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坦：“中学西渐”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立足于经济学术史的考察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绵不断传承发展的根基，也离不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实力基础。文化自信不仅要求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就经济学而言，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学是西方传入的“舶来品”，而中国传统时代儒家学说“讳言财利”，悠久而发达的中华文明中似乎没有“经济”的位置。其实不然，在世界大河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赓续绵延、源远流长。古代中国就创造出领先世界若干世纪的经济成就和灿烂文化，具有发达而丰富的经济事象、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蕴积成为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学说与理论——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经济学术基础。

笔者历时廿余年，深入考察浩如烟海的各种文献，逐步发掘、爬梳、考辨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及其发展变迁和演化转型的艰难历程，勾勒出一条亘贯千载的中国“经世济民”之学演进发展的轨迹。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演进并非隔绝独行，离不开更大的背景脉络，因此有必要置中国于世界学术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以证实人类文明的“共同创造”。从经济学术的“中西互动”中，可见经济学术发展的相互影响与互相促进的基本态势，这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本文正是基于“共同创造”与“中西互动”的理念，在世界经济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国经济学术对西方主要经济学说的影响，论证经济学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创造”，中国也曾为之做出贡献。通过这样的研究，更能辨清和夯实我们的“文化自信”在经济学术领域同样具有史实根据。

从迄今的相关研究来看，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和贡献较少得到系统考察，就连不否认中西学术相互影响的论点，在经济学方面也被认为主要是中国受西方的影响。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学术的近代转型的确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分不开，这就是“中西互动”之“西学东渐”，笔者对此也进行过较为系统之考察。但是，既然是“互动”，并非单向的西学“传入”，就不能只看这一个方面。在18世纪以前，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水平与西方相比都居于领先地位，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包括经济思想和学说）都比较发达，并对西方世界产生影响，最著名的史实就是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大量进入欧洲，日用物品、园林建筑等成为欧洲时尚；中国的典籍文物、制度典章、思想学术成为欧洲知识界的思想动力，促进了反封建专制以及启蒙运动的开展。

伴随“中国热”的“中学西渐”是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西方的典案，也是中西方经济学术双向互动的重要环节，可以说经济学及其发展与中外交流相关。然而，学者在“中西互动”理念认识方面还较薄弱，或以“天朝上国”之“闭关自守”一言以蔽之。以往的研究主要注重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论及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则是凤毛麟角。例如，民国时期留学哈佛大学的早期“海归”学人，也是1949年以前最有成就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大家唐庆增指出：“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外邦实产生有相当之影响，细读西洋哲学及政治经济名著，即可了然，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历史者，如于此点忽略，不足以称完璧。”这是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很有见地的论点。因此，基于“共同创造”与“中西互动”理念的实证考察，有着探索史实、正本清源的重要意义。

诚然，中国这时的经济思想与学说并非独立学科。需要特别提示：西方经济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面世之前，西方同样谈不上有独立的经济学科，而且也是政治与经济不分。即便经济学术组织，如1885年才有美国经济学会的筹划（直到1923年正式成立），1890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创始。也是在1890年西方才正式出现以“经济学”命名的书，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因此又怎么能够苛求影响西方的必须是中国独立的经济学呢？我国大量的相关文献都蕴涵于“经史子集”之中，包括各类经济相关文献，中国对外的经济交流除了直接贸易外，对西方的影响主要就是通过大量文献的外传来实现的。与此相应，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也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留学生等的输入译介和交流学习而来到本土的。实际上，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由来已久，并非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的事；特别是西方从文艺复兴经产业革命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也是西方世界逐步超越中华文明而居于先进地位的重要时段。

这里有必要简述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有史实根据的大概可以追溯到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直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就连有争议的“谁最早发现美洲”论题，也有英国学者提出新论据证明是郑和最早发现美洲，尽管还需要深入研究。尽管上述活动的经济因素并不突出，但宋元时代的市舶贸易特别是文化交往的意义就很重大。直至入清百年，虽然施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外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即使不计传教士的东来，仅我国主动性的，尤其是民间性的对外交流活动也不少，并有案可查。这时的国也是“锁”不住的，“睁眼看世界”逐渐成为时代大潮，不仅是国人主动学习和接受西学的动力，也是中国文化西传的路径之一。

谈到留学，一般认为留美的容闳（1828—1912）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1847年赴美，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实际上此前不乏其人，如郑玛诺（1650年到罗马留学，后任教）、沈福宗（1680年到里斯本留学，后到罗马及法、英等国，携儒家经典和诸子书籍入欧）、樊守义（1707年到都灵留学，后居意大利9年，著《身见录》）、杨德望和高类思（1751年到巴黎留学）等等，许多人是清顺治至道光朝到欧洲的。为培养中国留学人才，1732年那不勒斯设中国学院(又名圣家书院、文华书院)。方豪先生撰《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共收录132人，其中同治后18人，而同治前达114人之多！

那时的留学人员不少是学习神学的，而杨德望和高类思却与经济学相关！1751年他们到欧洲深造，在法国的教会学校学习法文、逻辑和神学，1763年在巴黎的神学院毕业后任司铎（神父）。次年，他们得到国务大臣也是法国“中国热”的推动者之一、重农学派的好友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的引荐，会见了时任里摩日州州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安纳·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杜尔哥是继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也译弗朗斯瓦·魁奈）之后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和魁奈一样极为崇尚中国文明，也很重视了解中国的情况。见到即将归国的杨、高二人，杜尔哥向他们提出若干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为之写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提要，要求二人回国后从有关中国的财富、土地、劳动、地租、资本、赋税等经济问题，造纸、印刷、纺织等工艺问题，以及自然资源、物产、历史等方面来搜集中国的资料。为了使这两名中国留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和意义，系统了解重农主义的思想主张，杜尔哥还专门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引导他们掌握相关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回国后能顺利完成相关资料的调研搜集。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本名著被视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先驱，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杨、高二人回国后尽管遇到困难还是尽力搜集相关资料，并定期向贝尔坦汇报，还协助在华耶稣会士汇编由法国资助出版的《北京教士报告》。法国重农学派就这样从中国留法学生和耶稣会士那里获得了有关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资料，以及中国的水稻、桑树和茶叶栽培术，中国农具制造术，粮食储存法等资料。到杜尔哥担任法国财政大臣时，便借鉴中国发展农业经济的经验和重农主义理论进行改革，后因权贵反对而被迫辞职。但从中国资料与思想中汲取的养料，丰富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与学说。可以看到，正是在有识之士延绵不断的艰难跋涉中，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中西交流遂蔚为大观，这也成为中外经济学术“双向互动”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学西渐”并非仅是国人的贡献，能够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并了解中国，西方的旅行家、商人、使臣，特别是传教士都起了作用。如果说这些人对华夏古国的热情除了职业的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仰慕中国的经济繁荣与文物昌盛，那么“中学西渐”唤起西方思想家和学者更多目光的，则是中华文化的哲理精神。17、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曾引起西方学者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兴趣，从莱布尼茨（G.W. Leibniz）、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 dat, Baron de 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法文原名Francois-Marie Arouet）到康德(Immanuel Kant)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孔子学说中的无神论、民本思想等更为看重。哲学家罗素（B.A.W. Russell）认为，东西方的接触可能对双方都是富有成果的，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效率，而西方可以向中国学习某些沉思的智慧，这些智慧使中国生存下来并长期延续，而其他古老文明则都已消亡。的确，在世界大河文明中唯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而连绵不断，赓续着昔日的辉煌并昭示着灿烂的未来。

德国学者汉斯·波塞尔（Hans Poser）是莱布尼茨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他指出：“17世纪欧洲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那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热情，可从他们了解中国的渴望而知。仅就当时介绍中国的重要文献而言，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是16世纪欧洲人研究中国的集大成之作，在16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达46版之多，至今被认为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国人熟悉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其《中国札记》1615年出版后，30年间再版12次，被译成6国文字。曾德昭（Alvarez Semedo）的《大中国志》1642年出版，到1678年已再版9次，被译成5国文字。利玛窦往往被称作来华传教士第一人（其实比他早的还有），他于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把中文的“孔夫子”拉丁化为Confutius，使之开始输入西洋人的观念之中。1673年神父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把Confutius改成Confucius，这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中法文对译本《中国人的学识或孔夫子的书》。殷神父和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此前就翻译出版了《大学》，稍后又翻译出版了《中庸》和《论语》。此后在英文和法文中，孔子都采用以上译法，意大利文用Confucio，德文用Konfuzius，俄文用Konfutzii，西方世界普遍知道了孔子和儒家。早在1626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就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并传回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被传教士带回欧洲的大量中国文献中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后被西译和流传，对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书正是中国“经世济民”之学的文献学基础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政书的西传和西译，为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提供了论据。唐庆增（1936）总结说，自17世纪以来，“十三经”已迻译十余次，各国文字皆备；老子《道德经》之译本有70余种，此外如《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等等，皆有英、德、法文译本。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主编《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大卷，达2500页之巨，并有插图，1735年在巴黎出版，后出多种文版，为欧洲早期汉学奠基之作。此书影响之大非比寻常，其源自耶稣会士的中国见闻与记述，分别记载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和教育文化，其中一些资料成为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研究中国专制制度的直接来源。孟德斯鸠《法意》中多处提到中国，也多取材于此书。伏尔泰对于中国有着广博而丰富的知识，也与其读过杜赫德的书有关。另外，司马迁的《史记》由法国著名汉学家，被称为欧洲汉学第一人的沙畹（E. Chavannes, 1865—1918）译成法文（未完）并加了许多注释，即《司马迁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ne），于1895至1905年陆续在巴黎出版，此后还有法国学者的补译。《史记》西译不同于此前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和儒家经典的西译，而是深入到了中国史学领域，其中有称得上是“最初的经济专论”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相关研究，就是使用了司马迁的作品，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反复说明《史记·平准书》是“中国王室财政学”，也是保存至今“中国最古老的国民经济学文献”，以下详论。

中国典籍传入欧洲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莱布尼茨被认为是欧洲试图全面了解中国的第一人，对重农学派很有研究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马弗里克（L.A.Maverick）称其为崇尚中国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认为正是他使人们开眼看到中国的榜样，并且极力主张当时在欧洲各国首都建立起来的文化研究机构把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作为目的之一。马弗里克是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英译本的译者，上述观点出自其1946年“英译本绪论”。伏尔泰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最具有宽容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国度，其巨作《风俗论》将中国置于正文首章。在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有关中国的条目中，他提出，“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些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他专门指出中国人在经济以及经济学术方面的贡献，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也有对中国的不同看法，如孟德斯鸠曾批评中国“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康德提到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怀疑中国人的道德。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古到今都维持着原状，“从无发生任何变化”。然而，在欧洲与这些“不同的声音”相左的看法和论点更多，如魁奈就很典型，他对孔子及其学说尊崇备至，并认为其胜过希腊圣贤，他本人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对孟德斯鸠的观点进行了全面反驳，赞美中国的制度，认为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中国的自然法则带来了繁荣。

概括说来，“中学西渐”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国人的出使、求学乃至经商等走向世界，更主要的是西方的旅行家、使节、商人、学者，尤其是传教士来华之后，向西方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发明创造、物产财富、生产经营、文物典籍、思想学说及典章制度等，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震撼和反响，这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前人，就中国火药西传对攻克封建堡垒的意义、指南针对于航海业的兴盛、印刷术带来文化传播的革命等，都有论述。美国著名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1942年所撰《中国物品西传考》（China's Gifts to the West），指出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800年，中国给予西方的，远远胜过了从西方得到的；还说中国的一些发明创造，不仅完全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为整个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卜德还撰《中国思想西传考》（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着重介绍了中国哲学、政治体制、经济理论、教育思想、科学发明乃至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的确，除了“器物文化”外，“制度文化”如中国科举制对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也不无作用，经济制度与政策也为之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国思想文化包括经济思想与学说，对西方世界也很有影响。

国内外对“中学西渐”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在经济方面较为薄弱，相关的专门性研究如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就是对有关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中学西渐”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另一视野，即可以考究近代“舶入”的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中国要素的可能性。实际上，早有学者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在其1931年出版的《欧洲经济学史》“附录”中，就以“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为标题论述相关问题。此外，唐庆增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中国上古经济思想是随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而“流入西土”的。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学说从宏观角度看也可归入“文化”范畴，学术的发展演化本身就是文化变迁的重要部分。至于中西之学何为“源”、何为“流”、有无关系、有何种关系等等，需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但中国文化的西传亦即“中学西渐”确是可证的事实。那么，在“中学西渐”中到底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对西方经济学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具体又是什么？以下就选取西方经济学中法、英、德等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考证分析。

依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典案的选取依照时间顺序并注意逻辑关联，首先从法国重农学派理论中的中国因素来看儒家经济学说的影响。重农学派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相对产生较早，其思想理论同中国的关系也较为紧密，成为研究的首选案例。

考察法国重农学派理论中的中国因素，主要探究同为农业国家的中法两国，在经济思想与学说方面的联系。中国经济思想中“本末”范畴以及“重本抑末”政策，均是以“重农”为前提的，代表了儒家的经济主张和学说。这些范畴和政策源远流长，远早于重农学派的思想学说。魁奈作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和重要代表，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秉持相当尊崇的态度。对于法国重农学派与儒家经济学说的关系，前人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意见并不一致。谈敏在其所译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该书就是当时法国的经济学家“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认为19世纪末欧洲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法国重农学派时，大抵都不同程度地提到魁奈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不过，据巫宝三先生考释，自1837年法国布朗基（J.A. Blanqui）的名著《欧洲政治经济学史》问世以来，在多种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唯德国人翁肯（A.Oncken，也译“翁康”等）的《国民经济学史》论述此问题较多，这与翁肯曾编辑魁奈的著作有关。谈敏提到亨利·希格斯（H.Higgs）在其《重农学派》一书中，明确说到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特别强烈的影响”；又说1907年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发表《18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为最早以标题形式进行的专论。笔者注意到毕诺在《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提到中国对法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毕诺发表重农学派与中国关系的论文,论及重农学派反驳怀疑中国人的道德和指责中国专制政府的言论。

王亚南的名著《中国经济原论》附录《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也提到泷本诚一《欧洲经济学史》附录《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旨在反复说明重农学派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中国的“四书”和“五经”。德国学者阿道夫·利奇温（Adolf Reichwein）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重农学派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情形，构建他们关于国家经济基础的学说。一些系统性的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著作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而直接接触西方的学者也提出了意见。20世纪30年代，留欧学者阎宗临先生有机会直接接触欧洲各国文献，其在法文博士论文中明确提出，魁奈完全是把中国作为他重农主义原则的依据。留美学者唐庆增则谈到，“法国重农派经济家思想，受中国经济学说之影响”，还设专章“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所生之影响”，重点研究中国对重农学派的影响。他研究了重农学派学说的大纲、自然律、农业、租税等，得出“重农派经济学家与中国学术界关系极深”的结论；他还具体分析了魁奈学说中的自然法、足民、重农、租税等内容，再次强调魁奈“经济思想受中国上古经济学说影响特深”。相关论点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都肯定魁奈从当时的“中国热”中汲取了西传的中国文献，如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等直接成为魁奈研究中国专制制度的素材，这就为“渊源说”提供了文献学的证据。根据《中西文献交流史》所述，记载中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的《通志》《文献通考》等，都被传教士带回并译成法文本流传。

“重农主义”一词译自Physiocracy，原意是“自然的主宰”，含有服从自然法则之义。法国重农学派是由以魁奈为首的一些关心经济问题、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组成的，主要还有奈穆尔（D.Nemours）、利维埃（M.L.Riviere）以及杜尔哥等。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将重农学派与重商主义并列。魁奈曾在1736年发表《动物经济论》，其经济学说基础的社会哲学已经在这一著作中开始萌芽。魁奈有关经济方面的主要著述，如1756年发表的《租地农场主论》，1757年发表的《谷物论》，另外还有《人口论》和《赋税论》等，1758年发表的《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第1版等。《经济表》此后又有补充和分析，并且出了多版，成为其经典性代表作。1767年起他在《公民日志》上分4期连载《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曾提出：“只有依靠智慧的这种自由活动，人们才能够发展经济学——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伟大学科。”经济学在魁奈学说体系中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其目的是通过研究保证人类社会能使支出再生和持续的自然规律，以使支出达到可能的最大的再生产。他将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多次肯定魁奈的学术贡献，曾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称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在《资本论》中则指出，“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

其实，欧洲的重农学说并非自法国重农学派为始，从古希腊、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那里都可以看到相关论述。而且并非欧洲如此，可以说“重农”是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思想的共同特征。但是，法国重农学派不同于其他重农学说，它是继重商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理论学说的再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崇尚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并从政体制度分析中寻求其经济理论的合理依据。魁奈的经济学说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表》中，这是第一个有关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解，以封建主义为外观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尽管存在缺陷，但重农学派“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理论体系，对此后的西方经济学术发展很有影响。中外学者均有对《经济表》的研究，有些提到其中的中国思想因素。如认为《经济表》这部经济学的古典著作，早在18世纪便被看成是与《周易》有关的论著，不论是魁奈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在谈论《经济表》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之与《周易》相对照。有关《经济表》受《周易》影响的论点，主要认为《经济表》是中国古代自然秩序原则的具体化和系统化，仿效《周易》的六十四卦，还与中国文字有关。谈敏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其是“中西合璧的崭新结晶。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包括了《经济表》内一些最具独创精神的重要思想与方法的萌芽”。他还概述了马弗里克、后藤末雄等各国学者关于《经济表》与中国的“自然秩序”原则之关系的研究。

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是“自然秩序”，在魁奈的《经济表》和他1765年的《自然权利》中都有表述，在该学派其他成员的著述中也有反映。魁奈认为，“所有的人，以及一切人类的权力，都必须遵守这个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不过，人们“是自由遵守的，没有任何强制性”。因为利益动机“向人指出遵守这些规律可能获得的好处，自然规律保证人们能够得到报酬”。由于人是具有理性的，人们遵守自然秩序获得利益与报酬的理性行为应当是自由的，政府不应限制和干预经济。魁奈以中华帝国作为遵循自然秩序的楷模，强调说，“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将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称为是“符合自然规则”的，是自然秩序的体现。该书第二章第一节专题研究中国的“自然法”，还对中国皇帝“亲自耕种一块土地”津津乐道。为《魁奈经济著作选集》所收录的是此书的第八章——“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作者对“自然法则”和“自然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认为自然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确切地规定适合于一切人的自然法，这是永恒存在的、不可改变的，显而易见是最好的法则。

根据自然秩序学说，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学派就从自然秩序引申出经济的“自由放任”说。有研究认为是魁奈杜撰了“自由放任”一词，或是法国人把“无为”这一概念翻译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主张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在法国，“自由放任”之说最早大概可以溯源到与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Legendre），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赋予其丰富的经济内容。这在经济学说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可以说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于其上的。人们一般把创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原理归功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对经济学说史有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斯密从魁奈那里得到了启发，这样的论点延续至今。

肯定重农学派学说具有中国思想渊源的论点，多认为上述自然秩序论与中国古代的“天”“道”“理”等思想有关，“中国数千年来，天道观念牢不可破，代天行事者为天子，天命即自然律。凯奈重视自然律，认自然律即中国先哲之所谓‘道’”。魁奈的确提出“自然法”有物理的和道德的规律，被认为是受到孔子道德学说的启发，“顺天之道”“取法于天”“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思想，成为了重农学派的思想特色。也有研究认为，魁奈的自然法则学说中还有中国道家“无为”思想的因素，甚至影响17、18世纪欧洲多国。值得注意的是，“无为”并非道家所独有，有研究考证分析出土楚简和相关文献，若干证据都证实儒家也有“无为”思想。因此，重农学派从中国的“法自然”“无为”等思想中汲取养分并不限于儒家思想。

再来看重农学派理论的基本特征——“重农”，这也被认为是与“自然法则”相一致的。魁奈提出“重农”是自然法则必经的路径，而农业古国中国的悠久、广阔和繁荣，都源于遵守自然法则。他在《谷物论》中提出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这与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所倡导的“以农为本”“重农”等颇为相似。1749年魁奈担任宫廷御医的时候，就通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举行模仿中国古代皇帝重农的亲耕仪式——“籍田”。这一仪式在古代中国确实是以皇帝亲耕作为勉励农耕的象征，许多文献如《左传》中就有记载。就经济思想而言，重农思想的突出标志就是认为财富的来源出自农业，只有农民才生产财富。魁奈认为农业才创造“纯产品”(Produi net)，论证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中，他提出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只有农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须的武装力量。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他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商鞅的“务本”“利农”“足民”和中国历代的“富国强兵”主张，以及如《大学》中的“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的“重农”主张和强调“农”为创造财富的“本业”等思想，在魁奈的表述中似曾相识。魁奈不仅认为“农”应当受到重视，同样也视其为国家之“本”，他的许多论述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据巫宝三先生研究，在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史》中，提到《经济表》初刊有题辞“农民穷困则政府穷困，政府穷困则国君穷困”。唐庆增也记述了魁奈所说的“Poor peasant, poor kingdom; poor kingdom, poor king”,这与《论语》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说法如出一辙，难怪魁奈有“欧洲的孔子”之称。

概括地说，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是有影响的。从“自然秩序”与“道法自然”学说、《经济表》与《易经》卦说、自由放任思想与“无为而治”主张、重农及“纯产品”学说与“农本”思想、土地单一税与中国古代赋税思想，以及人口、财产等方面的思想同中国学说的关系等等，都可以探寻到两者关系的蛛丝马迹。正如谈敏所说：“所有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法国重农学派在创建他们的经济学说体系过程中，是以中国作为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几乎所有重要的重农主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中国思想的印记。”不过，也有学者如巫宝三先生提出，重农学派有其欧洲学术思想渊源与传统，他引用熊彼特（J.A.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中关于魁奈思想“直接来自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之论，指出“魁奈的重农观点有它自己的形成过程”，中国对其的“影响应从重农学派固有的学术思想与外来的学术思想的融合去理解”。其实，早在此前就有更严厉的不同意见，如王亚南并不赞成泷本诚一提出的“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指出“但仔细加以考察，就知道这段传奇的说明，完全不合事实”，“我们单从表面上，见到他称赞中国的专制政治，就说他的重农思想是导源于中国，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这些不同意见也应当引起重视。

对于重农学派是否有中国思想的渊源，其理论学说是否受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的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受影响等等，虽然见仁见智却不能否认两者有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王亚南的上述批评意见中，却也提到斯密曾在着手其大著《国富论》的著述以前，“问道”过重农学派诸子。王亚南与郭大力一起翻译《国富论》，他的意见应当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18—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在英、法两国发展。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就在此前两年魁奈才逝世。斯密在巴黎客居时曾接触重农学派，在《国富论》中他将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并提，这对奠定前者的学术史地位意义重大。特别是在经济思想与学说理论上，斯密的自由经济主张同重农学派有相似之处，从而一些研究认为他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其中，最明晰的意见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亚当·斯密“深受重农主义的影响”。赞同这一论点的代表性学者如法国的夏尔·吉德（Charles Gide，也译夏尔·季德）和夏尔·里斯特（Charles Rist，也译夏尔·利斯特），以及美国学者黑尼(L.H.Haney，也译韩讷)等人，都很有影响。唐庆增提示，“当知亚丹斯密斯曾受法国重农经济家之影响”，“彼受重农派之影响，故其学说间接的与中国经济思想亦不无关系”。他还提到斯密书中“常叙述中国之经济状况，如农业、工艺、国外贸易、货币、利息、劳工、土地税等问题，皆屡屡论及”。也有一些人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如著名的《亚当·斯密传》作者约翰·雷（John Rae），就不同意把斯密说成魁奈的弟子，但他不否认斯密“确认魁奈居于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首位”。当然，我们不必拘泥于“魁奈受中国思想影响而又影响了斯密学说”这样一条学术逻辑链，据此考察斯密学说与中国思想的关联，不妨直接从司马迁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学说，以及斯密有关中国的研究论述两个方面考察。

我们知道，斯密理论体系的立足点——“经济人”假设，建之于人的“自利”性理性行为，《国富论》中那句经典的话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样的论说在古代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约公元前87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表述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是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论题，如宋人李觏说“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连一般被认为强调“灭人欲”的理学家程颐都讲“人无利，直生不得，安得无利？”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有关“人性”的本质分析，同经济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或许“殊途同归”。于是有西方人称司马迁是“中国的亚当·斯密”，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人的赞誉，也为汉代人司马迁与近一千九百年之后英伦三岛的斯密被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

前辈学者对于司马迁与斯密学说的联系有过一些研究。如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大家、京都大学教授穗积文雄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在论文《东西经济思想的相似性》中，专门比较司马迁与亚当·斯密，认为司马迁是其所见的“对经济现象有正确理解的第一人”，同时肯定斯密因著《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他指出，司马迁是“自由放任论者”，其“善者因之”之论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非常相似”的。穗积的学生桑田幸三则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研究，明确指出：“司马迁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进一步说，熊彼特的思想，其动态论和发展理论的内容，在《货殖列传》中已经有了。”他还比较研究了两者主张自由经济、强调富国等经济思想，提出司马迁关于农、工、商、虞是国民衣食源泉和富国富民原动力的学说，“可以说同亚当·斯密对国民财富的论述如出一辙”。分工理论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基础，斯密将分工视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源泉；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确实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特别是他肯定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经济功能，肯定社会各行业存在的合理性。《货殖列传》提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阐明这些行业都是“衣食之原”，而“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接近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讨。司马迁还阐释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规律，揭示社会不同行业在财富创造中的差异，并主张“农末俱利”，反对政府与民争利，以实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这些思想是否可以视为《国富论》的先驱或滥觞呢？

提出经济运行规则“看不见的手”，无疑是斯密《国富论》的重要学理贡献。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由于“自然秩序”的作用——即市场经济机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能够导致普遍的社会福利。斯密通过对这一原则的阐述，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基础。著名经济史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认为：“对于这种自然秩序的信仰其后果是很明显的。政府的管理不见得会比无为而治更有效些。”自由的市场经济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之所以被认为与斯密理论有相通之处，与其重视道家的思想特色分不开。司马迁非常崇尚“法自然”，即《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依循自然规律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就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此即司马迁的“善因论”的具体表述，即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不要强行进行人为的干预，这确是对经济自由发展的经典论述，早于西方近一千九百年！迄今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不提到这一点，直到近期还有学者通过比较《国富论》与《货殖列传》《道德经》，研究分析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中国思想溯源。诚然，为了更具说服力，有必要考察相关的学术研究史，用史实说话，这也是经济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斯密理论，学经济的大多比较熟悉；而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经济思想与学说，则有必要择要列举近百年来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目录，考察前人的相关研究主题和内容。

笔者注意到，司马迁著作中多处谈到“因”。“因”这一概念就是指顺应事物本来规律而发展，这在中国哲学思想中表述最多的就是“无为”。一般说来，这是道家学派的标志性概念，如《老子》第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等，其实不然，儒家经典中同样有若干“无为”。如《礼记·礼运》“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礼记·哀公问》中记录“孔子对曰……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左传·昭公十三年》“无为为善矣”；《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等。与此相应还有一种表述，就是“故”。如《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故者，以利为本”就是指依循事物的本性、常则就有利；这里的“故”即规律、常则。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注释此句：“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也。利，犹顺也，其语自然之势也。”顺宜物性就利之，这也就是司马迁的“因”。正由于儒、道两家都有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崇尚道家而又生活在“独尊儒术”时代的司马迁，才可能且能够在中国第一部正史中堂而皇之地反对“与民争利”，倡导农、工、商、虞各业并重。他不仅用了大量篇幅记述范蠡、子贡、白圭、乌氏倮、巴寡妇清等人经商致富的情形，而且还在《吕太后本纪》中评述当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结果“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在《曹相国世家》中，司马迁称赞曹参秉持清静无为，而“天下俱称其美”。坦率地说，迄今对道家思想以及儒道关系尤其是它们在经济思想中的体现的研究还很不够，而对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的深邃思想内涵，及其所阐发的“法自然”主张与自由经济、市场理论等的关系，还有下大功夫研究的必要。

再来看亚当·斯密。后人在研究斯密学术的时候，常因理解其传世的两部著作所阐释的“自利”与“利他”等问题的“不一致”，而形成所谓“斯密问题”。《道德情操论》自1759年面世后颇得好评，连续出了6版；《国富论》则于1776年3月9日问世，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罗尔《经济思想史》中，他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熊彼特更是明确地说：“《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这些不仅说明了两书的关联，而且证明斯密的经济学是有其伦理学根源的。《道德情操论》中译本的“译者序言”，开篇强调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认为“他在《国富论》中建立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为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我国思想理论界的关注；特别是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因此，我们在考察斯密学说与中国问题时，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可以结合他的两部书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道德情操论》中有关中国的具体论述，此书中译本译自1833年伦敦英文版。第三卷第三章“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谈到“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她的全部亿万居民”；第五卷第一章“论习惯和风气对我们有关美和丑的看法的影响”讲到了中国妇女裹足；第六卷第二篇第一章“论天性致使个人成为我们关心和注意的对象所依据的次序”提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第六卷第二篇第二章“论天性致使社会团体成为我们慈善对象的次序”提到中国的繁荣。简言之，《道德情操论》中谈中国并不多，而且在此书中看得出斯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很有限，基本上没有超越欧洲社会从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人那里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繁荣等资讯，而这些材料对于斯密的学说很难说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斯密1764年陪同巴克勒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1765年圣诞节至1766年客居巴黎结识了伏尔泰、魁奈和杜尔哥等人后，回国用了十年时间完成《国富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国富论》中斯密有许多对中国的论述。如第一篇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谈到“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期已有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又说“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第一篇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中，讲到“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第一篇第九章“论资本利润”同样谈到中国之富庶无比却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而且“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此后，第一篇第十章“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第一篇第十一章“论地租”、第二篇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第三篇第一章“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第四篇第一章“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第四篇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第四篇第七章“论殖民地”、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第五篇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第五篇第二章“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等等当中，都讲到了中国。如说“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中国金银之比，依然为一对十，或一对十二”；“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不过，这所谓十分之一，从宽估计，以致许多地方据说还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三十分之一”；如此等等。笔者注意到，斯密在“论重农主义”中谈到：“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又说：“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支配，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末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这些内容，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资料是不可想象的！

透过斯密的上述记述，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的了解尤其是有关经济的若干内容，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较前都有了明显深进。据考证，斯密不懂中文也未到过中国，从他的论述来看，《国富论》所依据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传教士、旅行家乃至其他身份者都可能直接或间接提供给他有关中国的见闻素材，这从其藏书中也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前述斯密曾客居“中国热”兴盛的巴黎，不仅可以获得其研究所需的丰富资料，而且能够与结识的重农学派学者等进行交流。《国富论》中有关中国的论述，涉及到中国的农业、工商业、赋税、资本、货币、价格、矿产、内外贸易、交通运输、人口、地理位置等方面，以及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分析，及其与欧洲或其他国家的比较等等。在斯密博大的经济学叙述体系中，中国已有了一定的位置。在斯密那个时代，有关中国经济的相关研究，即使国人能够涉猎的文献有如此之广者也是很难得的，更不要说理论阐释了。当然，斯密的认识深度还是有限的，结论也未必都正确，例如他说“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从而中国“停滞”了等等。我国学者也有对他的论点进行反驳的，王亚南指出，斯密是最初对中国政治形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表示意见者，不过认为中国那时已经“停滞”的论点迄今也有一定的市场。

应当指出，外国学者谈到或研究中国并不一定证明中国就是其学说中的因素，关键看其是怎样研究或论述中国的，是否作为其学术体系之构成要素来研究，是否作为其基本理论或重要学说的组成部分来考察，是否作为其系统性的学理分析因素来阐释。而且要看其是在什么样的著述中进行论述的，该著述是否具有学科的基础性、原理性、系统性和普遍性，是否为其代表作，在学术史上地位如何等等。《国富论》对中国的论述能够满足上述各项要求，而且其既非欧洲“中国热”时的风潮景仰，也不是对中国经济状况的一般描述，而是置中国若干经济问题于其系统性的经济理论阐述体系之中，使理论性经济学著作融入了中国的内容。换言之，斯密是在建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将中国的相关内容作为这一体系的要素——世界上几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之一——来比较阐述的，即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中就包含中国因素。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即使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与斯密的学说或可称之为“殊途同归”的话，《国富论》中斯密论中国则证实了其理论体系融入了中国的因素，中国的经济状况类型以及经济思想与学说都对斯密学说的建立产生影响。早在1923年的中国，《学艺》杂志就曾刊出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专号，可见斯密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其中还刊登了研究斯密学说与儒家经济思想关系的论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货币思想与理论是独具特色的。中国的货币经济发展很早，货币的种类以及流通相当发达，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就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及后来的“会子”等。随之而产生的货币思想及理论探索也非常丰富，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货币思想与学说理论，并对西方产生影响，本文撷取中国货币思想影响德国货币理论的两个经典案例进行考察。

第一个经典案例是，中国货币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得以呈现。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阐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及其相关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个中国人，即清代徽州人王茂荫。或许正是由于上了《资本论》，王茂荫才为国人更多地知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说：“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83］”这里的注释［83］是这样写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

《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在1867年问世，第2版于1873年出版，第3版是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后的同年11月刊出的，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到1890年第4版时恩格斯的序言开篇就说：“第4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释最后确定下来。”他对照了马克思亲笔所记的笔记和德文、法文及英文各种版本并进行了一些处理，上述有关王茂荫的内容没有作任何改动。可以认为，在马克思生前身后，《资本论》提到王茂荫的内容虽然是在注释中，但经过多次再版的核实、检验得到了确定。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有关货币的职能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马克思恰恰在这一部分谈到王茂荫，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以往的许多有关《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中国货币理论史或经济思想史研究，甚至对王茂荫货币思想的专门研究，都提到了马克思这个注释，但大多仅仅是“提到”而已，没有更多的分析，甚至不再问为什么王茂荫会出现在《资本论》中等问题。然而，这位中国人的货币学说如何会走向世界，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出现，成为经典作品的理论阐述的组成部分，很有深入考察的必要，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蕴涵中国货币理论因素的可能提供了论据。

先来看看王茂荫是何许人。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南乡杞梓里人。清嘉庆三年(1798)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当地“十室九商”，其祖、父都是大茶商，并北上京师开办茶庄，算得上有见识懂经营。道光十年（1830），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1851年升任御史，185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1854年他因再议钞法震怒朝廷而调任兵部右侍郎，1858年因病请求开缺，1865年病逝。王茂荫历仕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为官敬业两袖清风，他主管经济事务，也有政治眼光，以直言敢谏声震朝野。其贡献尤以改革币制的思想主张影响最大，著有《王侍郎奏议》等，另有部分文稿编入《王茂荫集》。他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名臣都赠送挽联称颂有嘉。那么，王茂荫在货币理论方面有什么突出建树？

清王朝自顺治年间一度发行过少量钞币，直到道光朝的一百数十年间再未行钞。咸丰元年(1851)清廷增收赋税、开征厘金筹措经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这年九月，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条议钞法折》，提出改革币制，建议发行有限量的纸币并采取分批增发的方式以缓和危机。他总结：“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者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难以经久亦略相似。”他分析历史上“铸大钱”都三五年而废；钞币则起于唐代“飞钱”，北宋“交子”行了七八十年，南宋“会子”始终使用，而且元代也“皆以钞行”，到明代还沿用，也是百有余年。他认为发行纸币并不可能“无弊”，相比之下“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所以建议行钞但必须注意防弊。他陈述应革除历代行钞的十大弊病，提出了“推钞之法”“拟钞之值”“酌钞之数”“精钞之制”“行钞之法”“筹钞之通”“广钞之利”“换钞之法”“严钞之防”“行钞之人”共钞法十条作为发行纸币的保障，他称之为“以实运虚之法”，其钞法以“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为宗旨。

但他的建议因反对通货膨胀，不能满足朝廷填补偌大财政亏空的需要，而没有得到批准。而在他之后同样主张行钞的花沙纳，由于其方案持无限制行钞法，发行额上亿，颇得朝廷赏识。1853年6月，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这是一种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银票，12月又发行“大清宝钞”，这是一种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政府都不承担兑换责任。同时，清政府还铸造了当十、当五十、当百以至当五百、当千的“大钱”，各种办法用尽，致使当时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物价飞涨，民怨鼎沸。此年，王茂荫被升任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朝廷知道他懂得商品货币和经济事务，要他拿出办法既为国解忧又平息民愤。他上任之后，先后上了《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论行大钱折》，以及后来的《再论加铸大钱折》《请酌量变通钱法片》等奏章，反复条陈他对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意见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咸丰四年(1854)三月五日，他再度向咸丰皇帝上的《再议钞法折》。在这道折子里，他重申“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他指出，钱钞已发行百数十万，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持钞之人难以购到物品。对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关键就是要可兑换。他还解释说，前两条是“以实运法”，后两条则是“以虚运法”。他认为这样“而不至于甚为民累。虚实兼行，商民交转，庶几流通罔滞”。总之，就是要求朝廷担负起兑现之责，以制止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他还提出情愿为行钞之弊而代朝廷受过，说是尽管所行钞法“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庶几浮言稍息，臣虽废黜不敢怨悔”。

然而，可悲的是咸丰皇帝和他的臣僚们却并不买其账。王茂荫的奏章不仅未能感动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替罪羊”之借口。咸丰皇帝看了王茂荫的奏章后相当恼火，硃批斥责“王茂荫身任贰卿，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款内，何漠不关心于国事至如是乎？”说王是“实欲钞之不行”等等。三月八日军机户部专门上《议驳王茂荫意见》折子，提出：“王茂荫身任户部，管理钞局，未能一律办理平匀，惟专利商贾，所见甚偏……尽属有利于商而无益于饷。且该侍郎系原议行钞之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所奏均不可行。”这一天，咸丰再发布上谕，斥责王茂荫在钞法初行之时“先不能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大胆”。王茂荫被“着传旨严行申饬”调离户部。马克思《资本论》注释中说的就是此事。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到王茂荫？或者说清代官员的货币学说怎么能够成为《资本论》的内容？王茂荫是徽州人而且也曾亲自经商，徽商自南宋崛起，至明清而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徽商精神”可与促发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相媲美。王茂荫注意考察分析中国历代货币思想学说与措施的利弊，使之在清廷财政危难之际被起用。中国货币思想能够走向世界，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货币理论之悠久、之丰富、之先进在世界货币史和货币理论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再一方面是王茂荫本人与他的时代提供了走向世界的需要与可能，而这些对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而言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论“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时候，在注释中提到王茂荫的。1854年中国发生的事，在1867年德国出版的《资本论》中就有记述，而且是在讲述货币理论时被提及，可见在《资本论》作者的思想中，古代中国的货币思想特别是有关纸币的理论和措施是值得参考的，至少具有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提供相关参照的理论价值。很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是注重的，王是《资本论》中唯一被提到的中国人。马克思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这在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中得到证实。王茂荫事件当时名震朝野，被那时驻北京的俄国人记录下来，后又由德国人译成德文在柏林发行，为马克思所看到并运用。有研究考证王茂荫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来龙去脉；笔者也曾基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考证徽籍士人的经济学说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关联，提示注重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及其价值。

第二个经典案例是，中国货币思想出现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社会经济学相关研究中。国人对韦伯并不陌生，其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说曾风靡中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是韦伯的社会经济学重要著作，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娅娜整理出版，初版是在1922年。到1955年，此书由约翰内斯·温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再次整理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韦伯此书中有关中国经济的论述主要就是货币问题。

韦伯与马克思一样，也在研究货币经济时谈到了中国。他说：“从中国的货币史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技术上的铸币材料被利用来铸币和非铸币用途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具有深远的后果，因为那里发行铜币，造价昂贵，铸币材料的开采量强烈波动，条件特别明显地摆着。”他谈到金属货币问题时，指出“金属的造币用途和非造币用途是相互并存的。但是，只有铜（在中国）的非铸币用途有时对估价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论述似乎提示我们，他对中国的货币史是有所了解的。不过，他在讲货币铸造中“官许凭证”即造币要由“官许”时，却这样说：“当然，国家自己造币或者在政治权力控制下造币——在中国曾一再出现完全缺乏政治权力的控制，在欧洲中世纪也只是相对地存在着这种控制——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存在着对制造货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准则。”他说中国造币曾一再完全缺乏政治权力的控制，这与事实是有距离的。

韦伯专门提到：“1910年阴历5月24日的造币法规颁布之后，中国的货币（‘圆’），也是‘局部地区性的’，只要在章程里未提及的物质材料兑换率确实不存在。”他认为：“因为仅仅局部流通的货币地区不同货币的比价，对这个货币地区来说，从长远来看，将会有下降的趋势，而这只有完全封锁时（从前在中国和日本，现在所有那些由于战争实际上还相互封锁的地区），才不会回过头来影响国内价格。”“铸币金属整个生产和——造币的和非造币的——加工垄断化（在中国有些时候已成为现实）在理论上的边缘效应，在若干货币地区进行竞争和使用工资的工人的情况下，并没有拓展人们也许会相信的那样新的前景。因为倘若有关的金属货币用于一切中央向地方的支付，那么任何限制铸造或者在财政政策上定出很高的价格（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的尝试，就会像在中国那样，出现很高的造币利差。起初，货币同金属比较，价格十分‘昂贵’，因而矿山生产（采用工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无利可图。反过来，后来随着矿山生产越来越受限制，就会出现一种‘反通货膨胀’（通货萎缩）的作用，这个过程（如同在中国，那里这个过程导致暂时完全开放自由铸币）将会继续向货币代用物，向着自然经济过渡（在中国结果就是这样）。”姑且不论他的这些认识是否确切，注意他明确地指出，“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诚然，采取很笨拙的形式——在货币经济的原始得多的情况下，在中国反复在铜本位币制中尝试过，然而遭到惨重的失败”。他还指出16世纪后中国通过贸易增加货币储量，而中国和印度在公元初几个世纪里还是“完全陌生的经济区域”。此结论对于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而言，作为某些局部性论断可能有其道理，而论定整个中国均如此则不敢苟同。此外，说中国货币经济“原始得多”也有悖史实。

有关货币支付政策问题，韦伯说：“中国的铜币和纸币政策以及古代罗马的铸币政策的准则，将在适当的地方将会提到，它们不是现代的货币支付政策，仅仅是中国同业公会的银行券政策（汉堡马克银行券政策的楷模），在我们的意义上是合理的。”把中国的铜币和纸币政策仅仅看成是“同业公会的银行券政策”，显然与事实不符，中国的货币理论的先进性是得到公认的。韦伯在关于国家货币理论补遗中又指出，“‘货币支付’管理机构如果下定决心，在正常的情况下，确实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随时（比较上）‘随心所欲’不管用多少数量的纸张来制造行政纸币（甚至完全可以用铜币——在中国——来与银币、尤其是金币进行比较）。而且耗费（比较上）微不足道的‘成本’。最最重要的：可以纯粹酌情考虑采用多少种面值的钞票，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纸币的面值额，与所用纸张的量没有什么关系。铸造金属货币时，显然只在辅币形式中出现过……”。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纸币的面值，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如此另当别论，但仅仅将纸币的面值“与所用纸张的量”相联系，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韦伯将货币支付视为资本主义的赢利形式，他在论述所谓“赢利的资本主义取向”方式之一的货币资金支付时，指出“凡是世界各大洲存在和平的地方（统一的帝国：中国和晚期罗马帝国），它们也都到处枯萎了，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的赢利形式，只剩下商业和货币交易”。这是韦伯透过货币经济的形式，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换言之，在韦伯的理论中有若干因素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熟知的宗教伦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不过其中之一，而社会经济内容的多种要素都直接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经济与社会》的谆谆告诫！

实际上，韦伯并非仅仅关注中国的货币问题，他从中国社会、城市经济、行会组织、生产技术、官僚体制、学术思想、宗教伦理的方方面面研究考察中国，并且同样是把中国作为不同于欧洲的社会经济类型进行比较分析，这也是社会经济学的学理特征。他谈到了王安石，也论及李鸿章，他掌握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是可观的。显然，在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理论中，中国有其位置，至少是作为比较类型的重要典案出现的。韦伯正是在阐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过程中，建立起他的社会经济学体系的。因此，中国成为其庞大的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众所周知，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种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的宗教观念、经济伦理与各自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为国人熟知的名作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力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于1904年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1920年韦伯去世前修订为一部出版，作为其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第一部分。其主要研究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进而分别考察中国、印度的宗教以及古代犹太教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他肯定中国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发达，保存经济文献很早，却缺乏理性精神。他提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存在过”，甚至重商主义和福利政策及“自由放任理论”等，中国也“一直就有的”，但“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或者说缺乏“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这些论点在《儒教与道教》中得以深入阐述。

《儒教与道教》是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名著，韦伯在1915年所写，最初于1916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第41卷第5册，后经过补充修改收入《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第1卷。这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著作，可以证实中国在韦伯社会经济学体系中的学理意义。韦伯不懂中文，在该书的开头他认真论列了其研究所借助的若干西文著述和西译的中国书刊，如理雅各（J. Legge）西译的《中国经典》，包括了《论语》《大学》《中庸》《春秋》。《中国经典》中的部分内容收入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所编《东方圣典》，后者还收入了《孟子》等，《道德经》也有了多种西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所译《史记》成为韦伯的主要素材，故而他说司马迁关于贸易问题的论述是“典型的中国王室财政学”，同时也是保存下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最古老的文献”。

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相关研究文献，成为韦伯研究中国货币等问题的核心史料。能够提供足够的研究资料，不仅说明中国文献的西译程度，而且表明当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已具有的规模。韦伯提到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认为其是从康有为近代改革派的观点出发阐述了儒教的学说。他也参考莫尔斯（也译马士，H.B.Morse）的书；还有艾约瑟（J. Edkins）1913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的货币》（Chinese Currency，此书最初于1901年出版）；以及Wei（1914）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问题》（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此书同陈焕章书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刊行。陈著出版后，《中国维新报》《独立报》《美人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字林西报》等都有评介，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M.Keynes,1883—1946)为之写书评。这些文献可以再次证明，在韦伯的社会经济学术体系中，中国是有份量的。

《儒教与道教》开篇即谈中国“货币制度”，这是韦伯经济制度分析之开宗明义，他认为货币制度与城市和行会，都同资本主义产生密切相关。但他提出，中国虽有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因而不利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很早，但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的城市多是处于集权政体和军事统治之下，缺乏西方城市的自主性地位，所以尽管中国的城市以及行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却不能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不能发展出独立的市民阶级。没有独立的市民阶级和有效的货币制度，则阻碍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用了十多页篇幅研究中国的“货币制度”，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与社会》等著述中有关中国货币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然而，韦伯说中国“直到近代，货币经济也不如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那样发达”。埃及托勒密王朝是在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通的传统主义，它一再使各种严肃的币制改革失败”。其所用的史料主要来自研究《文献通考》的二手著述，并依据他人的研究，对唐代的货币问题、宋代的纸币问题，以及宋至明代的银、铜、纸币的比值与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研究，其论断则不分时代和具体情况，全部作为“中国”货币经济的“证据”。他提出“货币本位政策参与决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不仅国家的货币政策失败了，而且国家推行货币经济的尝试也失败了”。他还指出，“尽管货币经济广泛存在，但是传统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几乎全是小农经济，工业生产则是手工操作”，“直接凌驾于小市民和小农之上的，是世袭官僚制的国家机器。无论从法律上看，还是主要从事实上看，都没有中世纪西方的封建的中间层”。这是韦伯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阻碍其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性分析。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在政治上不受政府藐视的自觉的市民阶层。”

货币问题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与其他方面有关联的，不妨展开来看。韦伯认为“中国的税务管理，由于计量技术十分落后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却又说商鞅“被视为理性的国内行政管理的创始人”。他还重点探究军队制度与王安石的变法尝试，说“王安石试图通过一场理性的改革，为建立一支应付自如的能派上用场的军队创造资金条件。如果把这种改革实验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只有从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提法才是贴切的。就是说，它很像托勒密诸王实行的垄断的银行政策与粮食存储政策（尽管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政策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基础上”。他详细描述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主要依据伊万诺夫（A.J. Iwanoff）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著作《王安石及其变法》。他说，“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的最大规模的试验，是11世纪王安石设计的国家对全部收获物的贸易垄断。这种垄断除了要取得财政利润外，主要是为物价平衡服务，并且与土地税改革联系起来”。那么，韦伯是怎么谈中国官员的经济政策和见解的呢？他说，“中国和古代东方现实的国家政策总是对经济运转听之任之”，“只有军事的与军事财政的利益，正如我们已经讲的，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对经济生活进行相当深刻的干预，包括摊派、垄断和征税：一部分是重商主义的调节，一部分是等级制的调节”。又说中国“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商业政策”。在这句话下面，韦伯作了注释，说司马迁“王室财政学的财政政策的对象不是对外平衡，而是稳定带来的国内太平”。这再次证实了司马迁的学说对西方经济学术的影响，尽管是不同的影响。在亚当·斯密那里成为自由经济的要素，而在马克斯·韦伯这里却作为中国没有近代商业政策的反证！但是，司马迁经济学说传到西方并产生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即便如此，韦伯在此书终章的“结论”中，没有忘记再度重申《史记·平准书》“是最古老的中国国民经济学文献”，这是否能够提示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学说的确对西方产生了影响呢？是否可以认识古今中西的经济学术都有其自身发展和相互交流的过程，西方的经济学中也包含着中国因素，经济学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创造呢？

本文篇幅已然相当可观，须写简要结语。笔者二十多年来倡导并致力于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同时强调研究中国需要有“世界视域”和参照系，置中国于国际学术发展大背景之下，开展较长时段的经济学术发展考察。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比较就谈不上特色，没有比较也只能盲目自信。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深入经济学术史考察，成为中国经济学构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路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需要以同西方“接轨”为目标，本文的探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方面为我们的学术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史实论据。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