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西方社会往往通过文学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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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探照灯好书评委 |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小说史学面面观》改自北大课程讲稿，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史家意识。书中遴选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夏志清、韩南、严家炎、范伯群、赵园、黄子平、王德威和他自己，共计十二家，进行评述、延伸与发挥，其背后是对一百年来海内外对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路径的溯源、清理与定位。这就本书具有了“学案”的性质，其间亦有闲话穿插，读之可喜。

文 ／ 陈平原

事情还得从2006年北大中文系的一场对话说起——那年的10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五院中文系演讲厅里，举行一场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对话，参加者有王德威、刘东、吴晓东和我，还有近百位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研究生。此次对话有个副题“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我拟的。为什么？因为2006年是普实克先生（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外举行过三次纪念活动；而当年9月，夏志清先生（1921—2013）荣膺台湾“中研院”院士，用他本人的话说，这不叫实至名归，而是迟到的公正。对话结束后，我请研究生整理成《海外中国学的视野》，初刊《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后收入我编的《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重读The Lyrical and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的两个中译本，即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以及上海三联书店2010版《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再加这篇对话整理稿，真是感慨万千。当初的若干话题得到很好展开，但也有引而未发的，比如“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便亟待深入开掘。为了让讨论得以聚焦，我还是从半个多世纪前海外学界那场沸沸扬扬的普、夏之争说起。

为什么是“普夏论战”，而不是“夏普之争”呢？因论战的发起者是普实克，夏志清属于被动应战。另外，两人年龄及地位颇有差距——论战那年，普实克乃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创办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而夏志清则是刚入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的年轻教授。考虑到这篇口气严厉的书评可能中断他的学术前途，夏志清奋起反击。多年后，对于自己当初如何绝境求生，夏志清仍耿耿于怀：“他读到我书中一些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论战中双方虽各有立场及意气，主要还是自坚其说。多年后回看，当初颇有硝烟味的争论，也就化成了学界的“美谈”。

曾在哈佛受教于普实克的李欧梵，1979年为其所编The Lyrical and Epic撰写序言，总结了普实克此书特点：强调新文学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晚清文学出现了新趋势，即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表彰茅盾小说的史诗性；凸显中国抒情与史诗两大传统与欧洲文学的联系。最后，李欧梵专门提及“普夏论战”，称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评价苛刻，“反而是普实克这位欧洲学者对中国作家有更多的同情，对他们的成就也有更多的肯定”。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学者，政治立场自然迥异。反而是后面这句话，值得认真琢磨：“他们在‘科学’方法上的分歧，某种程度上缘于对文学史家应有的作用看法不同。”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同样是根据李编The Lyrical and Epic翻译，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不像2010版《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那样，附录夏志清的反驳文章，以至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纪念普实克会议上，某著名学者坚称，当初普实克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其实是不对的。双方都将各自立场阐发得比较充分，至于谁胜谁负，取决于阅读者的立场及趣味。冷战大背景显而易见，可以暂时搁置；不妨较多关注各自的学术资源。王德威2006年为上海三联书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撰写《总序》，此文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题，刊《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其中对论战双方学术背景有如下清理：“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 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 堪称是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典范。普实克则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 Prague Formalism) ，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一九六三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 T'ungpao )展开笔战，就文学史意识，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各抒己见。这次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两者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

对比阅读双方论战文字，即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夏志清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不难看出二人的立场差异，以及思想交锋背后的学术资源与文化关怀。

第一点最为表面，且胜负立见。普实克称：“夏志清的书中同样地缺乏对新派作家与不同的欧洲作家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尽管他频繁地将中国作家同某些欧洲作家相比较，这些比较却具有一种偶然性而非出自对这些作家之间异同的系统研究。”这与后面批评夏志清“对现存文献资料缺乏了解和运用不足”，算是同类项。面对如此批评，夏志清的辩解不太有力：“既然我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那么，我在著作中将西方文学与现代小说做那样一番对比就完全是合理的。”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夏志清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如此读者设定，与其说立足于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实际水平，还不如说与课堂教学效果相关。作为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时，来点即兴发挥，现场效果很好。只是恰好撞上了正力图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一战”后欧洲文学相勾连的欧洲学者，那些即兴发挥就显得太业余了。

接下来的论争，涉及冷战的大背景以及各自的政治立场，可就比较复杂了。普实克引述夏志清关于文学史写作“不是一个为满足外在政治或宗教标准而进行的带偏见的概述”，然后用一系列例子，证明“夏志清此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在满足外在政治标准”。比如，对左翼及共产党作家的热讽冷嘲，对“彻头彻尾的汉奸行为”（指周作人）异常迁就，嘲笑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论述是“一篇既反映文学上的无知又严重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还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了完全歪曲的描述”，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谈及丁玲时，“他竟然使用了最低级的词句来描写这位女作家的私生活”。在普实克看来，最能代表夏志清囿于政治立场而评价失当的，莫过于不能理解鲁迅之选择杂文且“成为一位不妥协的战士”，以及批评离开北京后的鲁迅创作能力衰退，“把艺术当作政治的祭献品”。

夏志清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坦承：“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这本主要完成于1955年，经修订后于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的缘起是博士阶段最后一年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中国研究计划，撰写供美军军官参阅的《中国手册》（China：An Area Manual），负责其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此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部分，夏志清坚称：“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而在这篇反驳文章中，夏志清除了进一步澄清自己对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价，强调自己“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且反唇相讥：“我怀疑恰恰是普实克自己犯有‘教条的褊狭’的错误，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提不出除共产党官方观点以外的任何观点”；“由于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的是，普实克让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特别说教的批评家。”

除了因政治立场导致双方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天差地别，还有就是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功能的理解大相径庭。普实克批评夏志清：“他没有采用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方法，而是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的做法，而且是一种极为主观的做法。”问题在于，夏志清并不认可“科学的文学方法”：“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准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方认为文学史的目标是对“整体复杂过程”作“系统的”探究；另一方则坚称不存在所谓“客观评价”，“文学史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就是“批评家”。

这里的主要症结在于，怎么看待文学史撰述中的系统与印象、整体与局部、客观与主观。到底是专注于整体文学现象的辨析，还是重视具体作家作品的评骘，不同学术立场的文学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明显。二十多年前，我在谈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时提及：“60年代海外关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争论，除了政治倾向和文学观念的差异外，还有一点就是双方对小说史体例的看法相去甚远。夏志清受新批评派影响，更注重作品的本文阅读，以为‘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故在体例设计中更多考虑‘那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而普实克则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倾向于把文学本文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将‘文学现象正确地同当时的历史客观相联系’，以便在更为广泛的文化氛围中来理解文学的变迁。因此，他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缺乏‘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的做法’，也就是说，是作品论而非文学史。”

其实，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看待“科学的文学方法”。这一点，陈国球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有比我更精细的论述。据他介绍，普实克曾积极参加国际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活动，和捷克结构主义的核心成员穆卡若夫斯基、伏迪契卡等有着共同的理论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可以且应该是“科学的”：“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科学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观此，可知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对‘文学科学’概念的不同感受。”如此说来，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撇开意识形态部分，确实是布拉格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陈国球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念书时的导师卢布米尔·德勒泽尔（Lubomír Doležel），正是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布拉格之春”后流亡海外，学术立场与被捷克当局软禁在家的普实克很接近。因此，陈国球对普实克的学术立场有较为贴切的理解，可参阅他的《“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普实克论中国文学》以及《如何了解汉学家——以普实克为例》。

陈平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12月

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讨论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史。他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遴选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夏志清、韩南、严家炎、范伯群、赵园、黄子平、王德威和他自己，共计十二家，进行评述、延伸与发挥。用他的话说，这些研究者不一定业绩最佳，但都别具特色，很能引发思考与讨论。

陈平原一向关心小说理论与小说史著合一的可能性，甚至追求如何在小说史学的实际操作中，真正实现方法革新乃至理论创造。因此凭借突出的问题意识，在这本书中一再叩问“小说史学”的功能、方法及境界，以及小说史学到底能走多远等诸多问题。书中综合小说史的趣味、学术史的尺度、教育史的视野，既是灵光乍现，一挥而就，也是他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成果。

本书依据2020年春夏北大讲稿整理而成，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点到为止，“大珠小珠落玉盘”，灵活多样，且讲究节奏，同时穿插闲话，兼及师友逸闻。“十二人十二书”，既可看做学坛点将，也可视为名著解析，是打通学界与大众壁垒的一次有效尝试。

值班编辑 |小仙女

值班主编 |张 英

评选图书类型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小说和中外人文社科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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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外小说

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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