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写载体，纸张出现最晚。东汉时期，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造纸，被称之蔡伦纸，对后世贡献巨大。此前载体主要为甲骨、青铜、简牍及绢帛。自从蔡伦改进造纸术，纸张逐渐普及。而作为书画用纸，“六朝为采用时期，隋唐为造纸昌盛时期，宋为书画纸的仿制时期，元代为用纸时期，明为笺纸时期，清为宣纸时期。书画用纸自六朝至清代被分为六个时期”。
唐 张旭《古诗四首》局部
东晋时，朝廷明令以纸取代竹木简，从而使纸张成为最普遍的书写载体。早期造纸技术不成熟，纸质粗，需要加工以方便于书写。简牍多为单片连接而成，用笔、章法受到很大局限，即使在面积稍大的木牍上也难以自由发挥。一旦改为尺幅宽大的纸张，书写者必然考虑行与行之间的章法问题，包括虚实、避让、穿插等因素。而且由于纸张柔软受墨性比简牍敏感，书写速度更加流畅，线条及笔触变化也更加丰富。无疑，纸张的发明普及为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造纸技术的发展，尺寸不断地增大，对不同时代书法风格也有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受普通简牍形制影响，高度多为二十五厘米左右。据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记载：“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
宋 赵构书《后赤壁赋》局部
换算为国际标准单位厘米，晋代大纸三十一点三厘米乘以四十三点四厘米，小纸二十二点九厘米乘以三十三点七厘米。据潘吉星对几十种纸样实测后，所得的结果为：两晋纸张，直高最大为二十七厘米，最小为二十三点五厘米；横长最长为五十二厘米，最短为四十点七厘米。南北朝尺寸与两晋相类似。由于受纸张尺寸的限制，魏晋时期书法作品多为书信尺牍类的小作品。到唐代纸张的幅面增大，纸的质量及加工技术也超过了前代。同时涌现出许多名纸，如薛涛笺、澄心堂纸、金粟山藏经纸等。宋代能用竹及稻、麦杆造纸是技术上的进步，另一巨大的进步是能抄出长十多米的纸，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纸。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即用一幅十二米左右长的匹纸写成。宋元以后条幅竖制逐渐出现，吴琚的《桥畔诗》轴（绢本）是现存作品中最早的立轴条幅。明中期以后，文人画渐渐发展至明末几乎全为文人画风。文人画家作画非纸底（即未加工的生纸）不能表现其特长，故明中叶之后，纸底昌盛。而文人画家多为书家，半生半熟甚至全生的底纸自然被用于写字，尤以徐渭、陈淳、王铎、石涛、八大山人等为代表。从不渗化的加工纸到渗化的生纸，是书法材料美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加之，明朝建筑高度增加，出现了高堂内悬挂的臣幅立轴，当然前提条件是具备造大尺寸纸张的技术。文徵明、徐渭尤其张瑞图、王铎、傅山等均擅长在巨幅条幅上挥洒，书写巨幅作品蔚然成风。
宋 米芾《晋纸帖》39.1×23.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至今使用最多的无疑是宣纸。宣纸指清朝以后用青檀皮配以漂白的砂田稻草而生产出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纸，一直沿用至今，主要产地在泾县。宣纸源于古代徽纸池纸，清以前徽纸是以楮皮为原料生产的皮纸。宣纸以薄、轻、韧、细、白独树一帜，令人爱不释手，且在中国书画视觉效果上能墨分五色，且墨浓不滞，墨淡不薄，扩散均匀，层次清晰，耐老化，返黄值低，柔软耐久。
历代书家无不重视纸张性能的选择
对于创作而言，纸张犹如战阵，至关重要。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书家对纸张的要求有所改变。但是大多书家对纸张特别考究，非精佳者不可。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开门见山地论述了笔墨纸砚的作用，并将纸列于首要位置：“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兵甲也。水研，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将纸喻为战阵，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书写者必须熟悉纸张的性能、种类，犹如军事家必须熟悉地形的特点一样。选择何种地形，如何利用地利条件，也是战争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南朝虞和《论书表》云：“乃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耀日夺目。”记录了皇家用纸紧密光洁、富丽堂皇的优点，侧面也反映出当时造纸的最高水准。
史实告诉我们，许多书家对纸张选择极为苛刻，非精纸不下笔。王僧虔《论书》指出蔡邕非精致绢素不随意下笔，可见他对纸张要求极为讲究。汉赵岐《三辅决录》记载了韦诞书写必须用张芝笔、左伯纸，否则轻易不动笔。唐张怀瓘《书诀》强调须用剡纸易墨，方能写出好字；其《评书药石论》记述张旭将纸笔精佳作为学书五个必备条件之一。唐卢携《临池诀》将用纸列为第一诀，并强调纸与笔之互补关系，认为纸刚则用软毫笔，纸柔则用硬毫笔。两刚相遇如锥画石，两败俱伤；两柔相遇如泥洗泥，神韵俱失。苏东坡有诗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近代张大千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定制大千书画纸，傅抱石亲到贵州为自己定做皮纸，可见优秀的书画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对纸张都有着特定的要求。纸张如战阵，的确不可不慎重对待。
明 文徵明《上岳丈吴愈函》22.9×30.8cm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器用》一章对《笔阵图》的意旨有所生发，他从反面批评了纸质粗劣的弊端。他认为，纸不光洁则如勇将骑骏马奔走在满地泥泞而又荆刺丛生的战场，虽想冲锋在先也是徒劳的。可见，一直到明代文人尚多喜用光细之纸。当然，当时兴盛的巨制书作对纸张的精细要求自然低得多。绫、绢正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因为绫绢幅式大而且具有较强的耐磨性。
清朱履贞《书学捷要》强调纸笔要精佳，认为书法不工，犹可求之于法度。如果使用的器材也低劣，则无可救药了。明清以后，由于受绘画用生纸的影响，书家用生而渗化的半成品纸的现象也日益增多，这是与以前惯用的加工纸不同的。朱履贞的观点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类似的书论颇多。
唐 小楷《灵飞经》
近现代书家用生纸已是普遍现象。生纸拓展了书写载体的空间，促成了新的书风，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中针对时弊指出书法当用光润之纸，并详论了劣纸、生纸的弊端，劣纸“拒笔则使毫挫折不舒，一笔之中，势理屈而神不完，力以停顿而衰，气以阻挠而竭，如行荆棘之中，欲起复仆，颠顿万状，欲求佳书，岂可得乎？世之爱书拒笔劣纸者，必为爱用柔毫之人。何以明之？柔毫锋长力弱，一撇一钩，势放而难制，施之拒笔之纸则执笔者不能制笔而纸能制之。然虽能制之，不能使之恰到好处，此所不足尚也”。他既论述了劣纸挫锋拒笔的缺陷，并指明其原因在于羊毫柔锋的流行。他的观点颇为合理，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