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洋房速写（作者画于1996年）
我对故乡塘栖最早的记忆，并不是那座名气很大的广济长桥，而是我家刚迁居此地最早租住的何家洋房，因了那时人小，无法到处跑。
1949年七八月间，父亲带着全家跟着他的同事兼室友陆砚清伯伯，从上海外滩23号的旧政府中央银行总行大楼后面的员工宿舍，搬迁到江南水乡陆老家的镇子——塘栖。
全家分成两拨：父亲母亲、我和一岁的弟弟沪生，携了皮箱、包袱等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到临平，再转坐临塘公路上的公共汽车来的；我的大妈（父亲的堂嫂）与哥哥汉生、姐姐勤勤则带着两张西式木床，一张行军床及五斗柜、小方桌等简单家具，搭乘塘栖去沪贩运西瓜返回的民船，从水路过来的。
父亲和陆伯伯没有跟着单位撤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新政府将包括他俩在内的十名旧职员，分派来浙江银行系统。父亲说，当时心里不安，感觉前景渺茫，只想在这老镇上暂且呆着，看日后情形再说，没想就扎了根似的，一呆就是四十多年。我们尤其是我这样的小孩子，全都成了塘栖人，并将此地当成自己的故乡。
我们在东横头殷家弄的陆家花园稍作落脚后，陆伯伯就陪父亲去看打算租住的房子，看的是西横头汤家弄内的何家洋房，当时那里是镇上最好的房子之一。
租房事宜当即谈妥，立马就搬了过去。我们租住的是楼上东边的南北两间，每月租金七斗米。那时房间内的布置我没有记忆，但房子的整体外形是深印脑海的。
我们都看过谢铁骊执导的故事片《早春二月》，并对孙道临扮演的剧中男主角萧涧秋头回去地处江南的芙蓉镇，在老街上行走的镜头，印象颇深。想象中，我父亲当时来塘栖，与影片中的场景应是相似的。
时年三十七八的父亲虽白白胖胖，生性温和，但看上去仍气宇轩昂，他身边是个头稍矮戴金丝边眼镜而气质不俗的陆伯伯。他俩在东石塘、西石塘的廊檐街上行走，颇引人注目。据说，有街面上的店家和路人交头接耳，互相探听：“刚刚迢过去格大块头啊里来噶啊？”
陆伯伯小名忠良，塘栖人都叫他陆忠良，是镇上名绅陆亦梅的独子，一直在外埠银行里谋事。当天晚上，我们刚刚入住的何家洋房遭了贼。不过我家两间房门都用内插销插住的，那毛贼没能撬进，因此没什么损失，只是我哥我姐的两双刚洗了晾在走廊上的球鞋，被捋走了。
房东何家损失较大，何家的理常阿姐告诉我，那天，她们刚请了裁缝师傅来，给全家大小做衣裳，放在客堂案板上的衣料等被卷走了，她的一双高帮套鞋也没了……有趣的是，当时，那贼进屋，她父亲还在房间看书，听见房外有声响，以为是猫狗在窜动，还特过去将房门掩上……
其实，父亲并没有多少钱。我家祖籍在扬州城里，两岁时祖父即病故，祖母没有改嫁，搬进柴房，居所出租，将他和大他一岁的姑姑拉扯大，很不容易。他在开封银行和我母亲结婚不久，即遇日寇向关内大肆进犯，跟着银行一班人转移到汉口、重庆……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才回开封，最后到上海的总行上班。他只是股长类的普通职员，月薪虽有二百四五十元，可家里人口多，还有亲戚需要照顾，早年是靠拆卖祖屋，才葬了祖母。从沪来塘栖时，为便于携带，他将财产换成了小黄鱼——金条，塞进掏空了的肥皂内，肥皂箱虽沉，相对不易引人注目，那可是我家的全部老本了。
记忆中，何家洋房朝北的后面，还有一幢单层一幢两层的房子，是主楼的附属建筑。其中三间平房是何家的柴房，当中一间曾改作住房，另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底层是木质地板，质量上较南面的洋房要差一点。洋房前面的铁栅院门外，一直通到运动场旁边的，是一片用密密匝匝的槿树当“枪篱笆”围着的果园，在我们小孩儿眼里很大，种着各种果树和桑树。
这儿除了房东何家和我家以外，还有何家祖母的亲戚卓柏森伯伯一家，租住在后面的两层楼屋里。卓伯伯俩夫妻有一儿一女。大家进进出出，使这一片很热闹，人气很旺。
在我四到五虚岁的年把中，房东何思诚先生刚从原先供职的上海《申报》馆回到故里，并在西石塘水沟弄附近开了一爿“文化书店”，兼卖文具。在我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份五十年代初单位开具的证明，所用竖条文的淡黄信笺边上，还印着“塘栖文化书店”字样，应是从他的店里买的。他回来后担任了镇人民法院陪审员，并成为杭县出席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四位代表之一。1951年初，浙江省军管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亲笔写信给他，邀请他去省政协工作，他遂离开塘栖去了杭城。
印象中，性格开朗的何师母喉咙蛮响的，是位爽快人；还有一位思诚在上海后娶的小妈——大人们都叫她“新姑娘”，白皙文静，跟谁说话声音都很轻。
何家的子女中，从大到小是：理常、守方、理容和理仁。我们住进去那年，“新姑娘”赵昭容生下老五守正。大家都叫这个虎头虎脑的小毛头为“阿五头”。
在这批小孩子中，我哥哥姐姐与何家的老大老二年岁相仿，都是十二三岁或者十三四岁。我则与阿四理仁，以及房客卓家的女儿尧文同龄，都是属狗的，四虚岁。弟弟沪生，小名大平，只两岁，还在学习走路。
记忆中，这批哥哥姐姐们除了在院子里、园子里热闹，还经常出园子的西大门，沿着汤家弄去南面的运动场上白相（“白相”意为玩耍）。弄的东边是何家果园旁密密的槿树，西边是沿着围墙长满杂草的斜坡（前不久才知道，那围墙里是在杭城做律师的安家，那里的房子雕梁画栋，相当精致，虽只是单层，却也是镇里排得上号的好房子）。我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后面，他们走得快，我只有一路小跑才能勉强跟上。而何家养的那条大狗，常兴奋地窜在最前面，有时也跑到后面，像是赶过来催促我：快点，快点！
所谓的运动场，当时只是一大块白地，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劳少麟先生在担任塘栖的市西镇镇长时，将原先那里的一大片坟冢清理后开辟的。这对几乎没有一块大面积平地的水乡老镇而言，非常不容易！
老人们说，那以后，镇上的中小学校都来这里开运动会，小孩儿来这里放鹞子，青年人来这里学脚踏车……当然，后来还有许多镇上的大会，也都在这里搭台举行。
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哥哥姐姐们玩的“拜堂”游戏。扮演新娘子的是四姑娘理仁，头上扎了身上披了红绸巾；我则扮演新郎官，好像没有什么装扮。两个大小人一组，分别面对面将我和她“得”起来，由着他们抬过来抬过去，接着在客堂上三拜九叩，最后送入旁边的“洞房”……这成了我幼年最早也是最深的记忆。
那时，父亲在镇上的银行办事处上班，主任嫌他的工资太高，遂被降为每月47元。我家的日子开始拮据，父亲就嫌这里每月七斗米的租金高了。正巧，被分派去湖州的陆伯伯要将陆伯母、儿子召南和召章、女儿锦云都迁去那边。陆家花园的房子空了，便要我们搬过去住，白住，也是给他们看守房子。这样，我家离开何家洋房，从西横头搬到了东横头。自然，做人不能客气当福气，父亲还是每月付他三元钱房租。
迁居塘栖时，我家在镇上举目无亲，在何家洋房住了年把后，何家成了我们的熟人。搬离后不久，母亲带着我去西横头看望老房东。
我当时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可一进院门，何家养的那条大狗，看到多日不见的我，亲热得不得了，竟然迎面对着我站立起来，用两只前腿搭在我的左右肩膀上，伸出热烘烘的大舌头，在我脸上一个劲地热吻！我生怕它给我脸上咬上一口，吓得几乎屁滚尿流……就因了这条太过热情的狗，随后的近十年间，胆小的我再也不敢涉足这幢房子。
监制|丁前程 郑莉
编辑|周倩
文|省交通运输厅 蒋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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