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悬崖边的树
——诗人曾卓百年祭
□谢克强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当我提笔想写“记忆深处的曾卓”时，我想到的正是鲁迅先生的这句话。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了，曾卓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曾卓不仅没有走远，反而越来越近地活在我们中间。不是么，每每外地的诗人朋友来武汉时，就要说起诗人曾卓；每每武汉诗人举行诗歌活动时，就要谈起诗人曾卓；只因他是武汉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徽记，也是湖北诗人的一面旗帜。
- 1 -
我是认识了曾卓的诗之后才认识曾卓的。
那是1980年5月初，我刚刚收到订阅的1980年第2期《长江》文学丛刊，照例从杂志的目录里找到诗的栏目，当我看到题为《心的历程》（六首）的目录后，即翻到202页，屏气凝神地读了起来：
《有赠》：“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饿，劳累，困顿。/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它在招引我——我生命的灯。”我默默地往下读着，当我读到“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时，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微微抖颤着……忙轻轻合上书页，抬头仰望着窗外苍茫的夜空。
说实话，这是我学诗十几年来第一次读到的一首震慑心灵的爱情诗。在我以往的阅读经历中，偷偷摸摸能读到的也就是闻捷式的爱情诗——劳动加爱情，而这首《有赠》实则是一个因“饥饿、劳累、困顿”而“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从心灵深处涌出的一曲哀歌。但是，诗人并没有在诗里渲染自己的孤寂与苦难，而是竭力表现诗人在孤苦中获得的慰藉与温馨。也许正是诗人以浓郁的情感和生动的笔墨，活灵活现地展现出劫后夫妻重逢的动人一幕，才给了我震慑心灵的力量。
由此，我记住了诗人曾卓，也记住了《长江》文学丛刊。在当时，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还没有哪一家文学刊物发表过这样的爱情诗。
两年多后，我脱下穿了十五年的草绿色军装，转业来到《长江》文学丛刊，做了一名小说编辑。第一天上班后我便问起坐在我对桌的阳云先生：曾卓何许人也，他写于1957年的诗作为什么现在才发表？
这一问，阳云先生打开了话匣子，跟我说起他熟悉的曾卓。他没有讲他们那一辈人遭遇的苦难和折磨，而是谈起诗人曾卓和他的诗。我听后，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值得景仰的诗人，便决意拜访他。那时，我住在汉口三眼桥，离曾卓先生的住处不远。
大约是一个星期天，按照朋友的指引，我走进了台北一村，敲响了曾卓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曾卓先生，他伸出手来，将我迎进屋里。
那一刻，我的心被强烈地震动着。这是我第一次拜见曾卓：只见他伸出的瘦长的手臂凸突着一条条青筋；扬起的额头岩雕般粗犷，堆满一道一道凿痕，显得格外苍劲；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闪烁着热情……
我知道，曾卓先生刚过花甲，与其说岁月留给他的印痕似乎浓烈粗糙些，还不如说苦难与折磨给他烙下深深的印记。
落座后，我转达了阳云先生的问候。曾卓先生听后，便给我讲起他熟识的阳云，讲起阳云先生的诗，讲起阳云先生刚刚获得《长江文艺》1981—1982年度短篇小说佳作奖的《峡谷风雨》，并嘱我多多向阳云先生讨教。
话匣一打开，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一个多小时，我默默地听着，这才忐忑不安地递上我刚刚写完的《夏歌》。这是我为自己写的一首百余行的抒情诗，以纪念我的三十六岁生日。
曾卓先生接过我的稿纸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看完了。见他看完后，我就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稍稍想了一下，便对我说：你的这首《夏歌》我读后就发现较你的诗集《放歌山水间》有了一些新的可喜的变化，注意从生活的表层向生活的深层开掘，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抒我之情。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独特的感受，诗人一旦离开自己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去阐释某种理念，或者去写自己尚未真正发现的事物，那肯定不是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总是力图写那些真正触动了他的心灵，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东西。当然，这也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品味气质、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相关，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品位气质、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因而在诗的创作艺术追求也就有所不同，自然他们创作出来的诗的风格也就迥然不同。
我想找只笔记录他的意见，他摆了摆手说：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哪用得着白纸黑字记录下来。
我没有将曾卓先生的一席话记在纸上，却牢牢记在心里。
这是我第一次拜访曾卓先生。论年龄曾卓先生与我的父亲同龄，算是我的父辈，可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毫无陌生之感。
也许诗人的心是相通的。
- 2 -
春去秋来，又是一个暮冬时节。
节令虽是深冬，但在沙市却有了几分春意。原来湖北省的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在沙市举行，来自全省的几十位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聚会沙市，给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带来了一缕春风。
我又见到了诗人曾卓。
讨论是热烈的，何况诗人兴会，讨论气氛更是热烈。
徐迟先生又一次谈到诗与现代化。在1979年1月《诗刊》举行的全国诗歌座会上，我曾听过他激情满怀地讲过这个问题。
管用和谈起湖北的乡土诗的特色，并就乡土诗的突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骆文介绍了“长江诗会”盛况，同时还盛赞《长江文艺》诗专号在诗坛的良好影响。
我在静静地听着，虽然我在诗坛混迹有些日子，但回湖北时间还不长，又做着小说编辑，与湖北的诗人也联系不多，自然不好说什么。
不知谁向骆文同志提出建议：湖北各类文学艺术刊物都有，就是没有诗刊，建议办一个诗刊，以扩大诗的阵地，集结诗的队伍。
一阵发言过后，曾卓先生发言了。他首先肯定了诗在新时期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发出的先声，接着他又说，与其说诗歌对于思想解放起了先声的积极作用，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诗歌生产力的大解放。他列举了诸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诗作说，诗需要思想的光芒，更需要艺术魅力。
这就是曾卓，或者说这就是他的艺术观。听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刚刚读到他的《老水手的歌》。多少年后，诗评家程光炜在《曾卓论》里这样评价曾卓这时期诗作：“就在诗坛的相当一部分诗作还在纷纷充当起智者，向人们阐述着他们关于世界、历史、人生和存在的冷峻的思辨的时候，诗人却已在风起浪涌、海阔天空的岩石旁，深情地唱起了他的‘老水手的歌’”。
会议休息期间，我们一行去章华寺赏梅。走进寺内，抬头一看，只见一树古梅老枝怪异，苔藓鳞皴。树的四周早围满了赏梅的人，有的擎着伞指指点点，边观赏边像是发现了什么；有的站在雪里痴望，似从梅的挺秀中领悟一点什么；有的掏出笔记本，挥笔摹写临画；有的徘徊沉思……一位我熟识的《沙市日报》记者，正张开照相机的镜头，顺着他的镜头对准的方向看去，我一看，那不是曾卓先生么！这位饱经风霜的老诗人，一定是被眼前这株丰姿绰约又历经风霜的老梅迷住了，瞧他那双有点混浊的眼睛，也好像倏然恢复了青春的光彩。
这情、这景、还有情景中的诗人，难道他不就是一株傲雪斗霜的老梅么？！
此刻，当我望着梅树凌空铁骨、荡胸灵气，不禁想起他的那首著名的诗《悬崖边的树》。在他身上，仿佛真的“留下了风的形态”。这是一种经过严酷的漫长的不公平的扭曲和辗压后的令人感伤的形象呵！然而，诗人唱道：“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首诗里并不满足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般性描摹，而是以冷峻和检阅历史风云的眼光，通过象征的手段，将人们引向一个更为空阔和深邃的思想和历史的空间，促使人们对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历史进行严肃的思索。
这就是我们的诗人！
风可以忘记，雨可以忘记，可历史不会忘记。195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生活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蒙难被关押受审，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牛棚、孤独、痛苦的生涯。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这已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更叫他不能忍受的是工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苦难和孤独折磨着他，也磨练着他，即使与生活搏斗之余显得有点困乏，他仍带着充满向往、期待和信任的笑意面对人生，不甘寂寞，锐意进取，“将生命的歌——唱得更响”。
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高，诗品才高。因此，做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操的人远比写一部成功的作品重要。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老枝新梅，在雪里显得有点风姿秀雅，颇有飘逸之气，而树下的诗人，那苍劲但不显得挺拔的身躯，使我见到的却是恬淡温馨的笑意和傲岸的风骨……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披衣起身，拧亮台灯，思绪如流，挥笔草写了一首《赠梅》的诗，寄赠曾卓先生。
- 3 -
在武汉、在湖北，与老一辈的作家诗人中，我最景仰的是徐迟先生和曾卓先生，自然也和徐迟先生、曾卓先生交往得多一些，聆听他们的教诲自然也多一些。
1989年，我已出版了四部诗集，按中国作家协会的入会条件，我提出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请诗人李瑛先生和曾卓先生给我作入会介绍人。填好入会申请表后我就寄给了诗人李瑛先生，他收到表后即给我写了介绍意见：“谢克强同志原在铁道兵部队工作，是一位较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他生活扎实，学习勤奋刻苦；后转业到地方，继续坚持创作，又有新的突破。他路子正，作风好，成就显著，愿介绍他入会。”我收到李瑛先生寄回的表后，即请曾卓先生写介绍意见。他拿过表，看了我的工作简历，又看了我的创作业绩。当他看见我近年涉足小说创作，并有中篇小说《黄莲蜜》《蛇洞》等在文学刊物发表后，他说，你是小说编辑，写小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看你本质上还是个诗人。
我默默听着，没有做声。
曾卓先生见我没做声，就问我读过唐人韩愈的《师说》没有？曾卓先生这一问，我就来了精神。我说，这是我读初中时语文课本的一篇古文，我至今还会背诵。
曾卓先生说，《师说》里有这样一段话：孔子曰……
没等曾卓先生的孔子曰说完，我就接着背了起来：“‘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对了，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曾卓先生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曾卓先生的意思，默默点了点头。
曾卓先生又看了看我的入会申请表中的创作计划，这才给我写下介绍入会意见：“克强同志写作勤奋，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他的诗情绪健康，并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是湖北省较有影响的青年诗人，故我愿介绍他入会。”
有这两位前辈诗人介绍我入会，自然我不费周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自然想在创作中有新的突破。这时我已年过不惑，便想写写自己的人生体验，我便开始以《人生》和《孤旅》为题的抒情短诗创作。几年后，我以《孤旅》为题结集出版。《孤旅》出版后，我先后送给徐迟、曾卓先生指教。
曾卓先生接过我的诗集《孤旅》，翻了翻说：我在《诗刊》《星星》《长江文艺》和《芳草》上看过你近年发表的一些诗作，我读后感觉你的这些诗是你的《夏歌》的延伸和发展。你注意从外面的生活世界走向自己的心灵世界，理智而冷静地静观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肯定生命意义，并注意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提炼生活的哲理，这些都很好。在写作中还要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这些年，湖北的诗人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仍坚守在诗的阵地上，这值得鼓励。
我说：爱好是一种痛苦。为了治疗这种痛苦，我的业余时间都给了诗。
后来，我的诗集《孤旅》参加屈原文艺创作奖评奖，我又请曾卓先生为《孤旅》写了推荐语。
不久，《徐迟文集》《碧野文集》出版，我便向曾卓先生建议出版他的文集，他听了后笑了笑说，现在出版社都讲经济效益，出个人文集不会有什么经济效益，人家不会干。我对他说，省市都设立了出版基金，《徐迟文集》《碧野文集》出版我都是找了有关部门，争取了出版基金，不仅他们的文集得以出版，出版社还象征性地给了一笔稿费。曾卓先生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好，我找有关方面打听一下。
两年后，我收到参加《曾卓文集》出版座谈会的通知。在那个座谈会上，有关方面的领导、曾卓的旧部和多年的老朋友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你说曾卓，我说曾卓，忆往事、说趣事、叙友情，还有的评曾卓、论曾卓，会场气氛之热烈，就是我这样一个混迹文坛多年的也见过一些场合的人也很少见。
自然轮不到我发言。
临散场时，我走到曾卓先生面前，衷心祝贺《曾卓文集》出版。他笑着说，总算了了一件心事，给自己作一个小结。说着，他将先已签好名字的《曾卓文集》递给我。我双手接过《曾卓文集》，打开第一卷的扉页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克强同志正 曾卓 1995.1.12.”，还有一枚鲜红的印章。
捧着还带着油墨清香的《曾卓文集》回家后，当天夜里，我就开始读。我没有读文集的第一卷（那是诗歌卷，曾卓先生出版的诗集都曾送过我，我都认真读过），而是先读第三卷，这是一部诗论卷。像《诗人的两翼》《重要的是：爱》《回答关于诗的几个问题》《诗的真和美》《必须心中有光》诸篇我就读了多遍，有些重要观点或者论述我还抄了下来。
如今，《曾卓文集》和《徐迟文集》《碧野文集》《贺敬之文集》《李瑛文集》都站在我书房壁立的书架上，令我高山仰止。
后来，我在撰写散章式的诗论《独白，徘徊在诗与美之间》的写作中，有意无意、或隐或现地将曾卓先生的许多重要的诗学观点融入其中。
- 4 -
诗人曾卓先生曾在一篇《我和酒》的文章里写道：“日常生活中，我有几样憾事，其中之一就是不善饮酒。”“我在一首诗中说过：‘一口酒就能使我醉了’，这说的是实情。但对于另一种不是一般的酒，一种更烈更辣的洒，由于多次不得不‘品尝’，倒是锻炼出了一点酒量。一如我在一首小诗中所说的：而我却从未醉倒/虽然有时不免步履跄踉/当我满饮/生活酿成的苦酒”。
满饮生活酿成的苦酒，却不善饮甘醇的美酒，这就是诗人曾卓。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1996年端午节，我接到作家黄建中的电话，告之旅美台湾诗人彭邦桢回汉省亲，想见一见诗人徐迟和曾卓。我明白这意思，由于工作职务的原因，南来北往武汉的作家、诗人我都要出面接待。像作家王蒙、玛拉沁夫、张贤亮、邓友梅、陈建功，诗人吉狄马加、刘湛秋、叶文福、叶延滨、高洪波等我都接待过。
一听诗人彭邦桢要来，我即与徐迟先生打电话，他一听，忙问：“在哪，还有哪些人参加？”徐迟先生一听，一反常态。往日，听说有人要拜访他，他大多婉言谢绝。
“有曾卓……”没等我的话说完,他打断我的话：“你派车来接我，我有好久没见到曾卓。”
我打电话给曾卓，曾卓先生一听说有徐迟参加，忙说：那好，我马上就过江来。另外，可不可以请田野也参加一下，我有好久没见到他，也想聚一聚。
大约十一点半，彭邦桢先生在黄建中的陪同下，来到新闻宾馆餐厅的一间客房。彭邦桢先生我还是第一次见面，经黄建中介绍，我忙伸手向彭邦桢先生问好。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不陌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诗选》之一、之二中早就熟识了彭邦桢先生，后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彭邦桢文集》，责任编辑赵国泰送给了我一套，我不仅对彭邦桢先生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还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获益多多。如今能与彭邦桢先生一晤，自然是件难得的事。彭邦桢先生虽已77岁高龄，军人出身的他腰挺得笔直，身板也还硬朗。
还没与彭邦桢先生寒暄两句，徐迟先生走了进来，他的身体状况显然不如从前了。彭邦桢先生忙迎上前去，将手伸向徐迟。徐迟握着彭邦桢的手后，又拥抱着他。徐迟松开手，过了一会儿，徐迟建议说：“咱们再拥抱一次。”
这时曾卓先生也走了进来，见徐迟与彭邦桢拥抱在一起，他笑着对他俩说：“再拥抱一次。”曾卓这么一说，三位老人孩子般哈哈笑了起来。
见人都来齐了，我就请几位上席。坐在桌子上，徐迟又向彭邦桢问起诗人痖弦的近况。听了彭邦桢介绍了痖弦的近况后，徐迟略带伤感地说：“分别几十年了，怕是再也见不到这位老朋友了。”
曾卓听徐迟略带伤感的话，忙说：“下次开国际华人诗人笔会，邀请痖弦来，你们老朋友不就见着了。”
徐迟若有所思，又问起聂华苓的近况。
那天刚好是端午节，席间，我举起酒杯说道：今天是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我很荣幸和几位前辈诗人相聚，祝你们诗心如火，青春永在。
我举杯向几位老诗人敬酒，便说先饮为敬，举杯一饮而尽。
徐迟、彭邦桢举杯轻轻抿了一点，便坐下了。曾卓见状，便举起酒杯，与我的杯子轻轻碰一下，便将大半杯一饮而尽。
这是我与曾卓先生多次聚餐时见他如此饮酒。
说起了酒，又说起了诗。听说今天是端午节、诗人节，大家不由谈起诗人屈原，说起诗人闻一多，又提起诗人艾青。
提起前不久刚刚离世的诗人艾青，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
听着几位老诗人谈着艾青，我一边静静听着，一边回想1979年元月参加《诗刊》举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远远远见到艾青的情形，听艾青讲他受尽磨难之后的新生。我不了解艾青的全部历史，但我读了他很多作品。今天听几位老诗人谈起艾青，对诗人艾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心想：不知道今后史学家怎样评述1996年，但我以为1996年绝对是中国的诗之殇，因为1996年中国诗坛失去了她的泰斗——艾青。
说着，说着，曾卓先生又站了起来，这回他提议请大家起立举杯，祭奠不久前逝世的诗人艾青。
默默，大家站了起来，低垂着头，将酒洒在地上……
- 5 -
1998年11月12日至1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苏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即张家港诗会在江苏张家港市召开。曾卓先生和我应邀参加这次诗会，和全国一百多位诗人、诗评家一起来到张家港这座江南梦幻般拔地而起的文明新城。
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在致欢迎辞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诗歌需要交流，诗艺需要切磋。交流能够产生诗歌，切磋能够撞击出好诗。”他的话引起了诗人们的共鸣。
在这个难得的聚会上，诗人们有着说不完、说不够的诗歌话题，尽管有些深重，尽管在艺术上有流派不同、观点的分歧，但诗人不说不快，只为诗人们对诗歌的真诚是一致的。诗人李瑛、绿原、朱子奇、赵恺、王怀让、金波、李松涛、昌耀、加央西热、任洪渊、于坚、吕进等作了大会发言。他们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在其后的两天小组讨论中，诗人更是情绪激昂，就诗歌现状、诗歌的生存与发展、诗人应关注现实以及诗歌的作用、诗人的责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在小组会上，在谈到诗与时代、诗与人民的关系时，我就以我刚刚参加的抗洪斗争的切身体会和听到人民群众创作的民谣，深切感到诗要关注现实，重塑诗歌精神。
诗人程维在谈到重塑诗歌精神时说，要加强诗歌创作的社会责任感，诗歌必须要有切入生存层次的勇气，诗人必须提升自身的品格。
曾卓先生听完程维的发言后接着说：诗歌精神，实际上就是诗歌的品位。从新诗近百年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时期诗歌品位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诗人们是否拥有对社会对生活深刻独到的思考，是否拥有对民族对人生独特的情感体验，是否拥有独具匠心的发现能力和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一句话，最终取决于诗人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的高低，也就是诗人的人格力量。我这里强调的人格力量，是指审美人格，即美学范畴的人格。
讨论完后，诗人们就开始了游山玩水。在游览寒山寺时，诗人顾浩见到曾卓时就对他说：感谢湖北诗人张继，他的一首《枫桥夜泊》，为我们苏州创造了枫桥和寒山寺两个景点。站在一旁的诗人黄东成说，的确，湖北诗人张继游了苏州，才有了《枫桥夜泊》；河南诗人孟郊客住我们江苏溧阳，才产生了千古名篇《游子吟》。我听了黄东成这么一说，就对他说：四川诗人苏轼被贬到我的故乡黄州，才有了他的一词两赋哩！如今的东坡赤壁也是湖北一大名胜。
11月15日下午，秋色中的太湖突然被打破了宁静，“太湖之秋诗歌朗诵演唱会”把诗会推向高潮。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诗会诗会，诗人相会最好的表达就是诗的语言。诗歌诗歌，又怎能不歌。
顾浩首先登台，用方言朗诵《浪淘沙·太湖》；翟泰丰接着朗诵了他刚刚创作的《七律·颂诗会》；诗人屠岸的《二十一世纪的召唤》把人们带向了一个诗间的新世纪；朱子奇的《祝愿》给秋天的太湖增添了暖意；诗人赵恺的《走向青铜——艾青诗传》勾起了人们对诗人艾青深深的怀念。诗人吉狄马加先是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接着又放歌一曲。
就在吉狄马加走下台时，远远望去，只见诗人曾卓走上台去。
曾卓朗诵的是他的爱情诗《有赠》。
场上顿时静了下来，诗人们在静静听着老诗人深情低缓、如哽如泣地朗诵着——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累、困顿。/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
曾卓先生朗诵完后，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这首诗人写于六十年代的诗《有赠》与我们读到的那个时代的其他爱情诗不同，它有着那个时代特定的烙印，因为，诗人不仅被剥夺了歌唱爱情的权利，连他们爱的权利也受到威胁。正如诗中所言：“我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如果说诗人作者说出了被那个时代禁锢了的真实心声的话，如今人们听到他心酸的歌怎不在心中引起了共鸣呢？
在回武汉的飞机上，我和曾卓先生谈起那天朗诵会的情景。我说，《有赠》这首诗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和华丽的词藻，却以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给人以催人泪下的情感冲击。岁月流走近二十四年，那天在场的一百多位诗人听到您如哽如泣的吟诵时仍受到强烈的心灵震颤，不少诗人眼里都噙着泪水。
曾卓先生听后说：文学的美，或者说诗的美就在于它能表现人的情感，表现人的一种情感体验。因此，情感的真挚是诗的第一要素。一首诗是好是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你的诗是否以情动人，所以一首好诗其实就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与技巧无关。现在有些人写诗与心灵无关，仿佛是制造出来的；写诗不是一个职业，不是谋生的职业。写诗应该是诗人情绪的宣泄，或者说精神的需求。
也许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对于我们这些以诗为生命的人来说，温故才能知新。
- 6 -
我与曾卓先生最后一次参加文学活动是2001年10月底的一次颁奖仪式。我省青年女诗人许玲琴的组诗《装扮女性的事物》在中国诗歌学会举办的全国首届“美岛杯”网络诗歌大赛中荣获二等奖，中国诗歌学会决定在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颁奖仪式。
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吉狄马加给我打来电话，告之他将来参加这个颁奖活动，并给获奖诗人颁奖。吉狄马加知诗人曾卓正在生病住院，邀我一起去看望曾老。曾卓先生知道后，执意不让我们去医院，他要来参加这次颁奖大会。
我知道曾卓先生的病很重，他能来吗？
就在我的疑虑中，曾卓先生在夫人薛如茵女士的陪同下从车上走了下来。我赶忙上前扶着他，忙向他问好。他笑了笑，表情似乎有些痛苦：情况不太好。前不久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告诉我浑身疼得人受不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都不能止痛。看着他瘦骨嶙峋的样子心里不禁溢满悲悯之情，真恨老天不公，让他在受够精神折磨之后好不容易老来可以安享晚年，却让病魔缠上了他，令他生不如死。
但曾卓就是曾卓。尽管此时他已是重病在身，但精气神不错，不时向吉狄马加问起北京一些老朋友的近况，也向我问起湖北省作家协会换届的准备情况。当他得知湖北省作家协会第5次会员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他表示争取参加开幕式，见见老朋友们。
颁过奖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诗稿。他说他有一首诗，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批评。说着，他即兴朗诵起来：
在病中，多少次梦想着/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声音少了些许的洪亮，甚至有些颤抖，却依然充满激情。在座的诗人听了无不为之感动，为曾卓先生充满激情的朗诵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坐在曾卓先生的身旁，自然听到他在朗诵之后有些粗重的呼吸，甚至有些气喘吁吁了。我忙递过一杯热水，想叫他喝口热水缓口气。他接过杯子对我说，这首题为《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的诗，是他刚刚在病床上写的一首诗。
我接过诗稿，细细品赏之后，对曾卓先生说，这是我读到您近年诗作中最好的一首诗，我带回去给《长江文艺》。不久，《长江文艺》2001年12期首发了这首诗。后来，《诗刊》、《湖北日报》等相继转载了这首诗。
据说，这首诗是曾卓先生的绝笔之作。
责任编辑 吴佳燕
实习编辑 廖峻漪
作者简介
▲谢克强|
谢克强，湖北省黄冈县人。1947年生。1972年开始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已在海内外百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三千余首；著有诗集散文诗集《孤旅》《艺术之光》《湖北作家文库谢克强卷》《母亲河》等十六部及《谢克强文集》八卷。有诗入选《中国新诗百年诗志》《中国新诗百年诗选》《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等三百余部诗选。有诗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沈阳、武汉等省市文学刊物获奖，散文诗集《断章》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集奖。
—END—
制作：金龙 张亮
审校：吴佳燕
核发：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