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翻译家耿济之（1899-1947）。
2012年8月的一天，俄苏文学翻译界先辈耿济之的外孙徐伟志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部他整理的书稿《翻译家耿济之》，我粗略地看了一遍目录，除了收入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戈宝权、赵家璧、王统照、罗果夫等出版界、文化界名人撰写的纪念耿济之先生的文章，还附有一份翔实的《耿济之著译年表》和大量的珍贵照片。我知道整理出这样一部书稿，即便是亲属，也还是要花费极大的工夫和气力。
徐伟志先生和我是同龄人，谈话很快进入了正题，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我编辑《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秦水、吴钧燮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时，看的是耿济之先生的手迹原稿吗？我做了肯定的回答。
记得1980春节过后上班，老编辑吴钧燮先生抱来两大摞稿子，交给我说，这是他花费了九个月时间校订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摞是他校订过的耿济之先生的原稿，另一摞是发稿用的重抄稿，要我对照原稿，检查重抄稿有无遗漏或抄错的地方，补缺改正。如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他商量。时任苏东组组长的冯南江先生还特意拿来俄文版《卡拉马佐夫兄弟》，嘱咐我要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把这次发稿当作一次向前辈学习的机会。
记得原稿很破旧，好像每一页展开都会发出破碎的声响，上面留有不同的笔迹。老吴告诉我，这部稿子“文革”前曾请“北京编译社”的人校订过（该社的张文华在1979年1月9日的一封信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革’前所出的耿济之先生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全都是我校阅的”）。老吴的校订，用的是毛笔蘸红墨水，蝇头小楷，工工整整。这也是我一提到吴钧燮的名字，便肃然起敬的原因之一。过去的纸张质量很差，加上年深日久，稿纸很洇，如做不到胸有成竹，一挥而就，红墨水会一下子洇成一片，认不出字来。最主要的是，译文经他润色修改，更为准确流畅，尤其是那些拗口的长句子，经他拆解重组，变得生动传神，有些地方只用了一个符号，就变得朗朗上口，足见吴先生对原文深刻的理解和中文的功底。
对徐伟志提出的问题，由于过去了三十多年，其间看过许多部这样残旧的书稿，生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还特意写信给吴钧燮先生求证。吴先生回电话说：稿子在他手里九个多月，他每天伏案校改，他可以肯定，是耿济之的原稿。
后来，我在老编辑伍孟昌先生留给我的工作笔记里也发现了一条有关记录：“《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耿济之遗稿，800千字，58年吸收耿济之中译本，请北京编译社根据原文校订，61年校完，改动很大。”另外，我还找到了一张1977年10月外编室副主任蒋路先生填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存稿登记表，如果是用已出版的成书粘贴的稿子，按填表的规定，一定会注明。
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
徐伟志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部书稿是如何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时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已不在了，我只能用自己有限的了解和材料做推论了。
1947年3月耿济之先生逝世，同年8月赵家璧先生主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耿济之遗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四册。有关材料仅此而已，并未留下原稿的线索。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文化部编审处划归出版社，成为出版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原编审处的蒋天佐、曹靖华、冯至等带领他们的编审人员连同所有的资产，包括译文存稿、图书资料，甚至桌椅书柜一同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又有一些私营出版公司也并入人文社，如葛一虹创办的天下图书公司于1953年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后来，以塔斯社名义创办的时代出版社解散，其中的部分编辑人员，如孙绳武、蒋路、许磊然、伍孟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孙绳武、伍孟昌两位老前辈说，他们1953年来编辑室时，就已经有许多俄文存稿了。所以推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原稿很可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建之初，随着众多的俄苏文学遗稿来到文学出版社的。
2008年3月18日，耿济之的女婿，也就是徐志伟的父亲徐昶先生也曾到我的办公室，希望看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原稿。我到总编室去借调，得到的答复是“没找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社有一套完整而严格的书稿档案管理制度，重要的书稿出书后，原稿都要交总编室保管。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记得《高尔基文集》20卷出齐后，就将出完书的译稿退回译者，不再交总编室。这之间社里还处理过几次旧样书、旧书稿。有一次，组长冯南江要我随他到楼后的操场上挑拣有用的书稿，记得我俩提回了几大捆书稿。那是一次较大的清理，篮球架下堆满了各编辑室存在社里的旧书稿，每个编辑室都派人在那里挑捡，余下没人要的全部拉走造纸去了。那时候，正值出版业大发展，各编辑部办公的地方都很紧张，我们现在三人的办公室当时要安排七八名编辑，社里要挤出一个开会的地方，淘汰一些出过书的旧稿子，再正常不过了。前几年，在社里碰见早已退休的总编室老主任，他也记得那次处理旧书稿，他说他当时是反对的，认为保存这些旧书稿可以为日后查找编辑加工过的文字留有根据。当然，大家谁也无法预见到，多年之后会进入电脑时代，手稿会成为稀罕物，甚至进入“收藏”行列。
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遇见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气呼呼的，于是我请他到办公室坐坐。郑尔康早已调离出版社，多年不见，竟没有一句寒暄的话，直接向我诉说起来。原来，前不久，郑尔康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闲逛时发现了他父亲的一封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社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郑振铎先生写给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一封谈论书稿修改意见的信，更为珍贵的是还附有一封郭沫若先生与郑振铎交换意见的信，内容自然也是关于这部书稿的修改意见。让郑尔康先生气愤的是，他出了一个价钱，那小贩用不无讥讽的口吻回答说：“您这个价儿，只够让我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给您看看……”尔康先生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很难用文字形容。他自知无法满足贩子的要价，只得把火气撒到编辑部来。我劝慰他：“你买回来，不如留在收藏者手里，他们保存得肯定比你好……”
还有一件事，我们编辑室的胡真才同志，他是社里负责杨绛书稿的编辑，有一天到我办公室，说刚从杨绛家里来。老人家正在发火，有人要拍卖钱锺书先生的信件，她要给有关部门写信阻止拍卖，因为信里有钱锺书先生骂别人的坏话。
我倒是支持，手稿也好，手书也罢，都可以进入拍卖市场，因为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史料，由于各种原因，大都无法像鲁迅手迹那样出版发行，保存在各种“馆”“所”，名为“文物”，实为“废物”。公开拍卖，也是一种“面世”，更是一种“保护”，既可作为收藏欣赏，也有利于研究利用。
张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