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也就是晚唐时期的某一年，朝廷循例开科取士。话说唐朝的科举考试始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终于天祐四年（公元904年），前后凡282年，共开科273次，一共取中过8455人。而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一科，只不过是其中非常普通寻常的一科，既没闹出什么幺蛾子，似乎也没考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在史书上都没能记上几笔。不过又过了大概20年，人们才知道大唐王朝在这次考试中遇到了什么，错过了什么，又为此付出了何等的代价。
当时有一赴京赶考的曹州（今山东菏泽）士子，虽然出身商贾之家，但自负有天纵之姿、命世之才，大唐王朝要一洗沉疴、再造中兴，舍他其谁……然而此时的科举制度毕竟处于初创期，还非常不完善，几乎可以公开的作弊。于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宦和世家子弟可以堂而皇之的金榜题名，进而享受荣华富贵，可出身庶族的士子哪怕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也经常遭遇名落孙山的不平等待遇。
这位曹州士子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在屡屡落第后，他终于绝了仕途之念，留下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后，拂袖离开了长安：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三》）
自古以来能把咏菊诗写得如此霸气侧漏又杀气冲天的唯有二人——黄巢和朱元璋。老朱这个明太祖自然不可能穿越到几百年前的晚唐来应试赋诗，那么这位曹州士子的身份就不言而喻了。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开始向大唐王朝宣战，并在3年后成为义军首领。又因为唐廷尤其是各地藩镇实力犹存，黄巢难以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因此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在6年间转战南北，还曾攻陷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彻底动摇了大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而在此期间，黄巢更是大开杀戒，屠戮大半中原。其中杀得最狠的，就是令他愤恨异常的那些官宦和士族，以至于诗人韦庄哀叹“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而在黄巢之后，朱温又造白马驿之祸，将传统世家权贵最后的残余力量一扫而光。
自此，始于两汉、盛于魏晋，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叱咤风云了上千年的士族门阀势力，终于到了大幕落下的时刻。
而这，也彻底改变了后续历史的走向。
01
说到士族门阀，在今天人们的印象中总是充满了反派的色彩，免不了跟一些负面的词汇如贪婪、残酷、傲慢、腐朽、寄生虫什么的联系在一起。这种印象大体上倒是没错，但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反之亦然——士族门阀不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他们还是维护华夏大一统以及抵抗异族侵略的中坚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华夏在汉唐时开疆拓土如寻常、横扫异族若卷席，而到了宋明以后却只能拼了命的困守自保，到头来还免不了家国沦亡，任由蛮夷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恐怕无法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咱们就一条条的慢慢说来。
从两汉到隋唐的千多年间，任何人想要出人头地或是建功立业的最大资本就是“家世”二字，也就是必须有个既厉害又有名气的祖宗镇宅。就算没有，一旦功成名就了也得赶紧攀附上一个，否则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就拿皇帝来说，老泼皮刘邦一发达了就自称出身于尧帝后裔御龙氏。可问题是天下姓刘的似乎都跟御龙氏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于是他又赶紧跟春秋时期的晋国大贤士会（即范武子）攀上了亲戚，这样一来在面对群臣时似乎腰杆都硬了三分。
有不要脸的老泼皮在前打样，他后来的同行们就轻松多了。像三国时的老曹家就自称是曹参之后，老孙家认兵圣孙武为祖，刘大耳朵干脆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反正这位汉武大帝刘彻的哥哥是个老色批，活着时就有子孙120多，又历经300多年直系旁系后裔早已遍天下，想要证伪的难度实在太大了。
两晋帝系倒是正牌的上古高门士族出身——河内司马氏。此后南朝的刘宋的开山老怪刘裕自称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南齐和南梁的皇帝都姓萧，不过兰陵萧氏是典型的“晚出门户”、门槛不够高，干脆就抓来萧何、萧望之当祖宗；出身寒门的陈霸先立国称帝后，也立马改户口成了东汉太丘长陈寔的后代，于是竖起了颍川陈氏的金字招牌。
哪怕是一直跟士族门阀斗得不可开交的隋唐两朝，也得给自己披上弘农杨氏和陇西李氏的外衣，以求认同和正统身份。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也就能糊弄一下普通人，真正的士族高门对此不屑一顾——唐太宗李世民曾想给太子李治找个出身太原王氏的媳妇，结果被以门第悬殊为由惨遭拒绝；唐文宗李昂觉得经过200多年的积累，“皇李”的招牌已经足够硬了，便想跟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这样的顶级豪门联姻，但还是然并卵，气得近乎歇斯底里：
“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九十七》）
由此可见在当时士族门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几乎到了“皇上皇”的地步。从两汉到隋唐，任何一个王朝如果得不到士族门阀的支持，就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就算是那些胡人政权也不例外。后赵开国皇帝石勒起兵初期对待汉民不分贵贱一概杀人如麻，但立国后立即诏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卷一百五·载记第五》），给予士族以特权和高官贵爵。杀人更凶的石虎，更是将对关东士族的优待扩大到关中的望族；隋唐两朝皇帝视士族如仇雠，更是推出科举制对其加以制衡和削弱，但全唐369名宰相中仅陇西李、赵郡李、博陵崔、清河崔、荥阳郑、范阳卢这6家就出了70位，占了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各大王朝国政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都跟士族门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任一王朝之意志体现，当然跟士族门阀也有着扯不清的联系。再加上正统的华夏文明起源于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史书上记载的那些最著名的高门大姓，如山东士族和关陇望族都是以黄河流域周边为根基之地——那么汉唐时不断的出兵塞北和西域，一遇到游牧民族进犯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立即炸毛、非跟人家死磕到底的根本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
理由无他，保卫黄河而已，实际上就是保护士族门阀的老窝不受侵犯。而要保卫黄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在其东西北三个方向开疆拓土，建立宽大厚实的缓冲区，将黄河流域变成中原王朝的大后方。
这就是汉唐时期开拓进取的国防政策形成的根本原因。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汉唐是大一统王朝，有能力将黄河流域打造成士族门阀的安乐窝。那么遇到两晋南北朝这样的弱势政权，甚至只能割据东南一隅时，士族门阀仍对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以及重建大一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说到五胡之乱，就不得不提到永嘉南渡。当时司马晋氏政权已经完全处于崩溃的状态，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在北方大肆屠戮汉民，黄河流域处处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值此危急攸关之际，正是那些高门大姓携带着众多宗族、部曲、宾客、乡里，一路相互扶持逃往南方。据史书记载，当时一户高门南逃往往追随者就有千家、数万口，比如后来在东晋混得风生水起的王导（琅琊王氏）和谢安（阳夏谢氏）不但保护了大批家乡子弟，而且在南渡后还为其安置问题没少操心：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
永嘉南渡不但挽救了无数条人命，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而且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为其后整个南方的大开发奠定了基础。在这其中，士族门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命保住了之后，对于这些世代生于北方的士族门阀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反攻，就是打回老家去。于是在东晋南北朝的近300年时间里，被逼到东南一隅的汉人王朝发动了无数次北伐，其中造成重大影响的就有20多次。
但这一时期的北伐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东晋时期的北伐几乎都是由根脚在北方的士族推动，而南朝北伐则清一色由皇帝主导。
前者很好理解，国仇家恨不共戴天嘛。所以东晋北伐的目标始终很坚定，那就是收复中原，起码也得逮住一个罪大恶极或是嘚瑟得最欢的胡族往死里打。因此东晋北伐虽不乏有私心作祟者发动，败仗也没少打，但成就却很显著。像刘裕曾收复洛阳、长安两京，拿下了关中乃至山东半岛的大片土地，要不是急于称帝和死得太早，没准一统大业都能在他手中实现。
而南朝北伐尽管场面更大、次数更多，但结果却是一事无成。为啥？因为到了那时骨头够硬的北方士族要么死光要么衰落，不够硬的大多选择了在南方苟且偷生。而无论宋齐梁陈皇室的北方祖宗是不是冒领的，他们都已经成了实际上的南方坐地户，对于光复中原既无信心也没有急迫的需求。因此我们会发现，南朝北伐的目标总是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夺取江淮及其周边地区的主导权，以此作为偏安东南的缓冲区。同时，北伐也是南朝皇帝树立自身正统地位，打击总是觊觎皇权还经常充当北伐绊脚石的南方士族的一件利器。
这种既不纯粹，又充满各种私心杂念的北伐要是能建功，那才真是见了鬼。
02
说到士族门阀，就免不了提到他们对于权力、土地、人口以及财富的无尽贪婪和垄断，从而给历代王朝以及历史进程造成的巨大内耗和损失。这话倒是没错，但实际上士族门阀掌握和控制的社会资源中，影响最大和对于皇帝最具威慑作用的，却是对于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垄断。
话说在武侠小说，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武功秘籍”，一旦得手就得视如珍宝，还有些什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之类的规矩。虽说是小说家言，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大体上参考了士族门阀对待“家学”的态度。
在古代，知识以及其载体，即书籍的价值是远非现代人可想象的，而且是越古越贵。比如战国时的大学者惠施因为学识渊博，被庄周赞为“学富五车”——五车所承载的竹简能写下多少字呢？大概就20~30万字而已，如果是小说的话也就相当于我几天的阅读量，却几乎是当时最有钱而且最有权的学者所能搜集到的所有知识了。
在两汉时，类似于四书五经这样的普及型教材的正版认定权都被高门大姓所垄断，寒门庶族子弟所能读到的只能是不被认可的“盗版”或“伪书”。这样一来你连书读的都是错的，还怎么可能被察举入官？因此，那些能够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世家大姓，族中起码也得有本“宝书”镇宅。比如弘农杨氏，虽然始祖是西汉宰相杨敞（也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婿），但真正发迹却始于东汉安帝时的太尉杨震——这位杨敞的玄孙因“受《欧阳尚书》于桓郁”（《东观汉记·卷十七·列传第十二》）而成一代大儒，备受世人尊崇，号为“关西孔子”，这才有了弘农杨氏“四世太尉”的辉煌，成了顶级大族。
随着知识的扩散和普及，非士族门阀出身的士子虽然不愁再读不到或读不对书了，但能不能读懂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圣人著书向来讲究“微言大义”四个字，说白了就是让你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偏偏弄不明白到底说的是啥……这时候哪家要是能冒出几个天才能够替圣人典籍进行诠释和作传，而且还能受到普遍认可，再传承个几百年就能形成所谓“家学渊源”的高门大姓。比如荥阳郑氏，其祖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厉王的少子姬友，又有汉武帝时的大司农郑当时为始祖，但真正为世人所重还是在东汉名儒郑兴、郑众名声大噪以后——这对父子曾对《左传》、《周官》等典籍做出过详细的注解，备受好评，与当时的另一个经学家贾逵合称“郑贾”，其学术流派也被称为郑贾之学。于是乎有了家学渊源的荥阳郑氏开始飞黄腾达，族中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直到唐朝还出了12个宰相。
除了用来装点门面和增加底蕴的儒学，对于农医兵算等实用之学，汉唐之时士族门阀的态度跟两宋以后的士大夫截然不同，那就是极端的重视——相对于要拿出去大肆宣扬的儒学精义，这才真正“传内不传外”的家学。
比如东汉经学大家郑玄曾师从马融的一个弟子学习术算。当马融在无意间发现这个“记名弟子”天赋出众，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潜质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杀之而后快。要不是郑玄故弄玄虚忽悠走了马融，这位郑学的创始人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相比科举时代千人一面的进士，两宋之前在士族门阀的“家学”体系下培养出的人才可谓百花齐放，各有特色。像陇西李氏，族内既有过西凉太祖李暠这样的皇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生母李媛华这样的皇后，也有过李冲（北魏）、李义琰、李昭德（唐朝）这样的政治家；既有李神俊（北魏）、李师上（北齐）、李舟、李延寿（唐）这样的学术大家，也有李翱、李玄道、李商隐、李巨川这样的文坛巨匠。就算哪天族长心血来潮想找人算卦卜命，也有曾著有《命书》的一代大忽悠李虚中随时提供服务……
更别提大唐战神李靖以及曾攻破吐谷浑，击败薛延陀的一代名将李大亮，都出自陇西李门下。
为啥要培养出这么多种类、堪称花里花哨的人才？还不都是因为“利益”二字。
两汉之时，还缺乏经验和见识的高门大姓大多选择了将家族命运与王朝和皇权密切相连。但随着汉末天下大乱，即便是像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或四世太尉的弘农杨氏都随之灰飞烟灭或家道中衰。于是吸取了经验的士族门阀在魏晋以后开始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即族隐于后，人站台前——也就是家族主体猫在民间闷头发财及扬名，但族中的精英人物以个人名义游走于朝堂之上，既为宗族谋利益，也替皇帝出力气。
所谓家国，就是这些士族子弟出仕后的基本心态：先顾家，再谋国。
所以在隋唐之前，虽有文武之争，但并无贵贱之分，其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是同样的根脚、差不多的家世，之所以有分工不同，那都是家里需要……呃，是皇帝陛下的分派，谁能比谁更高明些？有不服的，要不要比一比谁的祖宗更牛X？
更重要的是，士族门阀培养出来的，大多数都是综合型的人才，用文武来区分就狭隘了。那时候评价一个最顶尖人才的标准只有四个字——出将入相。曹参、王陵、周勃、周亚夫、李蔡、公孙贺、邓禹、吴汉、窦宪、曹操等，也统统都是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的全才。到了东晋，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文能拥立晋元帝司马睿延续晋祚，武能平定王敦、苏峻之乱稳定政局，号称“中兴名臣莫与为比”（《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而作为翩翩一名士的谢安，不但能用娴熟的政治手腕挫败桓温的篡位图谋，更是指挥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号称百万之众的前秦，堪称挽狂澜于既倒。至于南北朝时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为啥总是没完没了的篡位改朝，还不是因为无论文职武职都做到了头，不换个皇帝当当的话，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没意思了？
即便到了隋唐，能出将入相者依旧层出不穷，如隋之高颎、苏威、杨爽、杨素、宇文述，唐之长孙无忌、李靖、李勣、侯君集、刘仁轨、娄师德、郭元振、李晟等等。
有这样十项全能的大才在朝坐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听上去很热血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别说鞑虏入主中原了，就算在塞北或西域冒个头，也是被打成狗的下场。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两宋以后就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再能完成出将再入相这一成就者唯徐达一人而已。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出将入相人才的那套培养体系，被科举制给挤没了。
03
皇帝跟士族门阀间的矛盾，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露出了苗头。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那是真的如假包换。汉初三杰功比天高，结局却是一死一隐，剩下个萧何只能凭着拼命自污逃过一劫；卫青生前对刘彻忠心耿耿，可死后却逃不过巫蛊之祸的算计，结果家破人亡；到了东汉时哪怕那些高门大姓开始长了心眼，跟皇权做了一定的剥离，但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名族”最后就算没与汉偕亡，也是一蹶不振的下场。
所以如前文所言，自魏晋以后彻底学精了的士族门阀们就在明面上彻底跟皇权断开了关系，闷头专注于聚敛声望、土地、人口、财富以及……努力生孩子。至于权势，全靠宗族中培养出来的精英骨干去朝廷里捞，而且还是以个人而非宗族的名义去捞。于是等到这些人犯了罪或是王朝更替失了势，那么该砍头就砍头，该罢黜就罢黜，大不了再换批人接着捞就是了。反正高门大姓别的不多，就是子弟应有尽有，否则家世哪能传承那么多年？
至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这种事……对于士族门阀而言就纯属扯淡了。谁敢这么干，在当时就是与天下为敌，就是放着好日子不过想搞事情了。
说到搞事情，士族门阀怕过谁？不信去问问隋炀帝杨广，他肯定有一肚子的嗑儿跟你唠。
而当时的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就离不开士族门阀的合作。哪怕是为了不使朝堂一空，皇帝也只能大用特用士族子弟，更别提这帮人还真特么……好用。
所以说士族门阀跟皇权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利益，比如都追求大一统，都追求安定太平，都追求将那些胡人撵得远远的，能赶尽杀绝当然就更好了。
因此所谓汉唐之威，将其总结为皇权与士族势力合作结出的硕果，也不为过。
但为啥后来的隋杨唐李非得跟士族高第不共戴天、非得把他们搞臭搞死不可？就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一个无法调和的、更让皇帝们无法容忍的矛盾，那就是那些高门大姓们一定顾家、可能爱国，但真不在乎谁当皇帝。
在历史上真正愿意站到前台弄个皇帝当当的真·士族门阀基本没有，但要是他们对某个皇帝不满了，也不介意在背后搞些阴谋诡计。比如换个人来当皇帝啥的，像是南朝如走马灯般的王朝更替即是一例。而到了天下大乱时，他们更愿意脚踩几只船，而不是傻乎乎的忠于某家某姓，把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时的琅琊诸葛氏——老大诸葛瑾效忠东吴，深受信任，被孙权称之为“孤与子瑜（诸葛瑾的表字），可谓神交”（《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顾诸葛步传》）；老二诸葛亮携老三诸葛均出仕蜀汉，为刘大耳朵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弟诸葛诞则跟着曹魏混，混到了在司马氏意图篡曹时居然要举兵造反的地步，最终还宁死不屈。
诸葛氏四兄弟对各自主公的忠诚天日可鉴。但无论最终三国归一的赢家是谁，琅琊诸葛氏都少不了分得一份战利品，家族的香火传承更不至于断绝。
他们不介意谁当皇帝，但当皇帝的却很介意，所以彼此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于是隋文帝杨坚或隋炀帝杨广就憋出来个大招——科举，来直击士族门阀的命门，也就是其对于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垄断。
但有士族门阀在，科举其实并没啥鸟用——有唐一朝科举尽管搞了273次，几乎一年开一次科，但在369名宰相中出身科举的还不足50%。即便在是这不到半数的进士宰相中，绝大多数也是出身士族，真正的寒门庶族子弟寥寥无几。即便是拼命爬上这个“百官之首”的，大多也是投靠了高门大姓，才有了通向权力顶端的可能。
为啥？哪怕有了科举，让寒门庶族的读书人不但有了入仕的稳定渠道，还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天花板，但高端的教育资源仍然掌握在士族门阀的手中——你让某翔的毕业生跟清北学霸“公平竞争”，结果是啥还不一目了然吗？
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注定是空欢喜一场。毕竟整个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寒门人才，也就马周一人而已：
“（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那为啥自两宋以后科举一下子就牛X起来？还不是士族门阀被黄巢和以朱温为代表的晚唐军阀给杀光了。
话说自陈胜吴广之后，因王朝更替引发的大战、乱世比比皆是。那为啥士族门阀会在汉末那场将天下人口中的七成杀没影了的大混战中强势崛起，又在两晋南北朝的大乱世中迈向极盛期，再在隋末燃遍整个中原的战火中保得平安，偏偏就彻底栽在了黄巢和朱温的手中？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过近千年的沧海桑田，士族门阀已经彻底堕落和腐化，失去了两汉魏晋时的勃勃生机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再加上与皇权长达数百年的对抗，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以及影响力，面对杀人不眨眼的黄巢以及肆意妄为的藩镇军阀，他们早已没了以往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只能随波逐流，最终落得个被屠戮殆尽的下场。
其次就是时代变了。隋唐之前，华夏文明所尊崇的道德、礼仪、秩序等观念深入人心，哪怕身处乱世也无法动摇。故此汉末时吕布只因两叛故主就被斥为“狼子野心，诚难久养”（《三国志·卷七·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更被后人定性为三姓家奴；横行无忌如曹操，也不得不在徐州屠城后拼命给自己找借口；即便在永嘉之乱那样天下全然失序的情况下，士族门阀也能以正统大义的旗号振臂一呼，就有无数仁人志士舍家南渡或是毅然北伐。可是随着两晋南北朝时近300年的胡风浸染，社会风气就成了“宁学桃园三结义，不信瓦岗一炷香”的模样了——且看初唐被捧上神坛的所谓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如吕布那般曾两叛、三叛过的都算妥妥的忠臣孝子，像魏徵那样给自己换过6个主子的，都成了铁骨铮铮的千古人镜。在这种情况下，还满脑子都是所谓“魏晋风骨”的高门大姓们，自然就是被时代所淘汰的对象了。
而导致士族门阀“大灭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黄巢殊异于此前的作战方式。
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安史之乱，在黄巢之前几乎所有试图打破既有秩序和利益格局的枭雄们，玩造反的套路基本都是一毛一样的——起兵后先迅速打下一块地盘，然后或者马上称帝立国过把瘾，或者以此地为根基大肆攻城略地，最终不成功便成仁。之所以造反就必须先弄块根据地，无非图谋的就是钱粮兵这三样东西。而要想获得这三种最重要的资源从来都只有两个途径，要么搞事情的就是士族子弟，要么就得取得当地高门大姓的支持，几乎没人能例外。
既然有求于己，士族门阀自然可以高枕无忧。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隐身幕后，大搞特搞合纵连横的把戏，扶植下这个、打压下那个。反正不管最后哪家问鼎天下，都少不了士族门阀的好处，起码不会吃亏。
所以历史上如黄巢般杀人如麻者不在少数，但极少有人会杀到士族门阀头上。即便穷凶极恶如石勒、石虎叔侄屠戮天下如人间地狱时，也得给那些世家高第的子弟专门设置个“君子营”，不但只关不杀，还给予优待。
而黄巢却不一样。因为实力不足且天下皆敌，所以他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根本就不要根据地，像蝗虫般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杀到哪儿。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黄巢杀遍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广大地区，不但给社会秩序和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也使得他差不多成为史上杀人最多的恶魔：
“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兖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墙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
既然无须根据地，钱粮兵全靠杀与抢，自然对各地望族大户无所求，相反这些人倒成了黄巢最主要的抢劫和杀戮对象——毕竟大家还是仇人嘛。
于是遍布中原的士族门阀就被到处打游击的黄巢杀了个遍，最后给杀绝了。
04
士族门阀的灭绝，给中国历史造成的最重大改变，就在于人才教育和官员入仕的渠道就剩下了一个，那就是科举。
科举当然是个好东西，也是当时那个时代里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方式，即便到了今天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借鉴意义，这个无须我废话。
可问题就在于科举完全是由皇权来主导的，故此其选拔出来的人才以及因此得以入仕的官员，基本就都是皇帝想要的那种人。
皇帝当然也想往自己的朝堂塞满好人，但免不了也有大量独特的需求，比如应声虫和传声筒，再比如马屁精和伪君子。
可在两宋之前并不是这样。我们前边说过，士族门阀固然有着一大堆的私欲和毛病，但大多数时候其利益与国家大政是一致的（毕竟是既得利益者嘛）。只不过他们不怎么在乎坐在金銮殿里的是哪家哪姓，还经常给皇帝捣乱，这就是两者矛盾不可调和的原因所在。
可是当如何将朝堂填满这个问题由士族门阀来察举和定品时，皇帝对此基本没辙。哪怕整出了科举，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皇帝还是只能干瞪眼。
这帮士族子弟出身的官儿们虽然臭毛病一大堆，还经常对皇帝唧唧歪歪，一不开心了就动不动造个反啥的，但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士族门阀哪怕是出于私欲，也不会培养愚忠（哪怕忠的对象是宗族）顽固之辈，也没什么文武之别、贵贱之分。总之士族子弟虽然仍贤愚有别，但足够花里胡哨——而当官的越是花里胡哨，这个王朝往往也就越是生机勃勃。
可自从科举一统天下以后，再想当官，尤其是飞黄腾达，对于“忠”字的要求就凌驾于仁义礼信乃至廉耻之上了。但世间哪来的那么多“忠臣”？于是伪君子和假道学便在由科举选拔出的士大夫中泛滥成灾，各种似忠实奸的大恶之徒层出不穷——一个证据就是在二十四史中，尽管早有给各种坏蛋打包作传的传统，但《奸臣传》、《叛臣传》以及《逆臣传》却是首见于《新唐书》（由北宋编纂）。而像蔡京、秦桧、严嵩、钱谦益这样毫无底线的大奸大恶之辈，好像在科举大兴之前还真没几个。
再者，正是因为有了科举，才有了文武之别，才有了崇文抑武，才有了汉唐横扫四夷变为宋明被诸蛮轮番暴揍。为啥？毕竟士族可以不在乎皇帝的死活、不在乎王朝的更替，却很在乎自家老窝的安全，所以对揍蛮夷这码事很上心。而对于皇帝来说，保住自家屁股底下的那张宝座是内忧大于外患——毕竟在隋唐之前，除了倒霉的西晋外还有哪个王朝是被异族搞垮的？
所以出身科举的士大夫们越来越高贵，总是被怀疑要造反的武将们就越来越倒霉。
只可惜时代变了。宋明光盯住了后院，谁知道外院又起火了？这才有了蒙古和满洲人的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