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在明朝十二帝中是个有些争议的皇帝，争议在于对他的定位。一方面他被文臣、史官奉以贤君、中兴之主，留有“弘治中兴”的美名。另一方面，其御宇的十八年里却又找不出什么出类拔萃的政绩，中兴之说不但被后世史学者质疑，还被认为无所作为而浪费了明宪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那为什么古今之人对孝宗的评价差异这么大呢？
孝宗在继位之初就展现了一个少年天子锐意改革的新气象，他并没有去墨守什么新君之初不改先帝旧制的成例，而是对宪宗遗留的各种“弊政”进行了大范围的清理。
罢免传奉官；革除法王、国师、真人等封号；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将之前活跃在宪宗身边的妖僧邪道论罪下狱、处死；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罢官撤职等等。
这里面最被文官集团所看重的，其实和现今大多数朋友认为的并不一样 – 罢免传奉官。
传奉官是明宪宗制定的一种全新的官员任命制度。它指不经吏部审议，不经选拔、廷推、会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甚至是不需要经过科举），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换句话说“传奉官制度”将朝廷的人事权从文官集团手中全部回收到皇帝手中。
孝宗一继位就将这项重要权力还于了文官集团，文官们怎么能不感慨遇到了贤君。
除此之外，孝宗在皇帝这个职位上的工作热情甚至超越了太祖朱元璋。首先它恢复了“土木之变”后就基本停办的“经筵”（太祖就不同意搞经筵，他觉得是浪费时间）。
注：经筵实际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形式。经筵是每月逢二、十二、二十二举办，日讲一般是每天都举行。如果想详细了解，可以查阅图文 什么是“经筵”？什么是“经筵”？为什么明朝很多皇帝都厌恶它？
除了经筵，孝宗在朝会上投入了更大的热情。除开特殊日子（生病、恶劣天气），孝宗每日都会上朝，不光是早朝，他在早朝之外还开设了午朝（也有说孝宗有早午晚三朝，但是不少人认为晚朝指的就是午朝）。
注：明朝正统之后由于皇朝政务流程的变化（票拟、披红制度），朝会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表演仪式，皇帝们举办朝会的频率锐减。如果想详细了解，可查阅图文不要简单地认为明朝皇帝们懒惰怠政，他们不愿意上朝甚至是短寿的真相在这里
这都还没算完，孝宗在朝会之外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制度“平台召对”。和我们现在认为的不一样，过去出于保持皇帝的威仪、等级制度等考虑，皇帝是不能也不会随便就召见官员。很多官员除了朝会没有机会在君前奏对，而且朝会上也不是想说就说或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朝会有严格的流程和仪式）。
注：除了特定的仪式和活动，有明一代官员们很难见到皇帝。不光低品阶官员，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孝宗这种极其勤政的皇帝也极少单独召见内阁成员（更多是通过文书传递消息）。不少皇帝除了朝会，几年都不召见大臣。
而“平台召对”则是皇帝可以召见任一官员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姑且不论这种制度是否在政务处理上更准确和高效，起码对于官员们来说，这是皇帝勤政以及恩于臣下的表现。
大家了解经筵和朝会的细节之后，我相信您不论是否喜欢孝宗这个人，都会佩服他在工作上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因此即便是没什么实际成效，起码在臣子们眼中皇帝在勤政、忧国上是无可挑剔的，这就满足了被定性为“贤君”的基础性条件。
孝宗身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善意，他始终以最大程度地善意去对待皇朝的平民、文武官员也包括他自己的敌人。
官员们因雨天滑倒弄脏官服和奏疏，失仪于君前，他从不会怪罪；官员的奏疏中有错字，经筵官讲错经文，他都会予以宽慰；当孝宗了解到一些官员会因政务繁多而工作到深夜时，他下令五城兵马司派军照明护送。
对于上朝迟到甚至是未告假获准而缺席的，孝宗大多数时候也是主动宽宥。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因基本不予处罚，很多大臣借此故意缺席朝会，以至于孝宗朝的朝会也被戏称为“鸦朝”。（朝钟一响，午门外官员没多少，却惊起乌鸦无数）
对于皇朝的普通臣民，孝宗也抱予很大的同情心。每当灾厄发生，他都会对灾区的赋税予以减免。并大力进行水利建设，对于水利工程以及参与人员也非常关心，常常对有功者予以褒奖和赏赐。（名臣刘大夏就是因为水利工程被提拔、重用的）
在朝政上，孝宗启用王恕担任吏部尚书，对官员考核进行了改革。不仅对能力进行考核，对身体条件也进行考核。没有能力的，以及年纪很大精力不济还占着位置的，都予以清退。任命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对于日益庞大的军官团体进行革除和清理。
说明：明朝的武职队伍臃肿状况远甚于文职。因为武职中的绝大部分职位被作为封赏赐予“有功之人”，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还是世袭。这种有增无减，导致明朝的武官数量不断膨胀，本就不多的军费都被各级军官消耗掉了。
这些革新由于触碰到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困难重重，加之孝宗为政非常宽仁，导致革新成果甚微（为防遭遇暗杀，王恕、马文升上班都需要锦衣卫护送）。并没能改变皇朝上下组织臃肿，很多人尸位素餐的状况。
虽然宽仁会让一些工作难以推进，但是“宽仁”本身是无法被责难的，尤其是被宽仁的对象大多是掌握着皇朝话语权的官员们，孝宗的形象和名声也就不会差了。
其实孝宗任内还是对明朝的朝政做出了重大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对于明朝来说没能起到好的作用。弘治五年，为了减缓朝廷财政困难的窘境，弘治同意了户部尚书叶淇的建议，对开中法进行了改革。
开中法是明朝支持边关军屯的一项重要制度，主要是商人向边塞军卫输送粮食，朝廷对应的发放盐引，商人凭盐引贩卖食盐获利。
说明：明代使用“纲盐制”，全国划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运到指定销盐区卖盐获利。
而商人们为了减少粮食的运输成本，就雇人在边疆开垦荒地，形成了商屯。这样既满足了边塞军卫的粮食需求，也变相地开发了边疆的土地增加了人口，人口的增加也可以扩大军源，更利于边疆的繁荣和稳定。
本来是项难得的善政。但是叶淇过于考虑眼前利益，他将盐引折算成白银直接售卖于商人。表面上看太仓的岁入剧增，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因为商人买了盐引之后，就不会再向边塞输送粮食，商屯也随之荒废。
军队没了商人供粮之后，只能改由朝廷支付。但是朝廷本身就是因为缺钱才这么改革的，也就是说朝廷“增加的收入”不可能全部用来满足军队的需求。换句话说朝廷在剥削军队口粮，用来填补自身的财务漏洞。
这一改革导致明朝边塞军队军饷支付被各种拖欠，边塞的卫所越来越荒废。军卫士兵难以为生，逃军剧增，明军战斗力进一步下滑。其后更是陷入了民变无军可用、加征赋税以募养军队、加税激起更大的民变，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
虽然不能苛求孝宗去预见百年后的事情，但是这个短视的变革出自于他之手，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孝宗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蒙古）上也是以宽忍为主旨。弘治元年，在宪宗朝被逐出河套的蒙古小王子（达延汗），又开始蠢蠢欲动。他先是自称“大元大可汗”，然后要求封贡互市。
说明：明宪宗时明军在河套地区与蒙古多次交战获得胜利，蒙古诸部一度从河套地区撤出向北后退。
“大元大可汗”这个头衔，俘虏明英宗的也先也自称过，不过明朝并未予以承认，但是孝宗却允许了。“朝廷方务优容，许之”。
如果说头衔只是贪图嘴上的快活，倒也罢了。小王子却借封贡，重新进驻了河套地区。对此朝廷也并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反应，河套地区又复归于蒙古。
不过孝宗也不是一心只想在长城以南被动防守，他也想过主动出击。在弘治朝后期，孝宗开始倚重宦官，受其信任的监军宦官苗逵就主张主动出塞去打击敌人。而且苗逵在监军期间主动袭击过延绥、河套的蒙古人。
受苗逵的影响，对通过河套入寇的蒙古（明朝称这个地方的蒙古人叫“套虏”），孝宗也有意向采取进攻型的战略。但是在与重臣讨论时，兵部尚书刘大夏坚决反对，他认为苗逵之前偷袭成功只是运气好，不能因此就把大军压上去。
孝宗反驳他：“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 （朱棣的庙号在嘉靖朝才被改为成祖）
刘大夏表示现在的明军已经比太祖、太宗时期差远了，主动出击占不到便宜。刘大夏还比较委婉地用丘福做例子，说他稍微不慎就葬送了十万大军，现在的将领还不如丘福。实际上刘大夏是在暗示孝宗，不要忘了土木堡。
刘大夏反对主动出击，一方面确实是惧怕失败。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怕惨败可以通过小股多路出击袭扰的方式规避风险。刘大夏不愿意说的理由是，担心弘治这一朝再出现汪直那样因军功而权势滔天的宦官。
注：成化朝的汪直曾总督十二团营，领敕令“各地镇守、总兵、巡抚俱受其节制，有不遵号令者可先以军法处治，然后奏闻”，相当于已被关闭的明军大都督府左都督。
最后刘大夏的总结是，令边关将领严守关隘，出现战事后再根据情况随机应变最为妥当（也就是说保持不变）。
孝宗的反应，笔者觉得是他被称颂为贤君明主的关键。帝遽曰：“微卿曹，朕几误。”刘大夏不由得赞叹：“是前代英君谊主所不能及也”。
这不仅仅是孝宗和刘大夏在互拍马屁，这段对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说明了孝宗执政理念不激进也不一意孤行，而是温和保守，尽量遵循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当时的“大多数人”是文官集团。对于文官集团来说，他们的皇帝从善如流，是个贤君。
其次孝宗也隐晦的表达了自己并没有剥夺文官集团现有权力的意图，虽然他在利用宦官防范文官集团，但他并没有赋予宦官更大权力的想法。这也是让文官集团感到欣慰以及高兴的地方。因为之前的历任皇帝就没有主动和文官集团保持平衡的。
说明：对比一下文官在明宪宗时期的遭遇，更能理解他们对孝宗的看法。简单来说明宪宗通过宦官和传奉官，将土木堡之变后抬头的文官势力，重新压制了下去。而孝宗主动把他们拉了起来。
正是因为和文官集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相对于别的皇帝），所以孝宗才被掌握了纸笔了文官们奉为贤君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