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试析北魏元遥墓志的史料价值

《元遥墓志》拓片

1919年，人们在河南洛阳城北后海资村南凹发掘一座古墓，除出土大量随葬陶器外，还有墓志一方，据此获悉墓主为北魏宗室元遥。《元遥墓志》以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韵味，备受世人瞩目，传拓著录者层出不穷。近代以来，随着二重证据法在史学领域的推广，《元遥墓志》的史料价值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罗振玉《魏书宗室传注》首先使用该墓志订补正史，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继踵其后，进行史志互证。不过，这些成果局限于表层化的考释，并未深入挖掘志文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故笔者尝试把墓志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墓主元遥的人生际遇管窥北魏后期的时代变化。

为叙述之便利，现抄录《元遥墓志》与史实有关的段落如下：

魏故右光禄大夫中护军饶阳男，姓元名遥，字脩远，河南洛阳孝弟里人。恭宗景穆皇帝之孙，京兆康王第二子。降宝星宫，分光帝绪，俊貌奇挺，宽雅夙蕴。虽足翮之挈未成，而鹄马之心在远。是以士伦擢友，入御追朋。年十三，为高祖所器，特被优引朝会，令与诸王同。宪章初革，出身为下大夫。及七祖神迁，苻鼎徙洛，百礼创源，官方改授。除员外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亲宠岁加，腹心唯密，转北中郎将兼侍中。所以襟带京门，缉厘枢近。太和中，祖治兵樊邓，复摄左卫将军。暨龙旌返旆，飨士论功，除左卫将军饶阳男。太和之季，伪贼侵边，王师亲讨，军次马圈。圣躬不豫，特命公与太师彭城王侍疾，委以戎马，晏驾之始，在公怀抱。虽鼎湖之神以升，而遗弓之感莫发。权机假旨，旬有二日，奉迎世宗於京师，会鲁阳而举讳。功成事立，百司始伏其深谋也。景明初，除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即被征为七兵尚书，又迁中领军。公文武兼能，在用著称，出拜镇东将军冀州刺史。入除护军加右光禄大夫。延昌中，淮泗不静，加公征南大将军都督南征诸军事。推毂之寄，实委心膂。熙平初，大乘之乱，倾荡河冀，非公神武，无以穷讨，除公征北大将军都督北征诸军事。总督元戎，悬军远袭，寇旅既强，人无斗志。公躬擐钾胄，一鼓而摧，勇夺三军，气振尪固。旨以功高器厚，付外详闻，追马圈之血诚，计大乘之义勇，亦可跨腾五等，荣兼九锡。而享年不永，春秋五十一，熙平二年九月二日薨於第。天子举哀於东堂，百僚倍临，酸情所感，事越恒伦。乃伤公巨效之未酬，慨公往而不待，追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余如故。谥曰宣公。今将徙殡於洛阳西陵礼也。

墓主元遥，《魏书》、《北史》皆有传，然阙略、讹误、抵牾频出，恰可依墓志予以补正，此其首要的史料价值。《元遥墓志》还牵涉到其他重大历史问题，如孝文帝太和末年御前枢密机构的组成、宣武帝的宗室政策、宗室家族制改革，以及《魏书·宗室列传》的书法原则等。下文将联系史实，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墓主元遥的人生经历是本文展开的基本线索，现以墓志为纲，辅以正史记载和相关成果，编制出较为完整、精确的元遥年谱，表列如下：

由上表可知，元遥生于献文帝皇兴元年（467），死于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在他51年的生命旅程中，遭遇了诸多的变故与坎坷，见证了北魏后期政局的动荡纷争。我们不难看出，元遥虽为三朝元老，但人生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孝文、宣武两朝，孝明帝初虽仍有建树，怎奈已是日薄黄昏、大幕垂落。若将此年谱同《魏书》、《北史》元遥本传进行比对，会惊奇地发现，正史对元遥孝文、宣武帝时的辉煌业绩敷衍了事、一笔带过。《魏书》卷19《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如是处理：

（元）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卫将军从高祖南征，赐爵饶阳男。世宗初，遭所生母忧，表请解任，诏以余尊所厌，不许。肃宗初，累迁左光禄大夫，仍领护军。迁冀州刺史。

《北史》与之略同。但正史对元遥晚年的记录却格外翔实，甚至张冠李戴，将宣武朝发生的事情移植到孝明朝。史家何以会本末倒置，究竟是修史时的技术失误还是有意抹杀？在此，我们姑且存疑，留待后文解决。

孝文帝像

元遥与孝文帝同庚，但在皇族行辈上却是孝文帝的从祖叔父。孝文朝是元遥事业腾飞的起点，因此，他与孝文帝的关系及其在太和政坛中的地位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魏书·元遥传》沉寂无闻，墓志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墓志所载，元遥“年十三，为高祖所器，特被优引朝会，令与诸王同”。也就是特准以王的身份列席朝会、站班议事。这对于年幼尚为白身的宗室子弟而言可是无上的荣耀，遍检史籍，受此礼遇者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元遥很早便博得孝文帝的赏识，并与之结成莫逆之交。这或许与他特殊的身世背景有关。我们知道，当时景穆后裔的势力如日中天，是国家公职的主要候选群体，元遥作为其中一员被重点培养完全合乎情理；况且，其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在乙浑之乱中入京勤王，为政权巩固立有不世之勋。正是凭借这些因素，元遥才会脱颖而出。墓志又载，元遥于太和十七年（493）以下大夫释褐，据前《职员令》，此职位列正四品上，这个起家标准明显高于景穆诸房同侪。次年，北魏迁都，元遥迅即提升为员外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官居从二品下。由起家到首次迁转，短短一年内，晋升幅度竟高达三阶，这在严格遵循逐级升迁原则的北魏官场是极为罕见的。元遥早年的仕宦履历证明其身份确实非同凡响。值得注意的是，元遥此时进入禁卫系统供职，拉近了与皇帝的距离，也为日后跻身统治核心铺平了道路。后来，孝文帝又委以洛阳北部防务之重任，授北中郎将；并兼任侍中，使其获得出入禁中的资格。

元遥真正进入最高决策层是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当年他以左卫将军之职随驾征讨樊、邓，成为孝文帝最为信赖的将领。《魏书》卷58《杨播传》保留了一则重要史料可与志文互证，其文曰：

（右卫将军杨播）后从驾讨崔慧景、萧衍于邓城，破之，进号平东将军。时车驾耀威沔水，上巳设宴。高祖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左卫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

元遥既能与皇帝赌射游戏，必是亲信近臣。实际上，他与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元勰和右卫将军杨播在亲征之际组成了临时性的御前枢密机构，协助皇帝统筹军政事务。三人当中，元遥贵为皇孙，地位仅逊于元勰，所以后来才有二人侍疾之事。墓志描述了这感人至深的一幕：“圣躬不豫，特命公与太师彭城王侍疾，委以戎马，晏驾之始，在公怀抱。”元遥陪伴孝文帝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说明他与元勰一样，同是孝文帝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应该说，元遥毕生与孝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深受青睐，破格提拔；刚过而立，即进入权力中枢；后半世的挫折亦由此埋下伏笔。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史对元遥的这段往事采取选择性“遗忘”，其中隐情有待下文揭示。

根据墓志，孝文帝驾崩后，元遥配合彭城王元勰稳妥地处置善后事宜，迎皇太子元恪至鲁阳即位发丧，使权力实现顺利交接。在此过程中，元遥居功至伟，“百司始伏其深谋也”，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人物。孰料好景不长，他迅猛的上升势头很快便因宣武帝调整宗室政策戛然而止，并从此跌入人生的低谷。这里，需要简单回顾孝文、宣武之际宗室政策的嬗变。众所周知，孝文帝重用宗室，尤其是五服以内的近宗。置身皇权的羽翼下，有服宗亲的实力不断膨胀，甚至可以左右政局的走向，这对宣武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有鉴于此，初登大宝的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恩倖、外戚和出服疏宗抢占权力领地，曾经风光无限的宗室近支备受打压。具体落实到元遥，这位集前朝重臣、骨肉至亲于一身的人物的陨落也就势所难免了。

根据墓志，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他的滑坡曲线。首先，他被调离长期效命的禁卫岗位，“景明初，除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北魏禁军不只是卫戍京师的军事单位，同时又是不容小觑的政治势力，他们凭借与皇帝接触之便，逐渐拥有了参与枢机的权利，前文述及的孝文帝军中御前会议就是以禁军指挥层为班底的。故元遥的离职意味着被排挤出权力中枢。其实，元遥并非个案，有过类似遭遇的宗室近亲不在少数，如同为景穆皇孙的武卫将军元嵩“出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右卫将军元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取而代之的是元晖、元珍、元鸷等一干疏族。这些事例表明，宣武帝着力整肃禁卫队伍，旨在清除近宗的存在和影响，从而使禁军能够俯首帖耳。所以说，元遥出镇泾州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绝非常规的人事调动。其次，元遥宣武帝时外任与在朝的时间基本持平，他先后于景明及永平年间镇守泾州、冀州，达七八年之久，由于远离京师，他的政治地位渐趋边缘化，社会声望随之骤降。再次，元遥虽数度被征入朝，在军事机关出任七兵尚书、中领军、中护军等显职，怎奈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亲信于氏家族手中，恐其颇受掣肘，难有作为，徒装点门面而已。在朝期间，元遥还两度领兵出征，分别是正始三年（506）进击宿豫、梁城、合肥一线及延昌三年（514）配合大将军高肇伐蜀，墓志着重叙述了后者。在此过程中，宣武帝也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魏书》卷37《杨大眼传》载：

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勋，起（杨大眼）为试守中山内史。时高肇征蜀，世宗虑卢萧衍侵轶徐扬，乃征大眼为太尉长史、持节、假平南将军、东征别将，隶都督元遥，遏御淮肥。

杨大眼在宣武初年供职于禁卫系统，历直阁、武卫将军，后特蒙恩宠，外守中山，无疑是皇帝的心腹爪牙。宣武帝以其为元遥别将似有督责之目的，因为北魏时期以副将监军是不成文的惯例。而且杨大眼“持节”，享有临阵斩将的军事裁判权，这显然是对元遥统帅权的制约。无独有偶，当年景穆皇孙元英攻打义阳，宣武帝曾委派直寝羊灵引为军司予以节度。由此可知，宣武帝尽管任用景穆后裔，但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总之，元遥在宣武朝境遇不佳，既不为重用，又饱受猜忌。我们设身处地，不难想象他在承受巨大落差时内心的愤懑与忧郁。

与墓志详载元遥宣武时事相反，《魏书》本传的内容仅一残句：“世宗初，遭所生母忧，表请解任，诏以余尊所厌，不许。”此句在行文当中并不起眼，但若结合事件的整个原委则体现出特殊的含义，说明元遥不堪重压，有意辞官隐遁、逃离是非，无奈深陷政治漩涡无法自拔，只能在艰险的仕途上任人摆布。《魏书》的记载极为简短，且有明显剪裁拼接的痕迹，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笔者以为，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潜藏的政治意图才是根本。如前所述，元遥是宣武帝宗室政策典型的受害者，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事实上，宣武帝苛禁宗室的做法不得人心，任城王元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彭城王元勰“绝知己之游，唯对妻子，郁郁不乐”；阳固有感于“宗室大臣，相见疏薄”，作南、北二都赋以讽谏。于是就出现了为元遥鸣不平的声音，就连孝明帝也“伤公巨效之未酬，慨公往而不待”，故给予特别追赠以作补偿。如此一来，统治者会担心世人借元遥为口实攻讦宣武帝的施政，影响皇室的尊严。所以，北魏史官在编撰国史时把元遥的遭遇彻底抹除，以规避政治风险；同时为防止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挑起读者的疑窦，连带着将其孝文朝的功业也一并掩盖。魏收修史不求甚解，照搬照抄，呈现给后人的便只有那段孤立的文字。现今只有根据墓志方能还原它的本义，而史家不经意间的流露也道破了墓志铭平淡背后的心绪纠结。

北魏元遥墓志附妻梁氏墓志

《魏书·元遥传》尚有一件公案需要墓志帮助解答，即孝明帝时元遥革籍事件及其宗室身份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孝明帝即位后，援引先皇“当世五属”或“四庙子孙”的界定标准甄别宗室身份，元遥作为景穆后裔逸出了皇帝服纪的上限，故被革籍。他旁征博引、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被执政的胡太后驳回。此事关乎拓跋氏族群构造的演变，不可不察。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景穆后裔众多，为何辨族的矛头专指元遥。据记载，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推进宗室族制改革，变平等无别的直勤传统为亲疏有序的家族关系，他将宗室压缩为以本人为中心，上到高祖、下至玄孙、旁及五世的狭义的家族结构，这或许受到了王肃所传南朝王俭《丧服记》的影响。不过，据学者研究，由于触及利益广、操作难度大，辨族工作在孝文帝死后即告终止，朝廷仍旧沿袭拓跋遗俗，以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作为宗室的范围。时隔十余载后，当年的旧事重提，令人颇感突兀，而且目标只锁定元遥一人，其他景穆后裔似未受波及，如主持商议此事的任城王元澄泰然处之，并无激烈的反应；城阳王元徽照旧以“皇家亲近”自视。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笔者认为，这与元遥卷入新的政争有关。就在孝明帝即位不久的延昌四年（515）六月，冀州爆发了以沙门法庆为首的大规模邪教叛乱，信徒自号“大乘”，癫狂失常，专嗜攻杀，造成严重的破坏。次月，元遥衔命出征，统领十万步骑三月内平叛。《魏书》和墓志对此皆大加赞颂，不料本应皆大欢喜的好事却又平添了几多烦恼。《魏书》卷64《张彝传附张始均传》载：

初，大乘贼起于冀瀛之间，遣都督元遥讨平之，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张）始均以郎中为行台，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至于灰烬，用息侥幸，见者莫不伤心。

这说明讨逆军纪律废弛，杀伐过滥，元遥作为主帅，难逃其咎。他纵容官兵，有激励士气的用意，因为墓志坦言当时“悬军远袭，寇旅既强，人无斗志”。我们注意到，法庆叛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参加者中不乏乡绅名望，如勃海李归伯之流。这些人牵扯其中，难免会受到官军的骚扰和伤害，于是心怀怨恨，便借助朝中友朋的势力向元遥发难。而真正有兴致揣摩丧礼五服，并以此为整人手段的也只能是这些迂腐教条的河北士族。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朝廷官员嫉贤妒能、落井下石的可能。总之，元遥革籍事件是针对他个人的斗争，并无普遍意义。

第二，关于孝文帝变更宗室族制的初衷。元遥在奏疏中曾经提到：“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也就是说，此项改革是迫于经济压力的权宜之计。北魏前期，基于氏族平均分配的习俗，国家以“亲恤”的名义无差别地发放宗室补助，其数额之巨令国库捉襟见肘，孝文帝缩编宗室规模正是为了削减这笔开支。元遥试图以此论证在财政已然好转的时候重启辨族程序并不符合先皇的本意。那么，其所述是否属实呢？墓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元遥是孝文帝的贴身侍臣，他肯定了解皇帝施政的意图，这就为分析拓跋族制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前辈学者一味强调礼制因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忽略了现实动机，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而《元遥墓志》间接地成为破解悬疑的锁钥。

第三，元遥死后，宗室身份能否得以保留。孝明帝熙平初，元遥大限已届、回天乏术，削夺宗籍更如雪上加霜，难道他注定要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我们先看下墓志是如何褒扬他的出身的，志文有“降宝星宫，分光帝绪”一节；颂铭与之呼应，曰：“庄哉氏胄，巨胤鸿源，齐光日月，等覆乾坤。”类似的语句在北朝墓志中司空见惯，都是皇亲国戚自我标榜的套话。如《元斌墓志》：“帝绪绵邈，王迹婵联。分峰昆岳，籍润沧源，本枝郁矣，磐宗在焉。”《元茂墓志》：“君文沦皇源，蝉绵国绪。”又《元周安墓志》：“同资帝绪，分命公门。”三方墓志的主人同为景穆后裔，既然他们的宗室名分没有受到质疑，那么措辞与之雷同的元遥也应等同视之。《元遥墓志》敢于如此行文，必定秉承了官方意志，表明革籍一事没有真正执行，朝廷依然承认元遥的宗室身份。这固然是念及他恪尽职守、功勋卓著，最主要的还是孝文帝折衷理想与现实的辨族主张有悖于“广帝宗、重磐石”的宗法原则而难以贯彻。

综上所述，上世纪初出土的《元遥墓志》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纠正了因史家讳饰造成的谬误，揭示了墓主元遥身不由己的悲剧命运。与正史的僵硬刻板不同，墓志为世人呈现的是一个质感鲜活、充满个性张力的人。透过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清楚地看到北魏后期政治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历史对于个人的影响。该墓志还在研究技法方面给我们以启迪，惟有将其融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广泛地联系史实，方能有效激活内在的宝贵信息。这才是《元遥墓志》的全部价值所在。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