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心理测评——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
在今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对于这一方案，我总体上还是非常支持的，它确实能预防极端事件发生并降低自杀率。这个决策有一个背景，就是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到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都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对此也发表过报告。中国也差不多是这样，在疫情后，儿童青少年自杀事件数量是往年的2-3倍，我们也不时地会在媒体上看到相关报道。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会直逼我们心灵的底线，那么多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断送了，不仅是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未来，家庭也会因此蒙受巨大的痛苦。
针对现在比较严重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状况，我可以理解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急于解决这些问题，但步伐似乎迈得快了一点。我举个例子，今年上半年有一位中学校长因为学校出了多起学生自杀事件而来向我求助，我和他说要给全体学生做心理测评。之所以要给全体学生做，是因为自杀有传染性。如果不能建设一个完善的自杀预防体系，那就可能导致一种崩盘的局面。根据我这些年的经验，自杀行为不会传染给那些心理健康的人，而只会传染给那些原来就有自杀倾向的人。
但自杀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想要自杀的人往往也会考量自己活下去的意义，或者考虑到爱自己的父母和自己惦念的事物；然而一旦有与他相似的人实施了自杀的行为，那么他就会模仿。所以预防自杀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到人群中去找那些本来就有自杀倾向的人。比如一所学校里出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那我们就要对原来就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做评估，看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这样就可以用各种方式直接干预其自杀倾向以挽救生命。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对所有学生进行筛查和测评。
中国领先世界——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目前几乎所有高校在新生入学时都会给学生做心理测评。做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筛查出存在抑郁或极端情况的学生，所谓的极端情况指的是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的情况。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2005年的马加爵事件。2005年以后，教育部就要求每所大学都要建立心理咨询中心，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做这些事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积极地发现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挽救他们的生命。
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呢？美国大学生的自杀率是10万分之6.5，也就是美国每年每10万个大学生中，有6.5人自杀致死；而中国教育部公开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的自杀率是10万分之1.26，差不多只有美国的1/5。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心理学已经发展了100多年，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心理学满打满算也就发展了40年，所以我们的专业队伍和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然而我们的自杀率远低于他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科学的心理测评和完善的自杀预防体系，能够提前发现危机并给予帮助。危机干预、自杀预防这类工作最难的地方往往不是干预和治疗本身，而是你不知道这个小概率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在什么人身上。虽然10万分之1.26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是从全国大学生的绝对数量来看，也是不小的。正因为生命无价，也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测评与干预方式，我们才能有效地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怎样能把心理测评做好——科学与伦理并重
测评是一件专业和科学的事情，它需要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因为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因此需要有家长的知情同意。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怕麻烦，这是必须要做的，但一些学生以及家长对此可能会有顾虑，所以愿不愿意做是受试者的自由，我们不能强迫他做这件事情。我个人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做这件事，因为它真的可以挽救生命并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给家长和学生做好科普工作：第一要说明做测评的原因，第二要强调测评的结果会被严格保密，这种个人隐私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们将保密原则讲清楚，就要履行保密原则，如果测评结果不是法律与心理咨询伦理要求突破保密的情况，那么结果就不能被第三方知道。
突破保密原则最常见的情况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受测者有明确的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的倾向，比如这个受试者有明显的自杀倾向，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尽办法去保他的命，而不是出于遵守保密原则就让他去实施自杀行为，因为生命权在伦理中是首要的；如果他有明确的想要伤害他人的意图，那更要突破保密原则。生命权是第一位的，隐私权是次于生命权的，为了拯救生命可以突破保密原则，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第二种是中小学生作为未成年人，如果在测评或咨询中显示出受到性侵犯、虐待或伤害，那么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因，国家法律规定了老师、医生以及咨询师必须采用强制报告制度。
第三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比如出庭作证，法庭有权突破保密原则来了解一些情况。
在这三种情况中，和中小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第一和第二种情况，如果这两种情况发生，就应该突破保密原则；至于以上三种之外的情况，则应该严格保密。
以上这些还是法律、伦理层面的问题，此外还有准确性的问题，这是更难的部分。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基本都是自陈量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量表上的问题。然而这种测评前提是受试者报告的是真实情况。如果受试者明明很糟糕，但他说自己很好，量表是测不出他的问题的。受试者之所以不提供真实信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比如你会不会告诉我父母，会不会觉得我是神经病、不正常，继而使我被孤立、歧视、伤害，等等。因此在测评前，我们必须细致、耐心地给家长和学生做工作，严格按照法律和伦理去操作。
我们目前使用的量表都是国外的量表，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量表之间还有时代的差异。比如我们现在用的很多量表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翻译引进到中国的，现在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这些量表可能已经无法准确测评出当代人的心理状况，或者说准确率比较低，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计出本土化的、适应时代的测评系统。
另外，我们这两年在测评结束后给中小学生做访谈时发现，有些孩子其实并没有理解一些测题是什么意思，这就会导致测评结果不准。那么要如何让孩子懂呢？首先你要用孩子的语言，而不能用成年人的语言。但如果他的认知水平就没有发展到所需程度，比如小学中低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要换量表之外的其他方式，像投射、游戏的方式。
测评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到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经过测评发现是有危险的，那就必须要重视，因为测评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如果发现高危的学生，我们会和这些学生取得联系进行访谈，并根据访谈的结果确认测评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要解决问题，还会开发一系列课程，我们要在孩子出事之前给到孩子帮助。这种帮助可以是心理健康课程，针对家长的讲座，针对老师的培训，特别是针对一线老师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心理学专业素养，增加他们帮助孩子的专业能力，让他们能及时发现存在问题的孩子。我们会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设计一整套针对中小学的心理健康体系方案。
我觉得教育部应该提供相关的工作指南，因为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做这件事情。面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就应该发挥我们的集体主义优势，集中我们专家的力量，借鉴我们在大学中的经验，制定一个工作指南。这个工作指南不用太复杂，要便于各地学校落实和执行。各个学校要配有心理健康老师，这些心理健康老师应该去学些这些指导和规范，我们也需要对心理健康老师进行培训。
只有家长、老师、学校与专业人士整合在一起，设计出一个针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方案，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促进孩子的全面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