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龙
来源：“cnuzgs”微信公众号
原文日文稿刊载于《明大アジア史论集》14（2010年）。中文版见于《北魏政治史》四，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考古论史——张金龙学术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182页。
一、北魏壁画墓及棺板画中的狩猎图
截止目前，所能知道的北魏墓葬壁画或棺板画中的狩猎图共有五幅，其中三幅是在大同市及郊区即北魏京师平城发现的，一幅是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即北魏前期皇家陵园盛乐（云中）金陵所在地发现的，一幅是在宁夏固原即北魏高平镇治所发现的。
1.固原漆棺画。1973年在宁夏固原雷祖庙出土的漆棺画，孙机将其年代定为孝文帝太和八年至十年之间（484－486），其侧板下部有描绘狩猎场面的内容。罗丰对漆棺画狩猎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一匹甲马飞奔向前，骑士手执长矛反身回刺一动物，另一位骑士也控马追射一野兽，但图像均不完整。……山峦间有两只鹿在奔跑，上面的一只头部已中了一箭。左侧骑手已经不在，只留下两只飞奔的马蹄。在马蹄的反方向有两只野猪奔逃。其前的山峰之上站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山的另一边似有一猛虎张着大口，一骑士飞马翻身回射猛虎。另外一小幅只剩下一山峰，上立一鸟。整个画面看起来是用山峦分隔并作为骑射狩猎的背景，在每一单元之中骑士们狩猎的对象亦不相同。
这是第一次在北魏墓葬中发现描绘狩猎场面的图画。固原为北魏河西四镇之一的高平镇治所，漆棺画狩猎图的发现有助于形象地了解北魏在河西地区的狩猎活动。
宁夏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局部
2.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1993年在和林格尔县三道营乡榆树梁村附近发掘的一座已被破坏的北魏时期的大型砖室墓，墓室残存的近20平方米彩绘壁画“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绝大部分保存完好，有出行、燕居行乐、游乐、狩猎、升仙和四神等图像”，“在主题画的空隙处还绘有莲花、采桑、虎牛咬斗、牧羊和鹿的图像”。“壁画的色调有红、黑、桔黄和石青几种。画法是先用红色线条作画稿，然后再以墨线勾勒，最后赋色。其用笔的简练率意朴拙之风，给人以精犷放达，遒劲有力之感。”“燕居行乐图中的杂技场面，更具生活气息。图画上绘有指挥、鼓手、笛手、抛丸手、撑杆各一人，另有两人在高杆上作惊险动作表演，所有表演者虽姿态各异，但情趣一致。”关于其中狩猎图之内容，报道者有如下描述：
“狩猎图”是该墓壁画中面积较大，画面最紧凑，气势最为壮观的一部分。内容包括人物、山川、河流、林木和十多种动物，其特点是突出和放大人物的形象，绘制工艺也很细。山川、河流和树木用笔不仅简练，其形体也比人小。这种绘画风格与文献所描述的这一时代的山水画“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的特点正相符合。这幅狩猎图的年代准确，绘制精美，再现了我国早期山水画的风采。
和林格尔为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之前的主要政治中心盛乐，北魏迁都洛阳前的皇家陵园金陵即在其地，从榆树梁壁画墓的规格判断，即便不是北魏前期道武帝至献文帝朝某一帝、后之陵，也应该是陪葬金陵的某一位极人臣的王公贵族之墓。从壁画内容来看，此墓与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不排除其为东汉墓葬的可能性。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树梁北魏墓壁画局部
3.大同智家堡棺板画。1997年在大同市区南1.5公里智家堡村北发现一座遭到严重破坏的北魏墓葬，现场收集的三块松木彩绘棺板，包括“车马出行、狩猎活动、宴饮侍卫、装饰纹样等内容，丰富而生动”。其中的狩猎图与固原漆棺画狩猎图神形兼似且保存得较为完整清晰，其具体内容是：
画面上排左侧绘一脸上蓄络腮胡的徒步猎者，他身着圆领红色褶服，腰系革带，穿黑鞋，右侧挎黑色箭箙，弯弓欲射迎面而来的一头野猪。野猪刻画得细腻逼真，长嘴巴，小眼睛，兽性大发，作飞奔状。人物下方绘一白色野兔。棺板右侧绘一头戴垂裙皂帽、身穿交领窄袖黑边蓝色上衣，下身穿红色裤，着黑鞋，腰系革带的骑士，正策马向左疾驰，回首弯弓仰射天上的飞雁。红色骏马的箕形障泥及辔头，鞧带绘画清晰。右下方画面内容不清，只可窥其大概面貌，中排有一身着红色衣服的骑马武士向前疾驰，左手执弓，右手拉弦，箭头绘成倒三角形。另一骑马武士与着红服者相向而行，夹击野兽。其间野兽飞鸟惊慌穿梭于山林中，画面气氛紧张活跃。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局部
4.大同南郊棺板画。刘俊喜、高峰写道：“1988年发掘的大同市南郊区北魏墓葬中的几块残板上的棺板画，山林间，身着鲜卑服的勇士，骑着矫健的骏马正在围猎，一只猛虎被长矛刺中头部，旁边的几只白羊也被流箭射中。”张庆捷谓大同电焊条厂北魏墓棺板画狩猎图的内容，“具体有跪射图、骑马刺兽图、骑马射兽图、逐兽图等”。苏哲对此“棺盖上描绘的狩猎图”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这一长150厘米、宽45厘米的残棺盖分为两块板。表面用黄色涂抹，黑线勾画轮廓，用红、绿、黑三色描绘，边缘部分呈波状的半纹装饰，带状的藤蔓的弯曲部分前后重叠，表现了很强的立体感。盖的中心部位描绘的是，山石、树木背景下的羊、虎等动物与骑马的狩猎人。山是仙人掌样的圆顶，树木是用两重线描绘树干和枝条，用细线和绿色描绘树干。残存的画面上可见到五位骑马狩猎者，全都穿着裾长及膝的鲜卑式长衫，穿着长裤，系着腰带，腰上挂着胡簶（即装箭的便携式容器）。画面右侧的二人引弓待发，乘马追羊。其中一人穿圆领上衣，头戴风帽，而另一人肩膀以上部分残缺不全。颈项中箭的两头羊好像正在不知所向地慌张逃跑。画面的中央，一位骑士用长矛刺中一头虎的头部。左侧一位狩猎者将马系在树上，徒步用弓箭狙击爬在树上的类似熊的野兽。其上衣是所谓“夹领小袖”式的。画面充满跳跃感，再现了紧张的狩猎氛围。
大同南郊北魏墓棺板画局部线描图
5.大同迎宾大道壁画墓。2002年发掘的大同市迎宾大道M16砖室壁画墓，在“甬道内和呈四角攒尖顶的墓室四壁下方，有彩绘壁画，内容有镇墓武士、宴饮、车马、山林、狩猎等”。
狩猎图所描绘的并不一定完全是现实生活的内容，但无疑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狩猎活动的场景。已发现的几幅描绘在墓室壁画或棺板上的北魏狩猎图，每一幅虽然均非完璧，但将几幅图的画面结合起来观察，对北魏狩猎活动的情状便可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感性认识。就猎手而言，主要为骑着骏马驰射的骑士，也有徒步射猎的武士，猎手的服饰以红色为主，大概是为了在射猎时能够清晰地辨认，以免误伤。就猎物而言，有野猪、虎、鹿、野兔及飞雁或鸟雀等，虎和野猪是最主要的狩猎对象。就狩猎方式而言，以骑射特别是反身射为主，也有用长矛等武器击刺的场景。狩猎图所反映的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况，即艺术地再现了北魏皇家或官僚贵族进行狩猎活动的场面。
《魏书·卫操传》载“桓帝（拓跋猗㐌）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碑文载桓帝“年三十有九，以永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寝疾薨殂”云云。则其葬于西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周一良云：“罗振玉《石交录》二记代王猗卢墓碑残石，谓是柯昌泗得于山西，存六大字，文曰王猗卢之碑。其阴刻有狩猎图。罗氏云残石殆碑额之末行，王字之前行未必为代字。盖立于晋之中叶，下距昭成建国尚廿年，故字体在隶楷之间。案：序纪言穆帝八年（315）晋愍帝进猗卢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次年死。碑当即此时所立。卫操桓帝碑称‘刊石纪功，图像存形’，似碑上有图像，此猗卢碑阴刻有狩猎图，颇相类似。罗柯两家皆精于鉴别金石，此残碑当非伪造。”不排除桓帝猗㐌碑上的图形为狩猎图或包括狩猎内容的图像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早在北魏建国近百年前拓跋鲜卑就有在正规碑铭上刻凿狩猎场面的情况，这应该是其民族传统“刻木记契”的反映。在此之前，拓跋鲜卑必定有在岩石上刻画狩猎图的习俗。
二、学界对北魏狩猎图的评述
孙机认为固原漆棺画的墓主人的画像“表现出一派嚈哒作风”并作了详细的论证，但其论证几乎全都出于推测，难以令人信服。罗丰对固原漆棺画中狩猎图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幅画中的狩猎场面受到波斯狩猎图的影响，并不是对北魏现实的狩猎活动的描绘。他说：
狩猎活动是萨珊贵族、帝王的另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北魏时期，随着与萨珊王朝交往的增多，这种风格流传至中国后一定对鲜卑上层贵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鲜卑民族虽然以“射猎为业”，但是像漆画中的野猪等，并不是传统的狩猎对象。其与萨珊银盘中的野猪非常近似。……波斯狩猎活动对鲜卑上层贵族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成为其模仿的对象。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漆画中的狩猎场面照搬了波斯王朝帝王狩猎图，但其在形象、动作方面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和共同之处，却是毋庸置疑的，很难将两者之间的风格联系截然分开。
究竟是北魏的狩猎活动受到萨珊波斯狩猎方式的影响，还是固原漆棺画中狩猎场面的画风受到萨珊波斯狩猎图的影响，或者兼而有之，罗氏的上述表述并不明确。野猪作为常见野兽，它既可以出现在波斯狩猎图中，也可以出现在北魏画师的笔下，因此仅仅根据有相同狩猎对象野猪便作出以上断言无疑是轻率的。北魏虽然与波斯之间存在着交往关系，但总的来看并不特别密切，波斯对北魏的影响恐怕相当有限。虽然所见几幅北魏狩猎图均非完璧，但仍然可以看出固原漆棺画狩猎图与其他几幅北魏狩猎图在风格、内容上均颇为相像。由于已发现的几幅北魏狩猎图颇多相似之处，对固原漆棺画的分析也可以用来认识大同及和林格尔发现的北魏狩猎图，也就是说是否受到波斯美术风格的影响不仅关乎对固原漆棺画的认识，也与准确把握大同及和林格尔北魏墓狩猎图的性质关系密切。
史书中也有北魏皇帝和贵族猎虎的零星记载。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明元帝泰常六年（421）七月，“西巡，猎于柞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亲射虎，获之”。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夏四月癸亥（十九，5.22），上幸西苑，亲射虎三头”。献文帝皇兴“二年（468）春二月癸未（初七，3.16），田于西山，亲射虎豹”。代人来大千“骁果，善骑射”，后任“内幢将，典宿卫禁旅”，“尝从太宗校猎，见虎在髙岩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壮”。宗室拓跋可悉陵（明元帝姨母之孙）“年十七，从世祖猎，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献”。宿石为内行令，“尝从猎，髙宗亲欲射虎，石叩马而谏，引高宗至高原上。后虎腾跃杀人”。由此可见，虎在拓跋皇家的狩猎活动中的确是猎取的重要对象。北魏京师设有虎圈，明元帝永兴“四年（412）春二月癸未（十二，3.10），登虎圈射虎”。孝文帝太和四年（480）“闰〔七〕月丁亥（廿三，9.13），幸虎圈”。太和六年“三月庚辰（廿六，4.29），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由此可见，虎圈有可能还养狼，虎圈所养虎主要由捕猎进贡而来，另外皇家狩猎活动也应该是一条渠道。之所以停止捕贡虎狼，除了捕猎时会造成巨大损害这一因素外，还与数年前冯太后与孝文帝一行在虎圈观虎时遭受惊吓有关。《魏书·王叡传》：“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左右侍御皆惊靡，叡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故亲任转重。”这一政策意味着狩猎从北魏社会生活领域的退出。
拓跋鲜卑本身就是一个狩猎历史悠久的民族，高平镇更是其牧场和狩猎场所之一，对现实中狩猎场面的描述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况，自然应在情理之中。罗丰认为野猪并不是北魏传统的狩猎对象，但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显然是想当然云尔。事实上，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开始就已将野猪作为狩猎对象，在拉布达林墓地也发现过野猪的遗迹，1982年在和林格尔县北魏墓出土了四件镶嵌宝石和绿松石的金猪（野猪）带饰，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北壁上栏神兽第四幅头型似野猪，均表明野猪是拓跋鲜卑人非常熟悉的动物。固原漆棺画中的鹿是拓跋鲜卑传统的狩猎和饲养对象，而虎更是中国古代北方森林草原地区曾经大量存在的大型猛兽。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的岩画“具有显著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画中猛虎图像比较多，说明山间猛虎经常出没，见得多，也就画得多。幅幅猛虎，不仅形象生动，刻法粗犷有力，也表现了游牧民族的性格，画意鲜明”。古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以虎作绘画、装饰题材沿袭很久，尤其在岩画、墓葬壁画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广为流行，形象各异，惟妙惟肖”；“在北方草原地区，虎图代表着游牧民族的狩猎经济，也是草原生活的一种反映”。虎是匈奴、鲜卑等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器中极为常见的纹饰，在已发现的北魏三幅狩猎图中均有射虎的场面，出现在拓跋鲜卑的北魏墓葬中当然是正常的，虎图与不出产虎的波斯艺术没有丝毫关联。不仅如此，固原漆棺画与萨珊波斯银盘狩猎图的风格完全不同，可以断定两者之间没有丝毫联系，不能仅据此一描绘狩猎的场面中有野猪就断定萨珊波斯的狩猎“风格流传至中国后一定对鲜卑上层贵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波斯银盘
大同小站村出土波斯鎏金银盘
三、北魏狩猎图溯源
描绘狩猎、射猎场面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在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岩画（阴山、贺兰山、黑山等地）、战国青铜器及漆画、战国或秦汉贝壳画、汉代壁画和画像石（砖）、魏晋砖画等传统绘画作品中都曾大量出现。就近因而论，北魏狩猎图与汉代画像石（砖）狩猎图及魏晋壁画墓狩猎图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狩猎图
1965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三盘山西汉墓中出土的错金银铜车伞铤，其第二段为狩猎图。关于其所表现的内容，研究者有如下描述：“第二段主题为狩猎图，上下以黑地错金波状纹和菱格纹为边。画面上山峦起伏，气势磅礴，树木苍翠，禽兽其中。中前一人骑马戴冠，反身射虎。在画面右侧为上虎下熊，似欲相搏状。另有野牛、羚羊、山羊、兔、鹿、猿、野猪、飞鹰、雁、鸱鹄、雉、飞鸟等盘旋于山林之间，比较写实地描绘了当时贵族的畋猎情景。”史树青描绘了这一作品的内容并分析了其文本来源，他说：
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 西汉 长26.5、径3.6厘米。……第二段：在缭绕山峦、花树的云气中，一骑马猎人，反身射虎，并有熊、鹿、狼、猴、山羊、羚羊、野牛、野猪、飞雁、飞鹰、鸱鹄、飞鸟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西汉金银错纹饰，使人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所描述的声势浩大的畋猎景象。……扬雄的《长杨赋》是继他的《羽猎赋》而写的。《汉书·成帝纪》称：“（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长杨赋·序》所说的“张落网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图案中的骑马、骑象、骑驼人物，深目高鼻，正是当时胡人猎手的形象，这些纹饰内容很可能与《长杨赋》描写的校猎有关。
这一看法应该说已触及到这类绘画题材的实质。刘敦愿认为：“狩猎题材的绘画，尤其是对大规模狩猎场面的描写，在战国青铜器的装饰上已经见到。”“从定县出土铜车饰可见这类题材在西汉绘画中，从内容到技巧都有较显著的变化与发展。”关于定县错金银铜车饰上的狩猎图的内容及画风，他还做了极为详尽的解析。
1981年，在河北平山县穆家庄战国时期鲜虞中山国贵族墓中“出土了两件饰有狩猎纹的铜器：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的铜豆盖”，陈伟对此两器进行观察并对其狩猎场面有如下描述：
（铜鉴）狩猎祭祀图中的祭祀是在一座大庄院建筑的院内和高大的殿堂内进行的。……院墙外不远森林处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一狩猎者头戴伪装饰物，张弓射猎野牛，另有二猎者，前者在树后搭箭射猎，后者持箭以供前者使用。此外还有车猎的大型狩猎场景，描绘了猎车两辆：一为三马车，正在由左向右追赶猎物，……御（驭）手站立在车厢中，一手持鞭驱马，一手拉缰，车厢后部插有伪装成小树的长戈；另一辆为驷马车，正在由右往左追射猎物，……御（驭）手站立在车厢里一手挥鞭，一手抖缰，其后站着一个女射手，正在张弓射猎，车厢上插有箭及树枝。
（铜豆）器盖上是两组相同的狩猎宴乐图。宴乐似在一座大堂屋中举行的。……堂外为射雁图，图上有二人正在以矰缴弋射飞雁，一作卧地姿势弋射，一作张弓追射；……另有四人持标枪作欲投射状。图中除二个弋射者为男子外，其余均为女性。铜豆腹部亦铸有两组相同图案的狩猎图。每组图中有猎人十四个，大多数为半裸体男性，他们手持长矛、戈、短剑、棍棒、弓箭等武器，正在与野兽肉搏，有的跃于野猪背上刺杀，有的将戈刺入兽胸，有的正和野牛格斗，有的引逗犀牛伺机用戈或剑刺杀，有的手持长矛正在追捕鹿、麋等；有两个猎人头戴鸟形饰，身穿羽毛衣伪装成动物形状，射猎奔逃的动物，弋射之矢已中兽颈；一个化装成牛首人身者位于画面中央，似正在指挥捕猎活动。画面中的人和动物无一不在激烈地厮杀和跑动，人奔兽跑，真是难得的一幅射猎大场景。豆柄座上则为两组相同的采集和狩猎图，豆盖捉手上亦有一组狩猎图。整个铜豆共有人物90个，野兽63只，雁26只，鱼6条。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定县三盘山汉墓错金银铜车伞铤狩猎图与战国时期鲜虞中山国铜器上的狩猎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与这一地域的艺术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河北平山县穆家庄中山国狩猎纹铜豆腹部展开图（1/3）
河北定县三盘山汉墓错金银铜车伞铤第二段
1971年，在陕西米脂县发现的四座东汉画像石墓，其中即有描绘弋猎场面的画像石：
石刻中有猎虎、搏熊、射羊、逐兔等打猎场面。猎者使用弓、箭、戟、斧和矛、盾等武器，步、骑结合，前后夹击，围猎野兽。构图明快活泼，气氛紧张，把各种动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如：鹿、兔狂奔逃命，猎犬追逐期间，而虎态凶肆，张牙舞爪，熊则直立与猎者搏斗，形态生动、逼真。
1987年，在甘肃甘谷县发现的汉代画像砖，其中狩猎图的具体情况是：
整个砖面用连续方格凹窝纹横向隔成四栏，各栏纹饰内容相同，排列整齐。每栏纹饰有相距不等的数座山峰，中间以射猎为主纹。第二座与第三座山谷间一奔马，上乘一猎人，回头拉开弓箭射杀追扑他的猛兽。右方山谷间一猛虎和一野猪相对扑击一怪兽，怪兽在猪虎之间一腿跪地，一腿弓起，看着扑向它的猛虎，张开大口十分惊恐。左方几座山峰间分别有站立的羚羊、飞翔的小燕（从比例看，更可能是猛禽）、奔跑的猛虎和鹿等。
描绘狩猎场面的图像在全国各地发现的汉代画像石（砖）中比较常见，尤其在南阳、陕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比比皆是，格式虽然相近，但图像多种多样。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狩猎图属于“高频图像”，为“显著题材”，“在狩猎图像中，可见鹿、虎、猪、骆驼等动物，射猎模式相近”。如绥德县境内发现的大量汉代画像石，其中就有许多描绘狩猎场面的图像，中角乡白家山出土的一件画像石最为典型，它“是一幅集狩猎、战争、放牧于一石的壮丽画卷。刻绘工匠能巧妙地将多个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恢弘壮丽的现实氛围。左为狩猎图，有骑马射猎者，有徒步于山坡射猎者，有从半空中箭跌下的山鸡，有负箭倒地的小鹿，更多的是惊慌逃命的禽兽”。
天水、陕北地区与大同、固原等发现北魏狩猎图的地区基本上有着相同的地域环境，都是接近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胡汉杂居之地，因而有着相似的民风，骑射田猎之风盛行。《汉书·地理志下》：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髙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这种民风直到东汉末年也没有大的变化，郑泰谓董卓有云：“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北魏时期天水地区仍然是射猎佳处，《魏书·灵征志上》：“高祖太和五年（481）六月，上邽镇将上言：‘于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猎，于营南千水中得玉车钏三枚，二青一赤，制状甚精。’”按上邽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当今甘肃省天水市与定西市交界的武山、漳县、陇西县一带，而发现汉代狩猎画像砖的甘谷县则位于上邽镇与镇城西二百五十里之中间地带。《宋史·地理志三》载，陕西路“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抵蜀汉，北际朔方”，“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
南阳汉画像石应该与楚国的风习及绘画艺术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九》记金州风俗，谓“汉髙祖发巴蜀，伐秦，迁巴中渠帅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犹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可知“猎山伐木”即是“楚风”的集中体现，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精美的狩猎纹漆奁可作旁证。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狩猎图大概即是这种“楚风”的艺术表现。刘宋末年建平王景素与萧道成之争中，“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南史·黄回传》：“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宝启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隶刘勔西讨。”其所募江西楚人快手即是荆楚快手，《宋书》本传中“快手”作“快射手”，知其为善射者。南阳与荆楚相邻，其民风应该相近。《汉书·地理志下》载颍川、南阳之地，“其敝鄙朴”，“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与天水、陇西风俗亦有相近之处。这在梁朝名将曹景宗身上有集中表现。《梁书·曹景宗传》：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为宋将，位至征虏将军、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獐鹿，无还骑趁鹿，鹿马相乱，景宗于众中射之，人皆惧中马足，鹿应弦辄毙，以此为乐。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
比较来看，陕北画像石狩猎图虽然与南阳画像石狩猎图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差别还是很大，陕北画像石更多的反映的是秦地（关陇）的民风，北魏的狩猎活动及狩猎图在继承这种风格的同时，又对拓跋鲜卑为主的各族的狩猎活动进行了艺术的再现。在狩猎活动中以骑射为主是陕北汉代画像石及北魏狩猎图的共同特征之一。
在所见汉代狩猎图中，定县三盘山汉墓错金银铜车伞铤描绘了大规模的狩猎场面，总的来看东汉“画像石中表现出的狩猎规模大多狭小，带有个体行猎的性质”，但也有个别描绘宏大狩猎场面的图像，如在武梁祠及绥德白家山汉墓画像石中均可见到。虽然描绘的都是狩猎场面，但三幅图像各具特色，无论内容还是画风也都有较大的差别。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狩猎图
陕西绥德白家山汉画像石狩猎图（局部）
陕西米脂汉画像石狩猎图
河南禹县汉墓出土的猎虎画像砖，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位骑马猎手正在拉弓反身射击背后紧追而来的一只猛虎，场面可谓惊心动魄。当其时，骏马奔腾向前，猛虎咆哮疾驰而至，其一前爪似已踩到马的后蹄，另一前爪抬起作欲扑状，千钧一发之际，猎手已将一箭射出，飞抵虎的上颚，而手中的弓还是箭在弦上，第二枚箭即将射出。在陕北画像石中有不少猎虎场面，其中绥德画像石中的一幅狩猎图上的局部画面与禹县猎虎画像砖的构图方式极为相似，尽管对于人物、弓箭和虎的刻画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魏墓壁画狩猎图中的射虎场面与汉代猎虎画像砖的风格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骑在马上用弓箭反身射击猎物是汉代画像石狩猎图中最为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在所见北魏狩猎图中也都见到类似的画面，这是由于骑射技术本身有其特点，不会因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发生大变。这种射猎方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骑射技术的状况，当然也是古代绘画艺术传承的结果。
河南禹县汉画像石猎虎图
河南南阳七孔桥汉画像石猎虎图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猎虎图
魏晋李广射猎图（现藏敦煌市博物馆）
莫高窟第249窟西魏狩猎图
莫高窟第301窟北周狩猎图
汉画像石（砖）虽然深埋地下，但其绘画技艺无疑会由一代代画师传承下来。包括固原漆棺画在内的几幅狩猎图，其与汉墓中的狩猎图所表现的内容及画风都非常相像，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固原漆棺画中的孝子形象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题材，西王母、东王公（父）属于汉代画像石的重要题材，有不少画像石上均有西王母、东王公（父）图像，有些仅有西王母。这一点也表明固原漆棺画继承的是中国本土绘画的艺术精神。
尽管在固原北魏漆棺画中有明显萨珊波斯美术风格的联珠纹装饰图案，但总的来看还是不难得出结论：无论就绘画题材还是表现手法而言，北魏固原漆棺画、和林格尔榆树梁墓壁画、大同智家堡棺板画中的狩猎图均是对中国同类传统绘画特别是汉代画像石（砖）狩猎图的继承和延续，属于典型的中国本土特色的绘画，与波斯狩猎图之间不存在任何因袭或借鉴的关系。北魏狩猎图所反映的场景虽与同类传统绘画题材有相似之处，但从整个画面来看，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的现实生活，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北魏前期拓跋鲜卑民族的狩猎场面。
作者张金龙，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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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湘 宇
校审：映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