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中，《少年吔，安啦！》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影片既是徐小明的首部导演作品，也是侯孝贤首次担任监制的影片，于1992年在台湾地区上映，同年入选第45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
但对当时的台湾主流市场而言，这样一部描绘台湾社会乱象的影片并不能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纵然有戛纳光环加身，最终的票房也十分惨淡，以至于公司并没有发行DVD，《少年吔，安啦！》就这样隐匿在时光之尘中。
2020年末，制片人张华坤先生因病逝世，海峡两岸的电影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众好友都认为应该让《少年吔，安啦！》重见天日，以体现那一代台湾电影人对电影的爱与执着。
于是，影片的4K修复版于2022年7月在台湾重映，并在8月亮相北影节，成为最难抢票的影片之一。
在北影节闭幕之际，策展人、影评人沙丹，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公众号“映画台湾”主理人黄钟军，与徐小明导演展开了一次对谈，为大家讲述《少年吔，安啦！》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借由影片一探徐小明导演跨越30年的电影之路。
《少年》之旅
台北，戛纳，北京
沙丹：我们先请徐小明导演和大家聊一聊这次《少年吔，安啦！》来到北京放映的感受，也请黄老师分享一下看到这部电影的感受。
徐小明：这部影片经历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修复过程，本来计划五月份在台湾上映，能和三十年前我们在戛纳的放映时间有一个呼应，但因为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就延期了。
其实我知道之前在大陆的盗版碟里有过这部片，但身边一些朋友都说根本没法看，画面很糊，声音也是闷的。这次电影能在北影节展映也要感谢沙丹老师，一直契而不舍想要促成在北京的放映，最终也很高兴能在北影节和大家见面。
黄钟军：我之前看过那个特别糊的版本，都没看完，去年从导演那儿得知这部片子在做修复之后就很期待。这部片子其实是很多影迷特别想看到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对台湾电影的了解其实就是通过2000年之后的盗版碟，但这部电影一直没有特别好的版本，所以这次特别感谢各方的努力，让我们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重新修复的版本。
沙丹：这部电影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少年吔，安啦！》，对于大陆的观众来说可能会有疑惑，电影片名应该怎样读呢？
徐小明：这个“吔”是口音，闽南语的腔调。它像一个气音，也像一个连接词，又和说话时的情境有关，所以念法就很多。比如遇到一个非常调皮的少年时，可能就会念得重一点，平常读的话就是轻音了。
沙丹：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影片开头的字幕并不是像现在我们常用的“编导 徐小明”，或者“导演/编剧 徐小明”的格式，而是分了两屏，编剧和导演分别出现。电影名也是这样，先出中文名，过了一会儿才出现英文名《Dust of Angels》，这种设计思路请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徐小明：署名应该是当时公司的决定，因为这部电影是我的第一部作品，而且是侯孝贤导演首次监制。侯导当时停下了自己手里的所有工作来帮我，所以电影拍完之后，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全都飞到台湾来看，而且都很喜欢。
但当时戛纳没有任何导演处女作能进入主竞赛，他们就提出让侯导和我共同署名导演，但张华坤先生非常干脆地拒绝了（甚至爆了粗口！），他觉得这是一个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是经历将近两年时间的劳动成果，不能只是为了一个电影节的奖项就去玷污了我们特别珍贵的艺术，所以就分成了两屏来出编剧和导演。
关于片名也是一个态度，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融合了很多我自己的生活体验，但它又是一个有很强黑社会属性的电影，所以就想让能看懂英文的观众在英文的语境里去欣赏，中英文片名之间也有一点相互解释的感觉。
黄钟军：我记得这部影片当时是在戛纳的导演双周单元放映了，现场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徐小明：应该还算可以，但其实我当时并不太清楚去戛纳是要干嘛，当时侯导飞到戛纳陪我参加记者会，我问他来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侯导也没有说那些宣传啊，卖片啊之类的话，就是说来这里是让你长志气的，那我一下子就懂了，慢慢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电影人的聚会，会为全世界的电影人提供一个平台。
沙丹：我觉得在那个讲究话语权的时代，能遇到这样的前辈真的很好，我们真的应该向侯导、向张华坤先生致敬。
我之前看了侯导的一个访谈，他说这部电影在筹备时其实很不容易，包括选角，还有剧作方面等等，您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吗？
徐小明：一开始我认为这个剧本是不会找颜正国来演的，他当时已经是电影卖座的头牌，而且也因为这种明星光环让他在学校里被霸凌，整个人的状态受到很大影响。后来我才意识到，我需要让他来演这个角色，不是因为他当时的状态和人物很相似，而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他的人生拉回正轨。
在剧作方面，当时我的第一稿剧本出来时碰到了一个问题，有同事提出来剧本和《Mean Streets》太像了。
沙丹：就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穷街陋巷》。
徐小明：对，我当时一下就蒙了，侯导就问我有没有看过那部片，我说没有，后来看过之后我马上就懂了那个同事的意思，就开始修改，这其实对我来讲是特别煎熬的。
整个修改的过程侯导也花了很多时间，他会帮我理清我担心的问题，也会告诉我需要在哪些方面多思考。可以说他当时给了我一个目标，让我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跟过去所有的电影告别，去构建一个属于我的电影世界。
“少年”的电影之路
迈入，离开，归来
沙丹：我知道其实您很早就进入电影界了，曾经是李行导演、侯孝贤导演的助手。您当时是怎样和他们建立这种联系的？后来为什么决定自己当导演？
徐小明：我是在世界新闻大学学的电影，那时候台湾的电影教育还是相对落后，所以我第一年读下来根本不知道自己学这个东西要干嘛。那年暑假刚好有学长在和陈耀圻导演拍《蒂蒂日记》，我就到片场帮忙，在那里开始有了对电影的朦胧的理解。
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各种方式去打听行业里最活跃的导演，当然就是李行导演。当时也联系了在那边工作的学长，希望能引荐一下，但我也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就干脆直接到他们公司蹲守。
见到李行导演之后我就不顾一切冲上去和他说，希望能到这里实习，在被推开之前，李行导演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等他开完会之后聊一下。我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和李行导演正式见了一面，谈了大概五分钟左右，就走进了这个行业，也是在那时认识了侯孝贤导演。
后来，八十年代之后全球电影都发生了巨变，李行导演也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离开了台湾，我就去到了张佩成的公司，他是学美术出身，更注重电影语言，让我一下子打开了对电影的一些认知。
侯孝贤导演在拍《童年往事》的时候，因为资金问题没办法找到专业的美术，我就带着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去做美术的工作。后来谭家明导演来台湾拍戏，侯导就把我推荐过去帮他。
所以电影行业其实是非常封闭的，你每天的工作都是你未来能不能走下去的一个基准，要去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把手里的工作做到最好，才会不断有新的工作来找你。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台湾的电影就非常少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生存问题。那个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写剧本，但是找投资太难了，我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所以到了88年我就选择离开电影行业，回到高雄帮朋友打理生意。
有一次侯导和坤哥到高雄找我，给了我一个剧本，当时并不是找我拍，我只是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提了一些看法。后来他们又来找我，让我回去拍这个戏，就是《少年吔，安啦！》。
其实我觉得当时他们为什么会又找到我，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学电影、做电影，但是和生活之间是脱钩的。在我离开电影的两三年里，我重新回到生活中，生活给了我很多养分，这一点可能让他们意识到，我是最适合拍这部电影的人。
少年跨越30年
从导演到监制
沙丹：拍完《少年吔，安啦！》之后徐导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作品，2004年到北京定居之后又监制了很多电影，比如《蓝色大门》《十七岁的单车》。您在做监制时更看重什么样的导演？如果今天有人像您当初冲向李行导演那样向您冲过来，您会给他五分钟时间聊一聊吗？
徐小明：一般我会的，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成长的，是这些前辈改变了我，所以我也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更开放的状态。
我在和导演合作时会更看重他怎么去团结起自己的工作伙伴，因为导演必须要相信他的伙伴，才会有好的结果。其次我会问自己，这个片子是不是由这个导演来拍是最适合的，或者说，他对这个片子的想法是不是也能调动起我的热情。
我觉得做创意就必须找到那个最独特的东西，能够一次性说服别人的东西，而且还要去证明这个就是你最适合去做的，这是想要成为导演就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另外，我觉得再有才华的导演都需要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听一听监制的意见。有意见不代表是错了，而是可能现在还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我们还有时间去调整。那有些导演可能就不想调整，沟通就会出现问题。像刚刚讲的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其实失败的也有很多。
沙丹：我们从影迷角度来看，已经知道了很多这种导演、监制、制片人三方冲突的事，大家可能会更倾向于站在导演这边，认为导演的表达是最重要的，但您也说，作为监制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能把控导演，那么您在以监制、以制片人的身份工作时，做过的最强硬的事是什么？
徐小明：这是我一直还在学习的地方。我也遇到过完全控制不住的导演，越沟通问题就越多，当时预算已经用完了，片子的进度还没有到一半，我的另外两个合作伙伴说这个项目必须要暂停，但我还是比较站在导演的立场上，就坚持拍下去，那次也是我学习收获最大的一次。但我也没有真的强硬过，这是需要继续学习的。
同是我觉得一个项目在最初的时候，有几个原则性的东西是必须要确定的。我会把投资人和导演组织到一起开会，让导演知道投资人看中这个项目的原因，也让投资人知道导演想表达的东西，这方面大家要达成一致，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合约，需要把大家当时的约定尽可能量化，因为大多数时候投资人判断不了导演拍的东西，但导演用30天还是50天拍完是可以确定的。我的责任就是在艺术上进行判断，出现问题马上去和导演进行沟通。我觉得比较成功的项目都是沟通过程比较顺畅的，那不成功的基本上导演都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
还有一个希望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选择做导演之前，必须要接受这件事的残酷性，你呈现在作品中的所有认知都会被看到，你要去面对别人的各种点评，必须要去理解观众的各种疑问，当然我的这部《少年吔，安啦！》也要面对这些，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沙丹：我觉得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特别真诚的交流，做电影真的很不容易，甚至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评判，艺术表达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事，就像这次北影节有一个电影《岛屿上的煎熬》，入选戛纳主竞赛的影片，很多观众看了都觉得特别煎熬，这就是特别主观的感受。
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云霄之上》是去年北影节天坛奖的最佳影片，也是徐小明老师受聘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院长后监制的作品。我觉得这部电影作为新主流影片，在艺术探索角度来说有非常重要的突破，希望您聊一聊和这部电影有关的工作。
徐小明：确实，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而且资金只有三百万，要拍一个战争片。但对于一个在学校当了几十年老师的导演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有点像我们回到最开始做电影的状态，所有人都有用不完的热情，可以团结在一起，克服万难去完成这部影片。
我觉得美院最厉害的是在视觉造型上，我参与主要是在最后阶段，当时已经剪了一版，有四个多小时，我就让导演把所有素材拿到北京，我来剪。不仅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答应了要去做院长，更是因为通过这个片子让我看到现在还是有这样一群人，可以不顾一切把电影当成理想去义无反顾地追求。
当然也要说，电影是一个少时即是多的艺术，导演必须要控制住自己想说的东西，否则太多无用的信息会把你想说的全部遮掩掉。
沙丹：《云霄之上》大家如果去回看的话，会发现上面写的是“中国美术学院作品”，而不是某个导演的署名，它是真正的一个团队的心血之作。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当下，我们都经历了疫情，电影甚至都成了特困行业之一，请问徐小明老师，对现在电影界和电影创作者，您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
徐小明：我觉得不仅是疫情，也因为这几年的短视频，让我更加相信电影还是21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在现在这种碎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当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最大的慰藉可能就是来自电影。我自己做了几十年电影，还是很相信这一点的，我觉得年轻的做电影的朋友也不要太焦虑。
当然，首先你必须得活下来，但不要说我要依靠电影发家致富，这在全世界的电影行业里都是比较少的例子，但每年投入到这个行业里的新鲜血液仍然非常多，大家都相信电影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沙丹：我们通过电影去表达，去和这个世界的某些事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文精神。
今天我们从《少年吔，安啦！》聊起，这样一部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的电影，穿越了时间，经受住考验，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经典。这部电影未来还会以数字形式进一步传播，更多的观众可以通过它重新认识徐小明导演，了解到徐导为电影所做的一系列工作。
从他的少年时期开始受到李行、侯孝贤、张华坤等等前辈的引领，到现在30年后，徐导自己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带领青年电影人不断进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最后也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徐小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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