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莉 宋思琪：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明初，汉水还未改道，汉阳城外的商业中心，即如今的汉口所在地，中药材贸易已颇为兴盛，来自四川、江西、陕西汉中县和河南怀庆府的药商，在该地分别专营着几类中药材。明中叶，汉口镇的城市发展在汉水改道以后开始兴起，商业逐渐闻名，中药材贸易也随之迁移。崇祯年间，有一批来自河南怀庆的药农、药商，在汉口汉正街保寿桥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摆摊售卖从家乡携带而来的地黄、山药等中药材特产。随着他们的中药材生意越做越好，药材巷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商业的集聚效应日益明显，于是河南怀庆府以及其他地方的药商，被吸引前来交易中药材。后来，这些商人在汉口定居下来，并逐渐组建药帮，而这条经营中药材的巷子也被称为“药帮巷”。药帮巷以及九如桥、大生巷、大夹街一带的药材商业区，逐渐繁华起来。

清代，汉口开始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中转地与集散地。清代诗人查慎行提到汉口时写道：“巨镇水路冲，弹丸压楚境……人言纷五方，商贾富兼并……鱼虾腥就岸，药料香过岭。”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汉口水路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而且中药材贸易已十分兴盛。事实上，当时汉口不仅集散了许多来自本省各府、州、县的中药材，还集散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药材特产。关于本省中药材的来源，有这样的记载，“药：天南星、半夏则出荆州，苍术则出京山，桔梗则出黄陂、孝感，玉竹、五加皮则出兴国，艾出蕲州，其他来自江西、云、贵、山、陕，而车前子、金银花、益母草、何首乌之类，又所在俱产，非尽来自他郡，参来自关东”。关于外省的中药材来源，《汉口小志》曾提到人参、樟脑及各种药材：“四川之人参、麝香，山西、河南、陕西、贵州之各种药料……皆集中于汉口”。虽然本省所产中药材种类繁多，但总体而言，汉口市场上的中药材仍主要来源于外省。

近代汉口中药材贸易持续发展，中药材市场逐渐走向繁荣。《夏口县志》记载，清末民初，“（汉口的）参号药房二十三家，药铺一百五十三家，药材行八十二家，茯苓行十一家……制药栈二家，医馆三十六家”。其中，最主要的经营组织为药号、药行、药店和药铺。一般认为，“药材行规模仅次于药号，属中间经纪业。药店属中间环节的批发药材商户，药铺是直接为居民供药的商户”。不过事实上，当时汉口的药店，就不仅有专门经营生药材的批发店，也有加工炮制后的熟药店，它们多以斋、阁、室、轩、堂、铺、局命名。近代汉口最有名的药店——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齐名，合称四大中药房。近代汉口中药业之繁荣及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关于近代汉口中药材贸易鲜有专门的研究，既有研究有的关注中药材整体，有的侧重考察某个或诸多具体的中药材，比如枸杞、甘草、茯苓、人参、大黄等；从研究内容看，多围绕中药材业的形成、生产与发展过程，政府行为等其他要素与中药材需求的关系，相关研究多与药商、药帮相关。还有的研究从商品流通的角度考察药材的流通情况，其中王瑞的《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地理初探：1368—1911》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的分布情况以及贸易变迁历史，重点介绍了中药材在汉江流域运输的水上路线，并对清末以汉口镇为中心的汉江流域药材市场网络发展变化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另外，还有从地方志的角度对汉口镇的药店、药行有关的建筑进行了介绍。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内中药材行业的生产加工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且研究主题多样化，但从区域商品流通的角度专门研究中药材贸易的成果较少，特别是药材贸易的综合分析相比于其他药都和药市，内容有待丰富。汉口开埠后《中国旧海关史料》“海关清册”记载了江汉关及各地常关的各类商品货物流通情况，包括各类中药材贸易的进出口流通数据，记载得非常详尽，但目前尚未见到对其数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成果。近代汉口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既离不开广大中药材产地的支持，也离不开便利的运输条件，此外，还受各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口作为汉水的入长江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水陆交通两便。汉口不仅位于长江流域，还在全国的交通网络中位于南北的中心，北达京津，南抵广州，陆路也非常便捷，这注定了汉口会成为商业大都会，商品贸易的周转和流量辐射全国。近代汉口的商品贸易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自开埠以来就有旧海关资料关于各类商品贸易以及流通的详细记载，本文主要研究近代汉口开埠之后1872—1919年汉口的药材市场及贸易的规模、结构。

近代汉口中药材贸易规模明显扩大，不仅仅带来中药材市场的繁荣，还导致中药材行业专业分工的细化。“药材已经作为多数商行主营业务，在各商帮中享有独特地位。”清中叶，汉口经营中药材的行业有山货油行、茯苓行、人参燕、饮片、药材行、药店、药油贩运、运销、拆药九大行。而后，按行业不同，汉口又形成诸多类型的药帮，1918年汉口便有“药材行帮、茯苓行帮、参燕帮、均州芋叶帮、芋叶行帮、饮片帮、浙药店帮、浙宁药材帮、西药店帮”等商帮。这一时期药业经营组织在汉口分布广泛，林立于市，且数量繁多，可以看出近代汉口中药业的繁荣程度及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中国旧海关史料》对1864—1919年汉口中药材的进出口额进行了统计。

从图1可见，1864—1919年汉口中药材的进口与出口均呈现总体增长的趋势，这表明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

进口方面，1904年以前，汉口的中药材进口额基本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除了开埠前期增长不太明显。1904年以后，汉口的中药材进口经历两次波动，从1912年开始，汉口的中药材进口又进入快速增长。1917—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进口额已持续超过100万关平两，并保持上升态势。

出口方面，汉口中药材的贸易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887年以前，汉口的中药材出口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汉口的中药材出口额从1864年的199158关平两增长到1887年的1211865关平两，增长5倍多。第二阶段是从1887年以后到20世纪以前，汉口中药材出口额比较稳定，增长不大明显，中药材出口额在110万关平两上下波动。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开始，即1900年以后到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出口呈现震荡式上升的趋势。20年的时间里，汉口的中药材出口出现三次周期性的波动：1900—1904年上升，1904—1907年下降，1907—1910年上升，1910—1912年下降，1912—1919年再次上升。

总体来说，1864—1919年汉口中药材的进口与出口变化相一致，整体都处于增长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三次进出口额明显下滑。第一次是在1899—1900年，汉口的中药材进口额由962447关平两下降到712959关平两，减少近1/4，出口额也由1148632关平两减少到1087521关平两。究其原因，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有关。根据1900年的江汉关贸易报告，从1899年到1900年4月，汉口贸易还一度十分繁荣，直到5月，八国联军向中国发起武装侵略战争，不安和恐惧的情绪在国内开始蔓延，长江流域的局势也开始动荡，汉口的商业受其影响，迅速走向低迷。第二次是从1904年开始，汉口的中药材进口额开始大幅下滑，1904年尚有1274358关平两，1906年减少至834524关平两，两年减少了34.5%。出口额更是从1904年的1732905关平两减少到1905年的1353663关平两，减少了1/5。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1905年年初汉口几家大型买办破产的影响，汉口的经销商受损十分严重，资金短缺，导致汉口整体的商业受到不小影响，中药材的进口因此锐减；二是受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影响，俄国对中国的订单数量大为减少，影响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以及资金的回流。第三次是从1911年到1912年，汉口中药材的进口额再次锐减，由984908关平两下降到716134关平两，减少了27%。出口额也由1517586关平两下降到1332830关平两，减少了12%。究其原因，主要和1911年武昌起义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关，武汉一度战火纷飞，商人逃离，商业锐减。

另外可见，1872—1900年汉口中药材出口额与进口额都经历了一个从迅速增长到相对稳定的阶段。

开埠前，汉口已是非常繁华的大都市，在全国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地处内陆腹地，海外贸易很少。1861年开埠后，外国各路商人相继与汉口通商，英、俄、法、德纷纷在汉口建立租界，由此形成的河街长达两英里，这使汉口逐渐从内陆型贸易中心向国际性贸易城市发展。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轮船数量和吨位的逐步增加，交通运输的发展使汉口与外界海关贸易总值呈现长期较稳定的增长趋势。中药材作为汉口转口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也得到增长。

从1885年与1905年汉口大宗出口土货及比值的比较来看，药材从1885年的1130884关平两上升到1905年的1353017关平两，与土货如棉花、牛皮、麻、桐油、芝麻、黄生丝、羊皮羊毛、植物油的数据对比中，不难察觉中药材的增长趋势。也可以发现，棉花、黄豆、桐油等土产品的出口增长率是远大于中药材的。虽然中药材的绝对出口规模也有增长，但相对于其他大宗土产品其出口增幅较小。究其原因，中药材的市场需求量增长小于其他大宗土货商品，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中药材市场需求有限，西方国家由于药理文化对中药材需求量也并不是那么大，另外中药材也较少作为工业原料，并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市场需求。

除汉口以外，《中国旧海关史料》还对其他39个口岸的中药材进出口额作了统计。其中，中药材进口或出口比较多的口岸有汉口、上海、重庆、天津和广州。本文对这五个口岸的中药材进出口情况进行比较，以呈现近代汉口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及变化情况。考虑到1872年以前，各埠的统计数据不全、有所缺失，且统计单位并不一致，1920年以后，海关报告体例有了变动，各关贸易报告及统计改为由各关编辑出版，缺乏关于各关详细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因此本文将比较的时段设定为1872—1919年，总体而言，这一时间段是汉口中药材业发展相对鼎盛的时期。1872—1919年汉口、上海、重庆、天津和广州的中药材进口额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

从图2可见，1872—1919年上海药材的进口规模最大，每年中药材的进口额在100万关平两以上，是晚清民初国内最大的中药材进口口岸。当时上海不仅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东北、华北、华南及长江三角洲的贸易中转地，各类商品的进口量都很大。在1891年以前，汉口与广州的中药材进口规模不相上下。1891年以后，汉口的中药材进口额大幅超过广州，稳居第二，中药材进口地位仅次于上海。具体来看，汉口中药材进口额从1872年的200441关平两到1919年增长为1313719关平两，整体增长5.5倍以上,在中药材进口规模和进口增幅上远超同期的天津和重庆。可见，汉口在中药材进口市场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与汉口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中心枢纽，连接着盛产中药材的长江上游地区与商业贸易极为繁荣的长江下游地带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从图3可见，1872年至1919年，上海、汉口、重庆、天津和广州的中药材出口规模，从整体上来看，均呈增长的趋势，汉口的药材出口额一直远远超过天津和广州。再看上海，1893年以前，上海中药材出口增长不明显，出口额波动较大，但多数年份仍是中药材出口最多的口岸；直至1898年，出口额下落，与汉口不相上下。1898—1905年，被汉口超越。1905年以后，再度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出口口岸。对比来看，汉口的中药材出口额，在1872年至1893年，仅次于上海，整体增长比较快。1893—1898年，汉口的中药材出口额基本能维持在100万关平两以上，与上海不相上下。1898—1905年，汉口的中药材出口额超过上海，且增长速度较快，成为全国中药材出口最多的口岸。直至1905年，被上海反超。重庆的中药材出口额，多数年份位列第三，但其增长速度却相对最快。1912年以后，重庆中药材出口额已与上海、汉口相差无几。

自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的贸易对象便不再局限于国内各大口岸。海关资料显示，汉口还与英国、日本、俄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直接贸易，不过总体上仍以埠际为主。笔者统计了1864—1919年汉口出口至国内各大通商口岸的中药材数额，以及汉口出口至香港、国外的中药材数据。

1864—1919年汉口中药材大多数出口到了国内各大口岸，直接出口到国外的部分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方面和中药材的销售市场主要在国内有关，受中医药文化传统和用药习惯的影响，国内仍是中药材的主要消费市场；另一方面，虽然自开埠以后，外国可以向汉口直接购买商品，但囿于各类条件的限制，以及上海外贸地位的强大影响力，汉口的贸易定位仍以商品中转和集散为主，内地的药材在汉口聚集后，常通过长江水运转口到上海，再远销外洋。

进口方面，由于中药材的生产具有地理特殊性，汉口的中药材基本都从国内进口，几乎不会从国外进口，从香港进口的中药材数量也极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综合来看，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进出口以埠际贸易为主。

《湖北商务报》1899年9月刊出的文章中写道：“自汉口输出外国及内地各口货物，大半经由厘金局而运来汉口。其额于明治三十年(1897)内地产物纯输出实二千四百五十四万两”，可见，汉口转口贸易规模宏大，已成为汉口贸易最主要的模式。而“转口贸易其运来品重要者如……药材、麻、五倍子、蚕丝，五十万两以上百万两以下”。这表明，中药材已成为汉口转运到国内甚至国外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1）从复出口看转口贸易规模

复出口是转口贸易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通过分析江汉关贸易统计中“复出口”一栏的数据变化，能看到汉口中药材转口贸易规模的变化。1879—1904年，汉口中药材的复出口额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04年，复出口额达到791545万关平两，相比1880年，增长了10倍以上，说明这一时期汉口中药材的转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1904—1905年，汉口的复出口额突然大幅下降，其原因和汉口大规模买办破产，商业整体不景气有关。1905年之后，汉口的中药材复出口额保持稳定，徘徊在20万—30万关平两，变化不大。直到1917年，重新突破30万关平两，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2）转口贸易比重变化

根据1879—1919年汉口中药材的进口额和复出口额数据，笔者计算了复出口在汉口中药材进口中的比重，以分析转口贸易在汉口中药材贸易中的地位变化。

从图4可以看到，1879—1904年，随着汉口中药材复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中药材复出口额在进口中的比重也在提升。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份里，中药材复出口比重维持在0.6上下，即汉口将近60%的中药材，在进口后被转运到了国内及国外，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口的中药材进出口以转口贸易为主导。到1904年，随着汉口中药材复出口额减少到30万关平两左右，汉口中药材复出口比重也下滑到了0.3多，并且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比重持续在0.3左右。这和1904年以后汉口注重对中药材原材料的加工有关，导致进口后立即进行二次转运的中药材原材料数量大大减少。这也反映了汉口商人愈发注重商品附加价值的提高，熟药以及中成药的生产规模在扩大。但总体而言，转口贸易在1879—1919年汉口中药材进出口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根据江汉关贸易中“大宗商品进出口”一栏的统计，1864—1919年汉口主要进出口的中药材有土产鸦片、大黄、五倍子、麝香、土茯苓。

汉口的土产鸦片多从四川、云贵等地进口，且进出口规模相当可观。1899年，汉口进口的四川鸦片多达3759393关平两，进口的云南鸦片多达1031196关平两。可以说，汉口是当时土产鸦片最重要的集散地与中转地，是国内极其重要的土烟供应市场。虽然土产鸦片具有一定的中医药用价值，具有止痛、涩肠、镇咳之功效，但与此同时，其成瘾性极强。这一时期的土产鸦片，相较于洋鸦片价格低廉，味道尚可，更多的是作为洋鸦片的替代品，供人们作成瘾性消费，严格意义上作为中药材的进出口部分极少，因此本文对土产鸦片不作讨论。

第一阶段，从1881年到1904年，汉口的五倍子、大黄、土茯苓和麝香的进口额总体上均大幅增长。其中，麝香在所有中药材进口中规模最大，进口额很长时间维持在50万关平两以上。这一时期的多数时间，五倍子和大黄的进口额在所有中药材中位列第二和第三，但它们的进口额与麝香相比，仍相差甚远。土茯苓在这一时期进口规模较小，且无明显增长。因此，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汉口的中药材进口商品以麝香占据绝对主导。

麝香的主要产地有陕西、云南、四川、甘肃、内蒙古、西藏等地，在贵州、安徽、广西、河南、青海、湖北等省也有分布。古代中国是麝香的主产国，也是麝香的主要出口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被称之为“香料之路”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麝香常被运往日本、柬埔寨、印度等亚洲国家以及其他欧洲地区。麝香贸易之所以在我国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其贸易数量庞大，而是由于麝香价格极其昂贵，即使出口数量不多，贸易额也往往相当可观。史料曾载，“最巨者当首推麝香……而其价值则却足抵中国其余之输出品”。同样，麝香在汉口的贸易地位也十分重要，据《中药材名录》统计，1884—1885年，汉口的麝香进口额和出口额在所有中药材中均位列第二，是绝对的汉口中药材进出口大宗。据日本农商务省商工局统计，清末汉口市场上至少有三种类型的麝香，分别是云南麝香、四川麝香和陕西麝香。云南麝香每斤售价高达350两白银，被赞为“品质上等”；四川麝香每斤售价在250—260两，被评为“品质中等”；陕西麝香则按质估价，每斤售价不一，被评为“品质下等”。这三种麝香，以及青海麝香，在民国初期被称为“四大名麝香”。

第二阶段，从1904年到1919年。在1904、1905年，汉口的五倍子、大黄、麝香和土茯苓进口额均大幅锐减，这与中药材整体进口的减少相一致。这一时期，麝香的进口额由936288关平两减少到67422关平两，大黄也从438750关平两减少到42943关平两，均不及以前的1/10。五倍子的进口额则从383064关平两减少到149693关平两，土茯苓的进口额从4914关平两减少到2730关平两，也都减少了近一半。各类中药材品进口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11年。1911年以后，五倍子的进口额开始增加，其余三种中药材品的进口则保持相对稳定。这使五倍子在汉口中药材进口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五倍子主要产自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湖北、广西等地，福建、湖南、广东、江西、山西、甘肃、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也有分布。清代，汉口市场上的五倍子数量很大，主要来自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光绪九年（1883），仅商州（位于陕西）的“五倍子水运至襄樊、武汉销售，岁约四五万斛”，数量可观。据《中国旧海关史料》载，1884—1885年，汉口的五倍子出口额高达272764关平两，是汉口出口规模最大的中药材品种。它们主要被出口到上海、芜湖、镇江等长江沿岸，也有部分直接出口到了伦敦等地。1915年，《汉口小志》曾载，汉口“输出品之主要者：五倍子、白蜡、药材、铜线、石炭等”，表明五倍子不仅是汉口最重要的出口中药材，也是汉口最主要的出口品之一。

第一个阶段，从1864年到1904年。这一时期，汉口五倍子、大黄、土茯苓和麝香的出口额总体上均呈增长的趋势。汉口麝香的出口额从25440关平两增加到838286关平两，约增长31.9倍；土茯苓的出口额从6430关平两增加到157265关平两，约增长23.5倍；五倍子的出口额从44753关平两增加到803010关平两，约增长16.9倍；大黄的出口额从120547关平两增加到431323关平两，约增长了2.6倍。总体上看，麝香和五倍子平均每年出口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土茯苓和大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麝香、五倍子与土茯苓、大黄出口额的差距不断拉大。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汉口中药材出口以麝香和五倍子为主导。

第二个阶段，从1904年到1919年。汉口的五倍子、大黄、土茯苓和麝香的出口额在1904年至1905年锐减。土茯苓的出口额从157265关平两下跌到143532关平两，减少1万余两；五倍子的出口额从803010关平两下跌到721775关平两，减少8万余两；大黄的出口额则从431323关平两下跌到35109关平两，不足原来的1/10；而麝香的出口额从838286关平两下跌到27327关平两，仅为原来的3%左右。1905年后，汉口麝香和大黄的出口量继续下滑。而五倍子、土茯苓出口，则恢复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五倍子，每年的出口额均在65万关平两以上，是汉口出口额最高的中药材品。

总之，1904年以前，汉口的中药材进口以麝香为主，出口以麝香、五倍子占据主导。1904年以后，汉口的中药材进口和出口均以五倍子为主。这种转变，反映了近代汉口麝香贸易的衰落与五倍子贸易的兴起。

1912年，《东方杂志》曾刊载《中国麝香输出记》一文，对近代国内麝香贸易的基本情况作了描述，称“近三十年来麝香之价值于昔已贵至二四倍，而因此价值蒸蒸日上之故，华人经营药材业者逐日见少，然贩运麝香出口之外国行商向比华人商业发达者近已时受镕化，而寥寥如晨星矣……只有法商一家设庄于川藏间之打箭炉，自行收买也，是以麝香一业今已不啻在法商一家之掌握中矣”。该内容表明，我国麝香的出口以及国内对麝香的经营均已走向衰落。只有法国，由于是香水之都，对麝香仍有一定的需求。文中记载，“由西藏运到上海交与本地行商，合计麝香之价值，约有沪平五万两之谱”，这和我们的统计大致一致，说明全国麝香贸易已大不如前。汉口及全国麝香贸易的衰落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市场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引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直接导致市场失效，迫使外商放弃汉口市场。《中国麝香输出记》曾载，“至中外商人经营麝香者，其数大减之故，固因鉴别真伪，殊属困难，而实亦往往查出华人之巨骗奸谋过多也，是以此种料品，一有不慎，便误购伪品。而谨慎从事坠入为计者，亦复不少”。麝香价值昂贵，在缺乏市场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人们受利益驱使，大量售假掺假，致使真正的麝香难以甄别，买家缺乏有效的信息，从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外国商人尽可能地减少对麝香的需求。而那些对麝香有刚需的国家，比如法国，外商们则选择直接到西藏等产地，自行收购麝香。

（2）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资源禀赋改变和原料供给短缺。麝香是从麝鹿身上取下的特殊分泌物，麝香的产量和麝鹿的数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中叶，由于麝香价值昂贵，人们开始大量狩猎野生麝鹿，采集麝香、鹿茸，竭泽而渔的方式导致野生麝鹿的数量大大减少，分布范围也大幅缩减，从而造成麝鹿供给的不足和麝香资源的短缺。

（3）战争对生态资源和社会经济的破坏。近代国内战争频发，生态资源受到严重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很大的威胁，导致动物数量锐减。同时，战争也引发社会动荡，导致商业低迷，影响贸易。1920年的《医药杂志》刊文写道，“中国麝香之……出口者于近廿五年内大形减低，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二〇年际，此十年之内每年平均出口额约三千九百七十一磅，至于一九一八年，仅九百四十八磅”，“查其原因或战事之，然渐足以表明麝鹿之渐见缺乏也”，足见战争对麝香贸易的影响。

汉口五倍子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并非基于市场对五倍子的药用需求，而是和国内纺织业的发展以及对染料的需求增加有关。五倍子除了有药用功能外，还是一种植物性染料，可用于染布，能染制出深浅不一的黑灰色。在西方合成染料传入中国以前，国内染布一直以这种传统的植物性染料为主，除了五倍子，还有红花、紫草等。因此，民国以前，随着国内纺织品加工业的兴盛，对五倍子的需求逐渐增大，但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德国合成染料的大面积推广，汉口五倍子的增长逐渐不明显。

近代汉口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枢纽。以汉口为中心，陆路可以辐射全国广大地区。就水路交通而言，既通于鄂西北，以及陕南秦岭、河南南阳等汉江中上游地区，又联系着贯穿11个省份的长江流域。其次，汉口处于汉江的入江口，由于汉江河底比长江要深，大船巨舶皆可容之，再加上汉阳陆地是其天然屏障，又可作为货物集散地，所以汉口是船只泊岸的天然港湾，来自长江和汉江上游的货物，在此换船贸易十分方便。

根据《中药材名录》，1884—1885年汉口从20个省进口了至少269种中药材，主要包括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四川、湖北、湖南、江苏、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甚至台湾、海南以及西藏地区都有本地特产的中药材运来，来源十分广泛。四川地区，是汉口中药材市场上最重要的供应货源地，出产的140种中药材被运往汉口。这主要和四川历史以来就是中药材盛产之地，地形、气候均适合中药材生产有关。四川药材不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在四川所产药材中，有较多以川字命名的道地药材，如川芎、川白芷、川牛膝、川连等，都是品质上乘、受全国推崇的药材。其次，两湖地区的中药材也是汉口市场上较为重要的供货源。湖北省尤其是汉江流域附近，水源充沛，自然地理条件非常适合中药材的生产。湖南和湖北一样拥有良好的中药材生产条件。两湖地区在1884—1885年约有77种中药材出产后被汇集至汉口转售。另外，两广地区也是汉口重要的中药材来源地，约有39种中药材被输送至汉口。总体来看，汉口中药材还是主要来自外省。

在进出口口岸方面，汉口进口药材有173种，主要进口的口岸是宜昌、宁波、镇江、上海、芜湖。汉口出口中药材有188种，主要向宜昌、宁波、镇江、芜湖、上海、九江以及其他长江口岸，还有英国伦敦出口。中药材种类繁多，且规模可观。在这些口岸中，与汉口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上海、宁波、芜湖、镇江和宜昌五个口岸。可见，汉口的中药材贸易联系主要在长江沿岸地带，长江流域是汉口中药材贸易最重要的市场腹地与贸易对象。

《夏口县志》曾载，汉口“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陨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这不仅反映出汉口水路交通之便利，也能从中大致推测出汉口运输中药材及商品的主要路线。

第一条是沿长江而下，与江浙地带互通有无。该路线通过九江、芜湖、南京等长江下游沿岸城市，最后到达上海，同时辐射到浙江宁波等城市，这条商路是汉口最重要、最繁忙的商路，负担了汉口重要的商品输送。依靠该段长江水运，汉口与上海之间可以直接进行药材贸易与药材交流。《汉口小志》曾载，“药材、棉布、海产物、人参、樟脑等自上海来经长江而集汉口”。

第二条是沿长江而上，经过荆州、宜昌等口岸，抵达重庆、四川等内地。这是汉口市场上中药材来源最重要的一条路线。通过这条路线，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药材出产后，被大量汇集至汉口。尤其是四川，作为汉口市场上最重要的中药材供应地，其出产药材要运往发达的江南地区销售，走长江水运是最为经济便利的选择。

第三条是沿汉水上行，到达襄阳、陨阳，然后沿汉江支流通往河南，转至陆路继续往北，这条路线是西北货物进入汉口的重要商道。陆路到达山西、陕西、甘肃，甚至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区。《汉口小志》载，“多由山西、河南、陕西、贵州来者”。《续修南郑县志》亦载，“东关商业多在河道开行，店屯货物为大批发行者，有山(山西)、陕、怀(怀庆)、黄(黄州)、江(江西)五帮，其平日由汉水运往老河口、汉口者多属药材;以甘肃运来之当归、秦艽、冬花为大宗”。山陕商人来汉口贩运的商品主要有：“谷、汾酒、青油、木汕、药、皮”。四大药都之一的河南禹州，也常经此路来汉口进行药材贸易，“查卑州之洋货、杂货商贩向皆由汉口溯襄河至赊店镇，复改行陆运至禹，三百余里……药材、茯苓商贩则自商、固用竹簰装载，由三河尖汝宁府一带入洪河至郾城之五沟营，起岸雇车转道至禹，二百七十余里”。

第四条是纯陆路，由汉口向北，到达河南、河北，乃至北京、华北等地区。史料载，商人常“到温县、武陟，购买怀药，自运广陵、汉口自销”。

第五条是先经洞庭湖，沿湘江河谷贯穿湖南，后转至陆路通往两广、云贵等地。通过这条路线，汉口与湖南﹑两广之间贸易往来十分密切。民国《英山县志》载，“行商如贩卖茯苓，则由水路至汉口、湖南……广东、江西等处”。乾隆《独山州志》载，贵州独山州“紫草、五倍子每出时，估客贩至汉口转售”。

通过这些以汉口为中心辐射开来的水路与陆路，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中药材在汉口被汇集和转销。如果说稳定且多样的中药材来源，为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药材集散地和中转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发达的水陆路则为汉口中药材贸易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根据《中药材名录》，1884—1885年汉口主要与上海、宁波、芜湖、镇江和宜昌之间存在紧密的中药材进出口联系。汉口与五个口岸之间进出口的中药材种类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间接说明了汉口与各口岸之间的中药材贸易联系与流通体系有所不同。

1884—1885年，汉口从宜昌进口中药材62种，约占进口种类总数的358%，即汉口市场上至少1/3以上的中药材品种从宜昌进口。这与宜昌地理位置有关，位于长江上游和中游交界处的宜昌，汇集了不少来自四川、重庆、云贵等地的特色中药材。不过，1884—1885年，汉口向宜昌出口的中药材只有19种，种类颇少。因此，从贸易种类上看，汉口与宜昌之间更多为单向进口流通，可以说，宜昌是汉口最重要的中药材进口口岸之一。

汉口与宜昌之间详细的中药材进出口种类如表1所示。

1884—1885年，汉口分别向芜湖、镇江、宁波出口中药材101种、87种和98种，三地分别占汉口中药材出口种类总数的58.4%、50.3%和56.6%，且汉口向三地出口的中药材种类较为相似。进口方面，汉口分别从芜湖、镇江、宁波进口中药材6种、2种和23种，相比出口，进口种类明显较少。这是由于芜湖、镇江、宁波都是长江下游的沿岸城市，且离上海很近，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四川以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中药材，常经水路和陆路，汇集至汉口以后，再沿长江运往下游城市。因此，芜湖、镇江、宁波三地，就中药材而言，与汉口间主要为单向出口流通。可以说，三地是汉口十分重要的中药材出口口岸。

汉口与芜湖、镇江、宁波之间详细的中药材进出口种类如表2所示。

1884—1885年，汉口从上海进口中药材105种，约占进口种类总数的60.7%，即汉口市场上60%以上的中药材品种是从上海进口。这和上海是一个全国性的商品市场有关，各地商品汇集于此，种类繁多。从出口来看，1884—1885年，汉口共向上海出口中药材170种，约占出口种类总数的90.4%，即汉口市场上大约九成品种的中药材运到了上海。可见，上海与汉口之间的双向流通十分紧密，上海是汉口中药材进出口最重要的口岸。

上海与汉口之间详细的中药材进出口种类如表3所示。

中药材贸易对汉口城市的发展，既有与大众商品贸易一致的影响，又有其独特的影响。

首先，中药材贸易与汉口市场上的大众商品一样，丰富了近代汉口的商品市场，促进了汉口市场的繁荣发展。依靠众多的药商与药帮在全国各地周转，质量上乘且各具特色的中药材被带到了汉口，它们种类繁多，疗效不一，为人们提供了众多的消费选择，从而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消费效用。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中药材还具有药用的属性，因此，中药材贸易的发展其实也促进了汉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虽然后来西药的传入对中药有所冲击，但中药仍不失为人们治病就医和日常保健的重要选择。另外，汉口的节日用药习俗也少不了中药材，比如九九重阳节，人们就要佩戴茱萸，饮用菊花酒。

其次，随着中药材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汉口的药业体系逐渐走向完善。一方面，汉口的药商只需从事一种或几种中药材品的贸易和经营，便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汉口市场上家喻户晓的品牌，提供质量好的药材。例如著名的近代“中国四大药店”之一的汉口叶开泰是武汉著名的药业集团“建民药业”的前身。药店的创始人叶文机在汉行医时仁德仁心，湖南岳阳一带爆发瘟疫，随即前往应诊，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治了大批灾民，同年挂出“叶开泰药室”的招牌。叶仲量、叶孟纪和叶凤池三人在当时被称为叶开泰的“新三房”，作为叶开泰药店的第九任东家，在前人经营药店的基础上改善管理，扩充业务，创新性地采取前店后厂的先进模式，提高制药效率，并且保证药品的高质量，引起汉口其他药业纷纷效仿，促进了汉口药业的发展。虎骨追风酒、精制参桂鹿茸丸、八宝光明散、十全大补丸等是叶开泰经营的名贵中成药。

另一方面，随着贸易环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商人只需要从事其中一个或某几个环节便可维持生计和获取盈利，无须把控所有的中药材流通环节。因此，药农只需专心种植中药材，考虑扩大种植规模，进一步改善生产技术，因为有“山头”以及大规模的药庄负责中药材收购，甚至还能为农户包产包销。药店和药铺也只需要关注中药材市场，专于经营，因为有大量的药号、药庄为他们提供各类中药材的货源。当然，汉口市场并非所有的中药材生产和经营都是此般专业化，汉口市场上仍有许多以挑担子、使用手推车贩运中药材为生的药农和商贩，还有被称为“过河手”的掮客，以及靠打山货为生的非字号药工等等，他们也是汉口中药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动着汉口中药材贸易的发展。此外，随着汉口商业竞争日益激烈，药商为进一步提高商业利润，也越来越重视对中药材附加价值的提高，因而，在中药材市场上，各类原材料被以最经济、最具效率和价格最优廉的方式进行加工，熟药的炮制以及中成药的制作在汉口变得日益兴旺，这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汉口药材产业体系的完善。

再者，中药材贸易为汉口新型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积累，为汉口商人的发展积累了物质财富。中药材始终是近代汉口各商帮的主营业务之一，在所有行业中居于“八大行”之列，这说明中药材相较于一般商品，贸易价值较高。前文也提及，从四川购买一两万两的中药材，贩运到汉口，再经加工返回四川，便可盈利达到10万两之巨，这使得商人非常愿意从事此类商品的经营和贸易。因此，到清末民初时，商人原先热衷的茶、盐、粮贸易在汉口商品结构中已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反而金融、纺织、百货、洋油、药店、五金等则由于利润率高，成为这一时期汉口城市经济结构中的重要行业。有四位药材店店主在汉口第一至第八届商务总会(1907—1915)曾担任议董和会董，这八年间议董与会董共有84个。可以间接看出，药材店主当时是汉口极具财富与势力者。汉口的商人通过从事中药材贸易，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为商业资本的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末民初汉口的商业资本达到顶峰，这也为后来汉口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汉口经济社会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此外，中药材贸易的开展在汉口地区还发挥了部分社会职能。清代兴建的寺庙药王庙和药师庵加深了社会对于中药材行业的尊重和中药材贸易的重视。康熙年间，这一带河南药商居住的里巷，其命名与怀庆、药帮相关者多。药王庙为河南怀庆府药商所建，称覃怀药王庙，汉口山陕西会馆（俗称山陕会馆、西会馆或西关帝庙）建在原药王庙、药帮巷的西边，也是康熙年间兴建的。近代汉口的药商主要集中于药王庙周围，形成带有专业化行业分工的区域，还发挥了救死扶伤的社会职能。药帮巷是清初形成的街巷，泛指当今武汉硚口区长堤街东段南侧，有四段，即药帮大巷、药帮一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这里除批发和销售加工药材外，部分药商请了中医来坐堂诊疗，部分药商自己也具备些医疗知识，成为广大平民百姓主要的就医之地。

汉口在1882—1891年十年间共发生四次水患——1882、1887、1889、1890年。一般情况下大水开始于七、八两月，九月结束。不同于一般水患时间，1889年的大水十月才爆发，中旬到达高峰，对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大水中丧生者难以计数，洪水所到之处无数房屋化为瓦砾，一片废墟。1889年汉口的中药材进口和出口额都出现一个明显的小低谷，主要是受到这一年水患的影响。1889年之后，进出口额迅速回升，因为中药材在灾民的救治和康复中具有重要的治愈和调养作用。1910年汉口沿江发生大面积霍乱，流行迅速，危害极大，且在流行期间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高，形成了地区性传染疾病。霍乱患者典型表现为剧烈的腹泻和呕吐，可引起肌肉痉挛、脱水，严重者导致外周循环衰竭和急性肾衰竭，治疗不及时可致死亡。一般带菌者较多，以轻症多见。麝香对霍乱弧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是治疗霍乱的主要中药材。同年汉口麝香的进口额达到51726关平两，在长期下降趋势的时期达到较高的进口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由黎元洪指派的红十字救护队就设在汉口的药帮巷。四年后的6月27日，在救护队的基础上，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成立。1917年湘鄂战争爆发，作为最早派出外省的医疗队，派遣了40余名救护人员赴湘治病。

汉口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南北枢纽的区位优势带来巨大的商品需求市场与流通的空间，使汉口成为近代著名的商品加工地与转口贸易港。汉水改道以后，武昌和汉阳的商业活动开始慢慢转到汉口，使其成为区域经济活动中心。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为汉口的商品贸易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市场。此外，汉口的贸易环境相对自由，汉口由于兴起时间比较晚，清政府一直未给予汉口与其城市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行政级别，夏口厅1899年才设立，汉口始于汉阳分治。汉阳、武昌四周环绕着古城墙，汉口一直没有。这为商业扩张提供了广阔的土地空间，汉口商业区得以不断向四周扩展。同时，行政力量对汉口的控制较弱，也为其带来相对自由宽松的贸易环境。

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四川、云南、陕西等地，由于地形多山、气候湿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盛产之地，在中药材的资源供应上具有优势。但是由于本地区的中药材市场需求空间狭小，不足以完全消费本地所产中药材，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随着水运技术的改善，大小航船的使用，水运成本下降，这些地方就成为汉口以及下游地区提供原材料的货源供应地。从埠际流通和复出口率来看，这些地区把药材批发给汉口，在汉口加工后又重新返回此地。盈利之丰使得商人非常愿意从事此类商品的经营和贸易。任何一个区域的商业与产业发展，与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拥有的天然禀赋相关，包括自然的与人文的。不同区域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具备不同的人文市场环境，在进行主导行业（产业）选择时，不仅要分析行业本身的特性，考察比较优势差异尤其重要。近代各行业发展离不开区位和区域的优势，竞争力强的区域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在近代不同区域之间，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和体制方面的差异，就是区域的比较优势差异。

汉口中药材贸易的发展，对长江上游地区以及汉江流域地区产生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汉口及消费市场通过对上游及广大腹地地区源源不断的中药材需求，持续刺激着内地中药材的种植和生产，促使这些地方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通过复杂的贸易层级和贸易体系，农民种植的中药材等农副产品，被统一收集到各大小药庄，经过四通八达的水陆路，到达汉口以及国内各大口岸，经过各种分类、加工和分级，又被转运到全国各地的大小药铺和药店售卖，有的还被运往国外市场出售。在这一过程中，相对闭塞的内地开始与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相联系，它们不仅接收着各类市场信息的反馈，还接受着新型商业和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中药材贸易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过高的商业利润，趋使人们不顾一切地开发环境，开采中药材资源，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并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比如麝鹿，曾遍布于汉水中上游地区，尤其在人烟罕至的地方，资源十分丰富。随着清代麝香、鹿茸等药材贸易的兴盛，人们开始大规模猎杀野生麝鹿，竭泽而渔的采集方式，加上近代频发的战争影响，麝鹿数量和分布范围急剧减少。

二元贸易结构是我国近代开埠城市的主要贸易形式，一是与世界贸易市场对接，以洋货成品进口和土货原料出口为主的大宗商品贸易渠道；二是传统国内贸易以土货为主的商品流通渠道，汉口的贸易结构也如此。由于中药材使用的国民产品特殊性，自清以来这里所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在茶叶、桐油等土产品纷纷被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体系，为西方列强控制生产和销售，并被大量出口到国外之际，中药材市场并未受到较大的冲击，较少为列强涉足，基本保留了原有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大量中药材被国内市场消费，并且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中药材的贸易额也在逐渐扩大，中药材的种植越来越具有市场化因素，根据市场对中药材的需求来合理安排中药材的种植。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