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与民俗学视域出发，探寻中国文化编码丨凤凰书评

民俗学与人类学是有着学术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民俗学可以视为人类学的基础，人类学则是基于各民族文化民俗现象的比较分析之上，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问。这两种学科与我们的风俗习惯、传统技艺、生活文化、思考模式，乃至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现象都息息相关。本期特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秘书长向云驹、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舒宪，从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视域出发，推荐相关好书，探寻中国文化编码。

文丨叶舒宪

所有读书人，都希望能通过读古书去认识历史文化真相。但是古书难读，一些比较离奇的记述，其真伪虚实无从对证，读过也会如堕五里雾中。如《山海经》《天问》之类。如今时代迎来中国历史文化热潮，考古发掘的大量新出土文物令人应接不暇。有些考古发现的对象，似乎要比《山海经》还奇特，也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望洋兴叹。有没有一种学术性解读方案，能够兼顾古书内容和考古发现对象的激活效应呢？

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自2005年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是目前可以突破历史疑难问题认知瓶颈的一套新方法论，读书人可以自己学习尝试。第一重证据指所有传世古书。传统的国学研究就是围绕这些书证而展开的。对古籍的版本、文字和记述内容的考证，构成国学的基本方法——考据学。王国维在1925年提示地下发掘之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是当代考据的第二重证据。我们加上民间活态传承文化作为第三重证据，包括多民族口传神话传说和故事，节庆礼俗和表演之类，即当今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重证据指考古发现的文物和图像。一旦古书写的难解内容，遇到出土的第四重证据，往往能起到唤醒和激活的作用。

比如说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华夏族始祖黄帝号“有熊”。古今的读书人对此基本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成为千古之哑谜。1940年代长沙出土战国《楚帛书》，将创世大神伏羲的雅号写作“天熊”。作为地下新发现的文字材料，和甲骨文一样属于第二重证据。天熊伏羲和有熊黄帝相互映衬，透露着重要的历史隐情：熊曾经是一种圣号和国号。《白虎通·爵篇》云：“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按照谯周的说法，国号为“有熊”的国家早在黄帝之前就存在。“有熊”之圣号，是黄帝继承其父王少典的文化遗产。

古人难道真的崇拜熊吗？今人对熊的态度似乎还包含了蔑视的成分，诸如“笨笨熊”和“熊孩子”一类流行语可以为证。但是，今人的态度绝不能代替古人。只要你自己在办公室做健身操时操演过五禽戏之熊戏，就会明白，华佗传下来的以熊为楷模的修炼方式，肯定是大有来头的。再看北方萨满跳神要身披熊皮，就知道熊皮的作用如同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谁戴上它谁就代表天神下凡在人间。凡此种种皆为第三重证据，以活态文化传承证明：熊曾经是古人心目中的天神、尊神。人类崇拜天熊神熊的历史会有多悠久呢？第四重证据能够直接给出答案。

国家重大项目成果《四重证据法研究》一书，第七章专论汉代天熊图像，距今2000年上下，有多种熊形文物历历在目，包括铜器、陶器和玉器等，直观呈现当年的神熊风貌，足以颠覆今人蔑视熊的观念，并觉悟到古老传统断裂后必然发生的数典忘祖现象。第十章论述中医养生思想与熊崇拜的关系，始于《庄子》“熊经鸟伸”说，展示文物玉熊是商代的，距今3300年。同时还陈列28万年前辽宁金牛山原始人洞穴中发现的熊头骨照片，说明“人—熊”关系的历史厚重程度超乎想象。史前狩猎先民非常熟悉熊的冬眠习性，将冬眠后的复出理解为死而复生的神力作用。希望通过操练熊的动作，将这种非凡的生命能量积聚到自己身上。当你去辽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公园，看到5000年前亚洲第一神庙里供奉着神熊偶像，第四重证据就以无言的方式激活了有熊黄帝和天熊伏羲之类古书哑谜。更不用说《山海经·中山经》记述的熊山熊穴：冬天关闭，夏天开启。由此，四方面的证据整合起来，一个早已失落并被后人彻底遗忘的神圣文化传统，就会在你心目中复活起来。你以后再看京剧《渭水河》：周文王夜梦飞熊入帐，随即在渭水边巧遇姜太公，由此奠定周朝800年基业的辉煌历史，肯定被激活为一段典型的神话历史剧，有声有色。当你来到朱仙镇，看到著名木板年画《飞熊入帐》出自当今非遗传承人之手，肯定会对画面内容心领神会。那是3000年传说在当代传承不息的艺术见证。你若再去学习我国南派武术的代表——形意拳，也会得知其最高境界称为“鹰熊合练”，绝非偶然。被重新激活的熊文化传承能够让古书和文物同时大放异彩，为我们培育出好古崇古的一份文化自信与赤诚。

说过天熊、神熊，还要说到天龟（别称：天鼋、轩辕）、神龟。当你第一次看到所谓的二重证据商代甲骨文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商代最高统治者通神占卜的结果需要首选大龟甲壳用来刻字记录？占卜的本义是从神灵那里获得吉凶祸福的未来信息。曹操诗句“神龟虽寿”，给龟加定语，称“神”。占卜用龟的理由就是信仰龟能通神、通灵。2022年6月，当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龟形铜网格状器，其龟背甲与腹甲之间以活页相连，可以开合，二甲中间夹藏着龟形美玉，还有丝绸包裹痕迹。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前所未见的通神法器。四重证据的实物一旦重现天日，古书文本叙事中过去难解之谜，也就有了唤醒激活的契机。下面，我们不妨看几部古书的激活式解读例子：

其一是《山海经·南山经》所记之玄龟玄蛇，原来其神秘奥义可以从通神的龟形文物中获得启示；其二是《论语》所记孔子言论，居然将龟和玉联系在一起。《论语·季氏》记孔子原话：“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意思是说古代官府有专门管理占卜用龟的职官——龟人，还有专门管理各种玉礼器收藏和使用的职官——典瑞。如果神龟和玉器在木匣子中损毁，应追责此类官员。可见在政教合一的周代国家制度里，祭祀神灵是最重要的事情，龟和玉乃是国家祭礼首选之法器。礼书中除了有龟玉组合，更常见的则是玉帛组合。直到《明史》《清史稿》所记国礼圣物，玉帛依然不变。这就是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简言之，甲骨文汉字以来的国史传统3000多年，第四重证据玉礼器符号书写的历史有10000年。玉帛组合为祭礼的历史至少5000年。而金属礼器的出现约在4000年以内。没有物证在手，我们讲五千年文明就会流于空话。

其三是《今本竹书纪年》，讲到夏商之际改朝换代的历史大事件，商汤和伊尹在洛水边祭拜帝尧之坛，用玉璧沉入洛河，随即出现幻象一般的场景：先是黄鱼双踊出水，接着有黑鸟从天而降来到坛上，化成黑玉。又有黑龟同时出现，龟甲上隐约有红色文字，说夏桀无道，天命商汤取代之。这真可谓三黑汇聚，预兆夏桀之灭与商朝之兴。这笔法类似周文王梦飞熊而得姜子牙，开启周人取代商朝而得天下的历史。除了三黑圣物，天神降下的预兆还有如下一景：“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金德将盛，银自山溢。汤将奉天命放桀。”对照《礼记》所云夏人尚黑殷人尚白，此处的白狼、白银，用白色代表金德和商朝之瑞的符号意义也就容易理解。如果说代表金德的是黄金之黄色和白银之白色，皆为浅色，其对立面则是玄，及其所代表的深色。《竹书纪年》写作历史大事件的兆物黄鱼黑龟，类似《山海经》《拾遗记》神秘叙事中的黄鸟玄蛇和黄龙玄龟，皆可代表华夏神话历史元叙事的二元色编码。到《周易》则有“龙血玄黄”，至《千字文》则为天地玄黄。二元色建构我们中国文明的宇宙观。

进一步细看颜色：龟形的铜网格，呈现铜质的青黄本色。中间加持的龟形玉器，则是玄色。二者也构成玄黄二元色编码。再看铜网格器的两端：一端为方角，代表大地之方；一端为半圆，可代表圆天。四角塑造伸出头的龙形，符合神龙能够上天入地和穿越三界的神圣交通能量。如此看，这件奇特而罕见的文物，旨在贯通天地神人的意味，变得昭然若揭。既然龟与玉，在孔圣人时代的想象中就是最主要的通神法物，其他的就只剩下脑洞打开之后的无限遐思了。

这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的惊世发现，同时会引爆《山海经》热。在求解失落的文明方面，本书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玄龟叙事的文字，是2000多年前写下的。古今多少读书人看到此类描述，会有怎样的困惑和感想？三星堆实物龟形铜网格包玉，是3000年前埋下的。南方凌家滩文化和北方红山文化的史前玉龟，都距今5300年左右。那时只有玉，还没出现冶金术，当然不会有铜包玉的神龟制作。从5000年到3000年，法器的传播是一脉相承，有所损益，这就是文化文本的再编码过程。四重证据法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能够深度认知历史的学术范式：证据与证据之间，可以组建起文化传承之符号链条，激活被遗忘的和被尘封已久的那些珍贵记忆。

古有八面读书法，今有四重证据的激活读法。

文丨向云驹

完成于13世纪末，行世于14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人著述的关于东方中国最早一部内容最翔实、影响最深远的图书。由于它的成书过程是一种口述的记录，记录者又是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家，免不了按时风给记述穿靴戴帽，使之像是一个俗文学文本。这使得它一经问世就风靡一时。那时的西方对东方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或者略有耳闻却不得其详。成吉思汗和他的铁骑正横扫欧亚大陆，西方人也在恐怖中茫然无措。马可·波罗的中国“传奇”吸引了西方读者，让他们意欲了解神秘的东方。

马可·波罗在世的时候，人们就曾经直接质疑过他的中国讲述的真实性，他回答这些质疑说“我还没有把我所见的事说出一半呢”。多少年后，蒙古铁骑的血腥散出，马可·波罗的中国盛景（黄金香料和奇风异俗）却在西方人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它甚至成为随后而来的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导火索或者说是触发器。在航海热潮兴起之际，游记几乎影响了所有重要的航海人。葡萄牙亲王航海家亨利是15世纪西欧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事业的奠基者、组织者和发动者。他就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手抄本并经常翻阅。欧洲中世纪第一个地球仪制作者马丁·贝海姆也热心倡导从西方航向东方，他自述自己的地球仪地图受到马可·波罗的影响。15世纪末佛罗伦萨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也是西渡大西洋去东方的积极倡导者，他也看过游记，赞赏马可·波罗的说法，认为亚洲大陆比托勒密设想的更加向东延伸，即欧洲西向与亚洲东方比过去已知的更近。哥伦布曾带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开启了他的创世纪的航程。所以，这部游记在后来的元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地理学史研究等方面成为其中的显学。由于民俗学兴起于18世纪，人类学成型于17世纪，所以，早于它们两三个世纪的“游记”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在民俗学史和人类学史中占有应有的学术史地位。这种学术史的“忽略”应该得到弥补，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关注到这一点。

民俗学和人类学是有着学术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民俗学记录或人类学记录（包括旅行家、传教士、记者、作家、商人、外交官、学者等的异地记录）开始，进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后来，逐渐强调本学科研究者自己的亲历调查与研究，但此间依然不断出现杰出的“摇椅人类学家”，即仅坐着摇椅依靠图书资料和他人调查或记录资料开展研究，著名的有弗雷泽和他的名著《金枝》。在这个意义上，《马可·波罗游记》可以说是一部首次全面系统呈现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资料，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世界影响的著述。中国的民俗学和中国的人类学有必要给予其学术史定位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开掘。我以为，《马可·波罗游记》在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马可·波罗在中国有17年的时间，此前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先行来过中国，然后又带着他一起来到中国。所以他的中国经历、见闻还要加上他父叔对中国的了解。他的游记记录和讲述了许多为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中国风俗。这也是西方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他是否到过中国的一个切入点。比如有人以为游记里没有记录人所共知的经典的中国事象长城、茶叶、汉字、妇女缠足，由是怀疑他的中国之行的真伪。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实际上以中国之大、风俗之盛，一样不落，恐怕过去做不到，今天也不是易事。事实上恰恰相反，是他的中国民俗记录，证明着他一定亲历过中国。民俗事象的被记录必须基于实地、在场和亲历，没有身在其中民俗甚至是不可记录、不能被记录的。马可·波罗首次记录了中国的纸币及其使用，这是无论如何也杜撰、虚构或想象不出来的。他记录了泰州、南京、行在（杭州)、刺桐（泉州）、高邮等南北十几个城市流行的纸币，而且说出了纸币在中国流通的范围、流通的法律保障、使用的便利性、币值与纯金无别、纸币在流通中的轻便等。这是世界纸币的发生和起源。他记录了中国制陶人存贮陶土的细节，也被西方陶瓷史家认为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陶瓷。他说出这样一个细节：匠人们会存贮陶土达几十年甚至几代人，陶土需要在漫长的时间中风化成熟，他们有时就是为了子孙囤积陶土。这种情况至今还比比皆是。他对卢沟桥狮子的记录毫厘不差，说其雕刻甚精、石狮巨丽，一步一柱、其状皆异。关于中国的桥，他说杭州有石桥12000座、苏州有6000座，把中国水乡的特色界定得非常准确。

他到过世界和中国的很多地方。恰恰他接近的忽必烈大汗是一个喜欢听讲各地风俗和奇闻异事的皇帝。正好马可·波罗长于此道。他还为投大汗所好，刻意地训练了自己的风俗观察和绘声绘色讲述能力。所以，他实际上在民俗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民俗学家”。他在游记中自述自己专意熟习中国风俗且达到精练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众多来自四方或派出四方的使臣面呈大汗时，其他人笨嘴拙舌，被大汗斥为对自己想知道的各地风土人情一无所知，只有马可·波罗的讲俗，深获好评，常常使大汗大喜过望。这使他每次外赴都要专意民俗记忆，每每都要“专事访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俗调查。据统计他提到过的中国地名有70多个。还有外国学者统计比较了9到16世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中的中国地名，合起来也没有他的游记记得多。

他的中国地理既包括北部元蒙皇室生活地区，也包括中国江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还包括西部、西南边陲地区，与元朝中国的疆土广大对应，他的中国呈现也是广大、辽阔、多样的，是具有整体性和丰富性的中国。他记述的中国风俗还有丝绸、占卜、节日、杀羊祭祀、盐税、城市、园林等等，达到了可以说是外国人写的中国“民俗志”样本的程度。大概他还从民间采集和习得了很多“讲古”的材料、技巧、方法，所以，他把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也保留在他的讲述风格里。有时他会直接转述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但又像民间传说一样“煞有其事”，这应该也是让人质疑其真伪的一个无意中产生的原因。事实上他也因此对西方文学史中的乔叟、但丁、弥尔顿等文学大家都产生过文学影响。他讲过西方著名的“东方长老约翰”的故事，反倒使这个传说更增添了新的谜团。他讲的“巴格达之移山灵迹”又与我国古代神话愚出移山颇为类似。他讲的波斯三王的传奇，极富民间文学特色，是对波斯民间文学的转叙。这些真真假假混为一谈的“讲俗”，颇有民俗学的价值或者属于民俗学的方法，但却又是引起质疑的重要原因。

马可·波罗对世界的影响，除了众所周知的大航海一干人等外，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利玛窦，一个是拉法格。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的关系往往不被人提及。事实上，利氏在晚明时来到中国也是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而来。游记中讲到一个宗教事件深刻影响了利玛窦。马可一家三人来华时，从马可·波罗来华路途开始，欧洲基督教会和教皇就对东方极其关心。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还直接为教皇和忽必烈进行沟通，忽必烈盛邀传教士到东方，教皇则通过他们俩将圣杯赠予忽必烈。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说部分，对此有详细叙述。他们一家三人最后这次东行，与其说是为了商人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完成忽必烈对基督教的企盼和教皇对基督教东传的重托。在哥伦布被游记中的东方黄金、财富和商机诱惑时，真正的基督教传教士们也被游记中这些传教传奇所吸引。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许多传教士都曾对这部游记手不释卷。利玛窦对游记中的传教事迹一定是深深铭记在心了，他对教皇期待基督教东传的圣意心领神会，也对忽必烈希望神学、科学家东去，并用西方的神学和科学证明信仰与真理征服东方的豁达开明深有触动。他后来的传教实践似乎就是在践行这样一种传道境界和宗教精神（合儒、补儒、超儒三步曲）。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哥伦布为发现中国而出航，最终只是中途发现美洲大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才是中国的真正发现者，他们发现的最东方的伟大文明和文化，最终完整绘制了世界文明版图。而游记给予利氏的又一个重要启示是他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入乡随俗”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可以说使他成为现代民俗学的又一先驱。他的方法还被康熙定名为“利玛窦规矩”大加褒扬。这个民俗学史的案例也是颇值得民俗学者研究的。

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是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也是19世纪末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学者。他著述颇丰，其《财产及其起源》《思想起源论》都可以列为与人类学有关或者大量利用早期人类学资料的著述。他的“起源”研究中的《母权制——家庭探源》直接对马可·波罗记录的一个人类学现象进行了扩展式研究。这就是“产翁制”。《马可·波罗游记》应该是产翁制（丈夫代替妻子坐月子，以示孩子是父亲所生）原始习俗的最早人类学记录。拉法格引用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云南见到的这个奇异风俗，由此联系到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在美洲发现和记录的若干产翁制习俗，进一步又往欧洲文献探赜索隐发现了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类似记录，由此得出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证明：“产翁习俗——就是男人为了取缔妇女的地位和财产而采用的花招之一。”这是原始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就像人类学独立发展伊始，摩尔格的人类学调查及其著作《古代社会》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新认识新判断一样，马可·波罗的产翁制发现对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进提供了有力的民俗学和人类学材料。

大半个千年纪以来，《马可·波罗游记》先是在阅读界久传不衰，然后又在国际学术界持续引发一波又一波的学术热潮。这是让中国闻名世界且由于它的存在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图书。它长久地引起世界关注不足为奇。与之相反，中国的研究和关注起步较晚，且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介入其中又尤为不够。这倒是应该引起我们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