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雅婷
作者：雅婷
詹青云写了一本书，书名取自《倚天屠龙记》里赵敏的话，她说“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
在2018年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中，詹青云曾引用过这句话做结辩陈词。鼓励年轻人去探索不同可能性，那场辩论打得很精彩，她代表哈佛耶鲁大学联队获得了总冠军，她个人也获得了总决赛“最佳辩手”的荣誉。
这场辩论赛在她于《奇葩说》走红后，开始小规模“出圈”。詹青云在书里说，看到有人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试了试在人生中处处勉强，却发现还是不行，所以怪这句话像个毒鸡汤。詹青云认为这不是她的本意，她希望这句话是人生困境里的自我鼓舞，而不是能广泛使用的方法论。她可以被生活本身、他人意见和文化传统所左右，但她最终不能为它们所决定。
同样是在2018年的9月，詹青云开始于第五季《奇葩说》里露面，第六季，拿下了“BBking”的称号。她在《奇葩说》里是典型的辩手型选手，口才好，立意高，创造出了不少能让观众大呼共情的“名场面”辩论情景。
在《奇葩说》走红后，詹青云的成长故事开始以不同形式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少自媒体开始从她贵州到哈佛求学的经历中写着她的故事，有时她是家境富裕的暴发户女儿，有时她又是贫苦出身，靠着坚韧奋斗走出大山的女孩。
面对这些传闻，詹青云多次在采访、辩论情景和书里都表达过自己的哭笑不得。她不理解为什么解释她的故事都一定要这么有戏剧性，她也不喜欢别人为她贴上的“学霸”标签。在更多的自我介绍里，她强调的是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她的父母也只是个普通的父母，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标签，实则都不能完整地将她概括。
《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的故事都来自詹青云的个人经历，从她成长起来的国企单位开始写起，又跨至全球各地。詹青云在书里回顾自己的成长、求学和工作经历，内容涉及她作为“厂矿子弟”的童年，全球化背景求学下的青年和她读书旅行的有趣经历。
在新书出版之际，我们向詹青云邀约了一次采访，聊了她的成长故事、值得读的书以及青年人在当下的处境。
以下为部分访谈内容：
N=北方公园NorthPark，Z=詹青云
N：目前为止，您有收到读者反馈吗？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和您预期一致吗？
Z：我收到的不多，也不太敢去看评论（笑）。现在收到的评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我身边人，比如说我爸妈和我的好朋友们，另一种是特别认真的粉丝，看完以后会和我写读后感那种。其实我还挺想知道读者会不会觉得这是一本值得读的书，所以我会直接问他们。我小时候还挺喜欢和别人推荐书的，但现在几乎就不给人推荐了。因为我觉得时间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你给别人推荐了书，但他们觉得这个书不值得读的话，就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发现当我自己写了一本书以后，我的忐忑是一样的，我害怕说我写了一本不值得读的书，会浪费别人的时间，所以我还挺紧张的。当然我的粉丝会和我说这是一本值得读的书，会给他们注入一些元气，能受到一些鼓舞，感觉到生活的乐趣，我觉得这大概也就是我想听到的回答。
N：您在正式动笔前，就考虑好书的结构了吗？您是怎么考虑书的内容排布的？比如说什么内容值得写？
Z：是先有了结构我才开始写，有标题才有的这个书，因为我做事情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我在写作过程中会重新去思考什么内容值得写，我对这本书的期待是，它不是一本只写我个人故事的书，这本书的每个部分、板块都应该能发挥它在故事以外的功能。我写厂矿、县城、港中大或哈佛大学，也是希望不只写我的经历，也能写我对这些地方的认知，和这些地方对人的影响。
N：具体到《单位是故乡——厂矿子弟》这一章的话，您刚才讲的故事之外的“功能”是什么？就厂矿子弟举例的话，您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得到哪些认知和感受？
Z：我是长大后才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环境比较特殊。我前两天读《张医生和王医生》，讲两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从单位的环境里成长，最后变成医生的历程。那本书给我很多启发，比如说“社会”这个词一般被用作形容词。因为他们是奖学金男孩，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老师和家长会特意保护他们，避免他们过于“社会”。但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身边的人就会反过来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够“社会”。我对这一点就特别有共鸣，我也是在和那本书的主人公类似的单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小时候也是被保护得很好，没有很“社会”。
之前有长辈评价我，说我人很好，很乖，但就是不会“来事”，我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得很对，我确实是这样一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有一些应酬的场合，他被逼无奈就也要带我去，他的合作方或者领导也会带自己的小孩来。那种场合小朋友们都会站起来说一大篇开场白，然后给每个人敬酒。我在那种场合就是完全呆滞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后来我给人的印象是，我好像很能说，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我其实是个很呆的小孩，会在那种场合手足无措，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不够“社会”的表现。然后我也发现这种避免“社会”的倾向，其实也主导了我很多人生选择，包括我后面一直在读书，我选择的工作方向也都是非常职业化的交流，不太需要去应酬或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个跟社会有一定距离的人。我虽然一直在往外走，但那种被保护的倾向会一直留在我潜意识里。
N：我之前也有在看您说的那本书，就以厂矿子弟为例，好像很多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长大后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很复杂的感情。就比如说，对厂矿子弟来说，他们成功的标准是，工作到生活方式到思维，都要和厂矿子弟不同。这就让他们在成长后会感受很复杂的情绪，甚至也有“背叛”或者“背弃”的感情。您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Z：我能理解这种感受，我现在回想，因为我小时候成绩很差，我老师骂我的话就会说，我以后肯定考不上高中，不会离开这个工厂。这就是老师诅咒和贬损你的方式。因为整体的氛围就是大家期待一个孩子能“成功”。而且可能不只是工厂，贵州本身就有一种被山包围着的感觉，我从小作文里写励志的说法就是要走出大山。但我身处其中的时候真的还好，我觉得大家都一样的，要走出去了之后再回看，才知道自己的经历是很酷的。
我和大学同学说，我家乡来自一个工厂，他们就会觉得你好酷。我不知道这是自然而然的，还是只是我心态比较好，我觉得往外走不是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说这里太糟糕了，我没有这个想法。我想走出去是因为我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我真正走出去以后，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要遮掩的过去。
N：我印象很深的是，您在《奇葩说》上讲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您的很多成长和变化，其实是由您不断转学的经历塑造出来的。联系您个人的经历来看，您好像人生的不同阶段也都是在变化很大的环境里求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动意识到自己成长和环境变化的关系的呢？总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很辛苦？
Z：我想了一下。我记得有一个事情是我刚考上贵阳一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实现了，而且还考上了理科实验班。但我整个人很忐忑，我就直接和我爸妈说，我绝对是超常发挥了，我的水平是不应该考上这个班的。我当时也是“吊着车尾”上去的，如果当时招150个人，我肯定是149名那种。我就觉得我进去以后肯定跟不上，就很想放弃实验班。但当时我姑姑说，我其实每次换环境都是从倒数一二名开始，但最后肯定能进到前五名。
我小学时，因为我爸爸在外面工作，我是跟着外婆在乡村念的小学，后来转了两次学，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觉得，我同学的学习怎么这么好，大家都好聪明，数学课我一点都不懂，但经过一两年以后就能慢慢爬上来，可能这种经历本身会给我非常大的鼓舞。这样的经历一直持续到我去香港读书，我身边都是省状元，经常连聊天也听不懂。我去读博也是，博士同学们感觉早就读过了所有专业范围的书。我每到一个新环境其实都觉得自己被打倒了，都很惨，都要从底层往上爬。但这种经历本身会给我一种信心，就是慢慢来没关系，总能爬上去的。
N：这就像一种生活惯性的感觉了，因为很小经历这些事，所以之后就更能适应新环境的转换？
Z：对，心态就很重要。我认识很多朋友，可能他们在原来是某个地方地方最好的学生，到了更大的环境以后发现比自己优秀的人还有好多，人的心态就会崩掉了。可能这样经历的好处是，我的心态永远不会崩，我觉得这很正常。
N：我看《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本书会感受到很振奋人心的部分，但我刚看到标题的时候会想，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就这两三年，年轻人对未来和奋斗的感受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这几年年轻人可能会强调躺平，或者是“卷”不动了。然后我也会想，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两年要做出关键选择的年轻人也不太容易，比如说定下能实现的目标，坚持理想，尽量做对的事情等等。您自己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对处在瓶颈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的吗？
Z：其实没什么建议。但我觉得说要勉强，不是让大家不要躺平都起来“卷”，我觉得躺平也是一种勉强，你要坚持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是我说的勉强，不是说大家都应该怎么样。勉强这个词，也不是说“work a little harder”，大概还是我偏不的感觉。
你说的是不是也有年轻人上升通道变得更加狭窄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想要拥有和父辈一样的生活，的确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的确更困难了。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很简单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中国的读书人从古至今都是有进退两条路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还是有选择的。坚持的意义一个是不做违背良知的事，一个是坚持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就是我能坚持的。
N：那对于您的后辈，比如说像95后，00后这样的年轻人，如果我们短暂地处在一种失望的情绪里了，您觉得年轻人还可以做好什么？
Z：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一切。我最近和庞颖聊到我之前去读政治学的博士，我就说我其实做的是很无聊的一份在学术圈找饭碗的工作，它不是像很多人想的能高屋建瓴当国师。我们每天也是在挖数据，用数据跑一篇论文出来。因为你不这样，论文就没有地方发表。然后我就想到，如果你想当政治经济学家，你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那个年代，就是你能在迷雾一般的时代，第一次用理论作解读。
但是我们就生活在了这个时代，你之所以会觉得上升通道收窄，是因为确实有很多事已经完成了，好多人能在他们的人生中实现非常大的跨越，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就摘不到那么好摘的果子了。可与此同时，我们面前有很多已经摘好了的果子，虽然我生活在亚当斯密的年代也不一定能成为他。但生活在今天，我能读到有趣的书，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当时肯定也不一样。
中国历史上很多读书人也都是这样，你可以走科举去往上爬，但也有禅宗那样的选择，能让退回到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我现在说这个话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了，但我也有过很穷的时候，我是觉得穷也可以过得“精致”，就像之前《奇葩说》讨论的那样，精致的东西其实不贵，关键在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活。
N：我看过您一些其他的采访，您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会刻意去避免直接下一个结论，您好像会更多说一个事情里比较难，或者比较复杂的部分是什么。这是您比较在意的讨论方式吗？这样的讨论方式和您做辩手，或者做律师的经历关系大吗？
Z：我感觉学习、辩论和成长其实都是一个学会理解世界复杂性的过程，很多事情都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我自己能感受到的一个例子是，上《奇葩说》以后我发现贴标签真的太容易了。好多人会从你一个眼神解读出小作文，分析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看分析我的文章，我其实都是蒙圈的。我会觉得我被人用各种方式误解，我不能再去轻易误解别人。
这可能也和我小时候喜欢读书和阅读有关，我小时候看《易中天品三国》就觉得很有启发，当然那个节目在今天也有一些争议。易中天试图告诉我们，《三国演义》是一个被脸谱化的小说，比如他讲《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文本和《三国志》作为历史记录文本之间的差异。同样是描写曹操得志，《三国演义》里说的是“操大喜”，《三国志》里说的是“操大笑”。但“喜”好像就更容易导向一个“小人得志”的感觉，但“笑”这背后的感受就很复杂。我之前也会困惑，就是曹操这样能写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心中有着大悲的人，怎么会就只是个简单的奸臣，当时就有感受到这种复杂。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纯粹的道德观去衡量事情，比如说《廊桥遗梦》，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出轨的故事。我看的时候年纪很小，道德观也没有怎么形成，就只觉得当时心里非常失落。虽然也不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但又无法谴责他们，只是觉得人生就是很无奈。如果用很纯粹和简单的标准去衡量万物，其实会失去发现多样的机会。我会觉得带着善良一点的眼光，不轻易用恶意去揣测别人，能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无奈，也有发现美好的机会。
N：这个好像真的很难做到，就我自己来说，我也觉得贴标签简单粗暴，但我在学习到新的理论和知识的时候，就还是忍不住把自己感受到东西，在观念层面分类，最后还是落入到贴标签的范围内了。
Z：我觉得贴标签本身没有问题，刻板印象是人的一个学习机制，因为你学习新的东西，一定是从既有的知识去理解它。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理解出现后，依旧对社会保有好奇心。愿不愿意相信，有人和你不同，但他不一定是错的。或者说愿不愿意承认一件事有很多解读方法，这可能和我打辩论也有一定关系。但我也是个特别和气的人，我不会很轻易就特别肯定和捍卫自己，我不是这样的人。
庞颖可能比我更善恶分明，有时她会觉得一个人很不靠谱，我就会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然后她就会生气（笑）。这可能也是辩论培养出来的，就是你总要来回挑战自己的思维，承认一个事情有很多解读方式，很多成立的观点。我觉得人还是要保持一些开放程度，更宽容和善良一些，才可能有真正的有效交流，不然两边都是大家互相说完了而已。
图为詹青云和她领养的宠物“猫如依”
N：您怎么定义年轻？这里的年轻是比较中性的，不一定是个褒义词，有可能中年生活更值得向往，但我就比较好奇您的标准？
Z：我最近也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是跨过了年轻的阶段，或者正在跨过。我觉得自己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像更少回忆过去。
我在书里也有写到这个事。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人是不焦虑的，但比如到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我就会焦虑说这一天是不是又混过去了。我之前绝大部分时候好像没有这种焦虑，总觉得今天的付出是会在未来开会结果的。我现在会想未来是不是已经到了，还是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我有这样的念头产生，但我会克制，会和这样的念头作战。
我后来会想，我在人生一些阶段，会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再往下就是下坡路了。但走过那些时候，你就会经历新的惊喜，你会知道不走过这样一条路，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所以还是要一直保有期待。
N：如果给2021选一个关键词，您会选什么关键词？
Z：可能是“慢”。疫情开始前还在录《奇葩说》，每天都飞来飞去的，参加很多活动。生活被充满了，又因为节目认识了很多人，体验了很多我原本平凡的生活里不会有的东西。疫情之后就宅起来了，我好像突然又回到生活很稀薄的状态。我原本也不是一个很有社交热情的人，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可能也是我社会化不足的一方面，我比较逃避，所以好像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N：您有比较过两种生活状态吗？会觉得自己更喜欢哪种吗？
Z：我对生活的基本哲学是尽可能体验多一点。我在《奇葩说》体验过做网红，做艺人的生活状态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当时也不觉得疲惫，主要还是在体验，觉得很有趣。但是还担心我能不能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节奏里，现在发现可以的，而且我还很享受这种稀薄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