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人们戴口罩走在日本东京涩谷街头。（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图）
“上级国民”一词始于一百多年前的大正时期。如今，它又成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聚焦着日本民众对特权阶层的愤怒、自嘲与失落的复杂情绪。
“人们愤怒的不是这些人享受优越的生活”
三个多月前，九十多岁的饭冢幸三被东京地方法院宣判5年监禁。但这并没有平息日本社会的众怒，反而让“上级国民”一词更加流行。
“日本社会是由上级国民支配”“我们下级国民只能单方面被剥削”，日本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不满情绪，点燃这一社会情绪的正是三年前的东池袋汽车“失控”案。
2019年4月19日，东京都东池袋四丁目的路口，时年87岁的饭冢幸三驾驶着一辆丰田牌小汽车。突然，他的汽车高速闯红灯后冲进路口，撞倒了骑着自行车的松永真菜母女，又继续暴冲直到撞上了一部垃圾运送车。
这场事故中，时年31岁的松永真菜及其3岁女儿莉子死亡，另有包括饭冢幸三夫妇在内的10人受伤。
日本媒体称之为“东池袋汽车暴走案”。最初，愤怒的舆论将矛头对准“老害”，集中于高龄司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随着新闻媒体像剥洋葱一样追逐真相，舆论的愤怒也从“老害”逐渐转移到对“上级国民”的不满。
事故发生后，饭冢幸三并没有被按照惯例“立即逮捕”。但是，东池袋汽车“失控”案两天后，神户一辆公立运营的公交车也酿成了两人死亡的车祸，司机却当即被逮捕归案。
在报道该案时，多家大众媒体也在饭冢幸三的名字前冠之以“先生”的尊称，并没有使用“嫌疑犯”“肇事者”等通常的新闻报道称谓。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甚至一度使用“前院长”的职务敬称，《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则直接进行了匿名处理。
直到同年5月17日，饭冢幸三在接受警方问询时，《读卖新闻》才开始称饭冢幸三为“嫌疑人”。11月12日，饭冢幸三受到检察机关起诉后，富士新闻网才改变对他的称呼。
一系列反常之举，似乎都在表明饭冢幸三并不是寻常百姓。不久，他被曝光曾是原通产省（现为经济产业省）高级官僚，2015年获得只有杰出的高级公务员才能获得的“瑞宝重光章”勋章。退休后，饭冢幸三转任一家大型机械厂的董事和行业协会会长。
对于饭冢幸三并没有被按照惯例被“立即逮捕”，当地警方解释称，饭冢幸三及其副驾驶座的妻子都因受伤送医，而要等到事发1个月饭冢出院后，再对其进行问讯。
同时，一些日本媒体也出来就“先生”的称谓做解释：在其名字后加上“先生”，是因为“嫌犯”一词只用在被逮捕或被通缉的人身上。
不过，这些勉强的说辞并不能让大众信服。不少民众在社交媒体Twitter上发表评论，“池袋车祸肇事者不但未遭逮捕，还被媒体在名字后加上‘先生’，因为他是‘上级国民’”，“神户公交车司机因为是‘下级国民’才会被捕。”
饭冢幸三的应对不当，更是引起了日本民众对“上级国民”的愤恨。在2021年6月21日的法庭上，他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并将车祸归咎于车辆“失控”。
当被问及被害人母女的名字时，饭冢幸三支支吾吾地说，“Riko（莉子）的汉字太难写了，我不记得了。”
对逝者的冷漠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人们愤怒的不是这些人享受优越的生活，而是针对像饭冢幸三这种犯了错误的人，无法通过法律和公义来扳倒他们的特权，以及所谓特权背后的运作，这点不仅令人感到难过，也颠覆了现代人对于国家的认知。”大阪大学教授吉川彻说。
“下级国民”为数不多的胜利
东池袋汽车“失控”案，让日本社会对“上级国民”的不满达到高潮。2015年和2019年，“上级国民”曾两度入选“年度新语”。
“上级国民”的说法可追溯到大正时期。1916年，日本宪法和行政法学家佐佐木惣一在《立宪非立宪》中，将“部分门第及职业的国民”称之为“上级国民”。
整整一百年后，“上级国民”在东京奥运会徽抄袭风波后又成为网络热词。2015年夏天，日本平面设计师佐野研二郎设计的东京奥运会徽被指酷似国外剧场的商标。紧接着，他的多个作品都被指责涉嫌抄袭。
“设计师的解释说服了专家，但一般国民难以理解。很遗憾，那并不容易懂。”当时，东京奥运会总事务长永井一正出来为佐野研二郎解围。
这一番潜台词“外行人不该批评我们专家”的言论，很快被舆论嘲讽为“上级国民”言论。2019年东池袋车祸事件前后， 日本社会已为多起“上级国民”事件惹怒。
2018年2月，东京港区，一名男律师驾驶的汽车突然冲向路边的店铺和住宅，造成1名路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男性没有被逮捕，一些媒体在提及当事人时仍称其为“律师”，而非“嫌疑人”。
不久，这名肇事司机被曝光不仅曾供职于名古屋高级检察厅、福冈高级检察厅等，还担任过东京地检的检察官、特搜捕部长等要职，并荣获过“瑞宝重光章”等奖项。
特权阶层的肆意妄为更是点燃了日本社会的怒火。2015年4月4日，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以提携为由邀请时年29岁的记者伊藤诗织在东京一家寿司店进餐，并将其灌醉，山口敬之趁机将伊藤带往一家酒店并将其强奸。
无奈，伊藤诗织一直上告无门，直到辗转了很多警局才成功报警。2015年6月8日，警察终于搜集到证据，但在即将抓捕山口敬之时，却突然被警察局高层严令叫停，参与抓捕行动的警察全部被调离。
2016年7月，伊藤诗织的控诉被认为证据不足，因为虽然两人发生关系是既定事实，但检察机关没有认定其为强奸，后者接受了山口敬之的说法，“半夜，伊藤主动半裸爬上他自己的床，面对这么漂亮的女人，自己肯定要做些什么。”
山口敬之很有政治背景。被指控期间，他不仅频繁参加各类大臣举办的宴会，被外界称为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甚至还为安倍晋三写过传记。
但伊藤诗织不屈不挠地进行控诉，“上级国民”作恶也惹怒了日本舆论。2019年12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裁决，被告山口敬之被判处罚金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16万元）。但因为触犯的是民事案件，山口敬之并没有坐牢。
那一天，伊藤诗织还是站在法院门口激动地挥舞着一张写着“胜诉”二字的白纸。这一刻，也被日本舆论认为是“下级国民”为数不多的胜利。
胜诉后，伊藤诗织依旧受到右翼分子的攻击和威胁，不得不移居英国。其间，伊藤诗织还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日本之耻》，面对着镜头流泪讲述了那段不幸的经历。
自此，每一次“上级国民”作恶或特权被曝光，都会引起日本社会的群情激奋。2019年12月，日产汽车前高管卡洛斯·戈恩在保释期间逃至黎巴嫩，日本网络上也出现了“当上级国民真好”“真正的上级国民就能逃到国外”的揶揄声。
不过，戈恩并没有日本国籍，互联网上很快又改称其为“全球化上级国民”。
2021年2月，岛根县云南市市长以及副市长等多人不符合优先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条件，却“插队”“走后门”接种疫苗，这一事件又引起日本社会对“上级国民”的不满。
“他们已经认命了”
在互联网上，提及“上级国民”总是充斥着痛斥、讨伐和揶揄的声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下级国民”在表达不满。
日本国际大学全球传播中心讲师山口真一却发现，对“上级国民”的不满来自一个令人意外的群体。
在一项针对4万人的问卷调查中，山口真一还借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统计发现，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言论者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67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其职务以“主任、组长级别”为最多，大约占31%。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37万日元。两组数据进行对照来看，“中上阶层”即中产阶级才是网络批评的主力军。
山口真一的调研还发现，批评声音虽大，但撰写批评内容的人仅占互联网利用人数的1%。这也就是说，其他人都热衷于围观或转发。
当前，日本的网民群体接近1亿人。其中，家庭年收入40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有近9成使用互联网，而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家庭，仅半数使用网络。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不少低收入人群日渐沉默。大阪大学教授吉川彻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那些经济基础较差、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不怎么关心社会，他们倾向于凡事“拜托给体制吧”。
这可谓日本式“躺平”。社会底层的人们大多认为，其所处的社会是由企业家、政治家、高级官僚等组织的“上级国民”所引领和驱动，其子女也会走上同样的精英道路，即日本社会持续的“门阀政治”“世袭政治”。
“他们已经认命了。”吉川彻解释说，长此以往，“下级国民”很可能在公共议题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但阶层之间的冲突也偶有爆发。2019年5月，川崎市一名51岁的无业男子攻击上学途中的小学生案发生后，时年76岁的农林水产事务前次长熊泽英昭在家中刺死了他44岁的长子。
其长子属于“茧居族”，特征之一就是“啃老”，甚至对父母暴力相向。案发当天，附近的小学正在举办运动会，其子为噪声所扰并扬言，“我要杀掉他们！”
听闻后，其父便刺死了他的长子，并在警察调查时称，“不能让他把愤怒的矛头指向那些孩子。”
在日本，事务次官已位居公务员系统的顶点，通常过着富裕体面的晚年生活。这起杀子案中，官至次长的熊泽英昭被日本网民称为“上级国民”，其子是无业游民则被称为“下级国民”。
是什么让社会的中间阶层渐渐崩解？为什么不论身处“上级”还是“下级”，所有人都变得愈来愈不幸福？2019年8月，日本政论家橘玲的《上级国民／下级国民》出版发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思与共鸣。
在这本畅销书中，橘玲还写道，“一旦沦为‘下级国民’，只能带着‘下级国民’的记号老去、死去。只有‘上级国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污染了社会公平的源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社会等级森严。通常，天皇被视为“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后裔，既是神又是人，皇室中人则被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一家族的人才有资格继承皇位。
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则存在着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日本的这种“一君万民”的体制仍不乏流动性，不同等级间可以通婚，商人可以公开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
二战后，日本奉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低税收与低福利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当时，经济快速发展，失业率很低，几乎所有的青年阶层都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1989年1月，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病逝，时年55岁的皇太子明仁登基，日本进入平成时代。30年间，日本相继经历了1991年泡沫经济崩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影响等，经济开始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人口也迅速老龄化。
“全日本存款总额的至少6成，集中在60岁以上的老人手中。”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何以年轻世代趋于保守化》一书中写道，“学生在学时必须疯狂‘就活’找安稳头路，女子则拼命寻找高收入男性‘婚活’。”
橘玲更是在《上级国民／下级国民》中发出预警：阶层正以“世代”“正职工作／打工族”等路径加速分裂，分化为“上级国民”和“下级国民”，政府也成为“团块世代”最大的票仓，它轻易不敢触碰社会再分配、老人年金减免等政策。
“下级国民要义务劳动，薪水总额十五万日元”“奔向羽田机场的单轨电车上，挤满了要去度假的‘上级国民’大人”，从互联网上也可窥豹一斑，见证“上级国民”和“下级国民”的分野。
但在日本，“上级国民”和“下级国民”的划分并不能简单以贫富作为划分依据，这种差距是出身门第、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长期塑造的结果。
教育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才成长和阶层晋升。早在一百多年前，日本就开始重视教育的平等与普及，采取了教育设施均衡配置、全国统一教学要求、教师资源定期轮换以及学生就近入学等教育均衡化措施。
日本创立了一套保障教育公平的制度体系。1947年，日本政府还将“教育机会均等”写进《教育基本法》，并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采取奖学金的办法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入校学习；《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规定要对边远地区教育给予倾斜和扶持，《国家公务员法》则规定教师要定期流动。
现行的《学校教育法》还附带了一项决议条款，凡设置公立初、高中一贯制中等教育学校的，一律不得变相成为“考试精英学校”。
一系列举措在推行教育公平、普及义务教育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日本经济和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整齐划一、公平一致的“去精英化教育”却引起了社会各界“填鸭教学”“泯灭个性”的反思与批评。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公立中小学教育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了旷课逃学、成绩低下等现象，经济宽裕的“上级国民”阶层更愿意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
诸如“改分门”“加分门”之类的特权阶层寻租事件多次出现，也导致日本社会对“上级国民”的一轮轮讨伐声。 2018年夏天，东京医科大学招生丑闻曝光，其导火索是一名文部科学省前官员的儿子在不正当加分后入学。
日本《读卖新闻》援引东京医科大学内部调查报告称，至少从2006年开始，该校就多次对成绩进行违规操作，以减少女生和复读3年以上男生的合格人数。教育公平受损，这被视为污染了社会公平的源头。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熊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