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论坛·2022盘点之四｜全球经济裂变与区域、国别经济的风向观察

2022年是世界经济充满变数的一年，新冠疫情延宕、乌克兰危机升级、美联储激进加息、全球通胀飙升、能源和粮食危机发酵……在“黑天鹅”“灰犀牛”交替冲击下，世界经济之舟遭遇顶风逆流，复苏航程充满风险和挑战。让我们看一下2022年全球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国别经济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以及将形成怎样的趋势。

一段时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相继调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全球从“货币宽松潮”向“货币紧缩潮”加速转变，这可能会加大其他经济体的增长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波动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

彭博新闻社预计，七国集团经济体央行年内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合计将达到4100亿美元。美联储在5月3日至4日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将利率上调50个基点，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从6月开始以每个月475亿美元的速度减持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规模分别为300亿美元和175亿美元，三个月内逐步将减持规模分别提升至60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合计每个月950亿美元。欧洲央行方面，主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为2014年开始的常规资产购买计划和2020年开始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

根据历史经验，发达经济体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影响其他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形势和金融稳定。在央行紧缩政策下，发达经济体可能出现本币升值和资产收益率上升，推动国际资本向发达经济体回流，部分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差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抵御冲击的能力和手段均较为有限，可能会成为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在经历两天的会期延长后，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终于达成令人振奋的“日内瓦一揽子协议”。在疫情、俄乌冲突不断割裂国际经贸体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MC12过程坎坷但最终成果不凡，充分说明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机制乃人心所向。国际社会普遍寄望WTO在应对全球挑战、推动疫后复苏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发布《MC12成果文件》，重申加强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二是达成WTO应对疫情和粮食安全等紧急情况的一揽子计划。三是达成削减渔业补贴的多边协议。四是电子商务免征关税展期。此外，MC12正式启动WTO改革程序。WTO表示将设立适当机制，对WTO已经陷入瘫痪的三大功能——谈判规则制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及透明度和监督——进行全面的改革，而且争取要在第十三届部长会议前有所成果。这有助于修复目前WTO机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动WTO不断完善。

尽管WTO前路坎坷，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加入世贸组织20余年来，中国发展自己，造福世界，不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多边机制。未来，中国仍将顺应时代潮流，呼应国际社会期待，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推动WTO在应对全球挑战、推动疫后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俄最重要的大型国际论坛之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本届论坛成为外界观察俄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论坛签署协议价值超过5000亿卢布。这表明，在西方围堵与封锁下，俄罗斯并未成为国际社会“孤岛”，各方仍寻求与俄保持经济联系和务实合作。

普京在论坛全会上的致辞备受瞩目。其主要立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俄有能力应对西方制裁；二是俄将保持开放，永不自我封闭和孤立。

尽管论坛遭到西方抵制，仍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人士出席，甚至有许多西方公司匿名参会，论坛签署协议价值超过5000亿卢布。这表明，在西方围堵与封锁下，俄罗斯并未成为国际社会“孤岛”，各方仍寻求与俄保持经济联系和务实合作。

与中国合作是本届论坛的焦点之一。俄总统普京表示，俄与中国长期发展合作并非基于地缘政治，而是基于中国的发展潜力，亚洲和中国是当前世界发展中心。俄中两国保持高度政治互信，双边贸易额将创新高。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称中国是哈主要经贸伙伴，深化与中国多边合作是重要任务，呼吁在欧亚经济联盟内将欧亚一体化与中国“一带一路”理念相结合。

美联储近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水平提升至2.25%至2.50%水平。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联储最大规模的连续两次会议加息。

此轮加息，特点明显。第一，加息节奏快、加息幅度大。第二，近三次美联储加息可谓毫不迟疑。第三，加息使利率水平已接近中性利率水平。

国民众日益感受到日用品价格，尤其是汽油价格的上涨，对物价表现出“暴躁情绪”。这种情绪让拜登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深陷泥沼，尤其是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仅有30%。生活成本成为美国家庭面临的最重要经济问题。拜登公布的抗击通胀计划中认为抗通胀的首要责任是美联储的，实质上是将通胀问题“甩锅”给美联储。美联储不得不大幅快速加息，不惜抑制经济增长，给通胀降温。

然而，美联储能控制的是需求端，但很难影响供应端。而美国通货膨胀高企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当前解决供应链的断裂和短缺问题才是实质。

美联储加息推动美元升值。从历史上看，美元极速升值往往伴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两大风险。其他国家为抵抗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或以被迫加息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经济状态也没有好到可以承受竞相紧缩货币政策的程度。上述风险，无疑再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

在新发展格局下，今年刚刚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开始加速区内贸易扩张，助力中国经济阔步走向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统一大市场，呈现推进区域经济整体成长发展的导向作用。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总额达2.86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4%，与RCEP尚未生效时的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9%。其中，出口达1.38万亿元，增长11.1%；进口达1.48万亿元，增长3.2%。增幅均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平均增速，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也是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

RCEP是2012年11月由东盟为中心的区域16方共同发起谈判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其宗旨是通过共同降低区内关税税率，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交易成本，推进区内相互投资，促进人员、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交流，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贸易扩张，经济成长，社会福祉水涨船高。RCEP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达成区域统一规则，向着区域统一市场方向发展，必将有利于区域社会福祉的共同提高。RCEP不仅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在一起，而且第一次将美国的地区盟国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纳入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框架，形成资金（储蓄）、资本、技术、劳动、资源、人口等诸多要素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活力，促进形成“比较优势发现型”区域合作模式。RCEP生效，必将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注入全新活力。

7月4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七次外长会在缅甸古都蒲甘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发表了联合公报等6份合作文件，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会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澜湄合作启动六年来发展迅速，成果显著，成功打造了区域合作的“金色样板”。此次外长会取得诸多新成果，令人眼前一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创纪录的达到3400余字，为历届外长会联合公报篇幅最长，直接反映出澜湄合作多领域持续推进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中方还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启动了中柬、中老、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外长会结束后不久，中泰双方又达成了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这些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了新动力，也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良好范例。澜湄合作正在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迈出新步伐，“金色样板”上的金光将越来越耀眼夺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前不久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中表示，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的时机已渐成熟，愿加快推进可行性研究。

中吉乌铁路是一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铁路，从中国新疆喀什出发，途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苏，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然后进入东欧和南欧。该铁路全长约523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约213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26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约50公里。

早在25年前，中吉乌三国已经开始商议建设中吉乌铁路，并于1997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但因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而被搁置。今年恰逢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以此为契机重启中吉乌铁路建设，对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携手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吉乌铁路可行性研究工作已于8月2日启动，完成可研工作后，项目将于2023年开工。该铁路是中国在中亚建设的首条标准型铁路，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目。

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欧洲经济自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步伐。在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供给紧缩、供应链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当前欧洲能源危机加剧、通胀持续攀升、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大，三重压力致使欧洲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加大。

能源危机加剧。欧洲对俄能源依赖度高，约45%的天然气、46%的硬煤及27%的原油需自俄进口。近年来欧洲不断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但储能技术不完备、天气不稳定，进一步加重了欧洲能源结构的脆弱性。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不断削减对欧能源供应，致使欧洲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加剧欧洲能源市场供应危机。2022年3月以来，欧洲原油、煤炭、天然气价格最高分别触及123.48美元/桶、458.65美元/吨和227.2欧元/兆瓦时，成为近十年来新高，大幅推高了用能成本。若俄持续限制对欧能源供应，必将引发居民用能受限、企业被迫停产等一系列问题，无疑将使本就艰难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5月发布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中，将欧盟和欧元区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由年初的4%降至2.7%，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由2.8%降至2.3%。在7月发布的夏季经济展望报告中，欧盟和欧元区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降至1.5%和1.4%。同时，欧盟和欧元区2022年通胀预期分别高达8.3%和7.6%。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经济可能陷入高通胀、低增长困境，滞胀风险不断上升。

美欧对俄制裁与俄反制裁的角力升级，导致欧洲的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日益恶化，欧洲“去工业化”风险不断累积。能源价格重压下，欧洲制造业不断减少在本国的工业投资，并将生产线外迁。能源危机再次暴露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能源转型激进，以及欧盟统一市场矛盾重重等固有弊病。若欧洲难以妥善应对持续的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和不断高企的通货膨胀，欧洲工业企业的外移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欧洲既有产业结构，严重侵蚀欧洲的工业基础。欧洲各国国内工业产业资金投入减少将导致其国际竞争力下降，加速欧洲制造业的衰落，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不可逆的“去工业化”风险，使欧洲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上升。

能源危机飓风再次将欧洲裹挟进消极的“去工业化”旋涡，短期看，企业转移将导致欧洲贸易逆差扩大，造成大量永久失业。长期看，资本外流将掏空欧洲经济的未来活力和竞争力，导致欧洲经济不断走弱。

美国持续的通货膨胀，加之美联储为应对通胀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令美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部分美国经济指标亮起红灯，美国股市进入熊市，标准普尔500指数进入熊市，或较近期高点下跌20%；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6月份降至98.7，较5月份的103.2下降4.5点，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点。

美国经济的确面临明显下行压力，美联储经济预测数据表明，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1.7%，但判断其即将进入衰退轨道或为时尚早。

第一，此次美国股市暴跌是2020年和2021年股市上涨的一次大转弯。第二，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就业增长迅速，目前还没有放缓的迹象，失业率低至3.6%，失业工人的职位空缺率比2019年强劲经济增长时期还高出50%。第三，持续的通胀虽然引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同步下跌，然而美元因为与股票市场极强的负相关性，进而成为更有价值的对冲工具。

疫情确实改变了美国经济增长结构。

首先，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疫情过后，美国商业投资下降，并且仍然维持较低水平。相对于疫情前的趋势，交通设备、机构和研发的商业投资远低于正常水平。疫情期间固定投资的累积减少可能使资本存量减少了约0.4%。其次，消费者支出结构由服务转向商品。此外，美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提升。2021年其他大型发达经济体虽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但并未完全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在财政支出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走弱。

当地时间10月3日，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超过3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支出显然已经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道路，美国债务的野蛮生长也引发市场的担忧。

美国国债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衰退期间美国政府赤字融资刺激经济导致国债本金大量增加，另一个方面是通货膨胀导致的美国国债利息成本飙升。这两方面力量的交替作用，刺激美国国债的螺旋上升。

金融危机和疫情的两次美国经济衰退期间，美国政府大规模赤字融资刺激，导致美国政府债务一直处于上升轨道。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债从GDP的76%增长到100%。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发行了7万亿美元的新债务，使公开持有的国债从2020年2月的17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4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屡破纪录水平，联邦利息支出不断攀升。这本将限制美国在下一次衰退期间向陷入困境的经济体提供财政刺激的能力，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否受到限制，美国政府仍然发行更多债务，联邦预算一直处于赤字状态。

这意味着美国国债正朝着经济学家所说的“末日循环”前进，即政府借债支付利息的恶性循环产生更多的利息和更多的借贷。

东京时间5月5日晨，美联储一举上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美联储加息令日元与美元的息差进一步加大，在乌克兰危机叠加日元大幅贬值背景下，美联储加息令日本经济复苏承受更大压力。

3月初以来，日元呈现快速贬值态势，4月中旬抵近2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金融市场人士认为，日元迎来了贬值的“大时代”。

自1971年尼克松宣告黄金美元脱钩（尼克松冲击），战后国际货币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日元进入持续升值时代，日本货币当局及出口企业开始了持久的日元升值抵抗战。美国也时不时开始使用日元升值手法敲打日本贸易，“日元恐高症”成了日本朝野的通病。在那个时代，“日元贬值”可谓日本政策当局可遇而不可求的向往。

当前日元汇率的决定因素有三：一是国际收支状况，包括贸易收支和经常账收支等；二是内外利差，即日美金融政策分化；三是市场对风险的评估。从利差角度看，日美利差及其变化成为预测日元汇率走势的指标。尤其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金融政策，使日美利差急剧变化，直接左右日元美元汇率。在“安倍经济学”下，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及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拉大了美日利差，使日元进入长期贬值通道。

日元在经历了1999年“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后，日益成长为成熟的国际货币，保持一定程度的外储货币地位，以及贸易、外汇交易货币份额。尤其是，2012年中日达成协议，允许日元与人民币直接交换，建立互买国债框架，并保持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推进货币国际化。本轮日元贬值既体现了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也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主要国家金融政策变化预期，折射国际秩序中的地缘政治风险，必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货币结构变化。今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金融政策何时退出量宽状态，会否重演诱发2007年次贷危机的“日美欧政策不同步”，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近一段时间，德国宏观经济数据持续疲弱，经济下行压力累积，关于德国可能陷入衰退的讨论沸沸扬扬。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一向作为“优等生”的德国，当前反而成为欧盟经济的“薄弱环节”。

一是增速低迷。今年前两季度，德国经济增速仅为0.2%、0.1%，颓势尽显。主要金融机构接连调低德国年度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德国今年仅增长1.2%，低于英、法、意等国。

二是外贸失速。对外贸易一直是德国经济主要引擎，其经常项目顺差常年居世界第一，占GDP比重高达8%以上。但今年以来，德国对外贸易遭遇逆风，5月货物贸易自1991年来首次出现月度逆差；7月，德国对欧盟以外国家出口环比大幅下降7.6%。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显著下降。

三是通胀高企。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通胀连续6个月突破7%，并且有持续走高的趋势，德国央行预计年底可能突破10%，为40年来最高。能源与食品价格上涨最为明显，8月同比涨幅分别高达35.6%和 16.6%。高通胀不仅阻碍生产，也明显抑制民间消费意愿，特别是底层民众受冲击更明显，社会团结稳定受到影响。

此外，信息化时代早已开启，德国在5G建设、人工智能等高新领域并不缺乏研究力量和资金资源，但却未能实现早期投入，如今想要中途超车难度倍增。为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德国长期依赖于国际市场供应，忽视了潜藏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今，德国举国上下都开始反思对外过度依赖的问题，提出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提升经济的韧性。因此长远来看，德国必须进一步推动改革，破除结构性障碍，才能保住经济优势。当然，德国目前经济基本面仍保持良好，尚不至于陷入全面衰退，若应对挑战得当，长远来看仍有望继续担当欧盟经济“领头羊”的角色。

据IMF最新校正测算，印度2022年第一季度名义GDP超过英国，预计今年将超英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二季度经济增速达13.5%，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占全球GDP比重由2015年的2.79%上升至2021年的3.15%（以201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此前，印度名义GDP在2020年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尽管上述报道吸引眼球，仍需客观看待。

一是，印度与英国经济总量本已接近。2021年，印度GDP约为3.173万亿美元，英国约为3.186万亿美元。印度经济具有周期性，前两个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略高于后两个季度，一个季度甚至全年GDP超过英国并不意外。二是，英国经济增长乏力，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结果。今年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仅为0.8%，二季度甚至环比下降0.1%。三是，不同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受汇率、通胀率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英镑兑卢比贬值8%，将导致英国测算以美元计价的GDP与印度相比偏低。

短期内，印度经济发展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支出。疫情前，印度私人投资增长已放缓，严重的银行坏账、废钞和仓促实施商品和服务税等，冲击非正规经济、抑制投资需求，营商便利性、劳动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及不公平竞争环境等也需改善。疫情暴发后，私人消费需求受到明显冲击。二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加剧。受疫情冲击，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低，损失严重，大财团则趁机扩充事业版图。印度经济结构性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增大。三是通胀和失业抑制需求增长。据印度储备银行调查，受就业增长疲软和通货膨胀影响，印度7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77.3（低于100表示信心低下），许多被调查者对就业、收入和整体经济形势表示悲观。印度失业率和通胀率高企将持续抑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

在新战略中，出口被赋予韩国“国民经济核心动力”的重要使命。其考量有三：一是为了缓解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二是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寻找贸易新的增长点；三是为军工产业发展夯实基础。韩国出口新战略，将对复杂的东北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区域内其他国家会不会受韩国政策影响，也走上积极推动军工产业发展的道路，是目前各界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重要问题。

近期，斯里兰卡局势骤然恶化，经济困局、政治乱局与社会危局交织共振，国家治理濒临瘫痪。7月9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均表示将辞职。7月13日，拉贾帕克萨被证实已离境，而维克拉马辛哈则被任命为代理总统并宣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以恢复社会秩序。诱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因素并非权力之争，而是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怨沸腾。如果经济形势难以根本好转，粮食、药品、油气等生活必需品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斯里兰卡政局就很难落稳。

从“明珠”到“泪珠”，斯里兰卡爆发独立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最先引爆的是债务危机。2020-2021财年，斯政府债务与GDP比重约101%，超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60%；其中外债与GDP比重达40%，超20%的警戒线。更严重的是，斯债务结构不合理，利率较高、融资期限较短的商业借贷比重明显上升，双多边优惠贷款比例下降，且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比例超过60%。

在经济形势不好、外汇储备减少、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情况下，上述风险因素相互放大，最终导致斯政府4月12日宣布暂停偿还政府所有外债，国家信用破产。

下一步，斯里兰卡各派政治力量应该放下成见，尽快组建全国性联合政府，尽快恢复国家秩序，而国际社会也要避免将斯里兰卡危机地缘政治化，应加强磋商合作，携手提供包括粮食、药品等在内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斯里兰卡尽快恢复经济。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王文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