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云：元朝疆域观演变与多民族国家的空间认知

《大元大一统志》（图源：学苑汲古）

政治学者认为现代国家的建立一般需要指向边界明晰的地理空间，其人民通过共同认同并分享历史传承而来的领土疆域认知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历史学者认为现代中国的疆域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由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而成。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统一王朝，其所建构的疆域空间深刻影响后世的版图意识，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这已然道出了元代对中国国家疆域构建的历史贡献。而面对“旷古未有”的历史变迁，元代君臣动用各种政治与文化资源，论证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在超越“汉唐旧疆”的版图上实施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非华夏族群在汉地统治面临的“疆域”认同问题，并非蒙古人率先遇到。鲜卑拓跋部从漠北草原上的“匈奴故地”崛起，昭成帝什翼健进入大同盆地建国，一度意图定都此地，然王帐中议论未决，其母以“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为由，担忧“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反映初入汉地的鲜卑人还带有浓重游牧社会的印记，将汉地视作随时可放弃的占领地。赵宇指出辽朝及金初，立足于草原本位，对隋唐以来久染胡风的河北、山西素来有意纳入疆土，而对华夏文明腹心所在的中原，因文化过于异质，治理难度太大，长期以来无力且无意纳入统治范围中，“以河为界”反映出游牧民族初入汉地实施统治的疆域观，直到金朝中期高度汉化，国家体制转型，才放弃“以河为界”的北方民族本位疆域观。不同于长期浸染在汉地天下观中的传统中原王朝，元朝超大规模疆域内各族群的疆域认同歧异，往往受到地方意识、南北差异、华夷观念等的挑战，这种疆域认同混乱的局面成为元初政权构建的重大难题。故研究元朝政权疆域观念的演变，对于理解元代草原政治与儒家传统间的碰撞、冲突及融合就具有典型的学术意义。

关于元代政权的疆域认同问题，陈得芝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与之前“地跨欧亚”的大蒙古国在统治方式及地理疆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元朝根本管不到那些“宗藩之国”，直接统治的版图只限于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十行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吐蕃三道宣慰司（算作一个行省），故将元朝疆域定性为“横跨欧亚”是不准确的。姚大力分析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关系时，从忽必烈庙号“世祖”出发，认为在元人眼里，忽必烈立国漠南，远不是把大蒙古国的首都挪动地方，实际上是重建一个全新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此后一直保留它前世的“大蒙古国”的蒙古语国名。沈卫荣梳理了《汉藏史集》等藏文史书，指出西藏当时处于元朝的统治下，对于元朝的国家体制更为熟稔，西藏中世纪史学家将蒙古皇帝视作统治汉地的皇帝，还将元朝视作于汉地建立起来，但是已经超越秦汉、隋唐王朝的更伟大的大元帝国，统治地域包括汉地、蒙古和吐蕃三大部分，其中汉地是最主要和核心的部分。目前学界对于元代疆域观的研究，或局限于某些地域、族群的个案研究，或着眼于元代疆域构造的宏观叙述，对于“历史语境”中的元代疆域观念演变问题，尚未充分展开系统性的论述。本文试图从元代政权疆域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出发，分析其疆域论述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空间构建的历史贡献，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元代国家特性、外交关系及历史地位的理解。

当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原、征伐四方部族之时，还没有清晰的疆界意识。成吉思汗动员诸子率军西征花剌子模时，曾对术赤、窝阔台等说：“世界广大、江河很多，可以分封给你们地域辽阔之国，让你们各自去镇守。”据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至蒙古本部的柏朗嘉宾记述，成吉思汗曾经对臣下颁布敕令，要求蒙古人“去征服一切土地，不与任何没有归附自己的民族缔结和约，只要他们自己未被彻底消灭，无论时间多长也要坚持下去”。据学者研究，从事草原游牧的蒙古人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地理认知，与儒家的“天下观”以“四海”“九州”等为疆界不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关于自身政权极限空间的认识，就是从东方日出之地到西方日落之地为止的区域，这些区域都是蒙古人可以去征服占有的土地。

而早在蒙古人攻伐华北之初，与之交往的汉人就向他们宣讲汉地的“天下”观，鼓动蒙古人将一统“天下”作为政治目标。全真道士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西域大雪山介绍道教的“修身养命要妙之道”，与此同时，也介绍汉地的“治国保民之术”。他称四海之外，普天之下，国土亿兆，奇珍异宝众多，但是“皆不如中原”。中原为“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玺，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他恳请成吉思汗以汉地方式来治理中原，差派“能干官规措勾当”，使百姓免于战火流离，“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对于丘处机的建议，据称，成吉思汗命“近臣录之简册”，“将亲览焉”。侧身蒙古王帐中的华北汉人积极向蒙古新君宣传汉地的“天下”观念，襄赞其统一中原的事业，不仅期待蒙古人能将自身从女真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希望在构建“大一统”中获得现实中的政治权力，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契丹人耶律楚材襄助窝阔台汗治理汉地，担任“中书令”，勉励友人以“一统皇家”为目标，“仁义且图扶孔孟”，辅佐蒙古新君实现“万国咸宁庶绩熙”的宏愿。

在传统汉地“大一统”理念中，“天命”之主绝不能满足于偏安一隅，有责任义务将全天下疆土纳入同一政治体中。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统管汉地事务，积极招徕亡金儒士为己所用，投身忽必烈幕府之中的郝经上奏，阐明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他认为蒙古帝国崛起已四十余年，据漠北，控制燕云、河朔，吞并西夏、辽东、齐鲁、关中等地，近年灭金之后据河南地，降服南宋寿春、襄阳、汉中、成都及西域等地，正是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然此时元廷战略方向偏移，发动西征，“弃襟带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二帝、三王之墟而观兵海外，其小天下以为不足治也”。郝经建议忽必烈将蒙古帝国征伐的重心转向汉地“天下”。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南宋叛将刘整上书劝说忽必烈与南宋毁约再战，理由仍是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

伐宋战争的胜利在仕元汉人看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结束了唐末五代各政权分立的局面，而且构建出超越汉唐的新王朝，其疆域可谓“旷古未有”。“命将出师，不再举而宋平，九域分裂者余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员之大，古所未有”。忽必烈君臣完成前代蒙古大汗未竟的灭宋大业，极大提升了政治自信，大都城内的朝臣们争相创作歌功颂德的政治诗文，着重阐述本朝再现天下统一的历史高度。在元代官方的历史论述中，成吉思汗开启本朝统一天下的伟业，而世祖伐宋战争取得胜利正式完成了天下统一：“惟我太祖皇帝开创中土，而大业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统始一。”连明初洪武史臣编修《元史》都赞叹元朝疆域之广，将南宋归附视作元朝最终完成天下统一的标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在汉地人士看来，本朝通过伐宋战争的胜利，已然实现天下一统，从此生民即可安享太平盛世之福。程钜夫认为自唐末以来天下陷入分裂割据，以往金人据中土，宋人保江南，互相征战连年，“不能相并”，大元始一统天下，“凡天所覆，日所照，莫不臣属而为一家，于是斯民得见一统太平之盛”。然而忽必烈毕竟来自草原，受到蒙古政治传统的深厚影响，蒙古人的“天命”就是征服新的土地和臣民，如果蒙古君王拒绝扩张，那就是了违背“天命”，也抛弃了作为“世界征服者”的身份认同。与历代中原王朝倡导的不以武力征服、怀柔远人的主流外交理念背道而驰，蒙古人往往不满足于周边国家进贡朝觐，而是要求藩属国“行六事”，即君长入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如此苛刻严厉的要求在中国前代朝贡关系中极其罕见，带着浓重的游牧帝国印记。

与伐宋战争中君臣勠力同心形成鲜明对比，对于世祖后期利用汉地的人力、物力发动的海外征伐，汉地臣僚大多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反映出蒙古与汉地两种疆域观的激烈冲突。朝议论辩对日战争时，监察御史王恽以历代王朝对日外交政策为依据，劝说忽必烈放弃对日战争的构想。他认为日本“限隔洋海数千里之远”，自古“未霑王化，致烦征讨”，东汉光武帝以“以广德为务”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对日本政策就是“多以义怀来，未闻专事征伐”。他恳请忽必烈“鉴法前代”，遣使日本，“申之以文告，喻之以逆顺，柔以文德，结以恩信，使民见包荒不遐遗之意”。早年就入幕府，历任翰林学士承旨、中书省参议的王磐上奏谏阻对日战争，理由基本都是传统儒家外交理念，认为日本为“岛夷小国”，且“海道险远”，以天朝大国，“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王磐奏议引起忽必烈强烈不满，甚至怀疑其用心，称对外征服乃是“吾国法”，非是汉人儒臣当言。

与日本不肯纳贡，拒答国书，甚至杀害大元国信使等傲慢举动相比，忽必烈对恭敬且“臣事有年”的安南发动战事，更引起汉人儒臣的激烈反对。早在动议阶段，吏部尚书刘宣上言称此前连年讨伐日本，百姓愁苦，官府忧扰，今春停日本之役，江浙百姓欢声雷动，然又兴安南之兵，必不得人心。他质疑忽必烈征伐安南的理由，称“安南小邦，臣事有年，岁贡未尝愆期”，根本不足兴兵。程钜夫从儒家“怀柔远人”的思想来劝阻忽必烈。“自古帝王，招来海外诸蕃小国，率以恩信羁縻，使之称臣奉币而已”，对于“行六事”则难以“一一责备”，何况安南“奉贡近三十年”，一旦对其发动征伐，恐怕会引起海外诸国的连锁反抗，“一旦灭之，恐海外诸蕃，不知底里，闻之震骇，有亏圣朝来远之意”。他恳请忽必烈接受安南的请罪，“既自知罪，愿赠岁币，圣度天宽，宜亦包容”。王恽由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招还京师，上书极言时政之弊，他指出近来连年对外用兵，“士卒愁苦，死伤暴露，边郡困乏”，导致天地失“阴阳之和”而水旱灾害频发。他劝说世祖“躬体玄默，颐养圣寿”，克制对外用兵的欲望，“使黎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不得已之意”，用实际行动促使上天回心转意，“易乖戾而为和平，变荒歉而为丰稔”。尽管世祖晚年对日本、对安南用兵都遭遇惨败，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外征伐的强烈意志。至元二十九年，他甚至还发动远征爪哇的行动，并抱怨“汉人每以老避事”，宣称“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坚决不肯放弃对外征伐。

世祖后期征伐海外的战争，以及为发动战争而实施的一系列兴利敛财措施，引起国内人力、物力的极大消耗，导致朝堂政治斗争激烈，南方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局势动荡。成宗即位后，很快停止了朝野上下激烈反对、劳民伤财的海外扩张，“诏谕中外，罢征安南之师。”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遣使招抚安南，诏谕中称即位以来，“大肆赦宥，恩沛所及，无内外远迩之间”，对于安南，他愿意“亦从宽贷”，“敕由司罢兵”，遣使陶子奇、李思衍、萧泰登宣布恩诏，要求安南自从以后“畏天事大”。大德二年（1298），浙江行省平章政事也速达耳请用兵日本，成宗拒绝再征，“今非其时，朕徐思之”。来年，他派遣江浙释教总统一山一宁搭乘商船前往日本招抚。由一山带去致日本天皇的国书中，元成宗提到自己即位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希望今后两国“惇好息民”。

不过蒙古对外征服的政治传统毕竟根深蒂固，受其影响，元成宗也有征服邻国、开疆拓土的雄心，大德五年开始的远征八百媳妇国是成宗朝为数不多的对外征伐活动之一。云南行省左丞刘深鼓动成宗通过征八百媳妇国以彰武功，媲美世祖，他称：“今上嗣大历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中书省右丞相完泽也鼓动成宗：“江南之地，尽世祖所取，陛下不兴此役，则无功可见于后世。”使得一向秉持“守成”的成宗“用兵意甚坚”。不过在御前奏闻议事中两种疆域观的冲突依旧激烈，反对出兵远征者甚多。中书左丞相哈剌哈孙虽不通汉语，而较推崇汉法，称“汉人之学为最”，命“子孙留意经史”，行事接近于儒臣节用爱民、遵守制度法令的风格，他反对无端兴兵征伐八百媳妇国，认为“山峤小夷，去中国辽绝，第可善论向化”，若贸然出兵必然遭遇重大损失。朝堂上的南人官员领袖燕公楠也反对出兵，“料刘深征西南夷必挑变取败”。汉人世侯、御史中丞董士选反对之言辞尤其激烈，他认为朝廷对外邦不当轻开战端，“遐荒不靖，当遣使诮诘，设有不服，兴兵未晚”，且八百媳妇之地“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何必劳师远征，取此“无用之地”。大德六年，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请求撤兵八百媳妇国，彻底停止自世祖后期以来无意义的对外扩张，“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趁着“前鉴不远”，“下明诏”宣布“自今再无远征之役”，“内安根本，外固边陲”，要求朝廷以中国百姓为根本，对外固守疆界即可。

自成宗征伐八百媳妇国失败之后，元廷基本不再兴兵对外扩张，不再强行要求周边国家“行六事”，对待边境冲突事件，也多采取遣使交涉、固守疆界的措施。至大四年（1311），云南行省称八百媳妇国侵犯疆界，谋害官吏，请求朝廷发兵进讨，朝廷仅是“赍诏招之”而已。皇庆二年（1313）正月，安南军三万攻陷镇安路的六洞及禄洞、知洞等处，继分兵攻归顺州，屯兵未退。朝廷接报后命千户刘元亨前往调查，询问乡里故老，上报称“虽由村之地，所系至微，而国家舆图所关甚大，兼之所杀所虏，皆朝廷系籍编户”。元廷遣使安南责问，要求正其疆界，申饬边吏“勿令侵越”，在边关要地“置寨募兵，设官统领”，做到“边境安静、永保无虞”。由于双方罢征休兵，出现边境安宁的良好局面，“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场宁谧，贡献不绝”。保境安民成为元廷处理边境冲突事件的主要诉求，泰定元年（1324）八月，元廷诏谕安南国不得再行侵犯疆界，表示希望“务辑宁其人民，俾各得其所”，要求安南方面“戒饬尔众，慎保尔国人民，毋忘尔累世忠顺之意”。可以说，经过元初海外扩张的失利，元朝对待周边政权的方式发生转变，回归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方式，“各守疆界”而已。

在元朝超大规模的疆域内，有着不同宗教信仰、历史认同、语言文字的多元族群，“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构建政治认同的难度远远超越前代。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国号为“大蒙古国”（yeke monghol ulus），宣示以地域族群名称为政治认同的标识，而其行于汉地的官方文书使用意译的“大朝”之名。随着帝国统一进程的发展，继续使用族群国名难以适应多民族政权政治形势的变化。至元八年，忽必烈采用汉地政治传统，颁布“大元”国号就是构建元朝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步骤。忽必烈君臣在颁布新国号前，进行了详尽的朝堂讨论，“国之称号，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十一月颁布的《建国号诏》体现了公卿百官集议的政治共识，宣布本朝超越汉唐盛世、齐平上古圣王的时代，国号取自上古典籍《易经》，“大哉乾元”中“元”恰最能彰显新王朝的特质。“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相对于独属于王朝内部某一族群的宗教、文字、历史等标识，“前所未有”的庞大疆域是元朝最显目，也最为境内各族群普遍认可、接受的政治特征，亦是元朝蒙汉政治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元朝政权采用今昔对比的策略，宣传本朝疆域超越汉唐盛世。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皇太后出资重修江西行省龙兴路（今南昌）的唐代名胜古迹滕王阁，名儒姚燧应邀作记，颂扬本朝版图之盛。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能统一天下者为秦汉晋隋唐宋六家，唐代疆域最大，然之比本朝却不可同日而语，“今世祖天戈所加，正朔所颁，南极于阇婆，东至于倭奴，西被于日入之西澨，而北尽于人迹所不可践者”。唐比之元，疆域不过“三分有其一”而已。明初洪武史臣编修《元史》，承认元朝疆域确实超越汉唐，中国史上号称强盛的汉、隋、唐、宋的时代，都有严重的边患问题，“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元朝几乎不存在边患问题，故“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对于亲历过天下从分裂割据到步入大一统的当时人来说，元朝的建立确实令人震惊，特别是南方士人以往浸润于南宋官府宣扬的夷夏观中，认为夷狄政权无百年之气运，根本上不相信有朝一日夷狄居然能够统治全部华夏的土地，元朝统一“天下”且版图超越汉唐的事实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历史观。江西人萧九成以善史学著称，吴澄称赞他对于“羲农以至于唐虞，自唐虞以至于金、宋，事之纪载于史者，历历如指诸掌”。而元朝统一使得萧九成发出“今日之事，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的感叹。他指出殷周之长，秦隋之强，汉唐之盛，治理的版图仅三千里，而“今虽舟车所不至，人迹所不通，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靡不臣属”。如此辽阔版图的国家在中国典籍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元朝统一后，南北道开，南方士人不仅可以游历中原大地，还可以到达草原大漠。哈拉和林为大蒙古国的早期国都所在，元朝称为“祖宗兴龙之故地”，对南方士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至元年间，虞集的叔祖虞应龙为故宋著名地理学家，受元廷征召，编修《大元大一统志》，就格外留心和林地区的地理知识，“掌舆地之纪，每载笔而问焉”。至顺元年，虞集奉命编修《经世大典》，询问南下使者有关和林地区的地理状况及风土人情，“善询诹知，观览考索”，希望有机会“身履其地”，进而“遍历而深考，以广异闻而附信史”。

超越汉唐的版图为元朝政治认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元代官方也积极进行舆图绘制，证明本朝疆域确然超越汉唐。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命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扎马鲁丁、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汇总全国舆图以彰版图之盛，命著作郎“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里无外之大”。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扎马鲁丁上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要求将各地舆图汇总起来，编纂大元国总图，“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得到忽必烈的允准。大德五年，著作郎赵忭请求续修至元时期的全国地理志书，成宗赐名为《大一统志》。“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绩、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彰显本朝舆地之广的《大一统志》涵盖地域为元朝治下的十行省及所属路府州县，足见元朝官方未将位于西亚、中亚及东欧各蒙古汗国纳入疆域版图进行载述。在官方重视推动下，元代舆图之学颇盛，有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朱思本《舆地图》，苏州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清浚《混一疆理图》等传世。

元代大一统拓展了内地士人的边疆地理知识，地理遥远的异域纳入版图，使得元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到认可。忽必烈在至元十七年派专使探察黄河源头，指出此等渺远绝域是汉唐时代统治力量难以企及的地方，本朝却在此置郡、设驿站，彰显帝国疆域开拓之广。忽必烈对臣下说明推进黄河探源工程的意义，“（河源之地）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专使都实一行从河州出发，沿河西上，“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对整个河源地区进行全面的国土资源调查，包括地貌、气候、动植物、人口聚落等，都作详尽记录，记载在国史中。有元一代，忽必烈时期的黄河探源工程，一直被为视作本朝的重要政治成就进行宣扬。如至顺三年，在湖广行省乡试中，湖南茶陵人李祁撰《黄河赋》歌咏本朝版图之广，“皇元万国一统，会百川而东”，在此盛世“河流无泛溢之虞，不必穷幽极远，而河源皆版图之贡”。

辽阔疆域使得元朝可以实现前代无法实现的地理测绘，用于政治宣传。易代之际改授新历乃汉地的政治传统，至元十三年，元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为由，下令摒弃沿袭已久、讹误甚多的金历而创制新历，命许衡“领太史院事”，与王恂、郭守敬等共同研考。制定新历是帝国宣示疆域广大的重要契机。郭守敬上奏朝廷：“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得到忽必烈的批准后，派出监候官十四人，分至各地测影。当时测影的地方有二十七处，观测点远达版图之极致，“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汉唐时代原本难以达到的“异域”，如今皆在版图之内。至元十七年六月，忽必烈向天下颁布诏令，宣布于次年正月正式启用新历。忽必烈认为“钦天授时，黃帝、尧、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而本朝以广大疆域空间得以实现精准测影，通过“日测月验”，达到“庶几吻合天运而永终无弊”的水平，他要求新历颁布要做到“布告遐迩、咸使知闻”，使之成为宣传元朝大一统的重要内容。

尽管后世多认为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不过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结果，但是在元朝的政治阐述中，其超越汉唐的疆域空间并非暴力征伐得来，而是来自“天命”。在元代政治话语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命”思想，第一种来自草原的政治传统，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狂热的征服行为根源于其悠远的宗教信仰，蒙古人相信自身乃系于长生天之命，“依恃长生天的气力”，有着征服世界、创建世界帝国之使命感。他们视蒙古边界外的地域和民众为征服的对象，任何拒绝服从投降的人，都被视作阻碍神的意志而理应遭受严厉的惩罚。第二种来自汉地，“天命论”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核心范畴之一，彰显王朝建立与政权传承的神圣意义，天命转移也是中国古代解释改朝换代的经典范式。蒙古人崛起于漠北，开疆拓土，征服周边各族群，占据超越汉唐的广袤地理空间，但亦深知长期维系统治不能仅依靠暴力，需要为国家统一制造舆论。忽必烈即位时就模仿汉地政治传统，由汉人臣僚书写的即位诏书中宣称忽必烈拥有“天命”，强调他不仅血统高贵，乃太祖嫡孙，先皇贤长之弟，更是以“尤重文治”赢得“天心”与“民意”。“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故得到“天道”之助，即位乃是“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

早在蒙古人征伐中原之初，汉人儒臣就劝诫蒙古君王统一天下要注意顺“天命”，不可强以力取。1259年，蒙哥汗在伐宋战争中暴毙于四川，在忽必烈军中参谋的郝经上《东师议》，进一步劝说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安心治理北方。他上奏称蒙古人初起朔漠之时，“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西夏，夺取荆襄、成都，平大理，“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分之八”，而伐宋战争持续数十年不胜，说明迷信武力不可取，只能“术”取，“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他还以中国历史上的西晋伐吴国，隋朝伐陈的历史过往为依据，劝说忽必烈对于伐宋战争不可操之过急，需要久久为功，静候天命。许衡早在忽必烈为草原藩王时就进入幕府，期望辅佐蒙古新君实现天下一统的目标，但是他认为伐宋战争要静候时机，若天命未至，君德也未达于至仁，则不可贸然兴兵，提出：“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

在伐宋战争中，忽必烈君臣强调对宋战争在道德上的正义性，从“天命”与“君德”的视角论证伐宋战争的正当性。忽必烈命汉人儒臣王构书写的《兴师征南诏》叙述伐宋战争之由，列数南宋背信弃义侵犯疆界、招纳元朝叛臣、拘押国信使郝经等不义大罪，强调本朝以“天下为事”，招降南宋“军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顺，与众来附”。世祖的伐宋檄文宣布要“吊民而伐罪”，元朝出兵的目的在于救民于水火，非贪田土，“誓莫杀而混海宇”，大军南下，“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之身”，鼓励各地守令以境土投拜。伐宋战争胜利后，王磐撰写告太庙祝文中，强调本朝伐宋乃“兴问罪之师”，在恩威并施的策略下，迫使宋君“称臣而奉表，愿纳地以归朝”，实现“朔雪炎风，尽书轨混同之地”。

在元朝的圣政文宣中，忽必烈之所以能“肇造区夏”，疆域规模超越汉唐王朝，原因在于君德超越汉唐诸帝。早在忽必烈尚为藩王之时，藩府幕僚徐世隆以孟子“仁者无敌于天下”为言，劝导忽必烈征伐云南时“不嗜”杀戮，取得云南诸处皆降的显著效果。“四方禀正朔之国，愿来臣属者，踵相蹑于道”，其后伐宋战争也秉持仁心之君德，十余年间，“际天所覆，咸为一家，土宇之广，开辟以来未有也”。元廷积极宣扬本朝在统一战争中对百姓的“不杀”之恩德，将之视为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依据。大德八年，云南行省在大理点苍山，即世祖驻跸之地刻石立碑颂扬圣绩，程钜夫奉敕撰文称云南“地居徼外，历世所不能臣”，而世祖皇帝“天戈一麾，悉归王化”，“非神武不杀之恩，不及此”，立碑要使臣民永远瞻仰圣恩，因“世祖皇帝之德大”，才实现本朝“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的版图。元末江南统治纷扰的形势下，元廷更是强调对南方统治的合法性。元末朝廷组织编修的《宋史》强调本朝伐宋，乃是兴仁义之师，成功避免改朝换代的动荡与破坏，“皇元之平宋也，吴越之民，市不易肆”，“我元一天下之本，其在于兹”。元人宣称本朝兵力虽强，却是以超越前代的仁义恩德使得南宋臣民纳土归附。

元人认为忽必烈的君德主要体现对治下各族群采取包容开放的政治胸怀，使得本朝构建出超越前代的疆域。中书右丞许有壬认为元朝“肇基朔方”，世祖却能“混破裂而一之，广轮疆理，古职方所未半”，原因在于“卓绝之才”能够“辈出辅成之”，而朝堂人才辈出的原因在于君王开放的政治胸襟，其“盛德”可谓“自昊穷生民，未之有也”。在元代讲究“根脚”的政治体制中，南人被蒙古人征服最晚，政治地位也最低下，南人抱怨称：“士生于南方者，为时所弃，恒不得为显官。”然在南人历史论述中，开国君王忽必烈却视天下为一家，“包容性”地重用“南人”，构建广袤无垠的广大疆域。江阴人郑元祐称：“世祖皇帝以圣文神武一天下，海内外幅员之广，亘万里有所不能尽也。上皆包之以宏度，故能视六合犹一家，四海犹一区。”在南北一统之后，忽必烈确实给人特别重用、关照南人的印象，派程钜夫南下求贤，征召、提拔和任用一批南人，如叶李、燕公楠、留梦炎、赵孟頫等人进入大都，成为高级官僚。为忽必烈至江南求贤的程钜夫就说：“皇元建国，世祖混一之盛，自古鲜及，非偶然也。以诚待物，故尽物之情；以宽御众，故众乐为用；爵赏当功，不求备于人，故小大任职而天下以劝。”在元朝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忽必烈时代的族群政策较为开放，能对待治下族群一律无内为之区隔，一视同仁，故而得以建立广袤无前的疆域空间。

所谓“混一华夷”就是说华夏族群与非华夏族群共属同一政治共同体中，这也是古代中国疆域问题的核心要义。葛剑雄指出，各个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生产足以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为标准，汉唐王朝基本完成了对华夏农耕地区的统一。胡鸿认为秦汉王朝疆域扩张难以持续的局限就在于难以建立华夷混一的政治体制，只能诱使或强迫疆域外的非华夏族群迁徙入长城之内，结果导致华北地区严重的族群冲突，这就是“五胡乱华”“永嘉南渡”，乃至南北朝数百年军事对峙的远因。姚大力认为元朝建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割据，重新统一中国，更重要的是，元朝构建出有别于汉唐王朝的模式，即能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疆域内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尽管元代存在显性的族群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统治方式也多有弊端，但是毕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混一华夷是当时人的切身感受，伐宋战争胜利后，时任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的胡祗遹上贺表中认为伐宋战争胜利实现“尽地之维，迈古昔区域之广，际天所覆，无日星雨露之偏”。胡祗遹认为本朝之所以实现空前广袤的“大一统”局面，是以“天”般包容的“心”实现华夏与四夷间的族群统合，无内外之私，“有生万类，同我太平”。宋亡后不久，山东东平人王旭南下遍游江南诸地，饱览秀美河山，游览镇江甘露寺时怀古论今，感慨“天地华夷今混一，山川吴楚旧雄豪”。元朝统一之后，南人也得以北游中原，也感受到新政权的多民族特征。福建邵武人黄镇成北上遍游楚汉齐鲁燕赵等地，感受大元一统四海的壮阔，感叹“生际华夷混一年，老从耕凿遇尧天”。元朝疆域空间成了华夷各族群的共同家园。

在元代混一华夷的政治形势下，内地人士也意识到边疆族群对于元朝广袤疆域构建起了重要作用。南方大儒吴澄就说国朝版图广大的关键在于将多元族群纳入统一疆域之内，“合诸国、诸部而为一家”，将华夏与众多蛮夷合为一国，可谓“鸿蒙以来所未有”。与汉唐王朝起于中原而后征伐四方不同，元朝起自蒙古大漠，先是征服周边草原及西域诸部，然后再是中原及南宋故地，蒙古人统一天下的战争进程中，来自西域的诸色目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我皇元肇基龙朔，建业垂统之际，西域与有劳焉”。江西吉安人王礼感慨大元朝对于华夷“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南方士人在南宋时受到华夷观念的影响，曾敌视夷人如同兽类，如今四海一统，华夷观念陡然剧变。

元朝疆域华夷混一，四海一统的局面也改变了时人对边疆的旧有认知，云南、东北、西北等边疆不再是汉唐时代地理偏远的莽荒“异域”，而是逐步同于“内地”。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学士李仲渊调任云南廉访使，十二月出京之时，诸友诀别，虞集慰称朝廷绝非弃他于“蛮夷”之地，云南是“世祖皇帝亲征而服之者也，土广物众，几比内地”，遣李仲渊往云南，“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意”，也使云南百姓亲近“天子近臣”，达到“歆羡而慕效”的效果。元人的疆域论述还挖掘追溯边疆与内地在历史上的悠远联系，甚至将边疆地区描述为中华先民起源的固有“家园”。元代回回名臣马祖常认为大都城北部的卢龙，早在尧舜时代就是华夏先民的祖源地，为“孤竹国”，后为商朝贵族箕子的封地，至汉唐时代国力衰弱，才会称之为“塞外”。而大元国在中国史上首度将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定于华北平原北缘，燕山一带的卢龙顿成畿辅重地，“畿甸之服，声名文物之所被，王泽之所先”，马祖常称之为“圣贤之域”。

元朝不仅将边疆的多元族群纳入统一的政治体中，并且在文化认同上使边疆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受到朝廷尊崇儒学的影响，元代在云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大兴文教，一些偏远地区得以在历史上首度建成孔庙，传授儒学知识，元人视此为文治超越前古之政绩。官方编修《经世大典》盛赞本朝文教之广，“遐陬绝漠，先王声教之所不暨者，皆有学焉”。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是培养治国人才的学校，祭酒欧阳玄为国子监辟雍作赋歌咏元朝文治超越两汉，儒风远达极边之地，“我国家声教之所暨也，东逾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竁，南穷火维之陬，北际冰天之澨，文轨之治既同，弦诵之风四被，视寰海为一”。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边疆也纳入国家主流文化圈中。刘岳申为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撰文，称云南久为华夏故土，然汉唐以来仅为“羁縻”，而世祖皇帝“混一区宇，尽有华夏蛮貊之地，达于九州四海之外”。中庆路早在至元十一年建孔庙，宣示“天将华西南夷”，经过长期儒学教育，此地民众“兴于礼让而修其孝弟忠信，由是诵行夫子之言行”。经过长期的儒风浸染，边疆地区在内地人士的心里，逐步从蛮夷居住的“异域”转变为与华夏相等的“内地”。至正七年，开封王可举调任甘肃行省参政，诸暨人杨维桢称甘肃为古西戎地，经过几十年的儒学教育，已成“冠带之区”，“数十年来兴材取士，其风一变与诸夏等”。

元朝政权运用了中国传统“天下观”中的天命、君德、华夷等作为本朝疆域构造的历史资源，并不意味着蒙古人“东到太阳升起、西至太阳落下”的疆域观会退出元代的政治话语，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版本的疆域观实际上是一种有机的整体，互相交流融合。一方面，两者共同为元朝早期统一的战争扩张提供了正当依据，强调蒙古人统一天下拥有的“天命”。对于当时人来说，元朝的疆域确实达到地理认知的极致。皇庆二年七月，由柳贯代笔，赵孟頫奉敕为皇家大兴龙寺撰写碑文，赞叹本朝疆域之大，“东西极日出入，而南北际于炎荒玄朔之地，海虚瘴侥，广轮不知其几万里”。可见蒙古人“日出到日落之地”的草原疆域观也嵌入内地人士的疆域论述中。另一方面，元朝疆域观以“天下”作为国家疆域扩张的终极目标，又向其中注入“天命”、“君德”等儒家的道义色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元朝的对外武力扩张，改造了蒙古人旧有的疆域观。

元朝政权强调本朝疆域与中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宋等王朝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承继关系，进而宣布本朝以超越前代的君德承继华夏天命，构建华夷混一的政治共同体，这样的疆域论述策略对凝聚国家共识，巩固多民族国家认同曾起到重要作用。1367年九月，尚未登基建国的朱元璋写给元顺帝，书信中提到：“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内外，殊方异类，尽为土疆，亘古所无。”该年冬十月，朱元璋对中原汉人及久居华北的诸蒙古、色目人发布的讨元檄文中也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朱元璋作为反元而起的政治人物，他也认可元代的政治宣传，就是元朝混一华夷的疆域为天命所授，非为武力强取。元代建构的疆域观念也深刻影响着后世的版图意识与边疆政策，朱元璋、朱棣就积极宣传明朝承继了元朝的“旧疆”，以确立自身的正统王朝地位。明朝御制的 《一统志》序言就说：“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 这与元朝官方编修《大一统志》《经世大典》中对元朝的疆域空间描述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其中也包含天命、君德、混一华夷等核心要义。因此，虽然元朝建构的辽阔疆域在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难以再现，但是作为大元王朝的历史遗产，其对后来中国人的疆域认知、族群关系乃至周边外交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