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为什么北方人说话有卷舌音，南方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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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郑子宁的语言学通俗著作，前有《东言西语》《中国话》，近有《南腔北调》。中国之大，历史之长，语音变化复杂繁多，也时时在今人生活中制造小乐子：西南为啥管孩子叫鞋子？出了毛坦厂的六安为什么读陆安？三经半夜还是三根半夜？……这些愉悦的知识伴随我们进入这个社会语音学的世界。

文 ／  郑子宁

The ch sound is, however, not unfrequently heard, but the Hankow native cannot realise a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the ts; this initial may be said to b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transition state.（然而ch音并不是不能频繁听到，不过汉口本地人不能区分它和ts；这个声母或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转变状态。）

——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汉口方言》（The Hankow Dialect），1875年

幼时受教于家长和京语前辈，每发š、c、j三音时，常受申斥说：“这不是汉话，别咬得那么重，舌头松点儿。”甚至有时责骂说：“你也不怕舌头尖儿把上膛顶穿了！”

——瀛生《满语杂识》

恐怕汉语中再没什么东西比卷舌音更具争议性了，这大概得归功于卷舌音的分布天然地就为地域话题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弹药。就大部分中国人的模糊印象，北方人说话有卷舌音，南方人说话没有卷舌音。

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特征各异，差别绝不仅仅只在卷舌音上。偏偏卷舌音不光分布广，而且很容易听出来——就算是说话不带卷舌音的南方人，也能轻易听出北方人说话时有一类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发音。反过来说，北方人听没有卷舌音的南方话，则往往也是怎么听怎么别扭。相比而言，要让母语中没有清浊对立的多数中国人听出江浙吴语有浊音，或者绝大多数岭北人听出广东话有非常丰富复杂的韵尾，和自己的方言不同，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由于卷舌音鲜明的特征，人们对卷舌音的态度可谓爱憎分明。喜欢卷舌音的觉得没有卷舌音的话这也不分那也不分，不够精确，仿佛不会使用舌头；而不喜欢的人则觉得卷舌音发音费事，不好听，甚至“矫揉造作”。更有甚者，还有人声称汉语本来并没有卷舌音，北方话里的卷舌音是“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带进来的”。

在讨论卷舌音是不是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有关之前，不妨先来确认一下，卷舌音是否真的是可以用来区分南北汉语的特征。

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如果听到沈阳话，大概会惊讶于这种位于东北地区的方言居然全是平舌音，没有卷舌音的痕迹。这种方言可是够北了。巧合的是，沈阳往南不算太远的锦州方言在平卷舌方面和沈阳话截然相反，只有卷舌音没有平舌音。

没有卷舌音的北方话也并不仅仅是沈阳话。沈阳之外，辽宁其他地区的不少方言也都没有卷舌音。辽宁也并非北方唯一没有卷舌音的省份，山西太原话、内蒙古呼和浩特话也是只有平舌音。甚至山东也有没有卷舌音的地方，如济宁、聊城，他们学习普通话和不分平卷舌的南方人一样，也得经历痛苦的记忆过程。

反过来说，北方人对“南方话”没有卷舌音的印象也未必合理。去过云南的人大概不难发现大部分云南话都有卷舌音；湖南不少地方的方言也有卷舌音；虽然四川话的代表成都话没有卷舌音，但是川东北的巴中等地却不难找到说话带卷舌的四川人，川南自贡人卷舌头在四川尤其出名，很多四川人甚至以此编了些诸如“我们自贡人说话从来不卷舌头”此类的笑话取乐；江苏常熟方言也有卷舌音；甚至就算在天南之地的两广，也能找到不少有卷舌音的地方，如广东大埔、五华，广西象州等地。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乘坐时空机器回到1800年左右的中国，会发现现在许多已经没有卷舌音的南方城市当年说话都带卷舌。尽管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录音设备，但是却有一帮热衷于记录各地方言的人，他们的身份可能有些令人意外：我们今天能如此确定19世纪中国版图上卷舌音的分布比现在广得多，得归功于在中国各地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他们热衷用字母记录当地方言。作为副产品，无形之中竟然留下了不少当时方言的记录。

以在成都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为例。作为传教士他并不算很出名，然而他在成都活动期间撰写了一本名为《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的书，出版于1900年，大致是成都方言字典与教材的综合体。这本书的注音方法相当简单明了，利用了钟秀芝的母语——英语的拼写规则。因此在书中，平舌音拼为ts、ts’、s，卷舌音拼为ch、ch’、sh。

如果今天我们要为成都话设计一套拼音，大可不必这么麻烦，因为今天的成都话只有平舌音。不过《西蜀方言》中的四川话可能会让很多成都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在这本书中，“成都”注音为Ch’en^Tu^，“层”则注为Ts’en^。也就是说，当时的成都话里，“成”和“层”有类似普通话一样的平卷舌对立。而在21世纪的当代成都话中，卷舌音已经完全消失，“成”和“层”完全成了同音字。

19世纪后期西南大城市的方言有卷舌音的并不只有成都。无独有偶，稍早一些的1869年，法国传教士童保禄（Paul Perny）也曾经出版过一本《西语译汉入门》（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这是一本汉语口语、法语、拉丁语的三语词典。童保禄一直在贵州地区活动，所谓的“mandarine parlée（官话口语）”实际上指的是贵州省城贵阳的方言。

由于传教士的目的是学会当地方言方便传教，一般不会出现中国人自己编纂辞典韵书常见的崇古重官倾向。这两本书的存在无疑说明在19世纪后期，成都话和贵阳话都有相当完整的平卷舌对立，就如今天四川自贡、巴中等地的方言和大部分云南话一样。现代不分平卷舌的四川话和贵州话仅仅是近一百多年的产物。

如果说19世纪后期成都话和贵阳话的卷舌音还比较稳定的话，另一座大城市——汉口的卷舌音则已在风雨飘摇中。

本篇开始引用了英国人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记录的汉口话。和19世纪热衷学习中国方言的各路传教士不同，庄延龄是一名律师、外交官和汉学家。他在19世纪后期为各英国领事馆服务期间，广泛记录了包括上海、温州、汉口、扬州、宁波等多地在内的中国方言，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和对华外交界广受尊崇，甚至有传说他可以和各地中国人用对应的各地方言对话。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庄延龄对中国语言的兴趣还扩展到了一些非汉语上，他曾经于19世纪90年代调查过海南琼山的石山话（即今天海口秀英区石山镇一带的方言，属临高语）。

庄延龄记录汉口话是1875年，不知是否因为当年的汉口人脾气和今天一样火爆，庄延龄对汉口方言极为怨念。他对汉口方言做出了如下评价：“相当贫乏，只有316个音节，相比之下北京话有420个。”“这种方言是处理过的最令人不满的方言之一……汉口方言处于自发变动的过渡状态，另外还受到聚集于此的众多商人的语音影响（This dialect is one of the most unsatisfactory to deal with... the dialect of Hankow is in a transitory state of its own proper motion, and is moreover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speech of the numerous traders who congregate at that centre）。”

尽管如此，他仍然记录了卷舌音处于消失前最后一瞬的汉口话，庄延龄记录的汉口话卷舌音仅用于chun、ch’un这样极少数几个音节，此外他对ch声母的描述可能暗示仍然有一些汉口人话语中有更多的带卷舌音的字。20多年后，1899年，美国传教士殷德生（James Addison Ingle）撰写了《汉音集字》（The Hankow Syllabary），其中卷舌音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至此汉口话比成都话和贵阳话更早地完成了卷舌归入平舌的变化。

卷舌音在南方的消退并不局限于西南地区，就算是总给人分不清楚平翘舌印象的江浙一带，在100年前仍然是有不少地方有卷舌音。当时的苏州和无锡均有卷舌音，20世纪早期苏州人陆基曾经用注音符号设计了一套苏州话的拼音，注音符号本来是用来标注国语（普通话）的，存在平舌和卷舌的对立。陆基设计苏州话拼音时，则是继续沿用了注音符号本有的平舌音和卷舌音。今天的苏州评弹因为语音比平时说的苏州话更加保守一些，也仍然存在卷舌音，甚至苏州与无锡的许多村庄的方言也有卷舌音。

甚至在更南方，卷舌音也曾经普遍存在过。今天的粤语已经不分卷舌音和平舌音了，然而当时西方殖民者刚抵达香港时，广州话还是能够区分这两组声母的，因此香港人名和地名使用的习惯拼音也基本区分平舌和卷舌。普通话读卷舌音的字在这套粤语拼音中往往用ch、sh来表示，譬如香港机场所在的地名“赤腊角”写作Chek Lap Kok；平舌音则用ts、s来表示，如“尖沙咀”写作Tsim Sha Tsui。人名当中“锡”一般写作“sek”，而“石”则写作“shek”。今天广州和香港的粤语当中，“锡”和“石”除了声调不同以外，发音已经没有区别了。

语言学大师，被尊为“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给盟军写过学习汉语的教材，共有官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他明确地写道，当时广州的粤语平卷舌已经不分，然而由于20世纪初期的粤语教材都分平卷舌，因此他的《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中仍然予以区分。今天这样的区别在某些广西的粤语中还保留尚好。

19世纪后期以来卷舌音的消亡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尤其考虑到国语和后来普通话所依托的北京方言平卷舌对立很稳定，这样的消退更是接近奇观。尽管存在卷舌音会对学习普通话有很大帮助，普通话的存在理论上也可以帮助各地方言维持卷舌音，然而，在最近100多年间，卷舌音仍然在经历剧烈的退潮，不少曾经有卷舌音的地方的人再也懒得把舌头卷起来了。在一些地方，我们甚至还能亲眼见证卷舌音的消亡。譬如江苏南京，就处在卷舌音消亡的进行时，和19世纪末的武昌如出一辙。耄耋之年的南京人说话时还有卷舌音的存在，但是他们的孙辈却一口平舌音，“层”和“成”完全同音，只有“四”和“是”这样特定韵母的字还有平卷之分。当代的南京方言受普通话影响较为剧烈，不少南京的年轻人因为普通话的缘故，本来南京话不分的n和l、an和ang都已经能够区分，偏偏老南京话本有的平卷舌区别仍在稳步衰退，一些南京的年轻人甚至觉得只有北方人或者郊区的居民才会卷舌头。

卷舌音在诸多汉语方言中的消亡是汉语几千年来漫漫演变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清朝已经是卷舌音生命史的后期。可以说如果清朝和卷舌音真能扯上什么关系，恐怕也只能这样说：在晚清民国时期，南方各地说着各种不同方言的许多市民，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卷舌音。假设卷舌音真和满语有特殊关系，大概也只是个奇特的历史巧合，南方卷舌音大规模消失差不多和晚清时期主要居住在北方的满族人满语水平渐渐滑坡开始转用汉语同时。

自然，卷舌音的产生和清朝是没有关系的。事实上，满语并没有北京话那样的卷舌音。本篇文前引文中的瀛生是北京人，幼年时曾经学习过“京语”，也就是满语的北京方言。从他长辈的训斥中就可以看出，在当时会说满语的北京满族人看来，满语的š、c、j三个音和北京话里的卷舌音并不像。瀛生后来学习了英语，认为满语的这几个辅音和英语的sh、ch、j更为相似。更好玩的是，为了能够转写汉语的卷舌音r，满文还不得不专门添加了一个新的字母用来对应。

就汉语的各种亲属语言来说，卷舌音并不少见，譬如多数藏语、彝语、纳西语等语言都有卷舌音。显然所谓卷舌音是受北方民族语言影响带入的说法，很难解释长久以来较为隔绝、很难受到北族语言影响。的藏语怎么也能学出卷舌音的。

不过虽然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都有卷舌音存在，但是如果把“古”的范畴拉到上古时期，当时的汉语则很有可能并没有卷舌音。

虽然汉藏语系许多语言都有卷舌音，但是这些语言中大多数的卷舌音是由其他的音演变而来。以文献出现比较早，又使用拼音文字的藏语为例。今天拉萨藏语的卷舌音主要来自吐蕃时期藏文中的一些带-r的声母，譬如出现在《旧唐书》里的吐蕃第三十七代赞普赤松德赞，藏文拼写为ཁྲི་སྲོང་ལྡེ་བཙན་（Khri-srong lde-btsan），在《旧唐书》里音译为“乞黎苏笼猎赞”，但是在今天的拉萨话中，khri已经演变为卷舌音/tʂʰi/（音大略接近普通话“赤一”连读）。

今天普通话里的卷舌音追溯到中古汉语的时代至少有三类来源，分别来自中古汉语的三组声母，即中古汉语的知组、章组和庄组。

对于中古早期，也就是隋朝到盛唐时期的中国人而言，这三组声母的读音差别相当明显。幸运的是，通过中古时期中国人翻译外语时的用例，我们可以大体得知这些声母在中古中国人的口中到底怎么读。

知组声母在中国人翻译梵语佛经时，用来对应梵语的卷舌声母ट/ṭ、ठ/ṭh、ड/ḍ、ढ/ḍh、ण/ṇ，如梵语अकनिष्ठ/Akaniṣṭha（无上）被音译为“阿迦腻咤”，ṭha用属于知组的“咤”音译。梵语的这组声母读卷舌的t、t^、d、d^、n，它们与普通的t、t^、d、d^、n的关系，就和普通话里zh、ch、sh与z、c、s的关系差不多，听起来接近有点“大舌头”版本的t、t^、d、d^、n。知组声母包括“知”“彻”“澄”“娘”四个声母，早在清朝时，学者钱大昕就发现汉语中的知组声母和普通的端组的t、t^、d、n，即“端”“透”“定”“泥”四个声母实际处于互补状态。因此他得出结论，知组声母和端组声母本出一源，是更古的t、t^、d、n受到一些特殊的影响才发生的变化，即所谓“古无舌上音”。

钱大昕出生于上海嘉定，假如他是福建人，应该会对他的结论更加自信。至今在福建地区的方言中，知组声母的绝大部分字仍然读音和端组相同。如在厦门话中，属于“知”组声母的“茶”在厦门话中仍然读/te^/，这个读音随着闽南人下南洋传入马来语，又随着殖民南洋的殖民者传到了欧洲。英语的tea最终来源就是闽南语的tea。近年出现的一种叫作“柳丁”的水果，也和闽南话的这个特点不无关系。其实“柳丁”本就是“柳橙”，在闽南方言中，属于知组字的“橙”字的读音为/tiŋ^/，听起来和普通话的“丁”比较像，所以“柳橙”就稀里糊涂地变成了“柳丁”。

和知组声母类似，章组声母同样和端组有密切的关系。并不需要懂得其他方言或者古音，仅仅从普通话读音和汉字声旁看，也不难发现zh、ch、sh和d、t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如“儋”的声旁是“詹”，“蛇”的声旁是“它”，“都”的声旁是“者”。中古时期章组声母同样是由上古t、t^、d、n分化出的，与知组不同，它们并不卷舌，而是读舌面音，也就是/tɕ/、/tɕʰ/、/dʑ/、/ɕ/、/ʑ/、/ȵ/，发音部位和今天普通话的j、q、x差不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普通话里面几乎全部的r声母的字都是来自中古章组中的“日”母，这个声母本是章组中的鼻音/ȵ/。在江浙吴语、广东客家话和一些广西的粤语中，“日”母字仍然保持了鼻音的古读，如“日”这个字本身，在苏南浙北和上海的吴语中普遍读/ȵiɪ^/，在广西梧州的粤语中读/ȵɐt^/。“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从汉藏语共同祖先传下的词根，在藏文中为ཉི་（nyi），也以鼻音开头。

普通话中卷舌音的最后一类中古来源是中古汉语的庄组声母。在知、章、庄三组声母中，庄组声母的发音和今天的卷舌音比较类似，包括了/tʂ/、/tʂʰ/、/dʐ/、/ʂ/、/ʐ/几个声母。这组声母的上古来源和t、t^、d、n关系不大，反倒和ts、ts^、dz、s、z，也就是后来中古汉语中的“精组”关系较为密切，如属于精组的“姓”声旁是属于庄组的“生”。如果以古汉语到普通话的演变历史看，这是资格最老的一批卷舌音。

也就是说，卷舌音的形成从中古早期开始到现在至少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在漫漫时光中，古汉语中某些声母在一定条件下分化出了卷舌音。以普通话为例，类似今天zh、ch、sh的卷舌音最早出现于庄组。随后在中古晚期，先是章组也变成了卷舌音，和庄组合流，然后本来是大舌头的t、t^、d、n的知组发音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与已经合并的庄组和章组再次合并，最终形成了普通话中的卷舌音。

所以，当代普通话里的卷舌音是中古十多个声母演变与合并的产物。卷舌音的来源异常丰富也导致普通话产生了一个有趣特点——卷舌音的字数往往比对应的平舌音的字数要多不少，因为普通话的平舌音来源非常贫乏，只不过是中古汉语精组字的一部分而已。

郑子宁 著

后浪·海峡书局

2022年4月

郑子宁，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语言学达人，了解英语、法语、土耳其语、老挝语等语言，熟知常州话、上海话、西安话、广州话、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过与历史、文化、民族尤其是语言相关的文章近百篇，著有《东言西语》《中国话》。

值班编辑 |小仙女

值班主编 |张   英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小说和中外人文社科三大类。

长篇类型小说+中短篇类型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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