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森浒 李子信
责编：钱岳
正方：企业该负责。
反方：家庭该负责。
王教授和李博士：企业和家庭都要负责，但丈夫的性别观念平等最重要。
正方：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职场，她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在传统制造业，职业安全健康的风险依旧存在。在金融、高科技、房地产等行业，高学历女性也面临着“996”的加班压力。所以，职场女性不幸福，企业该负责。
反方：在同样的工作时长下，往往女性比男性更不幸福。因为在传统社会观念下，女性需要在照顾家庭日常起居、子女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所以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也更严重。所以，职场女性不幸福，家庭该负责。
正方：不仅仅是加班带来的过劳风险，劳动者的健康与福祉往往取决于工作的质量，而非数量。比如，缺少工作自主性是降低员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工作自主性包括：员工能不能自由地决定他们何时工作、在哪里工作、工作多少，这些都影响到他们是不是开心。因此，企业老板能不能给打工人提供弹性工作时间、居家办公的选项以及让一线员工自己对工作做决定，是决定职场女性幸福感的关键。
反方：的确，工作家庭冲突很多时候体现在时间的冲突。你提到的这些家庭友好型企业规定，确实可以缓解一些问题，比如可以提前下班接孩子放学。但是，工作家庭冲突也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如果女性认为自己不必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分工，工作压力对她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就要小一点。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即便是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也就意味着她们还不需要承担家庭义务），如果她们认为自己将来需要承担家庭责任，也会影响到她们的职业规划，并在结婚之前就给她们带来心理负担。[1]
正方：男女家务分工不平等，也就是女性多做家务，是很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你提到的性别观念上的不平等，确实是家务分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一种理论认为，女性在专业和行业选择上受到限制，在晋升中也面临着“玻璃天花板”（女性比同等绩效的男性更难升职），所以收入相对于同等学历的男性较少，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比例也较低，进而在家务分配中缺少主导权。所以本质上还是劳动力市场，或者说企业，导致了健康和福祉的性别不平等。
反方：你提出的这个理论，在最新的社会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相反，研究发现，女性承担多少家务，既和她们收入多少无关，也和她们自己的性别观念无关，而是由她们丈夫的性别观念决定的。[2] 也就是说，如果职场女性的丈夫认为她们应该多做家务，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就会更明显，她们的心理健康也就越差。
王教授和李博士：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英国问卷调查数据做了一项研究。该数据对6738位已婚职场女性进行了为期十年的追踪调查。我们发现，工作自主性和性别观念共同决定了职场女性的职业健康。
当职场女性缺少工作自主性，同时她们的丈夫有着较传统的性别观念（即期待她们多做家务）时，她们的精神健康状况最差。也就是说，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会让女性的健康和福祉受到最大的损害。相反，当她们的丈夫有着较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即认为男女应该平等分担家务）时，即便她们缺少工作自主性，也不会在心理健康上受到较大的伤害。换言之，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可以帮助职场女性应对缺乏工作自主性的精神压力。
正方：这项研究是否考虑了刚才提到的收入等职场因素呢？
王教授和李博士：我们在研究中加入了月家庭收入、职业地位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我们还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来排除所有个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淆变量。
反方：那么，女性本人的性别观念对她们的精神健康有影响吗？
王教授和李博士：我们对此做了研究。令人惊讶的是，女性本人的性别观念，即女性本人觉得要不要平等分担家务，对她们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家务分工的认知问题上，主要是丈夫而非妻子的性别观念在起作用。这也反映了在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观念主导权的性别不平等。
正方和反方：我们讨论了职场女性，那职场男性是不是也压力山大呢？
王教授和李博士：很多研究表明，缺乏工作自主性也会对男性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妻子的性别观念对丈夫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家务分工和工作家庭冲突问题，还是在职场女性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正方和反方：这个研究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王教授和李博士：首先，作为男性，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和关爱自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她们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主观幸福感很容易受到影响。除了要多理解和包容，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主动承担起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其次，我们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平等性别观念对保护她们的精神健康作用不大，这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女性也没有家务分工的主导权。因此，在社会层面，只有改变了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让每个男人打心底认同男女平等，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女性的精神压力。实际上，心理健康问题对企业和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性别观念的改变不失为一剂成本小、收益大的良方。
Wang, Senhu, and Lambert Zixin Li. “Double Jeopardy: The Roles of Job Autonomy and Spousal Gender Ideology in Employed Women’s Mental Health.”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22): 1-18.
王森浒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
李子信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博士候选人
剑桥大学研究型硕士
参考文献：
1. Bass, Brooke Conroy. “Preparing for parenthood? Gender, aspiration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Gender & Society 29.3 (2015):362-385.
2. Evertsson, Marie. “Gender ideology and the sharing of housework and child care in Swed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7 (2014):927-949.
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