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万字分析：决定2023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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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将在2023年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唯一要严肃讨论的是何种类型的措施。要取得成功，这些措施必须同时实现两个目标：首先，必须充分应对中国的短期形势，大幅扭转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势头；其次，必须帮助中国实现其制定的2035年战略目标。

同样，2023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而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本身是由于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效应而推出的刺激计划失败所致。中国和美国2022年全年经济数据都已公布，这有助于我们清楚地判断这种情况。2022年，美国遭遇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滞胀危机——几个月后，欧盟步美国后尘遭遇类似情况。

具体而言，美国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其经济增速也较前一时期下降一半。这两个因素反过来又导致美国/欧盟经济政策失灵，无法充分应对2023年的短期放缓——高通胀意味着其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采取经济紧缩政策，特别是提高利率，事实上这无法抵消影响，甚至会加剧经济放缓。

正如下文的详细分析所示，结果不仅是2023年美国/欧盟经济短期放缓，而且中长期经济也会放缓，阻碍了这些经济体实现其战略目标。也就是说，美国的刺激计划遭受战略失败——除了短期通胀之外，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将比之前更糟糕。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刺激计划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一是美国刺激计划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导致全球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滞胀危机；第二是中国正在推出的刺激计划，既有可能推动本国经济增长，也有可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这些事实，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2023年的经济目标，就有必要详细研究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了解美国一揽子计划失败的原因，并且在实行自身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吸取其中的教训。

这涉及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问题：

（1）美国/欧盟刺激计划的失败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为它们源自错误的经济分析/理论。遗憾的是，部分中国人将这些错误的理论奉为圭臬。

（2）这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准确评估其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要同时实现2023年近期目标和2035年战略目标，就应准确分析影响短中长期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

因此，下文将首先解释西方刺激计划失败的原因，然后再分析西方刺激计划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的结论。

作为下文分析的前提，我们还需要了解世界经济问题与中国战略目标之间具体的关联。中国政府在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如果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翻一番，这意味着不考虑通货膨胀，人均GDP将可达到21050美元的水平。二十大报告设定的基本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略高于21000美元，将大大高于现在的东欧主要国家匈牙利或波兰的水平，也略高于中等发达国家希腊的水平。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2022年略低于零，因此如果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将会确保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在2022年全年GDP增长3.0%之后，要在2020-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2023-2035年GDP年均增长率至少为4.6%。因此，任何适当的刺激计划都必须实现2023年经济加速增长的战术目标，且同时确保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以下假设将以此为基础。

众所周知，2023年对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都将是极其艰难的一年。美国/欧盟政府充分意识到其经济正在放缓，唯一的争论是放缓多少——唯一的争论是是否会出现实际衰退（负增长），还是仅仅是非常缓慢的增长。这种清醒的认识充斥国际经济组织预测和媒体讨论。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西方政府无法采取任何适当的刺激措施来避免经济放缓，因为在过去两年中，西方经济体目前面临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滞胀危机。因此，极其缓慢的增长伴随着通胀浪潮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第一个具体特征，这种特点与其他低增长时期有所不同。

首先，美国政府宣称“导致这轮通胀潮出现的罪魁祸首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完全不实。澄清这一点也很容易，因为查阅一下时间线就可以了。如图1所示，超过80%的美国通胀上升发生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战争始于2月24日。但是到2022年1月，也就是战争开始之前，美国通胀率就已增长7.4%——从2020年5月的0.1升至2022年1月的7.5%，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6月，美国通胀峰值达到9.1%，因此，82%的美国通胀上升发生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到2022年12月，美国通胀率为6.5%——实际上低于战前。如图上所示，同期欧元区通胀率稍逊于美国。

总之，美国/欧盟的通胀浪潮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将通胀上升主要归咎于乌克兰战争只不过是美国的舆论造势，旨在转移人们对通胀浪潮产生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而这轮通胀浪潮产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效应而推出的刺激计划遭受了失败。

由于疫情期间推出的刺激计划导致美国通胀飙升，美国经济增长极其缓慢。最近公布的2022年全年美国经济数据显示，2019-2022年美国GDP仅总增长5.3%，年均增长1.7%。同期中国GDP总增长13.3%，年均增长4.3%。也即是说，在疫情期间，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2.5倍（见图2）。因此，美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引发滞胀——高通胀和低增长的结合。

图2

众所周知，为了抑制通胀浪潮，美联储和其他西方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提高利率以收紧货币政策，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收缩性经济效应。事实上，如图3所示，自2022年3月达到峰值以来，美国货币供应量实际上一直在下降——造成了异常的货币紧缩态势。这与减缓经济放缓所需的恰恰相反。这将导致美国2023年的经济继续放缓。

美国经济部门在2022-2023年实施这些收缩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欧盟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中期效应遭遇战略性失败。疫情期间的任何短期利益都被紧缩政策抵消了，甚至完全被抵消了，反而因抑制通胀导致经济短期内呈低增长—正如下文所示，通胀本身就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造成的。这些都共同导致了经济停滞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不仅美国/欧盟2023年增长会放缓，而且西方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中长期增长也会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如此认为,即使预测通常有点偏向美国。如图4所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将从2021本已很低的1.9%降至2027年的1.6%。同期欧盟年均增速将从1.4%降至1.2%。

图5所示的是2019-2022年美国政府收支情况。可以看出，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收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美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从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的27.5%温和升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30.7%，增长了3.2%。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疫情期间政府支出大幅增长。从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这六个月内，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20%——从34.4%升至54.9%。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高达54.9%，这在美国和平历史时期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美国政府支出大幅增长，而收入仅略有增长，导致支出超过收入，从而导致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长。如图6所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政府季度债务占GDP比重达到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水平——26.2%。

我们再看显著的美国政府支出用到了哪里。图7所示的是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与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政府支出峰值）政府支出各项用途比较：

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并未增长——初期为3.5%，末期为3.5%。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增长2%——仅14.1%小幅升至16.1%。

2020年第二季度政府补贴（尤其是交通和相关用途）占GDP比重增长4.6%——从0.4%升至5.0%。

个人转移支付占GDP比重增长13.7%——从14.4%飙升至28.1%。绝大部分流向个人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消费。

就经济结构和推出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而言，美国政府支出增长主要用于消费——政府支出增长的10%用于最终政府支出，23%用于补贴，67%用于个人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没有增长。因此，这是一些美国模式支持者极力向中国鼓吹推销的完全或绝大部分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刺激计划。

着眼于消费的政府转移支付大幅增长的同时，美国货币供应量和预算赤字迎来空前增长。如图8所示，截至2021年2月，美国M3货币供应量增长26.9%，迎来了和平时期的空前增长。更令人惊讶的是，从2020年2月至9月仅7个月内，美国M3货币供应量就增长20.2%——年化增长率为37%。这些货币投放量大大超过了2007年后试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美国货币供应量增长。

这一系列消费者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图9所示的是疫情前的2019-2022年的美国GDP构成变化比较。美国消费相对强劲，增长3551亿美元。美国总固定投资增帐小得多，增长8380亿美元，但这甚至不足以抵消同期8480亿美元的资本贬值。

也就是说，将折旧因素考虑在内，在消费激增的同时，美国净固定投资减少了100亿美元。因此，这一时期结束时的美国资本存量比开始时略有减少，也就是说，美国消费大幅增长的同时美国净资本投资/美国资本存量并未增长。

根据刺激计划期间美国GDP构成变化分析，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而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8%(见图10)。这些数据再次证实，美国刺激计划的特点是几乎完全面向消费，并导致美国经济进一步转向消费，同时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刺激几乎是纯粹的消费刺激。

总之，美国政府支出变化与宏观经济变化的联动效应——疫情期间美国经济的变化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出台刺激计划这一刺激计划主要/几乎完全集中于消费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向消费美国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浪潮刺激计划在战略层面完全失败。

就短期而言，通胀浪潮迫使美国不得不出台紧缩措施，而这将使2023年美国经济大幅放缓；就中长期来而言，美国中长期年均经济增速实际上有所下降。

因此，在这些刺激计划结束时，美国经济战略形势比开始时更糟——增长率更低，通胀率更高。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样失败的政策，以及如此负面的结果，应该做何解释？这一切是否有可能提前预料到？这其中有何教训？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完全失败的原因有两方面。当然，归根结底这一失败是拜美国内部不同社会力量角力所致。但从更直接的角度来说，是由于：

鉴于拙文《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而非乌克兰战争》(点击下划线部分查看相关内容)曾对美国经济思想混乱进行详细论述，因此在此将仅围绕美国最新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最为流行（或者说是“庸俗”）的理论错误认识，就是混淆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这种谬误被用来给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和后续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提供理论依据。不幸的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也对此深信不疑。

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必然无法准确了解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而导致一个错误的观点——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超过投资。确切地说：

投资是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的一部分。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机器、工厂等），投资呈现为经济的需求侧，但它们也与其他因素（如劳动力）一起投入生产。也就是说，投资不仅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也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投资支出增加不仅是需求增加，也是供给增加——比如，如果购买了10亿元的投资商品（机器等），经济的总供给也会自动增加10亿元。

与投资相反，消费只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那就不是消费。因此，比如，如果消费增加10亿元，那么经济的需求侧就会增加10亿元，但经济的供给侧不会自动增加。消费增加会增加经济需求，但与投资不同，它不会自动增加供给。

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来说，比如在最常见的“西方经济学”公式中，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创建的“增长核算法”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形式的西方增长核算法则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创建并由欧盟委员会推广应用的KLEMS（资本、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务）核算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供给侧包括活劳动、资本和社会必需（或非社会必需）劳动时间。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些术语之间的差异，因为两者均同意投资（资本）是生产投入，因此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但两者均未把消费视为生产投入。因此，在这两种经济学中，消费只是经济需求侧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供给侧的一部分。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消费不是生产函数投入。但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只要了解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就足矣。

由于投资是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的一部分，而消费只是经济需求侧的一个部分，如果投资需求增加，即实际投资支出增加，经济供给侧也会直接增加。但是，如果消费增加，需求会增加，但供给不会直接增加。

消费本身并非生产投入，也不会提高生产能力。在某些情况下，消费支出增加导致的需求增加可能会间接导致生产增加——但这并非完全自动增加，而且在其他情况下，由于消费并非生产投入，消费需求增加甚至不会间接导致生产增加。在一些情况下，消费支出增加可能只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进口需求。但在所有情况下，只有当经济的供给侧（劳动力、资本等）增加时，产出才会增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严谨的西方经济学，都理解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差异。但不幸的是，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或西方“庸俗”经济学则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出一些引起混淆的说法，比如“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7%”。由于经济分为消费和投资，这一说法意味着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7%，投资则为33%。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是“67%的GDP增长用于消费，33%用于投资”。

但由于消费并非供给投入，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为零。也就是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可能67%的GDP增长用于消费，但对GDP生产的贡献为零。正如约翰•帕波拉正确地指出：“西方经济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谬论遭受系统性失败，在于未能区分消费价值和生产价值。”

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以及消费和投资的作用，直接源于诸如“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7%”这样的说法。如果消费和投资均为生产投入，这意味着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那么假如GDP增长用于消费的比重升至80%，投资则降至20%，生产会继续如之前一样增长吗？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GDP增长用于消费的比重从67%升至80%，而GDP总量保持不变，那么总需求肯定会保持不变——因为消费和投资均为需求的来源。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则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划分将发生变化。但如果GDP增长用于投资的比重从33%降至20%，而因为GDP增长用于消费的比重从67%升至80%，那么生产投入就会大幅减少。由于生产投入大幅减少，其他因素保持不变，GDP增长将大幅放缓。也就是说，消费不能代替生产投资，因为消费并非生产投入。

类似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错误认识，也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我最近在中国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开头的观点“人类所有生产的终极目的是消费”，这倒是也没错，举个例子，修建铁路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拥有钢铁线路或火车头（生产/投资手段），而是为了向消费者运送食品或其他商品，让人们去上班，让他们去度假等等——也就是说，促进消费。但文章接着指出，由于最终目的是消费，因此投资的中间阶段（如修建铁路）应被削减，资金应直接投入消费，比如购买食品优惠券、旅游消费券等。

而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如果10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食品消费券或者10亿元用于补贴旅游，即这些都将同时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但这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也无法增加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但是，如果10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建铁路或购买制造汽车的机械，那么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将会有所提高——它将在未来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因为混淆以上的基本但至关重要的概念所遭遇战略失败对2023年将要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中国是个重要启示。

除了经济理论上的谬误，美国刺激计划的实际效果也与其出台时的经济周期节点密切相关。上文指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不能直接对供给侧作出贡献。但在某些条件下，消费可以通过增加需求间接增加供给。不过，这并非必然的，因为它受到物质条件和收益性的限制。

首先，如果在任何经济体系中存在闲置产能，那么由于消费增加而产生的需求增加，将会产生试图满足这一需求的额外供给。但是，如果没有闲置产能，那么在投资创造额外产能之前，无论需求增加多少，供给都不会增加。也就是说，产量增加可能会受到物质条件限制。如果消费需求增加，但短期内没有能力增加供给，那么需求增加将引发通货膨胀，而非产出和GDP增长。

其次，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商来说，如果需求增加，仅仅有可用的产能是不够的，只有在利润增加的情况下，扩大生产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消费导致需求增加，生产的增加也可能受到盈利能力的限制。

一旦将这些基本条件考虑在内，就会明白为何美国针对新冠疫情效应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在短期和战略上都遭遇失败的原因了。疫情前的2019年底，美国经济增速超过了其趋势增速——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6%，大大高于美国长期平均增速（2.1%）。由于疫情来袭时，美国经济增速已超过其趋势增速，因此经济周期的这一阶段，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存在有意义的闲置产能。

就短期而言，很明显，当疫情来袭时，美国生产立即大幅下降——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较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下降9.6%。不过，在此之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部分原因在于刺激计划的实施——到2021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美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几乎完全以消费为中心。因此，即使在GDP增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后，美国消费（而非投资）仍继续强劲增长。2021第一季度，美国总消费已经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高出7410亿美元，然后到2022年第四季又增长了3028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1第一季度，美国净固定投资仅增长730亿美元。2022年第四季度，它实际下降了1660亿美元，比疫情前的水平低930亿美元。

美国一揽子刺激计划期间的实践充分印证了消费需求增加并不会自动导致生产能力和投资增加——美国消费需求大幅增加并不会导致投资增加，即便投资增加甚至无法抵捎资本贬值。

图11

在美国经济增速已经超过其趋势增速的情况下，需求侧显著增长。但是，由于闲置产能很小，净投资（即资本存量和供给）并未增长，造成美国面临通胀浪潮。一向是美国坚定支持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普京的通胀，通胀是华盛顿自己造成的。”

以上理论问题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中长期战略性后果将会是非常显著的。

就短期而言，任一美国GDP构成要素都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如下文分析所示，这意味着，消费刺激可能会产生短期影响。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情况则大相径庭。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就10年而言，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为0.66。也就是说，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快。

鉴于这种高度相关性，如果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不高，美国GDP就无法实现高水平的增长。换言之，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那么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就必须有所增加。

因此，这为评估美国刺激计划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战略影响，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如前所述，这些刺激计划未能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相反，在这些刺激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略有下降。反映二战以来美国净固定投资呈明显下降趋势的图12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放缓完全相关。比如，这种下降趋势日益明显，疫情前的2019年第二四季度，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仅为4.8%。到2022年第四季度，这一比重降至3.6%。

鉴于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因此，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不会拉动美国长期GDP增速——这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就是说，刺激计划所带来的美国净固定投资进一步下降的联动效应，反过来又会减缓美国长期增速，因为美国GDP增长与净固定投资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为便于大家进一步看懂这些趋势，有必要分析一下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看出，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之间短期内再次没有相关性。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其中最强的是按10年平均线计算的时间段，这其中又以总消费占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最高，为-0.63。也就是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就越慢。

美国一揽子刺激计划拉高了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由于美国GDP增长与总消费占GDP比重之间存在最密切的负相关性，因此这一揽子计划刺激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印证了上文所提到的美国中长期增长放缓的预测。

因此，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不会拉动美国长期GDP增速。也即是说，这是一次战略性失败。

另一方面，澄清“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这一错误认识，有助于避免混淆“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GDP比重”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种错误的认识有时充斥中国媒体。这种区别被往往“增加消费”这一含糊的措辞所掩盖，没有具体说明其含义是增加消费占GDP比重，还是提高消费增长率。因为正如下文所示，就中长期而言，两者背向而行——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以美国为例，实证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这表明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消费增长率之间负相关性高达-0.79。也就是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进而导致美国生活水平就越低。同理，这也适用于中国。

但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是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比重。比如，中非共和国消费占GDP比重高达99%，但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92美元，其人均消费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15%。如果有人告诉中非共和国居民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那将会很可笑，因为99%是消费占GDP比重，而非消费增长率！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由于人均GDP水平和消费增长率极低，导致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生活的消费水平极低。

相比之下，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增长与美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7，如图13所示，这无疑表明美国GDP增长与美国消费增长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首先，就经济周期节点而言，2023年初中国经济形势与美国推出刺激计划时的形势有很大不同。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6.0%。但在前三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4%，在前五年则为6.6%。简而言之，当疫情袭击中国时，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其趋势增速，而当疫情袭击美国时，美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其趋势增速。此外，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大幅放缓——2020-2022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4.3%。总之，在2023年推出任何刺激计划之前，中国前一时期的增速明显低于其趋势增速。

此外，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GDP构成变化也与美国完全不同。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汇总数据计算，2020-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4%，零售总额增长7.9%。尽管从总体的消费中，中国的“零售”相对于美国的数据是一个相对更加狭窄的范畴，但由于零售占消费比重足够大，足以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固定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这与同期的美国模式正好相反。

此外，美国通胀高企，但中国通胀率较低，加上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自2022年10月以来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与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其趋势增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并未面临实质性的通胀压力，也存在闲置产能。

当疫情袭击美国时，美国推出着眼于需求侧——消费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时美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其趋势增速。如有所述，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需求大幅增长，净固定投资——资本供给则并未增长，导致美国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的局面。

疫情袭击中国时，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其趋势增速，其固定投资（固定资本供给）增速高于零售总额增速。增速快于美国的中国完全躲过了美国所面临的通胀浪潮。2022年12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1.8%，当年的通胀率峰值2.8%，同期美国数据则分别为6.5%和9.1%。

因此，美国和中国的这些变化都符合经济理论。它们还决定了两国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所面临的不同形势。很明显，在短期内，中国有足够的经济空间推出包含大幅提振消费（仅需求侧）的刺激计划，而不可能引发严重通胀。

事实上，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刺激消费是必要的。从政治上讲，与之前的增长率相比，疫情期间的消费增长率相对较低，这意味着消费短期快速增长将有助于人民从过去三年的牺牲中恢复过来——这三年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也牺牲了生活水平；在经济上，消费行业增长速度慢于比其历史增长速度，给它们带来了负面压力。因此，刺激消费将大大有助于消费行业产出增长。

刺激消费对于旨在取得相对快速成果的刺激计划也特别合适——因为一般而言，面向消费者的行业的短期生产增速可能快于资本品行业，因为面向消费者的行业资本密集程度一般来说低于投资行业。因此，产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长的同时不需要付出投资行业经常需要的极高的资本支出。

关于消费刺激的形式，正如在中国已经广泛讨论的那样，应该旨在最大限度地限制家庭增加他们选择存起来的资金，鼓励他们及时把钱花出去。这样的举措包括降价、有时间限制的资助补贴、必须在特定日期前使用的消费券等一些措施。中国各地区已经出台一些此类方案。虽然这些手段不可能100%防止此类资金流向储蓄，但依据理论和笔者的个人经验，大部分此类刺激消费不会流向储蓄。

当然，笔者没有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推行经济刺激政策的个人经验，但我在超大型城市伦敦的经历也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2000-2008年期间，笔者曾负责制定和推行英国伦敦的经济政策。由于拥有极高的生产力水平，伦敦的经济规模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欧洲唯一一个与美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城市。

笔者在在伦敦施行刺激的政策和如今中国各地区出台多种举措很相似——通过营销、降价、优惠券和其他措施刺激短期消费。2003年，由于受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影响，伦敦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和新冠疫情一样，这是一次外部冲击，而不是由于经济周期中的正常经济过程造成的。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城市之一，尤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商业和旅游目的地的首选，这些都构成了伦敦经济的一大部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恐怖主义或军事袭击的恐惧导致国际和国内游陷入崩溃。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伦敦酒店客房日价下降70-80%，而那些因为品牌原因拒绝降价的酒店，住客数量下降70-80%。由于担心恐怖袭击，国内游客的访问量也有所下降。这给伦敦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下行压力。

战争期间，伦敦并没有推出应对这场危机的任何刺激计划，因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可能会被杀害，价格或营销激励措施都不足以带动人们前往旅游景点。但是，当战争结束时，刺激计划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这一情况一发生，伦敦市政府就推出了针对消费者的刺激计划，与今年年初中国一些地区和城市推出的计划基本相似。

这包括两个要素。首先，由市政府资助的一场大型营销活动开始，在该市推广旅游景点、餐馆、展览馆等；其次，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举措中，政府推出了补贴，允许游客景点、餐馆、展览馆等临时降价。在伦敦，鼓励参与此项活动的私营部门公司提供临时降价，市政府也会向此类公司提供补贴，以使降价幅度更大。

这项针对消费者的计划取得圆满成功。国际和国内游客数量都迅速回升，促进了该市的经济复苏。虽然这些刺激措施中的一部分完全有可能流向储蓄，但总体而言，很明显，大部分用于消费，整个短期计划是成功的。因此，出于理论原因和实践经验，笔者强烈支持在适当的经济环境下推出针对消费者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任何此类消费刺激措施，即纯粹针对需求的刺激措施，都不会自动增加供给。因此，除非在经济深陷萧条情况下（这时会存在大量未使用的产能，但中国目前还不是这样）纯粹的消费（需求侧）刺激才能导致大量闲置的资本投入使用，而只有包含固定投资增长的供给侧增长才能支撑起中长期的生产/GDP增长。因此，要判断任何刺激计划的战略效果，不仅需要不断评估对需求和消费的短期影响，还需要看它是否在增加投资。

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此类针对消费者的计划是在支出发生时及时调整而达到目的的——比如，通过价格和/或广告激励来实现目的，激励消费者当下消费，而不是延迟时间支出。尽管经验表明，就中长期而言，这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短期影响，但如果没有其他变化，支出仍将受到收入的限制。

消费刺激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支出发生时间点，在某些情况下，这对经济非常有利，但它本身无法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总体支出。长期支出是由收入决定的。如果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短期内高于正常水平的支出将伴随其后低于正常水平的支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有收入的增加才能带动消费长期稳定增长。收入长期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生产。

第二，除短期之外，当未使用的产能被重新投入使用时，只有增加投资，即增加供给，才能增加产能。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与美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一样，消费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将主要或甚至完全在中长期内引发通胀，而不是增加产出。

与短期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经济战略存在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尽管在疫情期间，中国固定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但这完全是由于消费增长急剧下降所致，并非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所提高。如图14所示，2022年1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实际上略低于疫情前的2019年12月的5.4%。

图14

同样要指出的是，从长期来看，固定投资，特别是净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已经大幅下降。最新的国际可比数据显示，净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大幅下降近10%——从2009年的26.2%降至2020年16.5%（见图15）。

正是由于这一点，澄清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错误理论认识就至关重要。如果消费是生产投入，也就是经济供给侧投入，那么消费可以弥补生产经济增长方面投资的下降。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对GDP生产的贡献为零。因此，如图16所示，净固定投资下降必然会导致GDP增长下降。

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2009年净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从2009年26.2%的峰值降至2020年的16.5%。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14.2%峰值降至2020年的2.2%，尽管后一数据肯定是受到疫情拖累，但在此之前的下降趋势显而易见。这一转变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也正如美国实证数据所印证的那样——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低，GDP增长就越慢。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74。这吻合上述观点——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也不是经济供给侧投入，它不能替代投资在GDP增长中的作用。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

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之前提到的另一种错误的理论认识，而不澄清这一错误的理论，可能就会引发如美国一样的后果。“提高消费”这一笼统的说法，掩盖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正如美国实证数据所示，两者背向而行——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关于美国的实证研究吻合经济理论。如图17所示，与预计的完全一样，这完全适用于中国。

根据最新数据，以能消除疫情造成的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年移动平均线计算，消费占中国GDP比重大幅增长5.3%——从2020年的49.5% 升至2021年54.8%。但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增长大幅下降5.4%——从2020年的10.1% 降至2021年4.8%。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为-0.76。也就是说，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将导致中国消费增速放缓，从而中国生活水平增速放缓——这与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同。

由于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有必要严格作出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被“提高消费”这种笼统的说法所混淆，而消费占GDP比重增加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生活水平的降低。因此，用最近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是因为消费占GDP比重太低了，这种说法极具误导性。

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将导致中国消费增长放缓，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这与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同，这是因为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为0.76（见图18）。也就是说，如果GDP增长放缓，消费增长也会放缓。由于投资是生产投入，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降低投资占GDP比重，将导致GDP增长放缓，进而导致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放缓。中美两国实证数据均印证了经济理论的这一重要预测。

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分析2023年短期刺激计划与长期战略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盘活现有的未使用产能，短期消费刺激相当有必要。但由于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也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这样的刺激计划本身不会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因此，只有消费需求增加导致供给（必然包括投资）增加，才能促进长期增长，从而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了解这种情况是否发生的唯一方法，是细致认真地监测投资的实际情况。

对此，当然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预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但是，正如我以往所强调的，最终要用事实说话。如果消费刺激计划所产生的需求没有提高投资（这正是美国所发生的情况），那么一旦闲置产能得到盘活，长期消费刺激将引发通胀——这也是美国实际发生的情况，但这完全吻合经济理论。

为了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经济总量/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这需要经济的生产能力翻一番。尽管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但由于消费不是生产投入，消费增加本身不会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7%”或者“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多少多少”等等掩盖事实的错误说法，有时会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以此为依据合理化美国前一时期的破坏性的经济刺激计划。事实上，实现2035年目标，投资将贡献生产能力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而不是消费。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自然并不意味着，即使在短期内，任何最初的需求侧刺激都应该完全由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同样能拉动整体需求。但从中长期来看，经济的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差异变得尤为明显。因此，如果消费需求增加，但投资没有增加，只能产生相对短期的产出增长。相比之下，投资增加，因为它不仅增加了需求，而且增加了供给，这会导致产出的中长期增长，从而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

因此，在制定经济战略目标时，就尤为需要重视为投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但由于篇幅的原因，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刺激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是西方主要经济体同时出现的高通胀和低增长，这与美国针对新冠疫情效应出台的刺激计划遭遇可预见的失败密不可分。反过来，看清这一失败的原因，对于2023年中国经济所需的短期刺激计划以及它们与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特别是：

（1）如上文所述，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极具破坏性。美国刺激计划结果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完合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严谨的西方经济学的前瞻性价值。但它们也说明，西方庸俗经济学存在极具破坏性的错误理论——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奉为真理。

（2）西方国家目前面临四十年来最严重的滞胀危机，并非是由于乌克兰战争造成的，而是由于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遭受重大失败所致，因为这轮通胀浪潮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美国经常把错误的理论——消费可以产生某种东西，即它是一种生产投入，作为合理的决策依据，因此推出了一揽子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

如果这样的刺激措施是在美国经济增速低于其趋势增速且拥有闲置产能时推出，那么尽管理论上存在瑕疵，但这样的刺激措施可能产生效果——经济措施取得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实际内容，而非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相反，这种大规模的仅针对需求的刺激措施，是在美国经济增速已经超过其趋势增速时推出的，结果完全可以预见——随着需求大幅增长，而供给却没有增长，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引发通胀浪潮，即这是一场短期危机。高通胀反过来导致其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采取经济紧缩政策，特别是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这些紧缩政策反过来导致经济放缓——这意味着美国刺激计划在短期和战略上均遭受失败。

（3）中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现实情况。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其趋势增速。因此，需求侧刺激将发现存在大量未使用产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仅针对需求侧的消费刺激措施可能是有效和必要的。因此，基于经济理论和个人实践经验的考虑，笔者强烈支持将消费刺激作为当前中国总体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的观点。

（5）这一错误理论所带来的破坏性实际后果显而易见。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在当前中国经济条件下推出的针对消费者的刺激措施，应该会导致生产快速大幅增长。但中长期内会发生什么，将取决于这种需求侧刺激是否伴随着经济供给侧增长——这需要投资。鉴于此，消费刺激所产生的产出的初始增长应当不会在短期内引发破坏性的高通胀，但在一段时间后，则取决于闲置产能多少，除非投资增长，即供给侧增长，否则将出现低增长或高通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像在美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6）应清楚地了解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对对消费的长期影响。就中长期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因为它导致投资占GDP比重有所降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就会越低。就更长的时期而言，比如到2035年的这12年，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导致更低的消费增长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反之，如果提高投资占GDP的比重同时降低消费比重，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那些主张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降低2035年可能的生活水平。这是必然的结果，经济理论和中美两国情况均印证了这一点。

（7）消费刺激对于盘活闲置产能，拉动2023年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有利的。但消费不是生产投入，生产能力翻一番需要大量增加投资。因此，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为投资创造条件——由于篇幅限制，这需要另写一篇文章展开讨论。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刺激计划的极端负面影响拖累，经济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澄清上述的错误理论对于实现2023年中国的近期经济目标和2035年的战略目标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