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学是一门关于生命的高等学科。
在学习占星的路上，知识技法和实践练习同样重要。
伦敦占星学院第一学年的学习体系，通过从星座、行星、宫位的深度解析到综合解盘，专门为占星小白和有志于走上专业占星道路的学子们打下夯实基础，让你能够直击星盘核心，为自己而活、成为更好的自己。
目前，伦敦占星学院2023年春季一学年正在火热招生中，准备注入的新鲜血液可以说是“卧虎藏龙”，而我们在读/毕业的学长学姐也可称之为“群英荟萃”。
已经上完三学年全部课程的“准毕业生”——曾敬朝，就读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心理与精神分析研究系，是精神分析博士候选人。此前在埃塞克斯大学完成荣格与后荣格研究硕士（MA Jungian and Post-Jungian Studies）。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秘学与深度心理学的关系、荣格和分析心理学理论。
曾敬朝学长将占星学知识融入到自己的学业中，撰写出题为《语境化解读荣格的共时性理论：透过其与占星学的关系》的优秀硕士论文。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学术”与“技术”并存的硕士论文选段：
（因篇幅有限，全文将为上-中-下三部分发布，并考虑可读性，有在原作基础上作部分修改）
本文为文章的下篇。
心理占星学：一种复杂的综合
本节将包括对心理占星学假设模型的部分探索，并通过遵循其创始人、英国荣格分析师丽兹·格林对占星学假设、共时性的观点，以及她对荣格占星学研究的研究，揭示其与共时性的联系。
考虑到心理占星学背后假设的深刻复杂性，这一部分只会解决丽兹·格林假设模型中与共时性有关的部分。也会讨论这一占星学的心理模型与共时性的相容性。
对于丽兹·格林来说，共时性与命运的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杰弗里·科涅利乌斯受到冯·弗朗茨关于占卜和共时性的书的启发，而丽兹·格林则受到荣格的学生格哈德·阿德勒的强烈影响。阿德勒是《荣格全集》的编辑之一，并在丽兹·格林从事分析心理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支持她。
据阿德勒说，他参加了一个舞会，并在舞会上遇到了一个与他同姓的女人。这最终导致他投身于荣格心理学，因为这个女人对荣格和他的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并深深吸引着他。阿德勒认为这一事件是“内在命运和外部事件的‘有意义的巧合’”。
然而，在阿德勒的舞会案例中，没有任何意义或原型可以将内在命运与外部事件联系起来。
这位女士与阿德勒有相同的姓氏，在阿德勒的例子中，他称之为“anima-lady”的东西只出现在物理层面上，因此这不是一个共时性事件。
尽管如此，阿德勒仍认为舞会事件是被安排好的：“一些神灵的干预安排了这一切，或者可能是我当时还幸福地对其一无所知的自性”。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他的论点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但他似乎提倡一种观点，即存在一个被共时性事件决定的人。
对格林来说，“神的干预”或阿德勒意义上的自性是本命占星学背后的无意识模式。
阿德勒的假设和格林的模型一样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本命占星学的一个因果模型，它表明一个人的无意识模式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预定了。
根据荣格的定性时间模型：“似乎黄道十二宫的象征是性格的肖像，换句话说，力比多象征描述了特定时刻的力比多的特定品质”。
因为这个因果模型，格林在她的(本命)心理占星学理论中将共时性纳入了定性时间的框架。认为共时性事件的表现是由一个人的特定无意识模式或情结(和背后的原型)预先决定的，这些模式或情结是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刻预先安排的，尽管预测只存在于原型水平上。
但是，丽兹·格林似乎忽视了一个想法，即在荣格的共时性论文中情结源自原型。格林对原型的理解更狭隘，她认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揭示了人类经验的原型叙事模式，这与本命占星学中的行星(作为行星之神)的性质一致。
与双面一元论对比，格林的论文中原型与意义的联系较少，而更多地与“普世的人类特质”有关，即她语境中的情结。
尽管如此，通过保持本命占星学中情结表达的多样性，和考虑到一个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性格，丽兹·格林构建了一个共时性和定性时间的结合体。
在荣格定性时间的经典模型中，原型如何在特定时刻的特质中表现出的多样性并没有被讨论。
格林增加了这一维度，并认为这种特质的表现可能是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通过这种方式，显化的过程似乎是共时性的，尽管她在类似的水平上使用术语情结指代原型可能更狭隘和存在一些问题。
格林构建的结合体，也意味着共时性失去了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本质，因此，这个模型能否被认为是共时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因此，丽兹·格林的心理占星学模型结合了荣格的定性时间和共时性模型。它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压缩甚至潜在地扭曲两个模型的某些部分，调整它们以适应本命占星学的框架，例如，原型的观点被理解得更狭隘了。可以说，自从定性时间被整合进了共时性里，那么共时性就有一个预先确定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共时性的发生。
虽然丽兹·格林受到格哈德·阿德勒共时性中的“命运”这一思想的强烈影响，但阿德勒提出的作为共时性潜在原因的自性和神的干涉的观点似乎只是格林将托勒密时代以来的本命占星学中的决明论因素与共时性中有意义的巧合整合在一起的桥梁。
因此，将心理占星学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本命占星学形式可能会更好，它专注于人类普遍经验的心理方面，并在共时性上加入了决定论方面。
原型占星学：因果的原型联系
接下来，我将讨论原型占星学的视角，这一视角基于荣格、他的学生詹姆斯·希尔曼、从事致幻剂研究的精神病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夫和学者兼占星师理查德·塔纳斯的思想。
首先，原型占星学将行星理解为原型。正如勒·格莱斯断言的那样，原型占星学的基础是：
“太阳系中的行星与特定主题、特质和冲动之间的一种观察到的对应关系，这些主题、特质和冲动与一组被称为行星原型的普遍原则和主题类别有关。每一个行星体，以及太阳和月亮，都与一个独特的原型原理有关。因此，以火星为例，它与战士原型的一系列复杂主题和品质有关，更广泛地说，与坚定、行动和侵略性力量的原则有关。”
原型占星学涉及行运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行运。[世界行运的概念内嵌在世运占星学中，它的模型类似于本命占星学和定性时间]。这在塔纳斯的《宇宙与心灵》一书中得到了讨论。
在世界行运中，当“两个或更多的行星进入相位——进入一个重要的角度关系”时，特定的革命和转变将发生在世界上。
另一种是个人行运[它是一种本命占星学的衍生技法，同样在定性时间的模型中工作]，它通过展示轨道上的行星位置与一个人的本命盘之间的关系，来指出这可能会对特定个体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至于本命盘，勒·格莱斯认为它的工作原理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在黄道带上的行星位置可能揭示“一个有意义的原型模式，它既表现在个人的个性中，也表现在他或她的个人生平中的事件和经历中”。
勒·格莱斯的本命盘观点与丽兹·格林对本命占星学的假设非常相似，格林认为原型在本命盘上的表达是共时性的。不难理解，嵌入在原型占星学中的本命和世运占星学模型的占星学技法是定性时间和共时性的结合，这与格林的模型类似。
与之相反的是，理查德·塔纳斯甚至进一步提出，作为原型在星盘中显现的原则，共时性可能是一种因果联系的形式。
塔纳斯分析了荣格共时性理论的发展，指出了荣格研究占星学和早期的易经占卜实验对形成他共时性定性时间版本的重要性。
塔纳斯声称荣格的问题在于，他在莱茵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泡利的影响下，将定性时间的概念扩充到非因果秩序以及空间和时间的相对性。
最重要的是，塔纳斯断言荣格放弃了定性时间的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时间中的定性模式的决定因素是原型，而不是时间本身。
与荣格不同，塔纳斯认为共时性可以用因果的方式来理解，即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里，“原型是共时性的形式因”。可以这样说，共时性中的“意义”与目的因相似，后者遵循亚里士多德对四因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四因分别是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而现代科学中还保留着质料因和动力因]。
在塔纳斯的理论中，形式因既是形而上的，也是物理的。而在荣格的共时性模型中，原型是形而上层面上的形式因，它在时间中没有表现出规律性。然而在塔纳斯的理解中，形式因与世运和本命占星技法中的定性时间模型有关。
因此，在塔纳斯的理解中，原型模式是行星在现世世界的时间中由因果关系所揭示的。塔纳斯的模型是因果的，因为他采用了定性时间的因果模型来揭示先前在荣格定义中是非因果的关系。
与塔纳斯的因果论相反，在荣格的语境中，物理的因果关系与原型的形而上学秩序没有必然联系。
然而，定性时间的概念本就是与物理时间和空间(天体)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最初在形而上学层面上仅在荣格的情境中具有因果关系的原型联系变得在物理层面上也具有因果关系了。
很明显，时间上的随机性是荣格共时性的基本特征之一。
塔纳斯似乎没有意识到荣格的共时性模型的存在，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巧合的形式，这是由他与易经的相遇所概念化的，如前文中所讨论的那样。
荣格共时性模型的基本特征是随机性。除此之外，荣格似乎没有注意到，共时性背后的非因果秩序是一个依赖于有意义的巧合的想法的猜想。荣格在《共时性》一文中确实通过定性实验验证了这一观点，而这一实验受到了卫德明的易经占卜与对共时性观点的强烈影响。
在荣格的语境中，《易经》对于理解有意义的巧合体验的重要性被塔纳斯忽略了。
然而，勒·格莱斯意识到了共时性与其进一步猜想之间的差异。勒·格莱斯在引用了莉莉安·弗雷·荣恩在其分析中强调的共时性应被视为因果决定论的补充原则后，提出：
“这似乎是另一个维度，一个超越了因果关系的维度，并暗示了一种“非因果秩序”。这种关联究竟是真正非因果的，还是实际上指向了一种更复杂的因果关系形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来回答勒·格莱斯的问题，它在原型的形而上学层面上是因果关系，因此与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没有必要的联系。然而，塔纳斯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问题。
勒·格莱斯进一步指出，共时性框架深刻地依赖于个体经验，但占星学似乎只与这一意义框架和共时性背后的原型背景有联系。
可以注意到，共时性的随机性和突发性与占星学中“内在意义和外部行星格局的恒定对应”之间存在着差异。正因为发现了这种差异，勒·格莱斯得出结论，占星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持续的共时性，正如其被镌刻在天体的行星模式中，在那些结构和渗透了现实的潜在原型原则的伟大象征中”。
在荣格的定义中，这种持续的共时性就是定性时间。共时性不包含时间的因素，它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作为荣格对康德理论的补充作为第四个范畴。因此，勒·格莱斯的观点可能是有问题的。
塔纳斯和格莱斯通过考虑共时性背后潜在的因果动力，成功地重建了他们对共时性的理解。
在塔纳斯分析了荣格共时性理论中定性时间的重要性后，他得出结论，定性时间应该适用于占星学的共时性版本。出于这个原因，他颇成问题地提出，物理世界中定性时间的因果模型与可能存在于共时性背后的形而上学层面的因果和原型秩序有关。这表明他不够了解物理和形而上学层面上的非因果联系。因此，更合理的做法是认为它与共时性共享某些部分，而不是作为共时性的一致形式。
占星学可能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工作，则与他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关于形式因的观点相一致。然而，对于是否依赖定性时间，荣格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塔纳斯的答案是肯定的。
比较与讨论
受共时性理论影响的三种当代占星学模式都受到不同的后荣格思想的影响。
占星学作为占卜的模型，尽管它是一个在技术层面和假设层面都高度综合模型，但也受到了冯·弗朗茨在占卜语境中对共时性理解的启发。
当杰弗里·科涅利乌斯于1982年3月8日在奥斯陆发表他的里程碑论文《占星学与占卜》时，他提到了冯·弗朗茨对莱茵实验的批评。科涅利乌斯在奥斯陆发表的论文中与冯·弗朗茨一致，认为共时性只在个体案例下随机发挥作用，而不是在统计数据中。
《占星学与占卜》通过每一个“独特的案例”和他对科学占星学的批判的中心思想，塑造了科涅利乌斯对占星学作为一种占卜的形式的信念。
丽兹·格林受到荣格的学生格哈德·阿德勒的强烈影响，她自己也是一位英国的荣格分析师。阿德勒于1978年首次发表的论文《对“偶然”、“命运”和共时性的反思》中提供了他对共时性事件独特但也可能存在问题的视角。最重要的是，阿德勒提出了在共时性事件背后可能有一个触发它的主体的观点，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神灵的干预或自性[的影响]。
而丽兹·格林进一步指出，触发共时性事件的主体是无意识模式，这些模式在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并在本命占星学理论中引用了荣格的定性时间概念。
事实上，与托勒密相比，定性时间可能是一个更决定主义的观点。
托勒密只是认为，在一系列影响人类的因素中，出生时刻的天空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定性时间的概念似乎不考虑任何特殊情况或其他可能与它一起起作用的因素。
然而，丽兹·格林的模型成功地将共时性整合到前文中讨论的定性时间框架中。在格林的模型中，原型的显化可以同时是精神上和物理上的。但是本命占星学原型的特征是由一个人出生时刻的占星学配置决定的。
最后，原型占星学的模型是建立在“古希腊思想、深度心理学和占星学”中产生的原型宇宙论基础之上的。对于荣格心理学的影响，勒·格莱斯认为分析心理学：
“清晰地表达了无意识中多重原型中心的集体、普遍和神话本质——一种直接与原型占星构想相称的视角，并随后对其产生影响。”
不过，勒·格莱斯的多重原型中心与原始占星学模型对因果原型联系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有潜在缺陷的关于共时性的观点，它认为定性时间与共时性有关，并在塔纳斯的著作《宇宙与心灵》中首次讨论。这可能揭示了原型占星学的学者和占星师最终在占星学语境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后荣格共时性理论观点。
本部分讨论了受荣格和后荣格思想影响的三种不同模型及其与共时性理论的兼容性。结论似乎是“占星学作为占卜”的模式与共时性是相容的。
但是，丽兹·格林和勒·格莱斯的模型存在将定性时间和共时性理论混合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不再与共时性相容。
心理占星学将共时性融入到本命占星学的框架中。而在原型占星学中，原型被认为是现实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原因。
尽管如此，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他们都有一些与共时性相似的部分：科涅利乌斯的模型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它在非因果的仪式中发现了意义；格林的模型与之相似，因为她认为原型的显化具有形而上学层面的心理-物理潜力；原型占星学的相似之处在于，它暗示原型作为形式因的工作方式与原型在共时性中的随机显化的方式相类似。
然而，他们的整个理论结构与荣格的共时性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模型背后的问题是，占星学是否需要现实层面上的因果基础。荣格没有在他的统计实验中发现它，但他意识到现实层面上的非因果关系是可以接受的。
基于前文的阐述，“占星学作为占卜”的支持者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然而，心理占星学和原型占星学的学者和占星学家声称，他们需要现实层面上的因果基础。
区分物理领域与形而上学领域的共时性成为后荣格时期占星学理论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在这方面，荣格在他的共时性论文中提出的定性时间模型和非因果秩序之间有问题交集的影子再次出现在这些占星学领域的后继者中。
结论
在前文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共时性的概念化与荣格对占星学的理解有着深刻的联系，荣格在其中的参与非常复杂，最终迷惑了他。
在荣格的占星实验中，物理领域和形而上学领域之间存在的不区分似乎带来了最重要的问题。他利用其对本命占星学的理解衍生出的定性时间的因果模型来验证超越时间的非因果秩序。
此外，荣格在他的共时性论文中倾向于相信，不显著的数据表明在本命占星学中没有非因果秩序。
事实上，非因果秩序和时间上的占星学秩序(定性时间)之间没有联系。然而，荣格在占星学上的混淆可能误导了后荣格的后继者。
这个混淆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共时性是物理世界中的一种非因果联系形式，尽管它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因的因果关系，即塔纳斯所提出的原型触发共时性事件。
然而，由于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被荣格定义为其后康德视角的第四个范畴，它与时间和空间中的因果关系没有相关性。因此，占星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因果模型(由行星揭示)在理论上不能与共时性联系起来。
几乎所有后荣格发展的继承者都保留了荣格在非因果秩序和定性时间之间有问题的联系，以及物理和形而上学有问题的混同。此外，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定性时间的现实模型与非因果秩序的形而上猜想之间的逻辑鸿沟。
这一鸿沟揭示了推理物理领域的因果关系到原型的超验领域的不可能性。试图连接或调和两者注定是徒劳的、混乱的和逻辑上矛盾的。
因此，荣格的共时性对占星学的真正意义是，这种先验秩序不需要任何物理因果关系，但同时也不拒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