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受访者供图/图）
2019年，85后作家林培源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他在清华大学的博导格非为这本小说集写了推荐语。在一次做完活动回北京的高铁上，格非对林培源说，希望他能写一部更厚重的、更有分量的作品。“格非老师的这种期许给我的影响是挺大的，能够感觉上一辈人希望从你的作品里看到成长的部分。”
相较1980、1990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群体，林培源认为，80后、90后作家的创作很难在内部达成一致。“以前的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与它们要对话、思考的问题和对象是密切相关的。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历史在离我们远去。”
当代文学研究者、南师大教授何平梳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基本上在30岁前后写出了成名作，45岁之前写出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从更久远的现代文学的传统看，巴金、曹禺、路翎，无一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鲁迅，我们经常说他是中年作家，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也才37岁，《呐喊》和《彷徨》写出来的时候也在45岁之前。”
当何平追踪80后和90后创作者时，发现他们几乎全部面临着“代表作困境”。
何平有一次和一位90后作家对谈，这位年轻人说：“我们正处在三十岁上下，写着或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何平说，期刊编辑能否在这个时期发现他，考验着编辑在变动不居的文学环境中，把握新的文学可能性的能力。
“我们这一代作者在发表作品前，都经过编辑无数次的修改。编辑老师对于我们，就像今天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作者都要听编辑的。”声名鹊起于1980年代的作家王安忆告诉媒体，他们那一代的作家，都是在期刊编辑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文学一度具有“轰动效应”，各路精英挤在文学这条小道上。以《收获》《人民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期刊一度是文坛的中心——《收获》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00万册。文学期刊几乎是青年人走入文坛，“发表文学作品、实现作家身份的唯一途径”。
如今，大多数期刊很难在传播力上达到曾经的辉煌。一位文学期刊编辑对南方周末记者表达诧异：“现在还有人看文学期刊吗？”
19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是文学期刊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是文学期刊运行最为艰难的一年。文学传媒（主要包括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等）的生存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直至‘断奶’，相当一部分纯文学期刊相继‘改嫁’或‘关门’。”曾任职于南京大学的文学评论家黄发有在论文中写道。
进入网络时代，文学写作的渠道和版图变得复杂。如今，不止一位青年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会优先想到在豆瓣这样的平台上发布小说。
2017年，90后作家陈春成开始在豆瓣上传自己的小说，随后受到了豆瓣网友和出版编辑的青睐。这似乎是一个读者之选和文坛视野相叠合的结果。2020年，陈春成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出版后，余华盛赞：“陈春成给了我一个惊喜。我想起NBA，他们对那些充满潜力的年轻球员有一个形容：天空才是他的极限，这话也可以用在陈春成的身上。”
“从文学的观点和趣味上来讲，（豆瓣和文学期刊）已经并轨了，只不过豆瓣相对更自由一点，它没有期刊那么严格的审稿制度。你可以发现豆瓣的作者是很容易就转场到传统文学期刊脉络上去的。它有点像一个年轻作者的集散地、文学自由市场，出版社也到这个市场上去挑人，期刊也去挑人。”何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要么就在网上写出名；要不然就是拿奖”
2020年，长篇小说《慎余堂》在文学期刊《十月》上发表后，80后作家李静睿的父亲激动坏了。对曾经的文艺青年、地方作协成员的父亲来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你知道吗？1949年以后，整个自贡能在《十月》上发长篇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李静睿倒是很平静，因为“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有别的被看见的路径了，文学期刊只是其中之一”。
李静睿（受访者供图/图）
2010年左右，李静睿在一家知名媒体做法律记者，闲时在网上写写博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写专栏，很快有图书编辑找来，要帮她出随笔集。“我开始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出随笔，我想出小说。”对方劝她“曲线救国”，“先出第一本书，出了之后你再顺势出第二本就容易了”。靠着专栏得到一些知名度，豆瓣阅读的工作人员也打电话来，于是有了她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李静睿直言，自己能写出来，更多是靠“运气”。年轻时写小说，她并不认识文学圈内人士，也找不到什么发表的渠道。她没主动给文学期刊投过稿，听别人说“很难”，投三四个月收不到回应很常见。李静睿至今未加入作协。
一般而言，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被《十月》《收获》这样的主流文学期刊选中，会受到当地作协的关注。在一些省份，青年作家加入作协后，如果能在主流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则会得到等额或者多倍稿费作为奖励，也会在申报一些文学奖项时得到帮助。
2021年第十届全国文代会闭幕后不久，12月21日，中国作协出台了关于联系服务作家及基层文学组织的相关意见，加强对基层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青年作家和网络作家等群体的发现和培养，并提出对基层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入会给予政策支持。
“对大部分年轻作者来说，基本上就两条路，要不然就像陈春成那样在豆瓣上写出名了，要么就在网上（其他平台）写出名；要不然就是在文学期刊里写了之后拿奖。”李静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青年作家郭爽很幸运，一出场就被文学期刊关注。2014年，她在一家媒体的文化副刊部当编辑。写完人生第一个小说《把戏》后，她把作品发给了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看。朋友是70后。她本来想着把小说贴到豆瓣上去，朋友劝她，还是应该投到期刊。在这位朋友看来，文学期刊代表着一种“标准”，被挑中则意味着作品“达到了普遍的文学水准线以上”。她把小说发给了《上海文学》的金宇澄，对方没回复。两个星期后，《上海文学》编辑发来邮件，表示要发这个小说。
直到进入到文学期刊的发表系统，郭爽才对期刊的作用有了真切的认知。2018年，她在《收获》“青年作家专辑”里发了小说《九重葛》。那次的发表机会来自编辑吴越的一次主动发掘——吴越在《天津文学》看到了郭爽的一篇非虚构作品，主动找她约稿。那一年，《收获》和清华大学写作中心合办了一个青年作家工坊，由格非主持。郭爽感慨，原来有这么多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人在写小说。“因为《收获》的影响力，你会被别人注意到，就会有一些约稿的机会，可能就写得更多，或者发表得更多。”
文学期刊至今保留着严格的审稿制度。前几年，编辑吴越觉得85后作者更“靠得住”。“比如说同样都写警匪题材，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刺客爱人》就能够从警匪类型的命案线索进去，揭开一个年代的盖子。这跟有没有见过世面有关，这个世面是指阅读的和经验的。如果读得够多，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写，因为别人都写过很多遍了，或者你的体验也缺乏对这样的题材做出更深的创造的可能性。”
“可能不写小说的人或者局外人，很难感知文学期刊对作者、对文学生态有什么作用。”郭爽拿她2021年10月刚出的小说集《月球》举例。“《月球》是跟单读合作出版的。但它收的小说其实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更早的时候，这些文学期刊的编辑已经知道我在想什么，在写什么。他们也为这些小说的成型，为我的长进、突破做了很多的努力。相对出版，文学期刊跟作者贴得更紧，更在前面一线。期刊的编辑，可能也不太为外界所知，我觉得他们是付出最多的一批文学工作者。”
2020年，郭爽有一个中篇小说《挪威槭》发在《收获》上。小说中，郭爽写了一个女儿与父亲同游莫斯科的故事。拿到稿子后，编辑吴越一下捕捉到了小说里那个“被征用的父亲”。
林培源最近几年把写作的主阵地挪到了文学期刊。过去，青春写作和商业出版的潮流让他一度并不缺乏读者。但在他看来，曾经的“新概念”和“青春写作”在很多方面“溢出了小说的框架”，青年文化研究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尽管文学期刊如今已难以造成“轰动效应”，“但是作品在期刊发出来之后，在编辑、作者层面，在学界、评论界（的层面），相对比较闭环的环境当中，较能引起一些关注。”
“陈春成、班宇的这种出道方式，放在二十年前，不太能想象。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但不能因此放大网络新平台对文学新人冒出头的作用……我认识的一些90后、80后写作者，对于在传统的文学期刊发作品，还是很重视的。不管是四大花旦（注：《收获》《十月》《花城》《当代》），或者其他的一些刊物，起码在这些刊物上面发作品，文学圈会知道。”林培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写作很孤独，需要各种鼓励”
李静睿如今在小鸟文学App做编委，负责看来稿，回复周期是一个月。这是一个刚成立一年的文学内容App。接受投稿的前三个月，邮箱“爆了”。李静睿感到震惊：“（没想到）中国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青年写作群体……有很多青年作家给我投稿，有很多人都是在一种特别无望的情况下，没有地方发表，也没有地方出版，得奖就更遥远了，好多人辞掉工作来干这件事儿。有些人给我们的邮箱里面一投投二三十篇稿子……”
在小鸟文学的投稿邮箱里，李静睿印象最深的一个短篇小说，作者是一位17岁的高二女生。她写了一位同性恋的父辈，类似于《断背山》的故事。李静睿惊讶极了，“一开始，我都不太敢相信是她写的，我甚至都有点怀疑，把那个稿子到处给人看，让他们帮我判断一个17岁的小孩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
李静睿认为，这样的题材在主流的文学期刊里很难发出来。“（所以）你发现有很多游离在大家视野之外，或者传统文学期刊圈子之外的人，他们在很认真地写，也写得很好。”
李静睿不久前见到了一位图书编辑，对方说，因为销量不好，很多出版社已经把原创、年轻作家的这条产品线砍掉了。
这些年，图书编辑罗丹妮出版了双雪涛、班宇、陈春成等青年作家的原创小说，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馈。这位入行十余年的图书编辑时常受到同行邀请，让她讲一讲发掘青年作家的方法论，但她一概拒绝了。她回忆当年策划这些选题，更多靠个人信念，并没有提前预知后来的市场反馈，“我会有比较盲目的乐观，如果我和我所在的出版团队，这个小的共同体，判断这是一部好的作品，我预估不会给公司赔钱，就会放手去做。”
但她仍然觉得媒体对青年作家的关注太少了。“面对年底的盘点，我尤为伤心。因为2021年原创小说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作品，但可以看到在各类榜单和评点里，原创小说整体占比很低，榜单大部分是引进版图书以及社科、历史和非虚构纪实类作品。我们长期关注原创作家，小说和非虚构题材都做，所以才有立场说这样的话。像2021年杨潇的非虚构作品《重走》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入围了多个榜单。但其他很多我关注和阅读的小说都未被提及。”
罗丹妮认为，本土原创市场的低迷原因是多重的。“出版业是一个高投入、低回报的行业”，出版从业人员、媒体、电商平台、读者都身处其中，互相影响。
“今天严肃阅读面对的挑战、纸质出版物的困境，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大家能够分配给读书的时间有限，如果我要买书，可能不一定选小说，就算选小说，我也不一定要选一个原创小说，我可能选一个经典的作家作品，或者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跟我同代的、我都不太知道的作家，冒这个险呢？”罗丹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文学奖和媒体的年度榜单是新人作家能被看到的另一重要渠道。
官方主办的文学奖往往有申报主体的要求。以“旨在奖掖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的茅盾文学新人奖为例，申报主体为“中国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所属各学会”等机构。2021年12月，因网剧改编走红的紫金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
罗丹妮曾经供职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和如今所在的单读，则推出了各自的机构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和单向街书店文学奖。
“我特别希望一些比较冷门的人能够多拿一些奖，我自己写东西就很知道，写作很孤独，很需要各种鼓励。”李静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稿费比版税还多？
2016年，80后作家钱佳楠入选爱荷华“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在美国接触了一些青年作家后，钱佳楠发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也不是很好。“很多要么靠家里帮忙，要么去读文学写作、创意写作硕士。”
钱佳楠（受访者供图/图）
在美国，通过读一个创意写作的硕士项目成为作家是一种“传统”。1897年，爱荷华大学创立创意写作项目后，培养了一批蜚声文坛的作家。
爱荷华创意写作项目的老师多为知名作家。一次课堂上，导师Margot Livesey带读《呼啸山庄》。小说里，叙述者洛克伍德先生进入呼啸山庄后，做了噩梦，但什么也没发生。直到做到第二个噩梦时，叙述者才发现了凯瑟琳的鬼魂。Margot Livesey问：“那为什么要写第一个梦？”
“这是一个小说写作者需要关注的，不是一个批评家需要关注的。我在爱荷华的时候，很多老师让我知道了，从写作者的角度应该怎么去读小说。”钱佳楠说。
受国外创意写作项目激励，国内很多高校也陆续开设相关学科。《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是复旦大学第一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师从王安忆。他回忆，自己从导师那里获得的最深刻的创作经验，是留意小说里的“经济”问题。“比如小说里要写一个人，得搞清楚这个人是怎么生存下来的，钱从哪来，需要给一个虚构的东西建立起很扎实的基础。”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微博账号复旦创意写作发现，在2021年全年，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在各类文学期刊发了至少30篇小说作品。
钱佳楠介绍，美国有非常成熟的经纪人制度。“作家都有经纪人，作品一出来，经纪人会把它卖给书商，如果书商看到商机，作家有可能会拿到一个价格非常高的出版合同。”经纪人每年也会挑选创意写作项目学生的作品，“就像选秀一样”。
罗丹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的图书出版市场和美国的“经纪人”体系并不相同。“我们整个出版的业务和利润是不足以养经纪人的。”
此外，在中国，原创图书出版的版税并不足以供养一个青年作家的写作。“比如，一本书定价40块钱或45块钱，一个年轻作家能拿到的版税10%顶多了，低的甚至比7%还少。现在我们的原创文学的平均销量就那样，你不能拿畅销书比。一个青年作家，如果他的小说能卖一万册，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你看他能拿到多少？就几万块钱。他可能在文学期刊上发了稿子，按稿费算，都比他的版税还多。”
近几年，李静睿供稿的文学期刊的稿费普遍稳定在千字500元到1000元之间。在《十月》上发的长篇《慎余堂》，是她“拿过的单笔最高的稿费”。“但我说的稿费标准，是《收获》《十月》《小说界》这样一流的文学期刊，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文学期刊，千字能够有100块钱就不错了。”
美国的严肃文学期刊多由大学的英文系或创意写作系主办，一般不支付稿费，钱佳楠也不知道这些期刊都有谁在看，但严肃文学期刊的优势是，每年年末评文学奖时，这些发在严肃期刊上的作品，会得到一定的关注。有着较大读者群的《纽约客》等商业类刊物，虽然发表小说，但数量极其有限，对青年作家来说，门槛极高。
钱佳楠如今在海外用英语写作，2021年凭借英文小说《To the Dogs》拿到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
郭爽曾经拿过德国的写作奖，在柏林文学研究会提供的住处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她发现欧洲人对亚洲文学兴趣的排序，兴趣最大的是日本，可能占到了80%的兴趣，剩下的20%是亚洲其他国家。“有了这些了解和认知，就不会盲目地去想象欧洲，或者想象欧美的文学。他们有他们的传统，有他们的一套体系，没有必要按照他们的体系来判断自我。”
郭爽（受访者供图/图）
“一旦（一个青年作者）有一个契机，进入一个文学场域，接着，他的作品会有一个很密集的爆发期，你会发现，突然间某个作者频频在各个刊物上发东西，然后他可能就有机会出一本书。”林培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打动更多中国人的（80后、90后）作家，还没有出现”
80后、90后作家一登场，就被批评界以十年一个代际为标签做了划分，也隐含着一种“期待”。
“他们会用他们对1980年代冒出来的那批作家的期待，要求现在的青年作家，他们觉得你们写的题材太小了，天天写的就是都市里的年轻人的生活，眼光不够大。但是，他们并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和那个生活经验是相隔的，我们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钱佳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对于80后、90后生命经验相对平顺的看法，多位青年作家都表达了质疑。
“我们没有遭遇像‘文革’或者是上山下乡这种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处在剧烈的城乡迁徙中。我出生在贵州，考上大学就离开家，大学毕业到广州，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亲戚，没有同学，这样去生活、扎根，现在莫名其妙又到上海生活。你可能没有办法回到父母身边，你只能往前走，这种生命经验不剧烈吗？包括独生子女，你的父母开始老去，你怎么去处理这种伦理的牵扯，这些不剧烈吗？”
郭爽不久前为一个小说题材到深圳调研，去了高新科技企业的园区，看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拿着高薪的年轻人，过着压力极大的生活，“这些不是一种非常深刻又痛苦的经验吗？”郭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面对“断代”，“新一代作者还能不能像莫言一样写作”，李静睿直言：“我不喜欢继承衣钵这个词，一个作家不可能脱离时代。我们这一代作家，就是80后、90后，虽然有很多在技术上写得不错的人，但从社会角度上讲，在情感上打动了更多中国人的作家，还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出现余华，我们没有出现莫言，我们也没有出现刘震云。为什么？我觉得跟作家的生命能量有关系。我现在重看路遥的那些书，会觉得他技术上是不太好的。可是，再看他的《平凡的世界》《人生》，你还是完全会被那个世界打动，因为他的作品里蕴含着非常充沛的生命能量。”
郭爽曾在一个重要的青年文学奖上被一位年长男性评委建议“注意小说写作的顺序”。最新的小说集出版后，郭爽得到的反馈是：“你的次序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但是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风格了。”
郭爽后来“反思”过顺序问题，但她发现，所谓的顺序问题其实是一个女性作者在遵从自己的感知逻辑写作。“我现在不太介意批评，你要写得足够多，对自己的东西把握得足够深，你就会有那个确定感。”
“这一代的年轻人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叙述、故事的人还是非常少。”李静睿曾经收到过一篇小说，文本无论从时代、结构和语言都像极了双雪涛的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李静睿特地去问了作者，对方回复，确实是看了《平原上的摩西》后对标出来的一篇东西。“之前我们就开玩笑，（小鸟文学）以前收到的作品里，三分之一都在模仿双雪涛……这种小说我们很难办，技术上我们觉得他做得不错，但模仿痕迹太重，所以我们也不太用。”
钱佳楠察觉到，一些集中的批评声音指出，写中国一定要写一部鸿篇巨著，写几十年的中国，才算是历史。她发现美国也面临相似的问题。“美国作家也想去写Great America，写一本五六百页厚、把美国的历史融入几代人变化的书，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种执念。”
在国内时，钱佳楠常感到同辈压力和代表作焦虑，用非母语写作后，她的心态反倒平和下来：“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急了也没用。有时候，你需要等，这个小说到现在没有火候，可能因为你的生活经验还没有办法跟你想写的这个人达到共情。如果这个时候，你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写出来，这个小说势必不会好的。”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