对日常生活的简单处理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同事们回忆傅先生日常在家经常是用蛋糕馒头对付一餐。我曾经到过他家，除了桌上、凳子、椅子上堆满的一本本、一包包书外，几乎没有什么摆设，房间似乎没有装修过，地板还是毛坯房的水泥地。傅先生的刻苦是惊人的，否则难以想象他巨大的学术成果是怎样出来的。编者把他的文章结集定名为《驼草集》，是深得其精神的。
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这种小草就是骆驼草。傅先生早年的生命历程，就如同一株株“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的骆驼草一般。他对骆驼草坚韧顽强精神的赞美，也正是自己的写照。
傅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的刻苦和高产，而是他自觉地担当起引领学术、组织团队、奖掖后进的责任，成为事实上的学术界领袖，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时间，而这一特点在他晚年日益突出。1992年4月，第三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傅璇琮任秘书长，协助组长匡亚明先生主持日常工作，参与制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自此，他的学术视野由唐代文学拓展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他的工作范围也不局限于中华书局，而是置身于整个学术界、出版界之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参与策划组织多种有重大学术意义、规模宏大的出版项目，而且多是对学术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基础性工程，如《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等；二是组织学术团队、培养学术新人，以极大的热情奖掖后进。《驼草集》收入了傅先生六十年来发表的360余篇文章，其中近一半是为他人著作写的序和书评，其中有他的同辈学人陈贻焮、邓绍基、曹道衡、罗宗强、郁贤皓等，更多的是中青年学人。现在活跃在文史领域且成就突出的一批学者如陈尚君、吴承学、戴伟华、张宏生、徐俊、胡可先、程章灿等，傅先生都给他们当年的著作写过序，指出其研究特点和努力方向，予以他们很大的鼓励。
中华书局新出《傅璇琮文集》。 （资料图/图）
有人惋惜傅先生晚年如果不在组织实施重大学术项目方面投入太多精力的话，他个人的学术成果会更加丰硕；也有人不解傅先生作为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晚年策划、主编、撰写的著作多在他社出版。而我不这样认为。傅先生晚年在组织实施重大学术项目方面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系列重大的学术成果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人的学术成果能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傅先生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受到了影响，但他为学术做出的贡献更大更多了。诚然，傅先生后期特别是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后撰写、主编的著作多在他社出版，如他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是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宁波通史》和担任第一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是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他担任第一主编的《全宋诗》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参与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和担任第一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担任第一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他担任第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是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些项目中有的是他策划的，有的是出版方鉴于他的学术成就借助他的影响力邀请他挂帅担纲的，例如主编《宁波通史》自然是他义不容辞地为乡邦文化建设做贡献，《续修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出版方诚邀他挂帅且也是他一直想做的项目。这些书之所以多不在中华书局出版，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傅先生作为出版社的领导有避嫌的考虑。出版社作为一个经营单位，如果不能确保出版选题兼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出版社领导作为作者参与其中，是很容易引起物议的。需要指出的是，傅先生作为主编，并不是挂名了事，而往往是全过程参与，从选题策划到组织实施，乃至撰稿改稿。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亲身感受的。
名副其实的大主编
我与傅先生的交往趋于频繁，原因正是傅先生主编的三部大书与我工作的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关。
1994年，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宋木文（1929—2015）等牵头酝酿续修《四库全书》，既补辑乾隆以前有价值而为《四库全书》所未收的著作，更系统选辑清中期以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类代表性著作。这一倡议得到了傅璇琮等先生的大力支持。1994年7月4日，在北京召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工作会议，决定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组建“《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和“《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宋木文为工委会主任，聘请德高望重的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1904—1998）担任编委会主编，编委会的日常工作由傅璇琮先生负责，正式开始《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由于顾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参加具体事务，1995年11月，编委会决定由傅璇琮与顾老共同担任主编。为了确保全书的学术质量，根据经史子集四部选目的不同学术要求，为每一部类聘请相关领域著名学者为特邀编委，做到版本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统一。傅先生以其学术建树和人格魅力，邀请到许多著名学者参加编纂工作，以确保全书编纂质量。在傅先生的领导下，编委会与我社紧密协作。在长达八年的编纂出版工作中，在京的编委会成员通常在周末和节假日上班，还在每部类启动与结束时召开编委会工作会议，傅先生与大家一起加班讨论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在学术界、图书馆界的紧密合作下，我社于2001年完成了规模、收录品种远超《四库全书》的《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这是继十八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从规模、收录品种来说堪称天下第一大书。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很大，认为这部书与《四库全书》配套，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致齐备。2002年，此书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而这与傅先生作为主编具备的学识、付出的辛劳是分不开的。关于傅先生对编纂这部书的贡献，主持这部书出版工作的我社时任社长李国章有详尽深情的回忆（《风范长存天地间——追忆与傅璇琮先生交往点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7年第6期），本文就不赘述了。
在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之前，傅先生已经有摸清中国学术家底的想法。他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后，曾经想组织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而编纂提要先要建立基本书目,于是召集国家图书馆等十一家大型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合作编纂《中国古籍总目》。199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将编纂《中国古籍总目》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并由古籍整理小组主持。这一项目于次年7月启动。《总目》编纂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又于子部增立“新学类”,各落实一主编馆承担书目汇编，各参与馆则将本馆藏书记录分部类递交各主编馆。但各馆步骤不一，编纂工作至1999年因机构调整等原因而中断。2003年12月29日，古籍整理小组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会议”，重新启动《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由古籍整理小组副组长杨牧之任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傅璇琮和杨牧之任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主编，并责成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华书局承担经部、集部、丛书部的编辑出版，我社承担史部、子部和全书索引的编辑出版。两家出版社通力合作，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2013年完成了这部洋洋三十册、字数达2500万（含索引）的巨著的出版。这部巨著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博物馆等逾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历代汉文古籍之基本品种、主要版本进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并部分采录海外公藏之中国汉文古籍稀见品种，第一次摸清中国现存古籍约20万种，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基础性的工程，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总目编纂定稿前的六年间，古籍整理小组几乎每年都要在北京或上海召开一两次工委会和编委会会议，2004年更是一年开了三次会议，每次都会有编纂体例、进度等方面的一大堆问题需要协调解决。傅先生主持了编委会的工作，总是不急不躁地倾听各方包括各个图书馆编纂方和出版社的不同诉求意见，然后加以归纳，让大家一起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作为编委会委员，受命负责我社承担项目的编辑出版，几乎全程参加了每次会议，在会上领教了傅先生如何解决问题的协调能力和雍容气度，感受到了他的努力、劳累甚至渐渐有点力不从心的无奈。我注意到，傅先生每次会议刚结束就急着催促大家吃饭，他吃饭的速度也很快，我想他是把吃饭也当任务完成吧。2013年，此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续修四库全书》开始编纂时，已计划仿《四库全书》之例，对所收之书逐篇撰写提要，《续修四库全书》工委会聘请傅先生和赵昌平担任《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主编，又安排了各部负责人员，一些部类如经部易类、集部诗文评类等已请学者着手撰写。2008年3月，傅先生从中华书局退休后，担任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在他建议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磋商，正式启动提要编纂工作，延请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教授担任经部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刘韶军教授担任史部主编，清华大学刘石教授担任子部主编，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担任集部主编，开始全面约稿。2011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要求2013年12月完成。2012年4月，《续修四库全书》工委会在上海召开提要编纂工作会议，对加快编纂进度、保证提要质量提出明确要求。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每种书的提要内容，均包含著者仕履、内容要旨、学术评价、版本情况等几个方面。许多书籍鲜有专门研究。这就要求提要撰写者一方面要细读原书，一方面要将之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下，考察其学术价值与地位，工作量和学术难度都是很大的。在当今的学术考评制度下，大规模集体协作的提要撰写是一个“无利可图”甚至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此，提要的组稿甚为不易。傅先生为此付出很大努力，一次次一遍遍写信打电话邀约许多国内外学者参与其事。撰稿的学者总共有百余位之多。几位分部主编和不少学者还是很认真地投入这项工作，如期交出符合编撰要求的提要稿。
2013年1月，我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上任不久，就接到傅先生的电话，要我抓紧提要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傅先生和赵昌平两位主编提议，并经《续修四库全书》工委会同意，增补刘石和我联合担任主编。当时，史部提要已经交稿；子部、集部提要的稿件已经约出，正陆续交给分部主编；而经部提要居然还有近一半还未约稿，2013年底前出版是不可能的。傅先生为此也很着急。我社上午8点半上班，我一般8点前到。往往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声就响起，传来傅先生熟悉的声音“高克勤同志”，然后是催问进度，商量办法。与傅先生商量后，首先征得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同意，为确保质量，申请延期，至2015年12月完成。随后征得经部主编的同意，经部未约稿部分由我约稿。我请了王小盾、杜泽逊等长于经学文献学的学者承担经部剩下部分的约稿撰稿和审定工作，他们都是我社的老作者，又得知是傅先生主编的书稿，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保证一年内交稿。那一年，傅先生几乎每隔一两周就给我打一次电话，还给我写了五封信，都是关于提要的。那时傅先生身体已经不好了，第二年还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我不好意思再劳驾他了。除了抓紧已交稿部分的编辑出版进度外，还与赵昌平分别承担已交稿部分的终审工作。第二年，经部书稿全部完成，我又敦请对经部文献深有研究的老同事金良年先生担任经部的特约编审。与《续修四库全书》差不多，又是一个长达八年的出版工程，终于如期完成了这4大册350万字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16年1月6日下午，我去北京参加次日开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按惯例先去中华书局参加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会议，晚上去傅先生家，傅先生已住院，只能请其夫人徐敏霞老师告诉他书已出版的消息，样书随后奉上。谁料半个月后，傅先生就于23日与世长辞，未能看到他主编的这最后一部大书。
作为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傅先生取得的业绩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他的著作和业绩，永远是值得后人仰望的一座丰碑。
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