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

本期刊发曹大为撰写的《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一文，系统地挖掘了长城在民族融合，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在当下重温这篇巨作，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在广裹万里的北疆人为地筑起一道御敌边墙,这种构想和举动是否明智?先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否值得?这历来是个毁誉参半争讼不已的话题。抛开对筑城过程中役民苛急酷暴以及只重筑城不顾民心的偏颇这类附带相关间题不谈,现代人们已习惯于把长城当作聪明智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誉之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人类文明的骄傲。近年学术界有人提出长城本身是一个“限制文明空间的环’,(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第1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更有人提出:长城不过是“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长城的是非功过再度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如果我们把评价长城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间题考察,那么显然应该首先澄清长城在历史上究竟发挥了何等作用,这是判定论争双方是非的主要症结。本文即旨在通过对长城历史作用的考辨,论证长城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以期为确立长城不愧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并进一步发扬长城文化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

城堡乃是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中国古代把高峻的墙壁扩至漫长的边睡确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这种广筑边墙的作法雄始于春秋战国之际,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日知录》卷31,《长城》)但是城墙并不能决定一切,“天时不与,……虽有长城拒防,何足以为塞?”(《战国策》卷29,《燕一》)七国互防的人工屏障终究未能阻挡统一的洪流。

如所周知,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元《长春真人西游记》记邱处机1121年北度张家口西第一隘口北野狐岭,便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也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败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北方广阔草原适宜大规模游牧,农牧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容易产生摩擦。自从因发明髻具而有可能组建富于高度机动性的骑兵队伍之后,游牧民族便如猛虎添翼,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对农耕民族保持巨大军事压力。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原王朝无力也无需耗巨大国力去控制北部辽阔的荒漠与草原,而又不得不随时提防时刻凯觑邻人财富的游牧部落南下劫掠。事实上几乎历代中原王朝都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学术界的研究表明,近五千年来中国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低谷时等温线南移20一30公里,农牧区的自然分界线实际上被推到了黄河以南。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恰与历史上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西迁相吻合,其中包括公元4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该寒冷期的最冷阶段在162。年一1720年)的清兵入关。(参见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可以说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战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影响、制约双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是中原王朝为填补天然障碍不足而建立起的防御体系。

西汉晃错上书文帝讲过一番话有一定代表性,可以把它当作中国古代筑城决策的诊释。晃错认为北方少数民族“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遇胡人劫掠,“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因此他盛赞文帝“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汉书·晃错传》)出于同样的考虑,拓跋魏人主中原后为对付柔然骚扰,中书监高闻上表献策,指出“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匾,五也。”(《资治通鉴》卷136)唐初太宗曾视筑城为多余之举,但高宗之后,即因边防空虚无险可守,屡遭吐蕃残破,后经安史之乱,尽失西域、河涅,吐蕃常年屯兵于今陕甘之间,时刻威逼长安。只是在这时才显现出太宗未能居安思危深谋远虑的遗患。宋、元、清三代御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宋代版图退至长城以南,元清两朝俱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元疆域横跨欧亚,清奉行依重蒙贵族的联姻政策,都不再有大规模筑城之举。除此之外,各代基本沿袭了晃错、高间时期的边防格局,直至明朝,更是不断增修、加固长城,无论规模、质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长城的具体形制、方位走向大体依据生态环境、政治形势、经济状况、民族关系、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特点而定,如上所述,由于其中一些因素的变化,历代王朝对筑城的态度兴废不一,其位置走向也因时因朝代而异。明长城比起秦汉时期就已大幅度南移。显然,长城乃是宏观上巩固边防、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劫掠、拱卫中原的战略防线,并非就是位列最前沿的边境线,更非国界线。构筑长城并不是什么人忽发奇想的结果,想像力要受时空条件的制约。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无定的对手,又时刻要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边墙在中国古代大多数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实际有效的对策,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依据。

围绕城墙展开的攻防之争始终是古代军事活动中的一组主要矛盾,由此而发展成一整套守城的战略、战术体系。游牧民族长于骑射,马上作战聚散自如、机动灵活,尤其在开阔地带冲锋陷阵、纵横驰骋,犹如草原旋风,势不可挡,但攻坚步战则非所长。横亘在骑兵面前突兀而起的城墙迫使敌方弃长就短,优势顿时化解。作为遏止游牧民族进攻的有效手段,长城的军事效应显而易见,而且从战略布局上看,长城亦非一线排开简单孤立的城墙组合,它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有机地联结起来,并于沿线设立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互为角椅,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秦始皇时于长城沿线设十二郡分段防御;明代划为九个防区。长城沿线保持道路畅通,且有干线直通腹心地区,便于兵马调动互相救援。外敌来犯,即燃烽烟(明代同时放炮)报警,数小时之内传至千里之外,使本防区、相邻防区并中央朝廷迅速掌握军情。即使某一地段失陷,也能滞缓敌军行动,迅速集结兵力,组织有效抗御。

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效应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卷1,《过秦上》)汉武帝“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傲、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而后晋以降中原地带之所以屡遭北方游牧民族洗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长城东段陷入辽境。“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51)失却长城屏障之后,内地沃野千里完全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兵锋之下,契丹、女真骑兵遂如利剑悬顶,将中原王朝逼人被动挨打的困境。

有争议的是对明长城军事效应的估价。一般来说由于火炮应用于战争,长城的防御功能相对减弱,但由此断言明长城“所给予中国人的,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163页,三联书店1983年12月)则未必精当。这是因为在攻城之矛愈益锋利的同时,守城之盾也随之相应强化。明代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它的坚固几乎可以同糙袒区和中国之间的岩石山脉相提并论。”(〔英〕斯当东:《英使渴见乾隆纪实》第十三章,第34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n月)况且明代守军同样广泛配置火器,戚继光甚至极言“今之慑虏者火器耳”、“守险全恃火器”(《练兵条议疏》、`明经世文编》卷347)。既可有效杀伤攻城敌兵,又在相当大程度上遏制了敌方攻城火力的发挥。明长城的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在长城整体布局上,明代多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从而加强了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大大提高了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

当然历史上反对筑城者也大有人在。以明朝论,嘉靖年间曾任兵部尚书的刘煮便称“殊不知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患虏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自创以及今日,几四十余年矣,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无一秋而有修边之效”,因而力主“修墙不如蓄锐”(《刘带川书稿》、《刘带川边防议》,《明经世文编》卷305、504)。与刘煮同一时代的陈建也竭力反对构筑边墙,他在《备边御戎议十则》中指陈修墙五弊:“工程浩大,所费不货,一也;劳役军民,怨偌烦兴,二也,逼近寇境,胡骑出没,丁夫惊扰不时,三也;筑之纵成,旷远难守,久益颓废,四也;胡寇倏来,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为所笑,五也。兴此役者,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以此为策,策斯下矣。”(《抬安要议》卷6)平心而论,攻方集中兵力在数千里防线寻找一点突破实非难事,刘煮据此认为“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地远而兵微,应援而难至。当仓卒应变之时,而取救于千里之外,急之则人马疲劳而不能行;缓之则延涯道路而不得用。”(《刘带川边防议》,《明经世文编》卷304)这些见解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隆万之前边防败坏、屡遭败迹也是确凿的事实。但个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彼时边墙尚不坚固。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时隔未久,隆万年间经戚、王等整伤,长城边防顿成铁壁铜墙,“其坚不可攻,虏至其下辄引去’,(谢荤删:《五杂蛆》卷4)。即使长城沿线局部地段被敌突破,也绝非“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张居正论及“制虏机宜”时,曾特别要求“令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他指出一旦“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速为枪惶。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扼要害,令诸县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俊命,即各出万人,遣晓将从边外将诸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北,伏于贼所出路,彼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宜辽两军合而盛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明经世文编》卷327)显然这种把长城防区当作立体交叉关联照应整体系统的军事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彩,比起刘煮机械、形而上学视长城为互不连贯孤立平面防线的观点要高明得多。

毫无疑间,长城在军事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状况、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力量对比、军事制度、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乃至士兵的素质等等,都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在任将得人、用兵得法的前提下,长城防线还是具有重大防卫价值,对抗御游牧民族入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这是“但据纸上之空谈”的书生所无法“轻诋”的。

还应指出的是,长城在军事上并不仅只具备防御功能。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如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所指出的:“在西汉势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关键意义。”“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英人斯坦英在西域实地考察之后也认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斯坦英西域考古记》第14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2月)秦皇汉武无不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胜利的同时构筑长城,都表明这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潜藏着进一步攻击手段的战略措施。

要发挥长城御敌功效,必得解决守城将士军备给养的供应问题,而解决守城给养的最佳选择无疑是屯田和徙民实边。秦始皇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即着手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因河为塞,筑西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史记·匈奴列传》);并以“拜爵一级”为奖励,“迁河北、榆中三万家”垦戍边防(《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晃错也曾两度向文帝献徙民实边策,提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只有募民徙边,做到“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降陌之界”,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方可收“邑里相救,赴胡不避死”之效,使“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汉书·晃错传》)晃错募民实边的对策是作为文帝修城治塞配套措施提出的,其结果不但“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而且兼收“营邑立城”、开发建设边疆的功效。此后武帝时桑弘羊、宜帝时赵充国相继提出军屯戍边的主张,在解决“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同时,也同样起到“缮乡亭、浚沟渠”,“益垦溉田”垦殖边疆的作用(《汉书·赵充国传》、《汉书·西域传》。

西汉屯垦规模十分可观,多至一次调动塞卒六十万,移民七十余万,秦汉累计投入军屯、民屯、实边的兵民当近千万之众,分布范围遍及北疆诸多战略要地。陆续出土的大量秦汉文物表明甘肃、内蒙古鄂尔多斯以及辽阳等地已使用铁犁、牛耕,货币、衡器、量器与内地并无差异。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边郡及居延城”也在实施赵过的代田法,“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人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裴胭释“北假”地名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史记·匈奴列传》集解),证明当地同样在推行封建租佃制生产方式。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新秦中)、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所谓“新秦”,即“新富贵者”的含义(《汉书·食货志》注),西汉时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涌现出了“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的塞外新贵(《史记·货殖列传》;五原、北假等地更开发成“膏壤殖谷”的农业产区(《汉书·王莽传》)。河西垦区农业也很发达,敦煌汉简记录了敦煌一郡即有存谷一万多石,包括莎车、疏勒等地“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后汉书·班超传》)。西河郡以西十一郡因“物钱谷”富足,还曾“调有余”贩济“困乏”灾区(《居延汉简》甲编1175AB,破城子)。东汉中叶朝廷强令陇西、安定、北地等地屯垦实边民户内迁时,竟至百姓恋土,“万民怨痛,泣血叫号”(《潜夫论》卷5,《实边第二十四)})。西汉北边凉、并、幽三州及朔方二十八郡,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编户即达1776229户,7916507口(加上军队、少数民族及隐漏人口,实际要远远超过此数)(参见《汉书·地理志》),标志北方社会经济迅速腾飞。

汉武帝“以屯田定酉域”的成功经验,被后人奉为“此先代之良式也”(《晋书·食货志)。以致“魏晋而下,无代无之”(《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纵观中国古代北疆开拓发展的历史,封建文明波及之初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隋书·食货志》),屯田实边、辟置郡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非但原本“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的处女地垦为粮仓(《汉书·西域传》),就是暖迟霜早不产良谷的山区以及“迫塞苦寒,土地卤府”的盐碱不毛之地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或者凿渠灌溉,使荒野边塞一变而“糜储备,器械具”,“军声雄冠北边”(`旧唐书·李景略传》),或者竟“化蓬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腆,……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康边”(张说:《请里屯田表》,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第248卷,《屯田部·艺文一》)J反观东汉以降,因游牧民族入侵、内附,边防后缩,刘秀“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后汉书·光武帝纪),河西、西域、塞北一些地区原有烽缝亭障渐失屏卫效用。而随着边防撤废,“娜塞破坏,亭越绝灭”,边民倒流,已经垦熟的良田复遭废弃,遂至“边睡萧条,靡有孑遗”(《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应邵《汉官仪》),边地经济衰败萎缩。

道路通畅、交通发达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又是促使经济进一步飞跃的前提。北握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开辟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装备、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级公路与城墙主体工程的修筑总是齐头并进,大体保持同步。

谈论北疆的开发,当然不应忽略早已生息劳作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的贡献。历代中原王朝在长城沿线开设的马市贸易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渠道,往往由此发展成边境重镇,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将在下文进一步展开。

综上所述,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交通网道的修建以及马市贸易相辅相成,整体关联,铸成环环相扣的链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长城防线有效地保卫着屯田、交通和马市贸易的顺利进行,为边扭地区经济开发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为巩固长城边防所实施的屯垦实方略,所修筑的交通网道,所开设的马市贸易则是直接刺激北班经济开发繁荣的契因。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确乎发挥了播撤封建文明、促进北祖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边获新经济区无不集聚在长城沿线及其周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金应熙先生在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作为军事防御线的长城同时是中原封建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会聚线”。他认为“当中原王朝忙于应付游牧民族的掠夺战争时,长城主要是军事防御线和障碍物;而当双方相互戒备中通过长城线上的关市、马市进行和平贸易时,长城作为会聚线的作用就显著了。”(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第227页,中华书局,1985年7月)金文侧重于列举史料证明这一基本事实,对长城在“会聚”中究竟起到何等作用未加探讨。而在笔者看来,长城防线非但因位居游牧地区与农耕定居地区邻接处而在客观上起到经济、文化的会聚作用,而且其防御效应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各族在封建文明基础上凝聚融合,在统一多民族文明古国形成、发展、巩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纽带作用。

首先长城防线因增强抗御游牧民族侵犯的能力,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持续积累发展。因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其次游牧民族通过掠夺战争虽可得到一些生活、生产资料乃至劳动力、生产技术,对其社会发展一时起到推动作用;但他们往往把掠夺看成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以此作为消费享乐的经常性重要来源,这种状态实际上并不利于本民族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明从根本上得到发展提高,并将逐渐导致自身活力疲软窒息。凭据长城防线实施有效抗御,使游牧民族的劫掠不能轻易得逞;即使终于被征服,这种强大的抵抗也有利于迫使游牧民族放弃野蛮落后统治,转变政策,加快征服者被先进封建文明所征服的进程。中国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正反事例比比皆是,不烦赘举。以上两点奠定了长城防线促进北方各族在封建文明基础上凝聚融合的前提。

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疆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有证据表明早远古时代已存在这种联系。春秋战国之后,中原地区建立起大一统封建王朝,随着修筑长城、设置郡县和北边新经济区的开发崛兴,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交往更趋紧密。这种交往、交流主要通过和平互市的方式实现。但是,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和平交往的局面。防碍交往的因素之一是中原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或眼光短浅措置不当,封闭关市,断绝往来;而游牧民族贵族首领也并非全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买卖人,他们大多奉掠抢为更加光彩的“职业”。只是在军事上无法彻底取胜,经济上又迫才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稳定的和平交往局面。长城防线正是促成这种格局出现的重要保证。

我们并不否认,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来说,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但是,长年仇杀争战无论对中原地区还是游牧民族毕竟都带来巨大灾难。

以巩固长城边防为后盾实现的和平互市往来,使北疆面貌焕然一新。汉和亲者“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课其人众、畜物”,“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汉书·匈奴传》)。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年)都善王尉屠晋主动提出“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其时自都善以西至且末七百二十里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汉书·西域传)考古挖掘也在漠北匈奴墓中发现中原地区使用的铁制农具,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书·匈奴传}),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传》),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刺激了本身畜牧经济的发展。以“汉所余,彼所鲜”(《史记·刘敬列传)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骡骡骡马,尽为我畜”(盐铁论·力耕)。汉初牲畜奇缺,至武帝,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提高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明代亦然,隆庆和议之后,“戎马无南牧之傲,边氓无杀戮之残”(张文忠公全集·行实》),每年“所省征调费不舍百万”(《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边地“上谷至河徨万里”,也都“居如清,行如家,举沙碳而黍苗矣。”(《国榷》卷5)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私人交易也很活跃。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较,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陈仁锡:《无梦园集》卷2)})。蒙古族非但“擎牧渐多”(王崇古:《条复收胡马疏》,明经世文编》卷318),而且进一步发展农业,“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瓤、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俨然成为蒙古地区颇为繁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薰染融合。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明经世文编》卷35),万历年间乃有“汉夷”之称(《三云筹姐考》卷2);蒙古族亦渐习华风,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的“忠顺夫人”三娘子,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十分钦慕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1)。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内在依据。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域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民族关系上和平往来、融洽相处`包括文化交流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象明代那样塞外游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北疆真正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切必得在排除了游牧民族可以随时任意杀掠中原人民、践踏蹂蹦先进封建文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如前所述,长城防线正是为促成这一前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边疆的繁荣,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定居民族在封建文明高层次上融合发展。正是在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凝聚、联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孙中山曾经说过:“秦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之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转引自《边塞研究》第8页,造阳文学社,1979年)应该说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没有秦汉长城就不可能有强大统一的封建王朝,不可能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昌盛。在古代中世纪小邦林立的割据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

长城本身不过是一种“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险固第五十》)的战略防御设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可以引发出不同的效应。甚至同一位政治家在构筑、运用长城防线的过程中,也可能正确与谬误的因素夹缠难分。

由于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心目中长城所象征的底蕴并不那么一致是十分自然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中,长城便作为专制残暴的象征,备受劳苦大众诅咒;而在唐太宗、清圣祖以至刘熹、陈建者流看来,长城只能是蠢笨无用的化身。直到现代,长城才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和象征。这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时刻,举国上下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同仇敌汽、浴血抗战中提炼锻铸成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的世代传唱及其被定为国歌继续强化了这种意识和心态。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城列入世界重点文物以及有关长城为宇航员遥观地球所能辨识的最明显人工构筑物之一的报道,都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感情。

对于已经成为民族共识的象征作出根本相反的解释无疑应该十分审慎。除非长城历史作用的主流确属消极落后,或者这种象征并不利于今天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而在我们看来,那种把长城简单类比为“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第8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贬为“巨大的悲剧纪念碑”(《河疡》)、“特大的监狱”(《河疡论》第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的观点,在这两方面都缺乏依据。

我们的文章已经证明,长城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它既可以是“限隔华夷”(《大学衍义补冶15。)自我封闭的壁垒,也可以作为向外开拓进击的桥头堡。“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网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开放革新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为无用的清朝反而深深陷人闭关锁国的泥潭。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中国文化史新论》第147页),他们运用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会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大大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和农牧民族之间的差异,通过这条播撒封建文明的文化带,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边吸开发和国家统一富强。并且,在西域构筑障塞亭隧的另一重要目的还在于开辟与西方交往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长城绝非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史记·大宛列传》引·述赞)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这更被公认是充满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创举。

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竟是这样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聪明智慧、艰苦勤奋、坚韧刚毅、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长城所象征的民族精神更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来源：长城志

原标题：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