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被认为是当代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此次中信出版集团一举推出他四部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以下是我对这四部著作的解读。
作者 |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从总体上来看，《枪炮、病菌与钢铁》最具思想深度和启发性，《崩溃》次之，另两部的启发意义虽或稍减，但也颇有可取之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戴蒙德在这本书的开头设置了一个“亚力的问题”，亚力是太平洋新几内亚岛的一位政治领袖，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指现代工业制品），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戴蒙德写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试图回答亚力的问题。
亚力实际上是在问：为何现代化（工业化）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新几内亚？这个问题与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韦伯之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和“孔飞力之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实际上异曲同工。
在这类问题中，韦伯或孔飞力的西方中心立场是显而易见的：韦伯之问要成立，他所说的“理性化道路”只能理解为“西方化道路”；孔飞力之问要成立，他所说的“近代国家”也只能理解成“西方式国家”。对此我们不必过多纠结，反倒是亚力的问题，比较不容易产生这方面的歧义。
有人嘲笑这类问题为“就是问梨树上为何没结出苹果”，这虽然从形式上有力消解了这类问题的理论价值，但确实不如尝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更有建设性。
戴蒙德就试图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认真解释梨树上为何结不出苹果。
要正面回答亚力的问题，前人已经尝试过几种路径。
第一种是从人种上来论证，即亚力之问中提到的“白人”和“黑人”有何不同。但这个路径直接指向种族歧视，政治上严重不正确，如今在“白左”主导的美国大学中是绝对的禁区，戴蒙德当然不敢去涉足，他还驳斥了这样的理论路径。
第二种路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路径堪称源远流长，也不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戴蒙德选择了这一路径。他说如果要他用一句话来交代《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宗旨，那就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按即人种）差异造成的。”
戴蒙德尝试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给出更为精细的论证，他设立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四条标准。
一是食物资源，包括可驯化的动物资源和可利用的植物资源。有了丰富的食物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人力从事觅食之外的工作，从而形成文化积累。
二是传播与迁徙的条件。有了传播与迁徙，文明才可能传播和交流。例如，欧亚大陆显然有利于传播和迁徙，而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中的岛屿，传播和迁徙的条件非常不利。
三是洲际传播的条件。欧亚大陆又独占优势，而美洲则比较差，澳大利亚就更差了（可以看成放大版的新几内亚）。
四是土地面积和人口。必须有足够大的土地面积和足够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发展。
从这四条标准来看，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区，毫无疑问，必定在欧亚大陆的某处。事实上，戴蒙德在欧亚大陆找到了两处这样的地方。
第一处是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大体上就是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古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根据现今已发现的证据，该地区确实是人类文明发达的最早地区。第二处则是中国，在戴蒙德眼中，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
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都没有出现欧美的“现代国家”，这怎么解释呢？
戴蒙德对肥沃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是“虽然先驰得点，可是后继无力”：“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发明的”，而经过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之后，权力中心一再西移，肥沃新月地带最终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自身却从此衰落了。
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对肥沃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可以及格，那么他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解释中国的命运了。戴蒙德知道，在145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技术领袖”。
但到这里，戴蒙德似乎感觉“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转而求之于政治制度。他认为欧洲的分裂要优于中国的大一统，他找到的证据是：欧洲有几百位王公，所以哥伦布可以在几次碰壁后最终找到赞助人，赞助他去“发现”美洲；而大一统的中国只要政府一声令下，郑和庞大的舰队就全面停摆。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最终落后了，分裂的欧洲最终胜出了。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于1997年，完成于1996年，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否则亚力的问题就会换成“为什么是中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了。在1996年，戴蒙德不可能想象到今日中国的崛起规模，这是我们考察戴蒙德的分析论证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历史局限。
事实上，到了今天，戴蒙德对中国文明命运的解释已经完全破产。郑和的舰队固然因政府一声令下而停摆，但是更加强大的舰队不是也可以因政府一声令下而再次走向深蓝吗？更不用说抗疫、高铁、北斗……这些大一统明显优于分裂的例子层出不穷。灾祸固然可能重现，但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同一个人群，成功必然比灾祸更可能重现，因为比起重蹈覆辙，人们更愿意模仿成功。
但是，我们又应该反过来赞赏戴蒙德，因为他对中国文明命运解释的破产，恰恰从理论上挽救了他前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现在，中国成了欧亚大陆上唯一“命中注定”要成功的土地。而在将来，如果人们还想用政治制度来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命运，他们为什么不能得出“大一统优于分裂”的历史结论呢？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在这本书中，戴蒙德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环境问题。这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有限地球时代”，意思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同时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其实人类从一开始就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我们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在已经有人类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还极为有限。但是，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旦出现，就显示出惊人的加速度。以人类历史的大时间尺度来看，几乎是转瞬之间，那两个遥远的极限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今天，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戴蒙德在《崩溃》的结尾处已经明确宣告：“我们不需要新科技来解决问题！”他的理由是：“虽然新科技或许有贡献，但我们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只需要’执行的政治魄力。”
《崩溃》全书正文分成4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个引子，类似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楔子”。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亚力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古代社会》，首先考察了历史上几个社会的崩溃，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亨德森岛、阿纳萨齐印第安人、玛雅人、维京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这些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主要是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耗竭了。当时那些社会中自然没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否则可以开发利用更多的资源），也没有全球化（否则有可能从别处夺取资源），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维持其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溃了。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九章）讨论了新几内亚、日本等案例。这从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7 章的结论—“环境恶化导致社会崩溃”。这一结论对全书的观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部分《现代社会》，讨论了4个个案：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多米尼加与海地的对比、中国、澳大利亚。本书原版出版于2005年，所以书中依据的是中国20年前的情况和数据。戴蒙德在关于中国的那一章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时有危言耸听之嫌。至于他将中国称为“摇摆的巨人”，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这方面他的认识仍停留在10年前《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状态。
第四部分《殷鉴》，重点论述为什么环保问题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要向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他们当然不能容忍；同样，你要发达国家的民众放弃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当然也不能容忍。而让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又不能容忍；这样一来，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未来最大的政治问题了。
曾经乌黑发臭的泰晤士河后来又流水清清、游鱼可见了，这经常被说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但问题是，如果只是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的工厂从泰晤士河边搬迁到发展中国家的某一条河边，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污染还是同样的污染，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发达国家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污染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的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戴蒙德希望发达国家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发达国家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即使发展中国家民众不反抗，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虽然戴蒙德将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他下面的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气氛。
“由于人类社会目前有竭泽而渔的倾向，不管用什么方式，在今日的孩童和年轻人的有生之年，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解决。唯一的问题是：解决之道是我们心甘情愿选择的，还是在情非得已之下，不得不接受的残忍方式，像是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
《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这本书可以视为一部关于新几内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因为作者在当地生活过很长时间，对当地社会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书中讨论了新几内亚当地社会的9个主题：社群、解决争端、养儿育女之道、如何对待老人、如何面对危险、宗教、语言及其多样性、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
这种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描述和讨论，原是欧洲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常见的，不过早期许多这样的描述和讨论，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视角和欧洲人傲慢的文化优越感。戴蒙德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将重点放在这本书的副书名上——“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他认为新几内亚社会的传统和处事方式，有值得现代西方人借鉴之处。这样的观点，在今天欧美高校中无疑属于政治正确的范畴。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这本书挑选了7个国家，从历史事件中讨论它们如何应对危机。这7个国家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美国。
书中讨论的历史事件，大部分也是关心历史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不过戴蒙德着眼于“如何应对危机”来叙述这些事件，就为这些事件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比如芬兰虽然在苏芬战争中让苏联付出了代价，但最终仍以对苏联妥协来为苏芬战争善后。又如日本以对外开放来应对1853年美国的“佩里叩关”，这一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关于智利的讨论，当然又会聚焦到阿连德政权的垮台和皮诺切特的军人统治，但戴蒙德对此的叙述居然让他的美国朋友感觉“这章内容是全书最可怕的部分”。
戴蒙德自述此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在他的认识中，“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2400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科时”。他也曾考虑过“定量研究”之类的方法，但后来放弃了，原因是样本太少（只有7个国家），“这个任务只能留到以后的项目中去完成了”，读者或许可以拭目以待。
本文摘自《枪炮、病菌与钢铁》解读册 2022.1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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