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现居上海
北京和上海分别发生一起与营业场所有关的疫情事件，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理发店，阿姨爷叔们怀着记忆的光晕，从上海各处不惜车马劳顿来此，就为打理自己的发型。
这打破了我们对上年纪的人的想象，他们似乎对外貌打理不会如此费心，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坚持。可以想见，这家理发厅提供的当然不仅仅是理发本身，也许是社交，也许是一种生活质量的证明，或者，那本身就是在日新月异的都汇中，为阿姨爷叔们留下的一份不多的生活方式。
《女理发师》（1962）取景地，就在淮海中路的红玫瑰理发厅
而在北京，发生地则是一家相对平价的酒吧，当然比理发厅传染了更多人员，这家酒吧主打酒水种类众多且价格相对亲民，是一个可以放纵买醉，不必太惦记钱包的所在。可想解封后，人们会前去一抒前日的沉闷。
而这些需要，现在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危险。“都这个时候了，还非要不远万里跨区理发？都这个时候了，还要去酒吧这种封闭拥挤的场合？”
道理也是浅显的，这些需求并不算“必要”，似乎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追求和满足的。
在持久的疫情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类词汇，例如“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团购”等，那到底什么是必要呢？
01.
文科无用论
为了思考“必要”的问题，我们的思维跳跃一点，从“文科无用论”开始，这类思维的联系是紧密而直接的。文科无用，大概就是说，文科对社会并不“必要”。
“文科无用”在历史上有着多种表现，始皇在李斯的说服下颁布焚书令，并非焚毁所有书籍，而是各国春秋（历史），与战国各家派的思想著作。农学、医学、冶炼等技术书籍，则不在焚书之列，可以说，这是一次“文科焚书令”。
去年有一篇被热议的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提到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以说明要重视技术人才培养。
表面看来，文科似乎没有固定标准，没有门槛，大家各说各话。况且人文学科的源起不管在中西方都是对书写文字的掌握，在现代之前，能够掌握书写文字的人是极少的，而他们似乎是构成人文学科的基础。
但今天读写大规模普及，人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说说话，文字的门槛已然瓦解，文科“必要”的基础不也就跟着消失了么？而技术在今天看上去何其重要，从经济上看，新技术引入总能根本性地提高投资回报率。从生活上看，最近二十年生活中的所有剧变，都是技术革新和引入带来的。而文科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不过是在技术革新的进程中，享受一些“红利”，将其转化为商业，写写字，做做设计，利用技术体系来包装一些“服务”而已。
在这样的逻辑里，就可以理解很多人持有的“技术决定论”，或“工业决定论”。
而开头提到的理发厅和酒吧，这些“服务”和“娱乐”，是典型“非理工科”式的。在上述的情况下，变成了一种“非必要”，甚至还给社会带来风险，如此看来，为何不能说文科“无必要”呢？
这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文化环境的专利，实际上现代“文科无用论”未必与李斯有最大的关系，而是继承自前苏联旧有的偏重理工的教育体系，这让我们的高中教育拥有文理分科，且长时间文科都是理科的某种次要选择。这让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无必要”，与苏联遗产高度相关，文科无必要的延伸，即轻工业与商业无必要。
02.
轻工业与商业无必要
其实在当下，文科构成的轻工业消费品，与其所依赖的商业与服务业的基础上，这套系统有无必要的观点已经不言自明。
在最近两年，这个观点竟然在国内的回潮，即认为只有芯片等工业是有价值的，而其他互联网服务不过是“与民争利”。
不过我们轻工业因为早期外贸的原因其实非常发达，要说从文科无用论贯彻到轻工业无用论的，最好的例子依然是苏联，在解体前，轻工业占全部工业门类的产值仅仅7%（这个数据在2020年的中国是18%）。
这其中不仅仅有苏联需要快速壮大军事工业的原因，当然也源于“生产资料优先”理论，这让“重工业”甚至带有一种阵营色彩。而轻工业和商业代表着西方和资产阶级的软弱，这种想法在今天也并不鲜见。
发展轻工业，带有一种贪图享乐和醉生梦死的色彩，一如最初举的理发店和酒吧的例子。从事轻工业或商业的人，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总给人一种目光短浅，贪图风光和利益的印象，很多人认为正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才让社会太过专注于轻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非必要”领域，而需要大投资，回报周期较慢，却厚重关键的重工业被冷落，被“卡脖子”。
对重工业的重视贯彻在方方面面。本次上海疫情的“复工”宣传中，被当作例证便是C919商飞、半导体、船舶集团、集成电路、上汽、宝钢等一系列典型的重工业企业，说明我们在考虑“生产恢复”的图景时，想象的依然是“大国重器”。
当然这里还有上述企业大多数在复工计划时可以更好地动员，并获得官方宣传资源的原因。因为重工业是典型的超大投资重资产行业，而轻工业与服务业，则主要是社会门类的参与。
这个视野背后的想象是，饭菜好吃不好吃，衣服鞋帽好看不好看，家具钟表，文教娱乐，这些都仅仅是生活的加分项。而武器是否足够具有战斗力，战斗机是否高级，钢材质量，芯片制程是否足够先进，工业机器人是否发达，这些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
宁愿吃得简单一点，娱乐不要那么多，这些先进重工业也要发达，才保住了社会的“安全底限”与国际竞争的根本优势。
不过这倒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种想法的影响，关于“必要”与“非必要”的一次大型实验，放弃了“非必要”集中力量发展“必要”，结果会是什么呢？
03.
“非必要”之“必要”
在冷战初期，苏联在坚持和发展“必要”的路径中，一度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便是载人航天。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起飞，在远地点为301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
这标志着苏联重工业体系和战略的巨大成功，甚至引发了美国的恐慌。但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晓了，这样的优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苏联几乎艰难地维持着航天工业与美国的竞争，也从中孕育了导弹与战斗机领域，到今天依然保有的些许优势。但在其他几乎所有领域，则大踏步地落后，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疲态尽显。
为何如此？他们不是集中力量，保证“必要”的重工业和科研的发展吗？如此刚强的、战略性的体系，为何竟然不如“软弱”的商业社会？
首要原因就是没钱了，其实在60年代初，苏联取得优势的领域不仅仅是载人航天，早期苏联的半导体和电子领域也积累了不少科研和技术成果，但举全苏联财政能力，支撑航天工业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是没有资源可以投向半导体和电子领域，进而更没有资金投入到其他的领域。
那美国为何可以有比较充裕的财富呢？1970年，美国的GDP大概是苏联的2.4倍，到1990年，差距已经扩大到7.7倍。当然，站在轻工业和商业“无必要”的意义上，GDP的数据不过是一种“虚胖”而已。
不过我们也知道，商业在税收提供的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在我国，2020年，民营经济部类缴纳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就达60.1%之多。仅仅就财政能力一项，美国从这些“无必要”的领域就获得了远超苏联的经济实力。
不仅如此，在冷战中后期，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在美国也体现为社会领域，即企业的发达，如IBM和Dell这样“急功近利”的商业公司，却是电子、半导体、通信领域技术进步的主力。到今天，运输火箭这样一般被认为肯定需要国家力量的领域，马斯克的SpaceX也成为私人部门崛起的力量。
这是苏联人没有想到的“非必要”之用，在他们精密的计划之外，他们没能算到轻工业和商业对社会整体财富极大的促进，而这些竟然通过税收对政府财政能力给予支持。而这些逐利的商人们，和他们背后“短视”的商业逻辑，竟然发展到可以支撑重工业发展的地步。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之后，连轻工业都算不上，属于服务业、更加无足轻重的软件行业，以微软为代表，在进一步拉大美苏差距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在传统苏联的“必要”经济体系中，甚至很难想象软件业在其中的位置。
04.
路径依赖
“必要”的问题在这里凸显，追逐“必要”，将发展困于“必要”产生了巨大的路径依赖。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寡头巨鳄们，他们大多来自能源，石油天然气等重工业领域。想象其他国家的首富们，软件业科技业、金融投资、媒体，甚至服装业老板也曾是西班牙与日本的首富。
从某种“必要”的角度，这些非必要的“软弱”领域的富豪们，尤其是快时尚竟然成为首富，是否说明这些国家战略的大失败，错失重要领域，软弱无能？而能源领域的巨鳄，来自“必要”领域的首富们，是否说明这个国家的“富国强兵”？
恰恰相反，前者是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活力，甚至是技术领域的发达和发展。而后者是老态龙钟，全面的衰退和垂死挣扎。
“必要”的路子走了太久，甚至连必要的重工业都难以为继，俄罗斯全面走向了“原料化”的工业结构，能源原材料占比持续上升，而制造业比重则大幅下降。狠抓“必要”产业，导致商业和社会活力丧失，是走向穷途末路的重要原因。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就提问上海如何“摆脱过去两个月的路径依赖”，这个问题在“必要”与“非必要”的事项上获得了一种回应，向我们提示专注“必要”的危险。持有“必要”与“非必要”的区分，并一直强化“必要”与“非必要”的藩篱，鼓励自以为的“必要”，限制“非必要”，会容易走向路径依赖。
我们回头看，认为轻工业和商业“非必要”，进而认为文科“非必要”的想法，其实都容易走向偏狭。轻工业领域扩大社会消费，能够促进经济规模化成长，而商业不断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使价格机制成为可能，这是社会效率的根本。
而“文科”或者说非技术学科提供我们生活的质量、休闲与精神需要，毕竟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也不是为了“生产的伟大”，活着需要体验，需要自我满足，需要多种多样的探索，要说什么是“必要”，恐怕后者才是必要。
不然过去的学生也不会省吃俭用要去买一盘CD，有些人宁愿吃得差一点也要用新手机，这不是只是单一的“贪图享乐”或“攀比成风”，手机在生活中确实重要，这些要素恰恰可能比所谓的“必要”对他们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更为关键。
不管是一个人的生活，还是一个社会，过度宣言某种“必要”都是危险的行为，这就像很多“做题家”进入大学后，反而容易动力和竞争力不足，虽然在高考前，无数家长劝孩子专注于“必要”的考试，而放弃“不必要”的其他领域与兴趣，但结果就是形成一种考学的路径依赖。
这不过一再消灭属于自己的可能性，一再削减自我生存与发展环境的稳健和适应能力，自然很容易陷入迷茫与停滞之中，这对一个社会恐怕也是如此。
尾声.
没想到从理发厅与酒吧，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现在可以将视角看回当下的现实。
我们是全世界智能手机最发达、最密集的国家，也是科技企业、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社会中渗透率最高的国家，在过去津津乐道的中国优越，一大部分就来源于我们的生活被各种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覆盖。
那对于防疫这极其重要、影响如此多人生活的公共问题，我们引入了什么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吗？还是仅仅为“档案登记检查”系统的无纸化与云端化呢？这不过是沿着行政的“登记”逻辑和路径，不用笔登记，换做用手机登记罢了。
疫情中最大的技术解决方案创新，恐怕得是团购平台基于微信小程序，和纷纷建立的小区微信群，硬是在城市商品流通体系之外，快速建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商品替代流通系统，这对于一个2500万人的城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唏嘘，防疫如此紧迫而“必要“，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竟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知道在2020年，被大多数国人认为在互联网里关于已经失败和远落后于我们的欧洲，芬兰、德国等国家就已经建立了基于蓝牙技术的密接监测和自动提醒的APP。我想这个蹊跷和唏嘘，已经说明了不少的问题。
我想有人在这里又在想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既集中力量发展“必要”的重工业，又保证“不必要”的轻工业和商业为财政提供税收，做大经济规模？
是否可以既引导科技业为社会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又不让他们掌握的技术逻辑冲击行政体系和管理？是否可以既让市民回复劳动和生产，也恢复消费盘活经济，又使他们的消费活动限制在“必要”领域，不进行任何非必要的，带来风险的行为？
当然没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