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去学校医院的人多半行色匆匆，很少有人留意到医院南面那个池心亭景区，更不会想到，在池心亭东侧的一棵松树下，长眠着一个寂寞而高尚的灵魂——我们的校友、著名文史学家、被誉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的孙楷第先生。
孙楷第先生
说起来惭愧，尽管笔者受孙先生的惠泽多年，但直到阅读杨镰的一篇论文时才知道这件事。在这篇论证谨严的论文中，杨先生竟自破体例，为孙先生的际遇感叹不已，文章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晚饭后，踏着满地的月光，第一次走进池心亭。池心亭面积不大，没想到布置得如此雅致，水清树秀，花木井然。池心亭东侧，有一棵雪松、两棵油松，没有墓碑等任何标示。凭直觉，我相信自己要找的正是那棵雪松。
树是再平常不过的树，但它此刻有了一种特殊的含义。在笔者的印象中，在校医院南面的某棵松树下，还长眠着另一位校友——著名学者王古鲁先生，也是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示，只有一棵普通的松树。这种看似寻常却又不同寻常的归宿安排方式，使人想到更多、更深沉的东西。
孙楷第毕业证书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尽管他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已显露才华，学识过人，有着“沧州才子”的美誉，但他的一生只用四个字就可概括：看书、写书。数十年如一日，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文革”时期曾有人批评他“北洋军阀也罢，日伪政权也罢，国民党政权也罢，经历多少次政治运动也罢，总是小说戏曲、戏曲小说，此外不闻不问，什么都不懂”。在人心日益浮躁、难耐寂寞的今天，这种学术品格愈显珍贵，毕竟学术并不总是和政治沾边。
子书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沧州集》、《沧州后集》等等，凡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者，不能不由此登堂入室，因为他把学术基石修筑得如此稳固。
他师承著名学者杨树达、陈垣等先生，穷毕生精力，以乾嘉之学治中国文学，成绩斐然，自成一家。
孙楷第签赠王重民《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
早在1932年，胡适就曾预言：“沧县孙子书（楷第）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其时，孙先生还只是个刚入道的学坛新手。二十年后，郑振铎证实了胡适的预言：“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
他治学严谨认真，肯下大气力，遍阅北京地区公私所藏有关秘本珍籍，仍嫌不足，北涉大连，东渡扶桑，访书求学，“搜辑采访颇费工力，稿本斟酌再三，凡经数易，其中甘苦，亦唯同道者知之”。因而他每有新作，必为学界推重认可。戏曲研究界前辈王季烈，视小于自己近四十岁的子书先生为忘年交，亲至北平图书馆造访，切磋交流。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佩服其学问，请他为自己的学生授课。其学识造谐，于此可见。
钱玄同致朱希祖介绍孙楷第信札
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嗜书如命。一生搜集善本古籍数万卷，据刘乃和所见：“里屋的书堆得满满的，书架靠墙，在屋门口已看不见，因为书架前也堆着书，是用书将屋子塞满，中间没有走道，没有一点空隙，一直叠到小屋顶棚，人进不去，因为书的体积和屋子空间是相同的，一直堵住里屋门口。”
“文革”期间，他至为珍惜的图书和多年积累的资料、撰写的书稿损失殆尽，晚年心情一直不畅，抑郁难伸，念及此事，辄痛哭不止。他是带着极大的遗憾辞世的，八十四岁高龄时，还为自已“卧病东辜”未能多读善本而感到遗憾，引陆游“老见异书犹眼明”诗句以自比。临终前，亲友问其未了心愿，他毫不迟疑地写了一个“书”字。
孙楷第送往通学斋寄售书目
多么执着而本色的读书人！他无法不念叨书，“文革”中失散的万卷藏书还没有收回，未刊的书稿有待整理出版。直到他去世五年后，拖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始以一千五百册的印数出版，如今市面上早已脱销。
四十多年前，郑振锋就曾期盼凝结着孙先生心血的专著《小说旁证》能够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同孙先生的其它著作如《读曲礼记〉、《曲录新编〉、《元侠曲故事考》等一样，深藏书箱，令学人望眼欲穿，直到近年，这些书才相继整理出版。看看如今为职称、为金钱而成批生产的大量貌似学术著作的文化垃圾，再想想孙先生传世之作的际遇，你没法心平气和，没法不愤世嫉俗。
孙楷第《也是园杂剧目录》手稿
子书先生嗜书而不呆，并非冷漠、绝情之人。1931年，他到日本访书，“遽闻辽东之变，悲愤填膺，欲归复止”，后来又不无内疚地说：“矧当国步艰难之日，听白山之鼙鼓，惊沪上之烟尘，草玄注易。实际何补？深唯古人‘玩物丧志’之言，所以恍然自失。”
1941年，北京沦陷，北平图书馆被日军接管，子书先生愤然弃职离馆。他爱自己的母校，爱自己的师长，平生十分敬仰陈垣先生的道德学问，两人契结莫逆，成终生师生。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
孙先生在北师大学习、任教多年，对母校感情极深，临终前立下遗言，愿把骨灰埋在北师大校园内，不立碑石，以志不忘母校，不忘陈垣先生。文行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1986年夏，孙楷第先生去世，骨灰安葬于校医院前池心亭的东侧，上植松树一棵，以为标志。孙先生的一生正如杨谦所言：“他的生活、工作似乎过于单调、刻板、冷落，然而他所从事的研究也并不需要借欢呼、高潮来作烘托、陪衬。”虽然没有墓碑，但每个有志于治中国小说、戏曲的后学者在内心深处都会铭刻着他的名字。
纪念孙楷第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安息吧，我们不无失落却又无奈地告慰这个带着遗憾而去的寂寞而高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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