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人们为什么相信强奸受害者有罪论？

撰文：李子易（西南大学基础心理学在读硕士）

责编：钱岳

强奸本身已经给受害者带来了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伤害，但更不幸的是，她们通常还要面临来自周围人消极的、评头论足的对待。受害者的这些负面经历被称为“二次受害”，它会增加受害者的心理痛苦，阻碍受害者走出创伤。

为什么人们（观察者）会指责强奸受害者？已有的大量西方研究总结为两个方面：观察者个体的特征和强奸情境的特征。但一些结论在不同的研究中并不一致。例如，男性真的比女性更倾向指责受害者吗？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关系真的越亲近，受害者受到的指责就越多吗？我们推测同时考虑多个影响因素可能会更好地理清其中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受害者指责可能因文化而有所不同。中西方社会在与强奸有关的法律、文化规范、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对于人们的感知、评价和行为至关重要。强奸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话语中的禁忌之一，儒家文化认为一个有礼貌的、高尚的人不应该谈论性，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此外，在我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强奸被认为是个人之间的性行为而不构成暴力犯罪，这强化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有关强奸的错误信念，持有这些信念的人从道德上谴责受害者的生活方式并容忍施暴者的行为。

但是，我们发现国内与受害者指责相关研究很少，特别是还没有研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个体特征和情境特征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收集中国的社区样本来回答人们为什么将强奸发生的责任从施暴者身上转移到受害者身上。

在个体特征方面，我们选择了观察者性别和强奸迷思接受这两个变量。强奸迷思接受是对强奸事件及当事双方偏见、刻板、错误的信念，例如“如果女人和她不认识的男人回家，要是她被强奸了就是她自己的错”。

在情境特征方面，我们从事前、事中、事后各选择了一个变量，分别是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关系（陌生人、熟人、恋人），受害者的抵抗方式（言语抵抗、言语加肢体抵抗）和受害者是否报案。为了操纵这些变量，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改编了一则强奸情境的文本，要求参与者仔细阅读后再回答有关受害者指责的量表。

这项研究是最早在国内使用社区样本调查受害者指责的研究之一,在非西方文化中扩展了观察者如何感知强奸受害者的研究。总的来说，结果大体上与西方已有研究结果一致，但我们仍发现了一些中国独特的模式。

下面，我们展示研究得到的主要结果和对结果的讨论。

在典型的强奸图式中，强奸只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加上熟人强奸中当事双方有过事先接触，这使得观察者认为两人可能存在误解，因此受害者需要分担一定的责任。而与施暴者是恋人相比，人们会认为随意相信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熟人是贸然的、有风险的行为，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身体上最大限度的抵抗被认为是强奸受害者自然且唯一的应对策略。在西方的异性恋性脚本和我国的传统观念中，男性都被认为是性的进攻者，女性是性的守门员，如果一个女性真的不想发生性关系，那她必须竭尽全力“守门”，一旦失败，就会被贴上道德瑕疵的标签。因此，受害者需要以满身淤青甚至生命为代价来证明她的“清白”。相比之下，口头上的“不”并不足以让人们相信受害者，甚至有些人还会认为 “不”就是同意，做做样子罢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为这些根深蒂固的刻板观念提供了实验证据。

那么，肢体抵抗真的就是理所应当的反应吗？并不是。在很多时候，没有肢体抵抗只是受害者面对威胁时表现出的一种自然而本能的冻结反应，这并不意味着她应该为伤害负责或在事后遭受指责。

强奸是一种报案率很低的犯罪，据估计在我国仅10%左右。受害者不报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负面反应，但我们的发现表明，不报案似乎不能减少反而可能增加受害者指责，这提示沉默可能并不像受害者所预想的那样可以有效减少二次受害。

此外，中国有句老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非陌生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可能被归属于私人事件，我们的文化不鼓励将私人事件公共化，特别是在双方处于亲密关系中时。加上中国人看重“面子”，集体主义要求个体保全他人的面子，而受害者报案可能会被认为有损自身及其家庭的面子。因此，观察者可能认为在双方相识条件下不报案是可接受甚至是应当的，这一结果有异于西方研究，但在我国文化下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受害者指责中的性别差异，我们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大多数都报告男性对受害者持有更负面的态度。而我们的结果却表明，女性观察者对同为女性的受害者所持的指责态度与男性观察者差不多，甚至在受害者不报案时超过了男性观察者。

公正世界理论可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需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因为不公平的世界意味着不幸会无差别地降临。无可指摘的受害者（好人有恶报）是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威胁，减轻威胁的途径便是改变当前认知，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恶报必恶人）。强奸作为一种损害妇女权益的罪行，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威胁，而报案又是刑事司法系统启动和给予施暴者刑事处罚的前提，不报案意味着施暴者逍遥法外并可能继续犯罪，这进一步扩大了女性观察者感知到的威胁。因此，女性可能会更多指责受害者，从心理上远离成为潜在受害者的可能，以降低威胁感。

最初想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正是国内社交媒体对性侵害、性骚扰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许多性侵害的受害者在勇敢地自我披露之后遭到质疑、戏谑、指责和攻击，特别是那些没有保存有效法律证据的受害者。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向参与者呈现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情境，实验结果证明了人们的判断并不完全依赖事实，个体特质和事件背景都会产生干扰。因此，在我国开展消除受害者污名、减少公众对强奸及其受害者的刻板印象的宣传教育活动是必要且急迫的。

西南大学基础心理学在读硕士

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