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新疆》系列微视频之二十三
吐鲁番文书
1959年至1975年间，新疆考古工作者对高昌故城北郊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0余次抢救性发掘，清理晋代至唐代墓葬400多座，获得多种文字的大量文书，其中以汉文文书为主，多达2700余件。
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最早一件纪年为公元273年，最晚一件为公元778年，大致为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
吐鲁番文书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晋唐时期军政、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包括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辞，行旅往来的过所（通行证）以及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户籍、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手实（户口登记表册）等，还有大量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儒家经典、诗文和启蒙读物抄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确立。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高昌郡设有太守，下辖田地、高昌等县，县下设有乡、里。文书上收录的职官有长史、司马、参军、主簿等，其职官结构基本承袭自中原地区汉晋以来的制度。
随着中原各政权对新疆地区管辖力度的加强，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高昌国时期用来教学的经史典籍写本残卷，如《毛诗》《论语》《孝经》等，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民族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情况。阿斯塔那第313号墓出土的《义熙元年（510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和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的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高昌地区的广泛影响。
唐西州时期形成的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反映新疆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制度、儒家文化、书法、医学、服饰、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的《唐律疏议·名例律》残卷，上有“西州都督府之印”，这是唐朝政令在新疆地区施行的实证。
1969年，阿斯塔那第263号墓出土了一件唐景龙四年（710年）《论语·郑氏注》文书，作者卜天寿为西州学童，年方十二，他不仅手抄《论语》，还创作一首“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的打油诗，说明当时新疆地区与中原同样设有私塾，学习同样的经典，书写同样的汉字。
吐鲁番文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真实记录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疆地区的历史缩影。
《史话新疆》微视频系列之二十四
克孜尔石窟
在新疆拜城县东南六十余公里处，木扎尔特河谷北岸明屋塔格山的山岩峭壁间，有一处大型石窟群。数百个洞窟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分布，是清代学者徐松《西域水道记》中提及的有“缘山法像，尚存金碧”的千佛洞——克孜尔石窟。
魏晋时，龟兹是新疆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凿窟造像塑画之风盛行。始凿于3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尤为历代龟兹王重视，持续建造的时间前后长达数百年，直到8〜9世纪才逐渐停建。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已知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开凿时间早于敦煌莫高窟100多年。已编号石窟236个，有数十个石窟残存精美壁画，壁画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石窟前栈道若悬，曲折回还，从地面伸向半壁的石窟入口。窟前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约3米的人物雕像。雕像中的人物身着帔帛，作凝神静思状，是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高僧鸠摩罗什。
克孜尔石窟有着独特的中心柱窟式造窟形式，尤以题材内容丰富、艺术风格独特的壁画闻名于世。这些壁画线条紧劲连绵、明快流动，墨色和水分运用活泼酣畅，人物形象绰约传神，既显现出中原绘画艺术传统特征和气质，又融汇了古印度、犍陀罗、波斯等艺术风格，同时保留了鲜明的龟兹地方特色，形成独特的“龟兹风”，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
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是大量反映龟兹流行上座部佛教思想的故事画。其中，佛本生故事画不仅数量上远超我国敦煌、龙门、云岗三处石窟的总和，而且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菱形格：画师将反映佛教经典的故事按“一图一故事”的方式绘在一个个菱形的画面中，布局精巧、造型独特，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
克孜尔石窟不仅是佛教文化的艺术宝库，也是一部新疆地区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记录了千年前龟兹生产、生活的内容。
这是克孜尔石窟175号窟的“二牛抬杠”图，两头老牛低头甩尾，合抬一根木杠共一犁而耕，犁后的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扬鞭。这种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先进犁耕方式，被屯田士兵带入龟兹后，大大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同样出自175号窟的“耕作图”，描绘了两人手挥形似坎土曼的农具刨地的场景。
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还有制陶罐、烧陶器的场景，也有商旅赶着满载货物的驴、骆驼、牛的画面。
千年易过，历经沧桑。近代以后，克孜尔石窟大量珍贵文物都被外国探险家盗走、破坏，我们只能从残存的斑驳丹青中，品鉴佛教文化的韵味，感受中华文化多元汇融的魅力与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