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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的乱世中，数不尽的国宝流失海外。究竟有多少国宝，经谁人之手，以何种方式，以多高的价格，流落于何方？
本书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角度，以义和团事件为焦点，考证了在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过程中，中国文物如何外流于世界，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外流如何影响了流入国的传统审美意识，又如何参与了传统审美意识的近代化转型。书中用100余篇亲历者的证言、100余幅图片和20多个表格，具体而微地追踪中国文物外流的蛛丝马迹。
文／富田升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不久，古玩集市便陆续出现。10 月中旬，古玩集市在日美占领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其中陈列的古董、古衣大多是清朝商人从各国军队买来的战利品。当时清朝商人还不得开设商铺，于是他们便在街头摆摊销售，其中不乏珍品，如达官贵人穿的裘皮大衣，贵妇佩戴的金银珠宝类耳饰等，平常难得一见的东西，在这里以极低的价格就能够买到。有人为了购买，有人为了一饱眼福，聚集到集市上的人竟多达几千人。从北新桥到东四牌楼的十几条街道，处处人流如织，几无立锥之地。以东四牌楼为界，从南至北将日军与俄军划分开来。日占区热闹非凡，但仅一步之遥的俄占区却行人寥寥无几，冷冷清清。
（出自《北清观战记》中的《东四牌楼街的热闹》一文：十月三日）
10 月初，从与俄占区仅一线之隔的北新桥到东四牌楼这1千米左右的大街上，兜售掠夺品的露天摊铺排得满满当当，客人蜂拥而至，拥挤不堪。平常无法企及的贵重物品在这里竟能以意想不到的低价轻松入手。而无比野蛮的俄占区却异常冷清。这样一来，治安良好的日占区内形成了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建立了各国军队能够自由交易的市场。掠夺者、商人、客人，各种赤裸裸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热火朝天，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混乱感。人人都想一攫千金。
美战区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进入10月，与德占区交界的虎坊桥到菜市口以西的“骡马”大街，成千上万的小摊从早晨起便开始拍卖古衣、珍珠、宝石、丝绸、古玩等，都是上等货，但价格低廉。原本价值十两的物品此刻一二两便能入手，其中大半都是掠夺品。（《庚子记事》）
随着治安渐趋良好，各处都兴起了古玩集市。补充一点，日占区即便到了转过年的1月末，其繁华程度仍数倍于平日，由此可知掠夺品数量何其之多。
掠夺品拍卖
接下来看一下拍卖情况。如前文所述，掠夺品拍卖在英国公使馆内进行，拍卖会场由四名官兵组成的奖品委员会负责指导，盛况空前。买家不仅是西方人，还夹杂着中国人。时至9月，作为占领区的天坛也开始进行拍卖，据说参观人数超过千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不仅如此，各国军队也都开始进行拍卖，使拍卖会与古玩集市一样成为掠夺品售卖的常规手段。
此时的北京，云集了各地投机者，他们想乘此千载难遇的时机，大赚一笔。其中，“各处商人，特别是专程赶来的美国商人，很早就开始经营，获得了暴利”（瓦德西元帅），其他列强商人也包含其中。他们把在北京买到的东西一部分在北京转卖，还有很多寄往本国。“满载掠夺品的各国宝船挤满白河，陆续驶向天津”（伍德豪斯暎子），此后从天津运往海外。也就是说，除了各国军官直接送往本国，即纯粹的“掠夺品”之外，也有被拿到古玩集市售卖或拍卖后经商人或个人之手运送到本国的大量“商品”。不仅如此，
德国人运走了宫内的镇库之宝，所有掠夺来的宝石、玉器以及宫内的珍稀物品，全都是回族人筹集资金廉价收购的。【《庚子大事记》九月十六日（阳历11月7日）】
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些特定收购渠道。也就是说，除了流向海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特定渠道或被商人以及个人大量购买的掠夺品，供给了中国国内。虽然物主几易，但更多的文物仍留在中国国内，可以说这是混乱之中进行的一种财富再分配。
哪些国宝遭到买卖
最后我们重新回到贩卖商品的种类。如概要所述，贩卖的商品以宝玉、丝绸、毛皮为主。之前提到的瓦德西元帅引文之后继续写道：“贩卖的商品中，出现最多的是古铜器、各个时代的瓷器、玉器，接下来是丝绸、刺绣、皮革制品、铜瓶、剔红等，但其中鲜有金银制品。”而且，《庚子大事记》的作者杨典诰也曾收到过上述商品中的一种【十月十一日（阳历12月2日）】。
曾有古玩商带着一件玉磬（敲击乐器）来访。碧玉两侧金龙盘踞，旁边写着“夹钟（十二乐律之一：用三分损益法分音阶）”二字，并印有“乾隆二十九年制”字样。这是一件宫廷礼器，并不是普通百姓的赏玩之物。
以金彩描龙，且印有乾隆年款，因此很有可能该碧玉磬是紫禁城内皇帝专用的作坊——内务府造办所“玉作”制作。像这些百姓平时不得一见的宫中秘藏礼器珍品就这样流转于市井之间，此次文物流失的意义及质量可见一斑。
如此看来，从北京各处掠夺来的物品通过各种渠道或被列强运回本国，或回流、保留于国内。大批文物就这样流散于国内外，其中包括宫中秘藏品。
名宝出港
德国人将抢掠的天文仪器摆放于波茨坦的无忧宫前
在本章最后，笔者想介绍一下义和团运动时期外流的几件与众不同的世界瑰宝，它们并非根源于中国本土，而是与西洋有较深的渊源，有的是从西洋带入中国，有的是由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制作而成。这些文物清晰地反映了清朝时期与西洋间活跃的文化交流盛况及清政府对西洋的喜好。无疑，掠夺者看到它们时也一定“备感亲切”。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熟悉的钦天监（天文台）配备的仪器。以下是一方当事人瓦德西元帅对这件事报告的大意（12月4日）。
康熙帝时期，传教士为天文台安装了铜制天体观测仪器。虽然已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但装载仪的台架刻有雄浑的龙纹，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法国认为，其中一部分是由法国制造或路易十四赠送的，故主张将其带回本国。但因天文台地处德占区，事情处理起来很棘手。最终双方互让一步，达成协议，一部分归德国，一部分给法国。
就这样，原本一体的仪器被两国瓜分。但由于其他国家对此表示谴责，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归还于中国。
再举一例。乾隆皇帝一生数次远征，但唯独为纪念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维吾尔大小和卓叛乱，特地让郎世宁等四位传教士画了《平定西域战图》，并委托法国科学院做成巨幅铜版画，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种技术。耗费巨资与时间，最终完成了 16幅一套的“乾隆帝的征服”。为制作一张原画竟需要“一张铜版及两百张印刷画”，但其中一部分因义和团运动时期奥地利军的掠夺而散失（新关公子，《郎世宁的一生及其评价》）。另外，该画的绢质画轴被德国汉堡民俗博物馆收藏，虽然这两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据说也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被联合军掠夺的文物（后藤多闻，《两个故宫/下》）。
《平定西域战图》中所收《乌什酋长献城降图》（铜版画，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富田祐幸摄影）
名画流转
未曾想到，中国传世名画之一《女史箴图》也会流失海外。相传这幅画为东晋顾恺之所作，但其实原作已佚，现存版本是唐宋摹本，藏于大英博物馆。而现在一般认为，这幅画作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被掠走的。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其遗失真正发生在1900年。故而，本节着重探讨这一分歧。
关于这幅画作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以下两件事实。一是该画作曾经在宫中存放的地点。据乾隆时期书画所藏目录《石渠宝笈初篇》（乾隆四十六年）所记，该画作藏于“静怡轩”，也就是紫禁城内养心殿西北侧、西花园东端。其次，这幅画作是1903年由一英军大尉卖给大英博物馆的。那么，1860年英法占领北京前，《女史箴图》就已经被转移至圆明园内。如果以此为依据，讨论焦点自然集中在劫掠发生的时期，所以各种推测都是结合1860年与1903年这两个关键时间点展开的。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藏）
例如，有人认为1860年英军就已经霸占这幅画，40年过后才出手。反对一方则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女史箴图》幸免于难，义和团运动时期才遭英军抢掠，两极分化的观点针芒相对。诚然，该事件发生在1860年的可能性确实颇高，但1903年又十分接近义和团事件时期，而我们又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这两个时期没有关联，故而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对此，笔者认为可换一个思路来考察。在1860年，英军也曾举行战利品拍卖会。那么便可大胆推测，1860年的拍卖会，使许多国宝留在了中国，而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军再度掠走了这些“暂存品”，回国后便变卖折现了。笔者把掠夺事实和流出时间分开考察，把英军拍卖会当作连接两者的线索，略有折中之嫌，但作为一种推理仅供参考。
化为灰烬的清朝国宝
王羲之《游目帖》
关于清朝国宝及文物流入日本的情况，后章将详细探讨，此处我只介绍其中一件命运多舛的名品，相传于义和团运动时期流入日本。
这件名品就是传唐代摹本王羲之书《游目帖》（又名《蜀都帖》《山川诸奇帖》），清乾隆年间为乾隆皇帝所藏，并镌刻于《三希堂法帖》内。
据说，这件作品后赐予恭亲王，义和团事件时从该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传入日本。
该作品后由日本广岛的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毁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历经千年的时光流转，终化为尘埃。
以上介绍了两三件国宝流失的案例。包括上一章探讨过的臻品典籍文献，相信后人还会不断丰富此类案例。近代列强强取豪夺，让中国文物开始了流失的历程。
（本文节选自富田升所著《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一书，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授权发布）
非虚构 | 翻译好书 | 历史·文物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
【日】富田升 著
徐二红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1年11月
富田升1952年出生于东京，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在该校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完成博士课程；曾任第一期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任职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名誉教授。
发表论文《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活动及其背景》（河北省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集刊 东洋学》）、《以大正时期为中心先驱性中国鉴赏陶瓷收集的形成与特性》（日本陶瓷协会编《陶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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