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小农意识观念形态的解析——吴丹毛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它是 狭隘保守、平均主义、知足常乐、权威心理等小农意识产生的温床。 小农意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在现代社会也有某种存在的必要因 素，但是，它是一种强大的传统，我们对它进行分析和了解，是希望 在现代化高速发展而小农意识不可能快速消灭的情况下，寻求一条有 效克服其消极影响的途径。为能有效解读它的落后性，必须对传统社会家国同构“一体化结构”的社会形态进行剖析，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后果是小农意识积弊的根源，因为小农意识作为一种传统意识，其落后 的属性对现代社会仍然有消极的影响。

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宗法制度下，国家与家庭 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家庭的因素向上延伸，使国家保留了许多 血缘家庭的特色，如“父权制”“家天下”等；另一方面，国家的因素 也向下延伸，使家庭采用了许多国家式的统治手段，如君主权威，建 立武装，家丁护院，庙宇祠堂。这种双向延伸的结果是使国家植入 家庭之中，家庭长入国家之内，造成了国与家在组织构成方面的一 致性。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 这个系统由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中国传 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主 体是由大量自耕农和少数中小地主构成的小农，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孤 立分散。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 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 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分散的小农在政治上无法代表自己，他 们不是社会的组织者而是被组织者。在中国的古代，国家与小农之间没有欧洲式的集生产、消费、管理于一体的中间组织——庄园，而是 直接面对广大的、分散的小农。因此，只有建立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 的官僚政体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这是作为社会另一个子系统的政治 制度的特征。高高在上的中央专制政权与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小 农及其家族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垂直的纵向官僚系统实现的。官僚一方 面要绝对服从中央政权的指令；另一方面，由于统治区域广阔，信息 交流手段落后，因此地方官员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政府，而只能按照 一定的统治原则建立行政机构运行的“自动程序”，并由这个程序控 制官僚在各种具体政事面前实现不同管理措施的自动作。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行政官僚，他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前者是指他必须独 立地解决各项事务，后者是指他采取的一切行政措施必须自觉地遵循 一个永恒的原则。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察，全国各地广大区域 内的所有官僚也都必须遵循同样的统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儒家正统“君君”的观念，即“忠君保民”。这就是构成社会系统的第三个子系 统——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是相互依存、彼 此强化的，这种关系被称为“一体化结构”。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构成中国社会的三个子系统的关系是非常协 调、彼此依赖的。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如果偏离了正常的运行 轨道，都会破坏子系统之间的平衡状态，其结果将是崩溃性的。比 如，儒家正统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一旦发生动摇，纵向 行政系统中的官僚就会各行其事，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小农，因此必 然带来整个社会的瓦解。同理，如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生了某种 变化，比如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商品生产者就会要求人与人 之间建立完全平等的货币交换关系，官僚等级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 壤，社会也将瓦解。因此，中央王权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方面， 强化儒家正统，将其他学说斥为“离经叛道”的邪说；另一方面，它抑制小农经济中产生的商品经济的萌芽，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这是造 成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在宗法社会里，由于国家是按照家庭的形式被仿造的，因此组织 机构必然也是相同的。与国家的构成同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系统， 也是由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而且三个子 系统与构成国家的三个子系统在性质和内容上完全相同，即：小农经 济、家长专制统治和以“孝”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 系也是相互协调、彼此依赖的。因此，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 庭的放大。人们习惯于将家庭称为社会的细胞，的确，在家庭这个细 胞里保留着国家的全部遗传信息。当国家遇到某种不可抵御的原因: 如农民起义而不可避免地陷于瓦解之后，保留在家庭之中的有关国家 的遗传基因就会释放出能量，按照消亡了的国家的形式复制出一个新 的国家，而这个新的国家除了朝代名称变换之外与旧国家没有任何表 现形式或内在本质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除了家庭之外，再也没有任 何可供新国家借鉴的组织形式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处于自然满足状态，“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相互间缺乏横向联系和比较。 在这种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生产规模、生产空间狭小，生产程 序稳定，生产过程简单，人作为个体的主动性发挥不出来，却很容易 产生惰性。

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以家庭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是一种“男 耕女织”，将农业、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结构，个人可以在家庭 范围内再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它有明显的两重性：其一是封闭的狭隘性。小农经济的自然属性表现为衣、食、住、行的必需品，除盐、铁 等个别当地不能生产的产品外，都可以自给自足。在中国的家庭经济 里，从种植开始到织布为止都是自己进行的。不像西方，烤面包需要 有作坊，每到星期天，大家还能集合在一起作礼拜，总有个公共的集 合场所，人与人之间总还有些联系。据清朝笔记小说记载，康熙盛 世，社会安定，京城外有一乡绅，虽年近六旬却从未到过京都。时 逢春暖花开之际，为了此心愿，骑驴赴京。京城繁华景致使其眼花 缭乱，回到乡里，京城之行竟成一爆炸新闻。其口若悬河，侃侃而 谈，使众乡邻为之瞠目。一小儿问曰:“先生可见皇上用膳?”答曰:“皇上早膳，烙饼摊鸡蛋。”这乡绅为皇上杜撰的早餐，就是他生活中 款客之佳肴。中国农村经济封闭的体系，造成了人们目光狭隘、短 浅。其二是稳定的保守性。所谓“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 薄弱、技术落后的简单再生产，它有顽强的再生能力。农业如果欠收 了，可以用手工业和家庭畜牧业补充其不足。如果农业、家庭手工业 和畜牧业都受到灾害，它甚至可以用把自身生活用品的消费减低到最 低限度的方式，来准备进行下一个年度的再生产。因此它生产的规模 虽然很小，但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弹性却很大。丰年他不愿意去冒 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风险，歉岁也不会一下子破产。小农生产不是为 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 行，需要的是稳定、保守，而不是发展变化。

传统社会传为美谈的所谓“国籍千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 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 正是典型传统社会经济的写照。农业上传统的耕作方法和手工业的技 术都是祖孙世袭，原封不动地一代一代传下去。生产工具经历千百年 而无变化，汉代发明的耧车、翻车一直沿用到现代，锄、犁等生产工 具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很少有所改进。人们习惯于固定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表现出本能的抵抗。鲁迅先生对阿 Q 以 中国乡下人特有的狭隘眼光看不惯甚至鄙视城里人进行了刻画：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半寸长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了的。可笑！在这 种保守心态的影响下，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尤其到了传统 社会的没落时期，传统社会制度更加腐朽、保守，落后陈旧的思想更 加顽固，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华出口贸易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农业与家庭工作相 结合的中国社会结构”。“因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直接结合而起的巨大的 经济和时间的节约，曾对大工业提出非常顽强的抵抗。”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源远流长，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 构中，其传统成分就越是根深蒂固。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小生产社会，小农意识的本质就是平均主 义。在传统的农业国中，人们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过日子，向有限的 资源竞争，根本没有机会依靠个人努力在不对周围人进行剥夺的前 提下，达到经济上出人头地的目的。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财富犹 如杯中水，一个村庄里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地主，“朱门酒肉臭”，就 必然“路有冻死骨”。因此，百姓们希望的是平均财富，人人均等。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几乎每次都以平等为口号。庄子借盗跖之口讲:“分均，仁也。”钟相、扬么向往“均贫富，等贵贱。”洪秀全则以 “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为理想，孔子也没忘记要为这种平均主义增点色彩，他提出“均产相安”的主张，认为:“吾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平均主义社会里，别人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嫉妒必然成为一种异 常广泛的社会心理。

嫉妒是人在自我价值的追求过程中，由于受到外界排斥自我或超 越自我的某种因素刺激时，而产生的某种不舒畅情绪。在社会发展 中，人总有优劣、强弱之分，而人又总是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 的。当人优我劣，人强我弱，人智我愚，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的实现总不如人时，希望看到他人的失败而幸灾乐祸，不愿成人之美就这样 成了传统。这种人可以怜惜别人的苦难，但并非是同情心的体现，而 是一种自我慰藉，只有在别人成功会增加自己机会的社会中，人才能 为别人高兴而高兴。中国人常能共忧患而不能共欢乐，所谓“穷兄 弟”而未听说“富哥们”。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概莫能外， 盖出于此种心态。平均主义生活观是“恨人有，笑人无”，我不能比 你穷，你不能比我富，发展观是“进同行，退同步”，我不能比你慢， 你不能比我快。从总的趋势来说，平均主义所导致的个人行为是缓 慢、静态、不讲差别、不讲竞争，也是形成人们嫉妒、抗变、防范等 行为的重要因素。

平均主义在传统社会里已成为一种异常广泛的社会心理。求富， 就要讲求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就会出现不均与不 安，求均、求安则将人们引向生产成果的再分配。尽管在穷困普遍化 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重新开始争取生活与生产必需品的斗争，人们也 还是将均平世界观视为理想。这种民族素质中的缺陷，作为一种内耗 因素，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老子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常足矣”， “知足不辱，知足不殆，可以长久”。并且由此发展到禁欲：“我无欲 而民自补。”而君子善政，百姓幸福，风调雨顺，温饱太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传统社会中小农们憧憬的理想王国。 列宁说:“独立的农业劳动，只有在最好的年成和特别顺利的条 件下才能抵偿这种农民的生活费用，所以这种农民的地位是极不稳固 的。”小农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稳固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具有不可克 服的致命弱点。一家一户势单力孤有限的经济力量，基本是靠天吃 饭，无力应付各种天灾人祸，国家繁重的赋役，频繁的战争，常常使得小农家破人亡。

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这里最大的束缚是自然资源的吝啬。古 代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上游流域，境内的高山深谷不能种植，只有 黄土高原可供农耕，但土质瘠薄，又兼河水经常泛滥成灾，歉收年景 较多。随着人口的自然膨胀，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中国境内则 多山地、丘陵，可耕地很少。由于人均土地资源稀缺，众多小农一生 只能在窄小的空间活动，在一定的土地上求生活。虽然生活资料稀 少，生活程度低下，但土里刨食，尚可满足生存。

传统社会千百年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管，秋收 冬藏。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只有季节的转换，没有时代的变更。这 种在简单再生产不断延续下定型化了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乐 天知命，安分守己。每一个人感觉到除了接受传统的地位外，若是想 自辟新路，新路前面并没有可靠的机会，冒险者尽管可以置生死于度 外，可是至少要有一个引诱他的目标。在一个被封闭了的社会中，冒 险者是不会有结果的。在这种生了硬壳的文化里，除了安心在壳里求 生存难有他途，于是，聪明的人“克己复礼”把生活托付给传统，他 们只能在控制自己欲望的方法下求一个平静恬适的生活。

知足，是小农经济下旧式农民的生活态度。贫穷把他们的愿望压 制到最低的生活限度，愚昧使他们无所求，专制更使他们不敢有所 求。他们无力向自己的命运抗争，一小块土地便是永恒的乐园。如果 风调雨顺，那是上天的恩赐，一旦徭轻赋薄，更是皇家的仁慈，这已 不仅使他们知足，而且是深似海、重如山的浩荡恩德了。知足之外， 他们更懂得了感恩。落后的社会，昏昧的时代，造就了知足的性格。它意味着停滞、守旧和无所作为。它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活着的动机，没有生活的激情；它是希望的泯灭，思想的干涸，社会活动的衰竭和“慢性自杀式”的人才的彻底灭绝。

黑格尔说:“东方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一个大力之畏惧，个人在 一个大力面前是一个偶然无力的东西。”小农经济由于工具简陋，生 产规模狭小，使得他对于种种天灾人祸无能为力，习惯于把自己的 利益和愿望，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真龙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 爷”的出现上。中国传统社会在人们脑海里深深地打入权威意识的烙 印，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以权威的意志为转移，既迷信权威也恐惧 权力。

本来一个国家乃至一个组织，形成权威是必要的，但人们过分崇 拜权威，即说明人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因为权威的作用是影响 人而不是约束人。不可否认，在现实社会中存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如 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下级对上级唯命是听等，均与迷信权威有关 系。迷信权威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加重了权威的某些缺陷和其缺陷 对周围的影响程度；同时抹杀和束缚了人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当然，也加重了由权威所产生的地位主义，使一些人形成了畏强欺 弱，阿谀奉承，对上毕恭毕敬，对下蛮横苛刻的恶劣行为。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家庭，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多半是靠与自 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经济上的自足状态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处于分散隔绝状态。人们在创造价值上感到无能为力，对自身幸福感 到毫无把握，于是只有无所作为甚至依赖成性。

小农经济的这种无力性，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特点，就是小农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既形成了一个阶级又没有形成阶级。反映在历史进程中就是社会矛盾的积累与积聚达到临界，只能通过农民暴动、农民战争而得到暂时的消解。在暴动与战争期间，大一统局面的被打破，是为了迅速地重建一个新的大一统。中国传统社会数量巨大的小农百姓可以形成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浩大的农民起义，甚至可以“翻天覆地”地改朝换代，但却翻不出新的花样来。因为不能代表自身利益脆弱的小农经济的特性使小生产者不得不拥立一个新的主宰，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来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也就是立个好皇帝，还得回到传统宗法的大一统局面。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不仅具有金字塔式的稳固性，而且具有不倒翁式的回复能力，使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近乎循环的停滞状态，缓慢的生活节奏，真使人感到如鲁迅先生所言“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缺乏主体意识的小农，反叛的最终成果只能成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一个国家需要英雄，但一个离不开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对中国小农意识的揭示，可以警视示国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应该以一种阳光健康的心态面对人与人的相处与交往。以现代社会民主法制的观念超跃传统的文化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