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教育学家杨葆焜(1924-1997)。
1980年我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杨葆焜（1924-1997）教授。杨老师待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严格认真，定期在他家里检查读书进度、答疑解惑、布置新的读书任务。课讲完后，自由聊天，增进师生的感情和了解。记得是1983年初这样一次读书指导会后，杨老师告诉我他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了，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白族，又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中央委员，又是教育工作者。
我当即表示祝贺，随口说了一句：“人大代表开会的时候要带议案去的啊！”
杨老师说：“唉，那你就帮我拟一个吧！”当时他正在埋头写《教育经济学》，无暇他顾。我是学教育的，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利改税”改革，过去企业要上缴利润，现在要把利润变成税收，正式通过法律来收税，所以我当时为杨老师拟了第一个议案：在利改税中设立教育特别税，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当时教育界提出必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对青少年实施的公益事业，它具有强制性、免费性的特征，这是教育界普遍讨论和呼吁的事情。而当时国民经济刚从“崩溃的边缘”渐渐恢复，各级政府都在叫穷，没有教育经费，没有钱办免费的义务教育。面对这个矛盾，我就提出设置一个教育特别税种，将这个税收的钱专门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专款专用。
杨老师看了以后非常赞同，认真斟酌审稿，修改誊清，高高兴兴地带去北京开会。事后，杨老师告诉我：当时是“文革”后新一届人大，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开会，不知道应该提议案，当时的议案是要求30个代表附议，就会成为正式的议案。杨葆焜老师说他在会上把这个议案一提出来，很多代表都来附议，于是这个议案就成为六届全国人大的正式议案，后来被有关部门采纳，这个教育税最后就叫“教育费附加”，就是在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中提取3%作为教育附加，用于普及义务教育。（编者注：国务院于1986年4月28日颁布了《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并于同年7月1日开征。）
第二年又要开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杨老师就说，萧远啊，你上次拟的议案很好啊，这次再给我拟一个。当时提议案这个事情呢，很多代表第二次开会都有经验了，凡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问题，提了很多的议案。当时我留在华中师大任教了，华师分房子要按综合评分，除了职称是多少分，然后计算工龄是多少分。结果一算工龄啊，我比那些小青工的工龄还短，因为我上山下乡的六年，不算工龄，只有上大学以后，读书参加工作，才开始计算工龄，这样算起来我的工龄就太短了！所以我这个提案就有点私心了，就是说分房子，上山下乡不算工龄，我就可能分不到房子，太吃亏了！于是呢，我就拟了一个议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初稿写完后，我还请王在平进行了修改，我们当时都住在华师的“夹皮沟”，既是近邻又是好友，也是老知青。王在平很认真地作了修改，特别提出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属于国家统一分配，所以如果分配到农场、兵团的知青计算了工龄，而分配到乡村插队的却不算工龄，就会在同龄人中造成极大的不公平，既然是一次统一分配，当然都应该算工龄！
王在平的修改特别把统一分配这个概念提出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应该算工龄的论点、论据就完整了。这个议案一拿到会上，附议的人非常多，想想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搅动了千家万户，许多代表即使自己没有子女也有亲戚朋友是知青，这个议案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杨老师一念完，代表们纷纷附议，结果又成为正式议案被通过了！很快就下达文件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算工龄，我心中暗喜,于是在华师第一次分房中我被堂堂正正地分到一套新房，并且被大家推选为全校分房小组的副组长。
这件事使我们杨老师非常高兴，我帮他拟的两个议案都通过了，这使他当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很有成就感。到了第三年，他又要我提建议。这时候我就很有些为难了，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我曾经在铁路中学当过三年老师，武昌莲溪寺是铁路工人和机关的聚集地。过去莲溪寺附近有一个简陋的火葬场，那个火葬场的烟囱不是很高，是用柴火烧，烟尘滚滚，飘散不远，浓烟中有时还夹带着未烧尽的逝者的衣服布屑，这使空气中间的钙离子含量很高，武昌铁路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这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我上武大附小时，钟秉诚老师患癌症去世。我是钟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们也很热爱钟老师。所以要送他最后一程：把他送到莲溪寺火葬场。我依稀记得火葬场是一间一间的像窑洞一样，有厚厚的门。僧人把遗体安放在柴火堆上，众人作最后的告别，然后点火关门。突然边长军老师想起来，要把我们送的花圈全部都塞进去一起烧了，结果他把那扇厚厚的门一拉开，哎呀，我看到烧钟老师的火燃起来，我看到心里好难受，多少年都抹不去这个印象。旧火葬场如此，新建的火葬场我也进去看过，亲人们给死者盖上新被子或新毯子，有的还在头下压上书信或钱，以为可以和死者一起火化带到天国，结果担架车推到里间后，工作人员把盖在死者身上的东西哗啦一下扒了个干净，我这才发现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被子被单，头下压的东西也清理得干干净净，另丢一堆。我问为什么要这样，答曰，这些东西很难烧，浪费油。我惊讶地发现，死者亲人虔敬的心理表达，结果却被人轻率抛弃。
结合自己的种种亲身经历，前思后想，我拟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殡葬制度。这个议案杨葆焜老师又带到会上去了，也有很多人附议！虽然这个议案没有被正式采纳，却被收入六届全国人大重要议案文件集，后来我在《人民文学》看过一篇长篇报告文学，题目好像叫做《中国人的死法》，文章开头引述了毛泽东主席带头签字的《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后面引用了我帮杨葆焜教授提出的议案，建议进一步改革殡葬制度。
我这一生帮助我的导师杨葆焜老师拟的三个议案，其中两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纳，一个被正式列入人大重要议案文件集。后来杨老师非常高兴地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扩大到研究生的培养教学中，据后来当了教育学院院长的范先佐回忆说，杨老师每到开人大会之前，都将所有学生聚在一起，说：“我们来议一议，这次提交什么议案。”范先佐认为，这是杨先生对学生独特的培养方式，圆桌讨论给了每个人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提交议案的形式则培养了大家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萧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