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登｜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综述（下）

【关键词】定窑；考古工作；研究进展；百年历程

【摘要】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1922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定窑作为中国古代的名窑和宋元时期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陶瓷研究中深受关注并且成果十分丰富的窑口之一。阿久井长则、冯先铭、申献友、吕成龙、黄信等先后对定窑研究史进行过专文论述，刘小艳、刘淼、喻珊、李鑫、高美京等在学位论文中亦对定窑的相关考古学研究做了较为详尽的总结与评述。随着窑址及墓葬、居址等遗迹出土定窑瓷器资料的逐渐丰富和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与展开，对定窑的研究也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趋势。总体来看，对定窑的考古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定窑的烧造历史与考古学分期、生产体制、产品种类与特点、制瓷工艺与烧成技术、装饰技法、产品流布等。这里仅选取部分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方面加以梳理。

在对定窑的分期研究中，林洪、冯先铭、李辉柄、谢明良、张金茹、穆青等学者对定窑的生产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还有部分学者重点对定窑某一时代的发展进行细分，包括权奎山对唐五代窑址、墓葬出土定窑瓷器，刘涛对宋辽金纪年定窑瓷器，彭善国对辽代墓葬、塔基出土定窑瓷器以及刘淼对金代定窑瓷器的深入探讨等。

2009年定窑遗址的发掘，揭露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完整的地层序列，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迹与遗物，为定窑的考古学分期研究提供了条件。高美京依据2009年的发掘资料将定窑的窑业发展分为五期九段：

第一期为唐德宗建中元年至唐僖宗乾符六年（780—879），是定窑创烧期，产品种类不太丰富，产量不太高，生产面貌与同时期的邢窑基本相同。第二期为定窑窑业发展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自唐僖宗广明元年至五代后唐天祐十九年（880—922），定窑进入快速发展期；后段为后唐同光元年至北宋建国（923—960），是定窑烧造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期，此时定窑白瓷取代了邢窑白瓷的地位，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生产特点及产品风格。第三期为定窑的革新与转变期，同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北宋建国至真宗天禧元年（960—1017），后段为真宗天禧元年至神宗元丰八年（1017—1085）。此时期定窑发展迎来了重要转折点，在器物造型、装饰、工艺等方面均不断改善，尤其在三期后段，随着煤烧方法和覆烧工艺的应用，定窑生产走向繁荣。第四期为定窑的兴盛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到钦宗靖康二年（1086—1127），第二段为北宋灭亡至金海陵王正隆六年（1127—1161），第三段为金世宗大定元年到蒙古军队占领曲阳的金宣宗兴定三年（1161—1219）。此时期定窑生产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尤其是第三段，达到了其生产史上的高峰。第五期为金宣宗兴定三年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219—1323），定窑走向衰落。

2009年的发掘还表明，在宏观的窑业分期框架内，定窑不同窑区的发展进程也不完全相同。其中，北镇窑区是唐、五代时期窑业遗存最集中之处，是早期定窑的生产中心，北宋以后停烧，至金代再次繁荣生产。涧磁岭窑区创烧时间略晚于北镇窑区，北宋时期的窑业堆积十分丰富，是北宋时期定窑的生产中心，也是金代高等级产品的生产中心。而燕川窑区主要是北宋晚期至金元以后的窑业遗存，且目前仅在此处发现有元代定窑遗存，时代下限在元中期（见《河北曲阳县定窑燕川区发掘简报》，待刊）。

关于定窑的创烧时间，曾先后有“晚唐说”、“初唐说”、“中唐说”和“隋代说”等不同观点，由于缺乏地层序列清楚的窑址考古发掘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分期研究，定窑的创烧时间问题一直缺乏年代学标尺，使得定窑早期阶段的产品面貌、装烧工艺等一直不明晰。秦大树等以2009年发掘的早期窑业遗存最为集中的北镇窑区的出土资料为基础，结合涧磁岭窑区的唐、五代窑业遗存，对照文献记载，推定定窑的创烧与中唐末期义武军建藩及割据时大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时间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并将唐、五代时期的定窑划分为中晚唐的创烧和初步发展期、唐末至五代前期的快速发展期和五代后期的第一个高峰期三个阶段，同时对定窑早期各阶段的产品面貌及烧成工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在窑址考古发掘和分期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早期定窑研究的最新成果。

定窑瓷器上出现的款识、铭文十分多样，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吴王府”“会稽”“东宫”“德寿”“德寿苑”“寿成殿”“凤华”等，可分为烧成前所刻和烧成后所刻两种。冯先铭、汪庆正、胡云法、刘淼等学者均对带款识的定窑瓷器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而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也进一步推动了带款识定窑瓷器的研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

学界讨论的核心是两类款识白瓷的产地和流行时代。金毓黻最早提出辽地出土“官”字款瓷器是辽代官窑的产品。陈万里则认为辽墓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为定窑产品，时代集中于辽代早期。冯永谦亦认为辽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大部分时代为五代时期和辽早期，少部分可晚至北宋时期，产地是定窑和辽初的赤峰缸瓦窑。冯先铭对钱宽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进行了研究，提出两类款识的白瓷是同时生产的，时代可早至唐末，流行于五代后期至北宋真宗时期（10世纪至11世纪前期），产地可能为湖南地区。高至喜也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官”款白瓷应产自长沙或邻近地区，时代在唐、五代时期，上限可早至中晚唐之际。李辉柄提出浙江、辽宁和湖南等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瓷器均为定窑产品，并认为这两类款识的白瓷从唐、五代至北宋后期均有烧造，且随着定窑各时期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谢明良则认为“官”款白瓷的时代可早至唐末，集中于五代至北宋初，北宋中期以后未见。孙新民通过研究北宋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37件定窑瓷器，提出定窑、赤峰缸瓦窑、长沙地区窑场均有可能生产“官”“新官”款白瓷。宿白指出“官”“新官”款定窑白瓷与定州官窑有关，认为定州约在晚唐设官窑，“官”款器物烧造年代似应早于“新官”款。权奎山统计了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的“官”“新官”款白瓷标本169件，认为绝大部分为定窑产品。孟繁峰等则依据窑址发现和对相关碑刻的解读，认为“官”“新官”款白瓷在定窑、邢窑、井陉窑均有生产，且与藩镇官窑的设置有关。

刘涛认为“尚药局”款瓷器生产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至钦宗靖康元年之间（1103—1126），“尚食局”款瓷器的年代上限不早于金熙宗时期。彭善国以俄罗斯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遗址内金代房址F30所出的“尚食局”款瓷碗为例，确认并补充了刘涛的观点。郑嘉励则认为“尚食局”款定瓷中存在北宋制品。2009年以来的窑址发掘资料表明，“尚食局”款器物的生产可以早至北宋末期（图七，1），“尚药局”款瓷盒则与崇宁二年至靖康元年（1103—1126）的“六尚局贡”有关（图七，2），而金代仍设有“六尚局”，因此这两种款识的瓷器在金代依然存在，并影响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河北崇礼太子城金章宗泰和行宫中出土的“尚食局”款定窑瓷器印证了这一观点（见秦大树：《定窑的贡御资料与宋代文人阶层的白瓷趣味》，《考古与文物》待刊）。此类明显具有贡御性质的瓷器产品的出土，也进一步表明一些宋人笔记中“定窑有芒不堪用”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

陆明华认为“昜定”款小碗上的铭文应该是“曲陽定碗”“曲陽定器”一类名词的简称，可能为五代后期献给后周朝廷的贡瓷。孟繁峰等人则提出其为“易定”，与义武军易定官窑有关。

2009年定窑遗址涧磁岭 A 区出土有“东宫”款刻花龙纹盘（图七，3），表明金代后期定窑仍在生产贡御产品。但这类瓷器在地层和遗迹单位中与其他日用瓷器以及较为粗糙的灰青釉瓷等同出，说明此时定窑的贡御器物没有独立的生产区域，且这类瓷器在定窑产品中所占比例很小，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这也从侧面说明金代后期定窑的贡御形式是由官府向高水平作坊定制器物。

科技考古的兴起为探讨定窑的胎釉工艺特征和工艺技术发展创造了条件。2009年定窑遗址的发掘，为科技考古研究提供了具有可靠地层关系与年代序列的标本，依托这些标本，对定窑胎釉工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周利军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LA-ICP-AES）对窑址出土的约200件细白瓷标本及约20种胎釉原料展开了化学分析，对定窑不同时代的胎釉配方进行了研究。崔剑锋等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定窑出土标本的胎釉成分进行分析，研究了定窑不同时期的产品特征与胎釉配方的关系。他们还通过对窑址出土标本的能量色散 X 荧光光谱分析对定窑、邢窑和巩义窑白瓷烧造工艺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研究。康葆强等采用X荧光波谱等方法分析了窑址出土的制胎原料，对定窑各时期制胎工艺及变化进行了研究。张遥等通过对定窑涧磁西窑区及邢窑磁窑沟窑址出土金代黑釉瓷片标本的胎釉成分分析和显微观察，对比分析了两处窑址金代黑釉瓷的生产工艺。

定窑的装烧工艺也是较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其中尤以覆烧工艺影响最大，也最引人注目，前述古代文献就提及定窑的芒口瓷器。刘新园最早根据湖田窑的窑具标本材料分析了景德镇窑宋元时期覆烧法所使用的窑具，并对其所代表的覆烧工艺进行复原研究，提出覆烧工艺为定窑首创，景德镇是受到了定窑的影响。李辉柄、毕南海对定窑的装烧工艺与历史分期进行了讨论，提出定窑先发明了一种“支圈仰烧法”，进而在北宋中期发明了支圈覆烧叠置法，认为支圈需与筒形匣钵配合使用，组成“支圈组合窑具”，并根据窑具的不同将定窑的覆烧工艺细分为支圈叠置法、碗形支圈覆烧法、盘形支圈覆烧法与钵形支圈覆烧法。刘涛对纪年墓葬出土定窑白瓷与景德镇青白瓷进行了研究，认为景德镇采用覆烧工艺的时间可能早于定窑。2009年定窑窑址的发掘表明，定窑支圈种类繁多，发展序列完备，最早于北宋中期出现支圈覆烧工艺，北宋晚期以后走向成熟，进而传播到包括磁州窑、景德镇窑在内的全国各地的窑场。黄信整理分析了2009年定窑发掘资料中外壁口沿下刮釉较宽的所谓“挂烧”的瓷器标本，根据这类标本上的烧造痕迹和对芒口覆烧粘连标本的仔细观察，认为定窑不存在“挂烧”或“支圈仰烧法”。

定窑与其他窑场的技术交流和相互影响是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李辉柄、秦大树、权奎山等强调了定窑创烧及早期发展与邢窑的密切关系。曹建文、黄义军、李颖翀等注意到包括景德镇窑瓷器在内的南方白瓷的创烧可能与以定窑瓷器为代表的北方白瓷工艺的南传直接相关。彭善国则注意到辽代以白瓷为代表的制瓷手工业的肇兴与邢窑、定窑的影响密切相关。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宋金时期定窑形成了独特的制瓷传统，与磁州窑、井陉窑、吉州窑、磁峰窑及汝窑和南宋官窑等数量众多的南北方窑场之间存在互动与影响。

喻珊对窑址以外所出唐、五代和宋金时期的定窑瓷器进行了分期，并分析了各期产品的流布情况及特点。李鑫讨论了中晚唐至五代时期不同阶段定窑与邢窑、巩义窑的白瓷产品在市场中的消长。刘淼探讨了金代定瓷的行销情况，认为其时定窑全国性销售市场已经形成，并将金代定窑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北宋晚期以来定窑的持续发展、金代经济的恢复、宋金战争的影响、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日益增长的用瓷需要。

定窑瓷器的海外输出方面，高美京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海外出土定窑瓷器的资料，利用窑址出土资料和分期研究结论辨析出海外出土瓷器中的定窑瓷器，并对时代进行修正，全面探讨了不同时期定窑瓷器的销售范围及不同区域出土定窑瓷器的特点。李鑫讨论了唐、五代时期包括定窑产品在内的早期白瓷在海外的发现及输出问题。李晞等对日本出土的定窑瓷器资料做了搜集整理（李晞、丁雨：《日本所见定窑瓷器初探》，见《考古学研究》十三，科学出版社，2022年，待出版）。一些学者对西班牙阿梅利亚（Almería）伊斯兰宫殿出土的内壁口沿下加施虹彩（Luster）的定窑深刻花莲瓣纹碗残片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与东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屡有发现的定窑瓷器不同，是少数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之一；另有学者认为其很有可能是流通至西亚中东地区的定窑产品，由叙利亚或埃及手工业者施加彩绘，后作为礼物由当时控制地中海的伊斯兰势力送给当地统治者。

定窑研究专著已有多部，其中有三部具有重要影响：冯先铭编撰的《中国陶瓷·定窑》收录、刊布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定窑瓷器和窑址及其他遗存出土定窑瓷器百余件（组），并附研究史述评及综合性研究文章，是一部重要的学术性图录及研究专著。穆青《定瓷艺术》总结了定窑窑址的发现及已有的考古工作，在前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将定窑分为唐代早期至中期、晚唐至五代、北宋早期至中期、北宋晚期至金代等四期，并论述了定窑的时代风格及艺术特色，还对剔花、紫定、黑定、镶 瓷器等几个特殊品种及定窑瓷器的铭文进行了讨论。该书关注到了窑址、墓葬的出土资料，并兼顾传世文物，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有益创见，但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对定窑瓷器的鉴赏。陈文增《定窑研究》以数十年定窑制瓷工艺复原与创新的实践经验及窑址调查、现代工艺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定窑胎釉、装饰、装烧、窑炉等工艺技术，定窑的艺术特色，当代定窑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是定窑研究尤其是制瓷工艺研究的重要成果。定窑瓷器是世界重要公私收藏尤其是两岸故宫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世品十分丰富。关于传世定窑瓷器的展览主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7年举办的《定窑白瓷特展》和2013年举办的《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台北故宫博物 院 所 藏 定 窑白瓷精品，并出版了图录。

随着窑址调查、发掘资料及各地出土定窑瓷器资料的刊布，侧重展示出土定窑瓷器的专题展览也渐次展开。1983 年在日本根津美术馆举办的《定窑白瓷》特展，展出了小山富士夫 1941 年调查定窑窑址时所获标本以及日本重要的公私收藏定窑瓷器，并出版了附6篇日本学者所撰研究文章的图录。1997—1998年，日本出光美术馆与定州市博物馆在出光美术馆联合举办了关于定州静志寺、净众院两塔基出土文物的展览，展出文物近百件（组），以瓷器为主，后出版了附3篇由中日学者分别撰写的研究论文的图录。2014年，包括定窑瓷器在内的定州两塔基地宫文物在浙江省博物馆进行了更全面、完整的展览。2009年定窑遗址发掘后，出土资料与相关研究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以此次发掘出土资料为依托又举办了若干重要展览。包括：2012年，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和之美——定窑陶瓷艺术展》，展出2009年窑址发掘及各地出土定窑陶瓷、窑具等标本 200 余件（组），展览期间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后出版图录并刊布会议研究文章。2012—2013年，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洁白恬静——故宫博物院定窑瓷器展》，展出院藏定窑瓷器以及 2009 年窑址发掘和陕西、浙江、湖南等地出土定窑瓷器，展览期间召开了“故宫博物院定窑学术研讨会”，后出版展览图录及会议论文集。2013—2014年，在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举办的《定窑窑址发掘成果展》，专门展出2009年窑址发掘出土陶瓷器及窑具标本，展览前后共邀请发掘者作主题演讲 5 次，后出版图录并附发掘者及博物馆研究人员所撰论文5篇。

除上述展览期间召开的定窑专题学术研讨会外，还有许多与定窑相关的学术会议，如1997年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暨河北邢窑、定窑、磁州窑学术讨论会”，2002 年上海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故宫博物院主办的以科技考古为主题的“宋代五大名窑科学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均发表了多篇关于定窑研究的重要论文。这些主题展览及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学界对定窑的研究，引起大众对定窑的兴趣与关注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定窑在唐宋金元时期制瓷业的生产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白瓷生产窑场，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传世品，因此一直受到古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定窑遗址被发现，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逐步开展，基于发掘资料的研究也得到了充分开展。特别是窑址以外的考古遗迹中出土的大量定窑瓷器，为定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定窑的研究逐渐从最初单纯的产品鉴定和鉴赏向窑场生产性质和管理体制，窑业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交流，产品的销售与流通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考古学分期研究已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为更深入的定窑陶瓷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定窑研究已日益成为宋元明手工业研究中一个成果斐然的方向。然而，相较于同处河北省且同在宋元时期繁荣发展的磁州窑，对定窑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处于资料不断积累和研究的初始阶段。定窑生产工艺技术的发展与交流，与其他瓷器生产区域的相互影响，生产体制的发展变化，器物使用功能的嬗变，艺术特征的总结以及商品化生产相关问题等诸多较深层面的研究还较为初步和浅显，与定窑相关的学术活动也还不够丰富。这表明，定窑的研究还大有可为，随着窑址、墓葬等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陶瓷考古理论与方法的逐渐完备，以及田野发掘与科技考古等多学科合作的日趋成熟，定窑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