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听过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这个说法出自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详细答上来。可能有点了解的人，知道塔西佗是一位学者，但它到底来自什么著作，却少有人知道。即便是一些讲究学术规范的中国学者论文里提到，也都没有给出出处，只是解释说：
“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
其实，这是引申自塔西佗著作《历史》中的一句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历史》1，7）
所以，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并不是在直接引述塔西佗的愿望，而是一个引申和发挥。
塔西佗传世的著作不多，但却包含了不少这样可以直接引述的警句和可以引申、发挥的名句。
这是塔西佗的历史写作特点和风格所致。他把惩恶扬善当作历史写作的目的，与我们今天的“历史”的所谓“史实”诉求大不相同，道德评价对他来说比准确记录更加重要。
如塔西佗所说，“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人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编年史》3，65）
文 | 徐贲
01.
塔西佗的“金句”
塔西佗写历史，使用的是一种近于文学的语言，这与他受过很好的演说训练有关。公元1-2世纪，他从事历史写作时，西塞罗式的拉丁话语已经过时，这种古老的拉丁话语以庄重大气、四平八稳、风格雄伟、长句迭出、修辞丰富为特色，但经过一个世纪的模仿已经变得陈旧老套。
取代西塞罗式古典拉丁语的，是以塞涅卡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的拉丁语”，它的特征是简洁、隽永、机智和凝炼。
这样的语体特别具有警句效果。蒙田称赞塔西佗的《编年史》是“供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处处有警句……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蒙田随笔全集》，下卷，第185页）
然而，正是这种简要和个人化的语言风格，使得塔西佗原本已经暧昧的政治态度变得更加模糊。
塔西佗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反过来说就是，“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敬爱的对象，他做的坏事和好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敬爱”。
这是一种盲目的敬爱，狂热的崇拜。比起厌恶一个坏皇帝来，敬爱一个坏皇帝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坏元首，纳粹德国人民因为他们的领袖情结，跟着他们不管是对是错都敬爱，都崇拜的元首，毫无反抗地走向了毁灭。
现代政治心理学对民众为什么厌恶皇帝或不信任政治领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相反，对民众为什么会盲目、狂热地崇拜他们的领袖，尤其是像希特勒这样的领袖，却是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种研究取向不难理解，因为对统治者保持怀疑和警惕，以至于可能带有一定的偏见和成见，乃是民众的一种自我保护。民主制度的分权和制衡，也是按照这个原理设计出来的。
但是，如果盲目地崇拜统治者，民众就会把自己引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会因为思想完全不设防，而成为统治者非常容易控制，甚至可以随意宰割的羔羊。
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人文学者不只是把塔西佗当作历史学家来阅读，他们把塔西佗的历史经验观察提升为一种政治观念系统。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学者巴利安托斯（Alamos de Barrientos，1555-1640）甚至认为，塔西佗为后世提供了一种“政治理论”（ciencia politica）。他称赞道，“塔西佗谈到的治国权术秘密和政治谨慎之道微妙精深，全都紧锁在他的（历史）叙述里”。
所谓“紧锁”，乃是说，塔西佗不仅仅是议论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不只是提出一些观察性评说。更重要的是，塔西佗的历史言论包含了一些永恒的真理和政治智慧，凝结为许多发人深省的警策之言。这些警策之言含义深刻，有待解锁。
读者需要将它们从具体语境中释放出来，方能领略到其中的精妙含义。如果能够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政治现实，灵活地阅读塔西佗，能够领略的含义也就一定会更丰富。我们从塔西佗的著作联想和关注到民众的领袖情结，就是这样一种“解锁”。
对于16到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那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17世纪至18世纪初，路易十四将绝对君主制发扬光大，推向辉煌的顶峰。到18世纪中期，绝对君主制不存在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的问题，因为除了绝对君主制，并没有其他选择。
塔西佗对专制的批判，对皇帝恶行的善恶必书，可以说是对18世纪启蒙哲人的启蒙。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这本书里称之为“罗马启蒙”。他写道：
“那些有学识的启蒙哲人接受塔西佗对时代的评价，于是，塔西佗是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有关帝国情况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狄德罗在研究塞涅卡时也把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依据；休谟毫不夸大地把塔西佗称作‘那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他素以‘坦白和忠实’见称，实际上‘他或许是一切古人中最伟大、最敏锐的天才’……塔西佗是（吉本所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许多内容的摹本，或许可以说是来源”。（上，109页）
02.
一种历史学家的善恶必书
然而，塔西佗的主要贡献毕竟在于历史写作，而不在于政治理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是一位政治学者。他的特点是历史学家的善恶必书。
分辨善恶，是塔西佗历史写作的宗旨，也是他用以衡量什么应该记录下来的标准，这个标准显然不同于“客观历史”那种“凡是发生了的，就应该记录下来”的原则。
塔西佗知道，他的原则可能不被其他历史学家认同。他清楚地表达过，他已把那些即使别人认为不值得记载、但他认为值得记载的都记下来了。(《编年史》6.7)
例如，我们在前几讲里说到的尼禄爱飚车、爱文艺表演、任性妄为、做坏事拖人下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与军国大事、政治大局无关的小事，但因为能说明这位暴君的恶劣品格，所以塔西佗将这些细节记录了下来。而对尼禄出任执政官期间平淡无奇的历史，塔西佗只是一笔带过。
尼禄曾经在罗马兴建巨大的公共建筑，以此作为他的“政绩”来炫耀，也有人借此对尼禄大肆吹捧。但塔西佗对这类政绩工程并不感兴趣，他写道，
“在尼禄（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但编年史家也许会喜欢把人们对（尼禄）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剧场基础和梁柱的赞美词载入自已的史篇。不过罗马人民的尊严所要求的是只把重大事件记载到史篇中去，而这类琐事的记述只能是官方报道的事情”。(《编年史》，13，31)
塔西佗更关注并予以记录的，是这位皇帝或元老院里的政客所体现的罗马腐败和不道德，诸如受贿勒索、贪赃枉法、自私残忍、阴谋诡计，或其他“同样惊人的不道德的事件”。(《编年史》，13，30；13，45）这些是他要记录的恶行。
但是，塔西佗也同样记录下他那个时代有人抵抗恶势力的善行，例如，面对暴君尼禄的讯问，在阴谋中被搞垮的佛拉乌斯临刑前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他怒斥尼禄道，“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戏子、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
塔西佗说，“我把佛拉乌斯的话原样地记录下来”，因为“一个军人坦率而强烈的感情是同样值得介绍的”。(《编年史》，15，67）
又比如说，路卡努斯因为尼禄嫉恨他的写诗的才华而遭遇飞来横祸，赴死之际背诵自己的诗篇。塔西佗记载这件时事说，“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话……至于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他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追忆的言论和行动了”。(《编年史》，15，70)
这就是塔西佗历史写作的善恶必书，他记载的是对后人特别有参考意义的典型恶行和善行。塔西佗的历史写作针对性会让人觉得，他经常是在叙述同一类的事情，对此塔西佗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他说，“对于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叙述，不但我自己会感到厌烦，我想别的人也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听到的尽是罗马人接二连三悲惨牺牲的故事……老实说，会使人感到膩烦，会使人感到心头沉重”。(《编年史》，16，16)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在恶劣的环境里，悲惨的事情接二连三地重复发生，这就像我们听某个时代饿死几千万人的故事，每个饿死的人的事件说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或者某一场政治运动中，许多人为躲避迫害而选择自杀，每个自杀者死前的绝望也是相似的。
塔西佗记录的正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一年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对于这类罪行累累的人的惩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提到”。(《编年史》，4，71）
塔西佗把看似“无关紧要的、不值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一再记载，这让我们看到他对与善和恶有关的题材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较真和不依不饶，而背后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悲愤和无奈。
塔西佗作品中有大量关于死亡的记载，他将死亡用作判断一个国家的善恶指标，或当作思考和判断罗马现实的特殊视角。
在善的国家里，人民善终的比率会远远高于在恶的国家。在暴政当道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出现许许多多的“非正常死亡”：被虐待而死、受酷刑而死、因饥饿或劳役而死、冤死、屈死，还有各种各样的自杀。
当时有许多名门望族自杀，这既是个人悲剧也是国家不幸，充分透露出帝制的暴虐和时代的险恶。塔西佗记录了其中的原因，他写道，“由于人们害怕被处刑，以及由于当一个人依法被判罪的时候，他会丧失自己的财产而且得不到埋葬，所以这种死法就很流行了。但是另一方面，自杀的人则又由于这种速死，而得到埋葬尸体的待遇，而且他的遗嘱也将会得到尊重”。（《编年史》，6，29）
暴死、冤死、白死的当然不只是众多名门望族的成员，也有大量下层普通民众或小人物。下层人的死亡更经常是内战或被挑动的“武斗”的结果。塔西佗载录了维提里乌斯军队制造的一场屠杀，军队袭击手无寸铁的平民过程中，塔西佗写到了一个看似细小的情节，那就是“有一个士兵的父亲同这个土兵在一起时被杀死了”。(《历史》，2，88)
在这个小小的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内战的悲惨结果，也看到塔西佗不会因为死的人地位卑贱，就把他的死亡当作“可以牺牲的代价”。
正是秉承“善恶必书”的原则，塔西佗还记载了一件与死亡有关的特别可耻的事情，有一对同胞兄弟在内战中分属不同的阵营，其中属于胜利方的那位把身在敌对方的兄弟杀死了，居然还向长官邀功请赏。塔西佗写道，
“胜利者已经把是非混淆到这样的程度……这件事的下文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先前的内战里却发生过类似的一件罪行……在雅尼库路姆山上对秦纳作战时，彭佩乌斯的一名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但后来他在发现了自己的罪行时就自杀了。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对于罪行感到的悔恨情绪以及对于崇高行为感到的光荣都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啊！” (《历史》，3，51)
内战使一对对兄弟在敌对的阵营里作战，这已经是够不幸的了，而在作战中，一个兄弟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这是多么可耻而悲惨的事情。以前，发生这种事情的罗马士兵因为羞愧而自杀，如今，杀死自己亲兄弟的人却居然还以此向长官邀功请赏，这说明罗马已经腐败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塔西佗“善恶必书”历史写作的道德意义，也正在于揭示这种腐败和堕落。
*本文摘选自看理想App节目《世界经典通读计划》第四季《帝国的诞生：古罗马经典选读》第51集，徐贲主讲。内容有删减和调整，小标题由编辑添加。完整观点和讲述请移步至相关节目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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