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意义——“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笔谈（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的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手段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外交提供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指导思想和可操作的理念。

外交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是处理特定社会关系的活动，“外交是调停异化者之间的关系”，或“调停相互疏远的个人、群体或政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何时、无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只要不同身份的人群需要同他人接触，他们就会诉诸某种外交”。外交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只要有人类，就有外交。新的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公元前2500年，以楔形文字撰写的苏美尔文就记录了公元前29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比较成熟的外交活动。外交史研究者从古希腊历史中挖掘出的证据也表明，是波斯人将两河流域的外交文明传到希腊，使希腊成为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的纽带。古希腊外交被古罗马所继承，至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形成现代外交制度。这一制度在法国得到进一步完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又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到两次世界大战后日益繁荣。

外交实践的历史表明，外交产生、发展和进步“须以国际社会之存在为前提”，具体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条件。

一是须有两个及以上独立平等的行为体。不管这些行为体是主权国家，还是其他“具有显著认同，为了政治目的有能力动员人们及其资源，或者说为了满足一种价值”的政治权威，只有在两个及以上独立平等的行为体存在的条件下，外交才有可能产生。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的“诸国争霸”，古希腊地区众多城邦国家的频繁交往，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折冲樽俎，催生了外交制度以及外交惯例和准则的萌芽。

古罗马帝国虽然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但由于罗马帝国仰仗强大实力奉行强权政治，外交实践受到严重冲击。到中世纪末期（14—15世纪），罗马教廷权威下降，教会分裂，拜占庭帝国日渐式微，欧洲秩序从教皇统一权威的“礼崩乐坏”，向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过渡，在亚平宁半岛的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互相抗衡的城市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意大利形成了现代外交制度。

二是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是恒常的，但差异持续存在。沟通和交流是外交的主要职能，也是外交的主要形式。“一个由信使维系的城市国家网络”，让两河流域城邦国王之间保持“被兄弟情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工作关系”。古希腊城邦之间频繁举行“同盟会议”，不断交换使节、订立同盟、缔结条约，采取斡旋、调停、仲裁等外交方式处理相关分歧。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仅纵横捭阖，而且通过频繁的“会”、“盟”解决冲突和纠纷。正是在这些频繁的交流过程中形成了萌芽阶段的外交制度和规范。

然而，行为体之间的恒常交流，并不意味着消除多元行为体之间的差异。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外交的学者认为：“除非人们认识到彼此不同但又必须长期共处，否则外交将无用武之地。”当代外交学理论家夏普认为，作为调停隔阂的外交和外交官，“将不同的人带到一起，消除他们的分歧”，但是外交官“做事的方式还确保他们所代表的人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隔阂”。外交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永恒状态。

三是行为体之间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行为规范。当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之间有了常规接触并意识到某些共同利益，“坚信自己在与其他政治实体的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时，这些行为体就形成了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外交既是国际社会的产物，也是调节国际社会的主要机制。共同利益是行为体之间交往的前提，它又进一步促使共同行为规范的形成。例如，两河流域形成了“国际习惯”和“礼仪规则”，“一种通讯和谈判的道德规范”以及“根据习惯格式和使用国际语言”的“书信体系”；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国之间形成了“宣战、终战、条约批准、仲裁、中立、互换大使、领事职能以及关于战争的特定准则”；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以“以宾礼亲邦国”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包括礼、信、敬、义等道德规范。

回顾外交实践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外交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多种行为体的共存、频繁而又尊重彼此差异性的交往、共同利益和行为规范的存在等基本条件，这些对于理解当今外交实践和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意义具有重要启示。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社会最终形成，外交得以繁荣，依赖于这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国家行为体增加，非国家行为体更加活跃，外交舞台得到空前扩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时，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少数国家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联，创始会员国有42个，最盛时期的1934年到1935年拥有会员国58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原则进一步得到实现，独立国家数量增加，成为平等的国际法主体，外交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创始会员国有50个，如今联合国的成员国已增加到193个。除了国家行为体外，诸如企业、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是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不愿意接受只有国家才有外交代表的观念，而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外交。它们正在成为“非正式的外交官”和“新外交官”，它们的活动成为“新外交”的证据。

第二，外交实践和外交规范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是对国际规范发展和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数据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国际立法数目超过过去100多年的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所确立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成为公认的指导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宪章第33款规定的“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原则，大大提高了外交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冲突中的地位，成为战后外交活动的宗旨和基本准绳。

第三，共同利益增加了对外交的需求。世界大战这个概念本身说明全球已经融为一个整体，而阻止战争的爆发，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成为外交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应运而生。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速度和深度发展，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相互合作成为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外交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但是，面对各式各样的复杂外交议题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世界各国和各种行为体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外交方式来消除或调停这些分歧，共同应对挑战。这给外交提供了机会，也促使外交的“复兴”。正如夏普所说，“现在是研究外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美国在重新发现它，欧洲在对它进行改造，中国人在给它刻上自己的特色……作为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为体在国际上代表自己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和方式，外交重新回到了舞台的中心”。

然而，国家间差异不减反增，外交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外交行为体的增加，相互间共同利益的增多，并没有消除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利益、身份和认同差异。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思潮中表现出来的身份政治，使“碎片化”与全球化如影随形，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和环境恶化等世界性难题接踵而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

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摆脱英国统治后获得独立的美国，传统上把外交看作欧洲欺负其他国家的“肮脏手段”，因此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参与欧洲事务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乘机兴起，并因发战争财而暴富。凭借军事手段参与国际社会的美国很自然地把武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而忽视外交。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明确表示，外交部和大使馆“要不是已经存在，根本就不需要设立”。这被普遍看作美国蔑视外交赤裸裸的表白。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回忆录中也说，他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是：“美国不太需要外交，有实力就够了，只有弱国才需要外交”，“在一个帝国强权看来，外交是时间和声望的浪费及实力软弱的象征。”

冷战结束后，美国仰仗实力的绝对优势，频频使用武力，对外发动了一次次的战争。美国对实力的依赖和对武力手段的过度迷信，不仅没有实现其对外目标和利益，反而严重损害了国际形象。尽管奥巴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小布什政府过度依赖武力的教训，但随后的特朗普政府则把追求“美国第一”当作对外政策的目标，奉行单边主义，退出国际机制，拒绝履行国际义务，发起与欧洲、中国和印度等多个重要经济体的贸易战。特朗普醉心于“让美国重新强大”的权力政治，研发和订购最先进武器装备，回到了以武力取代外交的老路，严重破坏了大国合作的外交环境。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虽然回归到多边主义，却致力于建立所谓的基于“共同理念”的小多边主义。在军事上加强北约的地位，扩大七国集团的作用，在亚太建立（美日澳印）四国联盟（QUAD），开展美澳英（AUKUS）核潜艇合作，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对抗崛起的中国，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规范，在对华关系中一再称“从实力地位出发”，企图挑起一场“新冷战”。而这正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理念和规范的最大挑战。

面对当代外交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重要外交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范围上，既包括全球层面的网络空间、核安全、卫生健康、人与自然和海洋等共同体，也包括地区层面的中国与周边、亚洲、亚太、中国—东盟、上合组织、中非、中阿、中拉等命运共同体，以及双边层面的中国与各有关国家的命运共同体等。在途径上，用共同挑战、共同利益、共同责任把各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行动方向；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路径；以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等思想内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又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的现实，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这一理念顺应了当今时代潮流，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也超越了强国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实现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创新认识和升华，符合历次外交进步的规律，展现出长时段的历史视野。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是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外交进步的历史表明，外交萌芽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国际社会。外交史学家哈罗德·尼科松指出，古希腊外交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希腊人“从部落权利的理论演变到共同利益的概念上”。后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概念不够强烈，以致不能熄灭过时的部落理论的火焰”，最终导致希腊共同体的崩溃。继承古希腊文明的罗马帝国，“未能建立有价值的外交方式，没有给后人留下外交遗产”。甚至有学者认为，古罗马“对外交发展毫无贡献”。这是因为罗马帝国非常强大，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想要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强加于其他民族，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时代要求，因其不是追求某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面对共同的挑战和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而是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当前的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两大挑战，以不同的方式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使我们切身体会到世界各国是如此休戚与共、命运相连，认识到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此重要和紧迫。只有讲团结、促合作，才能战而胜之、形成合力，才能互利共赢，福泽各国人民。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存异中求同。外交的目的是调停隔阂与拉近距离，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增加是外交繁荣的条件，差异的存在是外交存在的前提，也是交流的价值。当今世界有7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500多个民族。一方面，历史传统、文化习性、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使他们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开展广泛和频繁的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接触和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一种必然和常态。面对这些凸显的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相反，“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而应该“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这一理念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思想观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中强调，要通过外交的方式消除利益上的分歧和认知上的隔阂，在不同国家之间架起“和平稳定之桥”、“增长繁荣之桥”、“改革进步之桥”和“文明共荣之桥”等。具体内容包括：“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通过“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来调停文明和文化的差异；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具体举措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差异，同世界上108个国家和4个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同的行为规范。在差异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不同行为体之间“距离近了，交往多了，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因此在交往过程中就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范，这也是外交进步和顺利开展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讲话中提出，“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这一准则的真谛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而之所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因为霸权主义只考虑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

历史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确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以及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规范，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发展，以及消除疾病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面对“新冷战”、“小圈子”和假多边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间的对抗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于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新规则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更“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这些主张站在时代发展最前沿，代表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制定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垄断，为国际政治文明进步带来了新机遇，为当代外交规范的维护和创新提供了基本原则。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外交实践进步的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重大问题。这一思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提出的“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的思想主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是中国人民“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最新理论成果。

编辑：湘 宇

校审：小 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