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斯坦因等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

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国的探险家，竞相潜入中国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河西走廊等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进行所谓“中亚探险”，将数十万件中国文物劫往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极力为这些探险家辩护。20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斯廷·雅各布斯的《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Justin M. Jacobs, The Compensations of Plunder: How China Lost Its Treasur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一书，妄称这些西方探险家与中国地方官之间“友好”互动，西方人因劫掠中国文物而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已通过让这批西北地方官员“积累政治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等方式，予以了补偿。针对这种无耻说辞，本文拟简评这些近代西方探险家在华“考古”活动的本质，以求正本清源。

通过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东部大门。19世纪中叶，英国人占领了整个印度，沙俄则向中亚挺进，开始敲击中国的西部后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迫使清廷进一步开放内地。英国以英属印度为跳板，俄国以俄属中亚为基地，向中国南疆派遣探险队。其他列强则根据国际关系的亲疏，或走英国途径，或走俄国途径，纷至沓来。1884年新疆建省，盘踞中国南疆的俄国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和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马继业，不仅争夺在南疆的经济、政治利益，也开始争夺塔里木盆地文物。

1890年2月，新疆库车库木吐喇佛塔中出土的“库车文书”，很快流入印度加尔各答和俄国圣彼得堡。1893年至1898年，在加尔各答形成了以和田文物为主体的“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为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田遗址，旁遮普大学学生注册官兼东方学院院长斯坦因于1900年至1901年在和田周围进行了第一次考察。

斯坦因第一次中国考察的“成功”，大大刺激了西方学界。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项涉及中国考察的决议案。第3号决议案鼓励印度政府派斯坦因进行第二次中国考察，第 14号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由俄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美国14个国家派员组成，俄国委员会挂靠在俄国外交部，行使中央委员会职责。“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成立后，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擅自瓜分了塔里木盆地的几片主要考察范围：库车附近归俄国，吐鲁番周围归德国，和田至敦煌一线归英国，罗布淖尔一带归法国。

斯坦因（右起第4人）是近代在中国西部劫掠文物数量最多的西方探险家之一。图为1908年3月斯坦因等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 本文作者/ 供图

从“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成立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考克，日本人大谷光瑞，美国人亨廷顿，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芬兰人曼纳林，瑞典人斯文赫定，俄国人勃列佐夫斯基、克兹洛夫、鄂登堡等，纷纷来到中国新疆、甘肃进行考察和发掘，以贿赂地方官员、冒充高官、隐瞒盗宝真相等方式，将大量中国文物劫掠而去。以斯坦因的第二次中国考察为例，他于1904年9月向印度政府呈交的申请书中便专门申请过一笔贿赂专款：“以前的经验告诉我，获得中国州县当局的心甘情愿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来自喀什噶尔的官方推荐之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适当地选择一些礼物，将它们送给各地方主要的行政长官……因此，我觉得不得不建议提供一笔用于‘送礼’的经费：1500卢比。”

为了博得地方官的好感，一些探险家还设法在中国政府发放的游历护照上虚构自己的官衔。以斯坦因为例，他在第二次中国考察申请书中说：“如果我的建议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批准，我请求应该及时地采取措施，以从中国政府那里为我获得必要的护照……在护照上明确地提一下我的官职，显然是很有用的。”经过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精心设计，清廷外务部于1905年9月10日给斯坦因发放的游历护照上，将他的官衔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萨道义于9月11日给印度外交部写信时解释说：“在这份（游历）护照上，斯坦因博士的官衔被逐字翻译了过去，其字面意思是‘英国主管教育的大臣’。汉语中的‘大臣’一词，意思是‘大官’。因此，这个官衔可以让斯坦因博士在中华帝国境内与最高级别的地方长官平起平坐。”斯坦因利用“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一虚假身份，在与新疆、甘肃官员打交道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以来发放给西方探险家的游历护照上，中国政府只同意他们“游历”，并向他们提供“保护”，但绝无允许他们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搜集的字眼。即便偶尔出现“考查古迹”、“考求古迹”、“查考古迹”等字样，也绝不是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发掘或搜集文物，更不是准许他们将发掘和搜集到的中国文物携带出境。

斯坦因于1898年9月10日向印度政府呈交第一次中国考察申请书时，提出要在护照上注明允许他进行考古发掘、购买文物。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知道清廷禁止文物出境，于是在致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中，用“探寻古迹”几个字模糊斯坦因的要求。而总理衙门于1899年3月20日向斯坦因发放的游历护照中，直接删去了“探寻古迹”字样，表明清政府连调查古迹之事也不允许。

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期间，正值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逃至西安的光绪皇帝被迫于1901年2月1日发布两道禁止中国人“仇外”的上谕，在全国各城镇张贴。在这种艰难局势下，新疆巡抚饶应祺、喀什噶尔道道台黄光达、和阗（田）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田）县知县韩瑶光等官员仍按照总理衙门要求，监控斯坦因的举动。斯坦因结束野外工作后，潘震奉饶应祺之命，要求他将所获一部分文书类写本留在新疆。斯坦因采取欺骗的手段拒绝了潘震的要求，只同意在喀什噶尔为文书类文物拍摄两套照片，一套赠潘震，另一套由潘震转呈饶应祺。但斯坦因回到喀什噶尔后，食言而肥，并没有向新疆省政府呈交任何文书照片。

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期间，于1907年3月至 6月在甘肃敦煌县“考古”。斯坦因到达敦煌时，当地正流行白喉，全境一派肃杀气氛。斯坦因利用这种形势，到处大肆挖掘，引起了甘肃当地官员警觉。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上报肃州镇总兵柴洪山，柴洪山上报陕甘总督升允，升允上报清廷外务部，清廷外务部于5月20日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要求英方阻止斯坦因的“考古”活动，但英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斯坦因1913年至1915年第三次中国考察期间，手中没有北洋政府为他发放的游历护照，只拿着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于1913年9月底发放的游历护照。因此，斯坦因在考察中受到新疆省政府的禁阻。1915年2 月上旬，新疆都督杨增新给吐鲁番县知事虎文炳下令，要求严禁斯坦因在吐鲁番“考古”：“从前各国游历（人）等，到处将古墓庙宇随意挖掘，发现碑碣古物捆载而去，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许。今屡奉大部来文，保存地方古物。该游历人既往县属木头沟考查古迹，暂不出境，应由该知事即行知照，只能观览考查，不能随意挖掘及运载古物出境。”但斯坦因无视劝阻，仍将百余箱吐鲁番文物运往喀什噶尔。

新疆省政府在阻止斯坦因的同时，还致函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反对斯坦因将文物运出中国。马继业于1915年3月3日致斯坦因信中解释道：“这封信的意思是说：即便您可以检查遗址，您也根本无权去发掘遗址；而且，您也无权将您已经发掘出来的任何文物带出中国去。”但在马继业的协助下，斯坦因还是将文物运抵喀什噶尔。据英国方面《1915年4月喀什噶尔日记》记录：“乌鲁木齐的新疆都督曾经写信来提出质疑，问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是否有权进行发掘，并将发掘所获收益拿走。因此，新疆都督本来可以将这批箱子在路上扣留。”斯坦因文物运输队于7月29日离开喀什噶尔，前往印度。据《1915年7月喀什噶尔日记》记录：“7月29日记。拉尔·辛格押送着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珍宝，离开喀什噶尔，前往列城。有传言说，中国当局打算没收那批珍宝，理由是禁止文物出境。本总领事馆正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中国西北文物，就是在英国总领事馆和斯坦因的这种互相勾结之下走私出境的。

尽管晚清、北洋政府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均对斯坦因等人私自踏察古迹遗址，盗掠、走私文物等非法行径有所掌握，乃至申令交涉，以图阻止，但在“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之下，只能眼看斯坦因等人明火执仗地践踏中国主权。

很多清末民初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接触过中国西北文物。蔡元培于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期间，曾帮助德国汉学家孔好古整理、考释过斯文赫定所获楼兰汉文文书。张继于1908年至1911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巴黎听过伯希和、斯文赫定的讲演。蔡元培于1920年至1921 年赴欧美考察期间，又在刘半农等留学生陪同下调查法藏、德藏、英藏中国西北文物。刘半农于1920年至1925年在英国、法国留学期间，抄录过英藏斯坦因搜集品、法藏伯希和搜集品。这批知识精英返回祖国后，便自发组成抵制西方探险家、保卫中国西北文物的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于1925年领导的第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敦煌考察队，是中国知识分子成功抵制的第一支西方考察队。华尔纳到北京后，与北京大学商谈合作，北大沈兼士等爱国教授委派陈万里加入考察队，以监督美国人的活动。考察队到达敦煌后，陈万里秘密联络地方政府，禁止美国人长住莫高窟，挫败其整体剥移285窟壁画的计划，并打消其进一步赴新疆考古的想法。1926年底，斯文赫定到北京筹建第五次中国考察队。刘半农等闻讯后，联络在京相关机构，于1927年4月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会随即委派刘半农、马衡等人轮流与斯文赫定谈判，最终迫使斯文赫定将第五次考察转化为中国和瑞典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组建“古物保管委员会”，行使全国最高文物考古管理行政职能。官方性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与民间性质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成员大都为爱国知识分子。斯坦因1930年至1931年的第四次中国考察，由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资助。为了获取护照，斯坦因于1930 年先行访问南京。在英国和美国驻华公使的运作下，国民政府于5 月 7 日向斯坦因发放了游历护照。斯坦因在拒绝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及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合作的情况下仍获得游历护照，立即引起中国各界的反对和抗议。5月2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停发斯坦因游历护照，并宣称：“敦煌卷子及佛像之出现，东方古学为之开一新纪元。然此皆中国国家之瑰宝，民族之光荣，外国人据之研究则可，窃之而去则为不法之行动……此项运出境外之敦煌卷子，照法律仍应为中国所有。”这是历史上中国文物主管部门第一次宣称海外藏敦煌文物在法律上应归中国所有。

为了阻止斯坦因再度盗掠中国文物，1930年12月2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蔡元培等19位委员，联名给英美有关机构写了一封《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声明书》：“敦煌……有一批无价的早期汉文写本。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利用了主管道士的无知与贪婪，说服道士将他认为属于菁华的写本部分卖给他，而只付了少量的钱。不用说，这批写本根本不属于卖者所有。这种情况就好比有一个中国旅行者，他冒充成宗教史研究者，去了坎特伯雷，并从大教堂的主管人那里将珍贵的遗物统统买光。”在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31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吊销斯坦因的游历护照。5月11日，国民政府密令新疆省政府：“立将司代诺（即斯坦因）押送出境。并检查，如携有古物及照片等件，即予扣留。”

民国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落后。中国政府虽有禁止外国人来华挖掘、走私古物的相关法令，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保护文物的意识，但终因政府的软弱无能，未能挡住西方探险家劫掠中国文物的脚步。这些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中国政府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不仅在新疆、甘肃的遗址里大肆挖掘，而且通过欺骗、隐瞒等手段，将大量文物走私出中国。从法律角度讲，这些被掠夺至海外的文物所有权仍归中国，促使海外中国文物尽早回归祖国，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