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55年实施的《关于义务教育诸学校国库负担设施费法》，小学生的上学距离上限是四公里，初中生不许超过六公里，孩子上下学不用家长来回接送。（熊燕妮/图）
北京冬奥会上，大谷翔平、羽生结弦和高木美帆等三名日本选手崭露头角。
更巧合的是，他们都出生在1994年。此外，1994年出生的日本体育明星还有在世界游泳锦标赛夺得4枚金牌的濑户大野，以及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萩野公介。
这一代人被称为“宽松世代”，又一次触发日本社会对“宽松教育”的争议。
从“填鸭式教育”到“宽松教育”
所谓“宽松世代”是指1987年到2004年出生的日本年轻人，日本时尚杂志《FLASH》的文章认为，高木美帆等“94年组”的成功与“宽松世代”的教育密切相关，每一名学生都有更充分的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94年组”几乎都在宽松的教育中成长。从2002年开始，学校还实施每个星期休息两天的“双休”制度，让高木美帆等体育爱好者得以利用休息时间从事所喜欢的运动。
“生活条件已经大幅改善，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的孩子学得那么苦？”四十多年前，面对着来自家长群体的呼声，日本政府开启了一场“宽松教育”改革。
学校首先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大幅削减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导入绝对评价，不搞排名、不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努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在“宽松教育”改革之前，日本教育一直备受“填鸭式教育”的诟病。二战失败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百废待兴，日本政府决定走文化兴邦、科技兴国之路，举国发展教育，并推出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日本是典型的“学历型社会”，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内部工会组织，被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认为是支持日本战后快速崛起的三大重要原因，而这都离不开教育改革和高额的教育投入。
高额的教育投入，带来了高额的经济回报。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并连续二十多年保持1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1968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经济复苏、国家和平、社会稳定，1947年到1949年间,日本迎来二战后的第一次“婴儿潮”，他们“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劳动，紧密地聚在一起，支撑着日本社会和经济”。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团块世代”。上世纪60年代末，第二轮“婴儿潮”来临。
这时，家长们却发现，人口越来越多，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少。大学招生考试带来的竞争压力，迅速传导到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充斥着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众多日本家庭将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花费到了课外补习班上，激烈的升学竞争也滋生了考试舞弊、录取黑幕等不良现象。
“考试地狱”“填鸭式教育”惹来一片讨伐声，多名教育专家也提出了“教育减负”的口号。1976年12月18日，日本文部省发布《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
日本开启了教育改革之路，“宽松教育”成为主导日本基础教育的战略方针。1980年第一次教育改革后，中小学的课本开始迅速变薄。
当前，公立中小学大约占日本全国小学总量的99%，并实行就近入学。（熊燕妮/图）
“宽松教育”导致“草莓族”“平成废宅”？
从此，主要由“宽松教育”改革带来的“宽松世代”，成为日本社会长达40年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
2016年4月，日本电视台（NTV）推出一部名为《宽松世代又如何》的电视剧，又一次将“宽松世代”推上热潮。在这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中，三名出生于1987年的男女主角尽管因事业、家庭、友情和爱情而困惑，却一直在努力奋斗。
但日本社会对“宽松世代”并非全是褒奖和理解，尤其一些日本老人批评说，“宽松世代”纵情享乐，不关心明天和未来；“宽松世代”自私自我，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3米内的事情”；“宽松世代”沉迷于网络、动漫和游戏，连恋爱都懒得谈。
“宽松世代”还被称为“草莓族”，不仅懒惰，抗压能力也差。近年来，“宽松世代”又得到“平成废宅”的新称谓，整天无所事事，毕业后也不愿过“996”的上班生活。
高木美帆等“94年组”被视为“宽松世代”群体中的佼佼者。她出生于冰雪覆盖的北海道。受益于“宽松教育”，她还能够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学习嘻哈舞之类。
但是，高木美帆开放且大胆的个性也饱受争议。在2016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的赛场上，她一度穿着金色的紧身透视装，不仅内衣清晰可见，连丁字形的内裤也暴露无遗。
一些日本媒体抨击她伤风败俗，但高木美帆满不在乎地回应说，“我就是喜欢穿着透视装比赛，这样有助于调动我的情绪，别人没有权利说三道四。”
高木美帆“我行我素”的个性，似乎与日本社会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格格不入。
“在宽松教育之前，我们的社会氛围是只要和别人不一样就难免产生负面的印象，直到导入宽松教育后，（日本社会）才开始改变这样的氛围。”文部省前官员寺脇研一直是“宽松教育”的推动者。
他还表示，“在此之前，日本的教育是将每个人都铸造成相同模型。导入宽松教育后，才开始重视学生的兴趣、关心、能力、适性等方面。”
“宽松世代”是怎么炼成的？从社会背景来说，经济低迷、少子化、老龄化都是推手之一，但最直接的推手，则是“宽松教育”的盛行。
但是，日本社会对于过度“减负”的批评仍不绝于耳，引发了一轮轮有关“学力下降”的大讨论。一项问卷调查抽查显示，能够正确解答“3＋2×4”这类简单的四则运算的六年级学生只有六成。
在经合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均位列15个参赛国第一名。四年后，日本的数学降到了第5名，阅读则跌至第7名。2007年，日本的数学已降至第10名，科学素养降到了第6名，阅读已经倒数第一。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本身也备受争议：它被批评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将学习狭窄化到容易测量的境地；它还被指责违反公共政策和公共福利的初衷，从公共教育中谋取经济利益。
“宽松教育急切地追求创造力的培养，它忽略了创造力产生的前提是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巩固。”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广田照幸不无担忧地表示，“宽松教育改革导致学生学力的整体水平下降，无法应对‘变革的社会’。”
没有“学区房”，没有“择校难”
教育改革风险极大，往往以牺牲一代人以及国家的竞争力为代价。
但“宽松教育”被认为与日本政府战后一直倡导的教育均衡化政策相契合。1947年，日本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机会均等”。
学校大致可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公立学校均免除学费，家长只需缴纳实践课和春游秋游的费用。
国立小学一般是国立大学的附属学校，在入学选拔问题上很严格, 选拔方式通常为抽签或考试，但它数量很少 。例如，位于东京的御茶大学附属小学的录取比往往是“百里挑一”。
私立小学需要缴纳学费，但设施一流、教学环境好、师资力量强，也吸引了一些经济条件好、注重教学质量的家庭。
当前，公立小学大约占日本全国小学总量的99%，它实行就近入学。按照1955年实施的《关于义务教育诸学校国库负担设施费法》，小学生的上学距离上限是四公里，初中生不许超过六公里。
入学时，无须向校方提供房子的产权证。如此规定，既杜绝了高价“学区房”，孩子上下学也不用家长来回接送。
日本的公立小学软硬件配套都力求均衡，教师和校长都属于国家公务员，并且都实行轮换制，师资力量配备也很均衡。即使一所不足百人的偏僻偏野小学，也配有音乐室、游泳池、足球场以及综合体育馆等设施，其建设安全标准高于政府办公楼。
日本自然灾害频繁。因此，每当发生地震、海啸等灾难时，中小学都会成为当地民众主要的避难所。
2011年3月，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泄漏事件，在小镇“Kawamata”的公立小学内，一年级学生只有两名，但师资配备依旧齐全且优质，老师和学生的数量几乎一样多。
在报道这一现象时，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文章不无惊讶之意，并将其与美国新奥尔良遭遇“桑迪”飓风无人问津的局面做对比。
同为发达国家，日本对教育资金投入要少得多，大约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左右，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在5%左右。
日本的学校建筑不看重设计，更侧重质量，教科书的印刷也以黑白色的平装书为主，老师和学生一起清洁卫生，学校更不会设置太多的行政管理岗位，不少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也要亲自授课。
对于望子成龙的普通日本家庭来说，“私立幼儿园——公立小学——私立或国立初中——私立或国立高中——名牌大学”是常见的路径选择。（熊燕妮/图）
意外的“负外部性”，加剧阶层分化？
“宽松教育”还被指责带来教育不公平，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分层。因为“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机构，但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缓解。
在“宽松教育”的大背景下，私立学校更加大行其道，课外补习产业也蓬勃发展。
“要想读早稻田大学那样的好学校，只是上私立学校远远不够，还必须参加课外补习班。”在东京一家汽车集团工作的木秀哲说，他读高中的儿子每个月要花费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5万元）的“辅导费”。
日本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节节上升。据文部省官方统计，1976年，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为38.0％。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4.5％，1993年达到最高峰59.5％。
近年来，这一数字依旧保持在50％以上。
正如畅销书《中学生的考试九成靠父母》所描述，“宽松教育”更利于富裕家庭，却间接剥夺了寒门子弟“鲤鱼跳龙门”的希望。于是，阶层开始分化。
在东京等地的豪华购物场所，不乏许多知名品牌“私塾”的广告。通常，私立小学每年的学费大致在300万日元左右，而日本家庭的年均收入在500万日元左右。
因此，昂贵的“私塾”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艺人、医生、律师、企业家、政界人物等高收入家庭。
对于望子成龙的普通家庭来说，“私立幼儿园——公立小学——私立或国立初中——私立或国立高中——名牌大学”则是常见的路径选择。
“宽松教育的两大支柱，教育的多样性和自我责任，已经拉大了阶层的差距。”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苅谷刚彦说。
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更容易跻身上层社会，这让底层社会感到绝望，也让日本社会失去了活力。
南方周末记者 熊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