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小说的研究里，有一派名叫“索隐派”，旧说以为此派肇始于红学，乃至于视之为旧红学的一个分支，并视其发轫之作为署名王梦阮、沈瓶庵于民国五年（1916年）出版的《红楼梦索隐》[1]。
《红楼梦索隐》
然则此书固是小说索隐类著作的第一部大书，“索隐”二字却实出于《周易》，作为书籍专名则始见于司马贞之《史记索隐》，是“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2]的意思。
至于长篇小说索隐，应是以小说情节比附历史或哲学并作过度解读的意思，此种批评方式至迟可以推至明代中后期，如叶昼托名李卓吾批评的《西游记》，其中说“批读《西游记》者，不知作者之宗旨，定作戏论。余为一一拈出，庶几不埋没了作者之意”[3]。
将小说情节和人物相比附的，则有另有昭梿的《啸亭杂录》——
钟伯敬《封神演义》荒诞幻渺，不可穷诘。然皆暗指明事，以神宗为纣，郑贵妃为妲己，光宗常洛为殷洪，王恭妃为姜后。张维贤为闻仲者，以其行居次也。朱希忠为黄飞虎者，姓皆色也。
西岐者，暗指播州杨应龙。以孙丕扬为杨任，因其家居关西，而无甚知识，以手下为耳目也。以朱廖为尤浑，以其尤劣于四明也。三教道师暗指齐、浙、楚三党，托塔天王暗指李三才也，邓九公者，郑芝龙也，申公豹者，申时行门下客也。
至以邹元标等江右人为梅山七怪，尤为诬善。夫食毛践土之士，而谤毁其君为辛纣，居然笔之于书，其人可诛，其板可斧矣！而尚流传世间，亦可怪也。
《啸亭杂录》
这是较早的索隐批评的专文，也可以说是对《封神演义》索隐的第一篇著作了。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九年末（1830年），较于王、沈二人之书早近百年年，即便以刊刻时间算，则此书在光绪六年（1880年）由九思堂刊刻，仍较二氏之书早三十六年，算得上是索隐一派的先声。
另，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也有对《封神演义》的批评，其日记中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写道——
《封神演义》者，本拟《水浒传》、《西游记》而作，亦兼袭《三国志》，其文有“狼筅”，在明嘉靖以后，而俗间大信用之，至以改撰神号。至今言四天王、哼哈、财神、温痘，皆本之，已为市井不刊之典矣。
余童时喜其言太极图有焚身之祸，盖意在讥明太宗杀方正学诸君。及其言猪狗佐白猿总戎，以讥李景隆诸将，以为各有所指。然其文衍成数十万言，必有所命意，乃能敷演。而闻仲者，又以拟张江陵不学而跋扈也。其言姜环又明斥梃击事。
明人喜为传奇演义之言，而此独恢诡不平，多所指斥，大致以财色为戒，故独重赵公明兄妹，财为兄，而色为妹，未有无财而能耽色者也。置之十绝之中者，戕生多端，中年尤在财色也。十绝破而杀仙，万仙诛而沐猴冠矣。此由庶人以至天子，不可以太极图自陷于落魂也。故必以太极图易草菅人，不可以太子入太极图，乃愤时嫉俗者之所为。
大要言贤智皆助逆，谗邪皆为神，唯禽兽乃可通天，甚恶道学之词，疑李卓吾之所为也。昔疑其有金丹医方之说，尝欲评之，今乃知其仍为迂儒，故标其作意如此。至其神名，盖别有所本，非由此始，则无可考矣。
《湘绮楼日记》
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较二氏早23年。此外，那时候的索隐尚有：
一、燕南尚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于保定直隶官书局排印的《新评水浒传》，尚生之名不详，书中言“史进”寓意《史记》和进化，“鲁达”寓意这鲁国的达人，也就是孔子等，这书比起《红楼梦索隐》实在还要早些，故将《红楼梦索隐》视为小说索隐的第一部书的意见是无法成立的。
二、邓狂言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上海民权出版部出版的《红楼梦释真》及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大东书局出版的《水浒传索隐》。狂言本名邓裕厘，字服农，江陵人，参加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科举，民国的时候又做过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
三、“樾公”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于文明书局出版的《水浒传索隐》，此人生平未详，书未能见，持书者或以其名为赵北樾，不知的否。
《水浒传索隐》
四、马骏图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于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的《马氏丛书第一辑》，马氏为伊斯兰教民，曾创办晋城崇实中学，此书中附有《读书索隐》、《封神传索隐》、《白蛇传索隐》三篇，皆以附会为能事，其中《封神传索隐》一文又见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之《炎黄朔望刊》第一期第10—13页。
故索隐派的发轫并不由于红学，而民国时期的索隐著作绝不止于红学的著作。只是后来有赖胡适之先生开拓新红学，是以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作为依据的，这就必与猜谜为特色的旧红学处处相反，所以红学索隐派便独立于其它各书的索隐之外，别成一种重要的标的留存于学术的历史中。
索隐派的文章固然多有对文学意象背后的深入思考，但由于缺乏对作者创作时代的了解和对作者原有意图的尊重，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原著毫无关联甚或背道而驰。
《石头记索隐》
以上文述及的两种《封神演义》的索隐为例，王闿运认为赵公明兄妹的形象设计是为了表明“财为兄，而色为妹”，实则赵公明固然为财神，三霄娘娘却是被封为“坑三姑娘”即司厕之神，并非掌管声色之神，而其所布九曲黄河阵也并非以色惑人的工具，若以其人为女神则为色欲的象征，则金灵圣母、龙吉公主、邓婵玉等无一不为女神或女将，单以此认为三霄娘娘为色欲的象征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同样，以袁洪影射李景隆也十分不通，历史上朱棣甚为轻视李景隆，李景隆也因私人原因猜忌瞿能使其兵败垂成，小说中的袁洪却为武王和姜子牙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杀掉了杨任、龙须虎、郑伦等名将，不但与其他梅山六怪同仇敌忾，也与前来助战的高明、高觉、邬文化等协同作战，绝非李景隆之流可比。何况李景隆在靖难之役失败后，仍被朱棣封为太子太师，远比袁洪困死于山河社稷图的结局要好得多。
李景隆画像
至于太极图将殷洪化为飞灰影射方孝孺之难，应是将太极图理解为理学冠冕的《太极图说》，这恐怕只能算是望文生义；姜环袭击太子与梃击案袭击当时为太子的朱由校确有相似之处，然则《封神演义》本刊刻于天启年间，以此情节明目张胆地影射当时的帝王亦非民间文学所乐为，何况这种宫廷内斗在《左传》、《战国策》等书中早有成例，原不需要影射才能写作的。
马骏图的《封神传索隐》在《炎黄朔望刊》刊登时则干脆写上了“打破三百年哑谜，方知《封神传》为富有民族意义之革命书籍”，认为“以纣王无道拟明熹宗、庄烈及福王、桂王等之昏庸，以西岐及西方之准提、接引因满洲从来信佛也，以费仲、尤浑拟魏忠贤党，以龟灵圣母拟客氏，以飞廉、恶来拟奸珰杜勋、王德化辈”。
《封神传索隐》
这简直是毫无道理，因为现存最早的《封神演义》版本是天启金阊舒载阳本，此时崇祯尚未登基，李自成更未攻陷北京，自无杜勋、王德化辈之事，也无福王、桂王称帝可言。那时候满洲方兴，若以此比拟儒生们所尊奉的周武王，则无异给了满洲以政治上的正确，一方面讴歌敌军正中朝廷的忌讳，另一方面也伤害了明末遗民的感情，《封神演义》一书势不能于当时大行其道。
以马氏作此文时的情形来看，不过是蹈袭燕南尚生批评《水浒传》的故智，尚生以《水浒传》为宪政的发轫，马骏图便以《封神演义》作为革命的隐含，却不知是完全不具备说服力的。
《封神榜故事探源》
1960年卫聚贤于香港伟兴印务所出版的《封神榜故事探源》上下两册沿用了马骏图的思路。此书笔者未见，但就其它论文的引用情况来看，卫氏认为《封神演义》为清人托名明人的作品，并以为文武二王伐纣是影射吴三桂降清复叛的事情，西方教主是影射喇嘛教等[4]，然则《封神演义》各版本尚在，其非清人所托一望可知。因此卫氏的意见，我想总可以不攻自破了。
注释：
[1] 郭豫适：《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1页。
[2]（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
[3] （明）叶昼：《李卓吾批评西游记》（上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页。
[4] [日]山下一夫：《西方教主考》，圆光佛学学报，第3期，第241—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