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丨一夜之间“变色”，伊朗1979年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本文选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译者：赵乙深，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作者：[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译者：赵乙深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了解今天伊朗的人，很难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伊朗曾经是个非常西化，看上去如同美国的国度，街头高楼林立，汽车挤满了公路，夜晚的城市灯红酒绿，各种流行文化充斥街头，跟今天女性必须戴头巾的伊朗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一切的转折发生在1979年，在那之前一年，伊朗爆发大规模罢工和示威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最终在1979年2月，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宗教领袖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这些年来，有过很多文章、很多本书研究伊朗为什么会发生这次变革，以及它造成的影响。下面这些内容，就摘编自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写的《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年9月出生于位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之间的小镇霍梅恩。他出身于宗教世家，家里几代人都是神职人员，并于19世纪早期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父亲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就与世长辞，母亲在1918年撒手人寰，他因此成为孤儿，并在大家庭的抚养下长大。家人一直把他当教士培养，让他先后在斯尔坦纳巴德（Soltanabad）和库姆接受训练。他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认识，即强烈认为宗教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反对正统什叶派所持的宗教人士应当自觉远离世俗事务的观点。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并引起了其他教士的关注。

霍梅尼所持观点是他个人走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教士们12世纪在伊朗取得的社会地位。传统意义上，在许多村庄和小乡镇，毛拉是主要的掌权者（也许掌权者还包括一位地主和几位村庄长老）。12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在村庄和乡镇并不直接设立官员与代表。毛拉彼此之间互有联系，也通过个人友谊或在学习培训中发展而来的庇护关系，与主要的什叶派学习中心保持一定联系。但是与学习中心保持联系更重要的途径是效忠于某一位马尔贾（marja），并向其进献钱财。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在宗教内部形成一种等级制和从属关系，这与欧洲天主教会别无二致。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看成一种侍从关系。普通穆斯林已经习惯于向毛拉寻求建议和法律裁决，在遇到政治危机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依赖教士阶层。一些传统教士并不热衷于在政治事务中发表观点，而其他人，如霍梅尼，则恰恰相反。

西方势力在伊朗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介入及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使得教团进退两难。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西方的社会和国家观念彻底颠覆了教团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教育领域和法律领域。另外，消息灵通的教士们自然知晓，自法国大革命之后，世俗化的理念已经在欧洲许多地区的社会中对宗教全面蚕食；他们也知道，一些伊朗人对于教团持敌对态度，而视世俗化为典范并持欢迎态度。这些教士也同其他伊朗人民一道，深感西方和伊朗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屈辱。最终，这种仇视情绪深深植根于伊朗底层民众，导致西方势力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异类和伊斯兰教的敌人。

霍梅尼对国王的很多政策，例如女性选举权，国王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虽然因此数次入狱，但并没有就此息声，他的批评也没有变得温和。他直截了当的演讲方式让他声誉日隆，以其独特的方式公然发表反对国王的言论，这在当时仿佛无人可出其右。最终，在1964年国王将他驱逐出境。他首先去往土耳其，随后转到伊拉克。

在伊拉克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日趋成熟。由于反对国王的政策，他干脆直接主张废黜君主制度，呼吁依据伊斯兰法学家的监护（velayat-e faqih）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取而代之。霍梅尼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甚至在1979年之前几乎无人知道。直到当年革命成功之时，他仅有的追随者也只是他早年的学生，例如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HoseinAli Montazeri）、穆尔塔扎·穆塔赫里（Morteza Motahhari）和穆罕默德·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

后来，在1978年，迫于伊拉克政府的压力，霍梅尼离开伊拉克，转至巴黎。

几个不同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参与了1979年伊朗革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团体在霍梅尼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然而革命成功后，这些团体发生利益纠纷，一些人感觉被新建的伊斯兰共和国背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描绘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整个过程时出现了几个被广泛认可的版本，这些说法各异且彼此相互矛盾。一个较为稳妥的观点是这些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所引发的。

革命爆发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国王长期没有给他的子民提供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1953年后，老一辈伊朗人对此已懒于改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伊朗人登上舞台，其中一些深受60年代风靡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学生运动与暴力革命的影响。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团体就是由世俗左派学生组成的，他们甚至比其他团体更激进。其他参与人士还包括老一代左派人士、同情人民党人士、摩萨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仍然追求立宪主义和1906年制定的宪法原则。

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刻意疏远教团，霍梅尼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但其他教士对于国王所倡导的全面西化、世俗改革，对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王室的渊源的强调以及伊朗各个城市蓬勃兴起的西式物质享乐主义等也充满愤恨。和以往一样，与教团紧密结盟的是小商贩和工匠群体，他们对于经济模式的改变十分不满。国内乡村地区开始出现新兴超市和进口食品，导致了经济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他们从传统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推到边缘位置。这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小商贩们的生活被伊朗复兴党完全搅乱。起先，他们以为只要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生意，复兴党政权就会放他们一马，然而复兴党却要一竿子插到底，将改革措施直接指向社会最基层的普通人的生活。在1976—1977年的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飞涨（堪比1905—1906年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大批小商贩因所谓的投机倒把而遭到逮捕。

引发革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不满。土地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使得大量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德黑兰寻找工作。伊朗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经历了短暂的上扬后，在1976—1977年开始下滑，在收入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物价和房租却依然逐步走高。有证据显示，伊朗城市贫民在革命初期并未过多参与其中，但到1978年秋，工人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他们的罢工游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和政府的正常运转。经济下行使得所有社会阶层都开始感到不安并越来越多地抨击政府。国王个人统治和单一政党国家的显著弊病就在于一旦情况发生恶化，根本没有替罪羊来分担责任。

导致革命爆发还有其他因素，一些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比如国王与人民之间渐行渐远，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才是对于他本人统治的主要威胁。但他的判断与事实可谓背道而驰。再有就是国王的病情。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得了白血病，并且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80年流亡期间死于此病）。

即使说了这么多，仍然无法完全解释革命为何会发生，因为只有通过叙述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阐明国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权力，以及革命为何变得势不可当。

就革命本身而言，各种形形色色的态度与动机慢慢汇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伊朗国内对于过去长久以来西方介入伊朗的深恶痛绝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从19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伊朗领土并对国家百般羞辱，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打破伊朗保持的中立并侵犯其主权。此后，西方于1953年策划的政变使这种对西方的愤怒情绪达到顶峰。然而与之矛盾的是，许多伊朗人却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民怀有一种亲近感甚至是崇敬感。在那个时代及以后，革命者们常说伊朗人的敌意并不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而是完全针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政府。产生这种复杂情绪，部分是缘于一种屈辱的失望感。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颇为失望。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理应成为伊朗的朋友，并一再以朋友自居，但却屡次辜负了伊朗人对他们的信任。

对于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影响较少的更为保守的伊朗人来说，电视媒体和大街上各种扑面而来的西式广告、电影和服装给他们带来的直观感受是令人厌恶的，他们对于这些西方元素给伊朗宗教和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也麻木不仁。许多人因为美国广告媒体的大规模轰炸而感到迷茫，并觉得受到冒犯。当时在伊朗居住着大量外国侨民，尤其是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末期，数量多达约5万）。虽然也有例外，但总体来说伊朗人感觉美国人在当地表现得傲慢自大，且毫不在意当地人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人在自己的国家，特别是首都德黑兰，反而感觉像是外国人。霍梅尼也在1979年的一篇讲话中提道（讲话虽发生在革命之后，但霍梅尼本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革命前的状态），西方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强加到伊朗人民头上只是为了让伊朗人更好地受西方控制。

”

这些人渴望自由，渴望我们的青年也得到自由……但是，他们渴望的是怎样的自由？……他们希望赌场自由开放，酒吧自由开放，声色犬马场所自由开放，吸食海洛因者随意吸食，抽鸦片者自在抽吸，这就是他们用来阉割我国青年人的手段，使青年再也无力起来反抗他们……这些伪民主派受到那些想要掠夺我们、使我们的青年麻木不仁的西方列强影响，倡导绝对自由，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应被禁止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德黑兰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性的焦虑和怨恨。当时的德黑兰充斥着年轻男性，除一些学生外，还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和外省城市家庭，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勉强度日。他们生活在城市南部，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在那里女性都穿着伊斯兰传统罩袍。但在城市北部，他们却能见到年轻女性独自外出，穿着招摇，尽显西式时尚。这些女性身上同时表现出财富、傲慢和西方的影响。他们还能在广告中和电影院前的宣传板上不时看到女性的形象。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使人馋涎欲滴却又高不可攀，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自身令人绝望的劣等身份。他们没钱结婚，更无力组织家庭，由于成长过程中严苛的宗教影响以及与外来时尚形象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欲望的破灭与社会紧张情绪以及对西方影响的愤恨心态已经相互交织。

1953年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它引领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态度的再次转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紧密同人民党保持一致和基本支持共产主义观点转向重新强调伊斯兰教义为伊朗国民身份的真实核心（讽刺的是，正如之前的民族主义理念一样， “真实性”这一概念自身就显露出了西方同时期思想家，诸如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等人所产生的影响）。在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脱颖而出：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amad）和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ati）。

同许多伊朗知识分子一样，贾拉勒·艾哈迈德1923年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但随后却背离了宗教。20世纪40年代，他同左派思想家、政治家哈利勒·马莱基(Khalil Maleki)走得很近，但却成为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他于1953年后就远离政治。他在大多数作品中仍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不再支持任何政党或组织。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当数发表于1962年的Gharbzadegi,被译为《西方有毒论》（Westoxication，或《西化瘟疫》）。“西方有毒”一词并非艾哈迈德所创，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将其诠释得更加深刻。在伊朗革命之后，这也成为革命政治过程中的标准术语之一。艾哈迈德并非是要借此攻击西方或是西方思想，至少不是直接攻击，而是要攻击接受和倡导西方影响（但又无法准确理解）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既不伊朗化又不西方化的人群和文化。

首先，艾哈迈德希望伊朗人的文化生活能够回归真实，而非伪装或是空洞的模仿。随着时间流逝，他背离了卡斯拉维、赫达亚特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反宗教立场，回归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并坚持这才是伊朗核心且真实的身份认同。在很多伊朗人眼里，他是英雄，是戴着贝雷帽，蓄着满是烟渍的山羊胡，忠诚的政治知识分子典范。

阿里·沙里亚提更为年轻（生于1933年），在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革命者中，影响也更大。他也来自一个教士家庭，其父于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试图整合社会主义思想和伊斯兰教义的团体中颇有影响。沙里亚提也曾是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但最终幻想破灭，开始相信民主原则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中并不足以和暴政相抗衡。他依靠政府奖学金远赴巴黎学习社会学，并随后在自己曾经就读的城市马什哈德任教。他是一名富有魅力的教师，通过倡导一种新式的革命伊斯兰教，在当地和德黑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革命伊斯兰教强调作为穆罕默德启示基础的社会与政治正义思想，但（又如同许多先前思想家那样）对教士的保守、愚昧以及对经典文献中的学术细节的痴迷又持批判态度。有人认为沙里亚提的观点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更希望将伊斯兰教以一种崭新的能带来革命性改变的意识形态展示于世人面前，从而带来革命性改变，诚如马克思主义一般，甚至超越马克思主义。他对侯赛因尤为关注。侯赛因是革命领袖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典范，他最先提出了一个口号，即“每天都是阿舒拉节，处处皆是卡尔巴拉”。沙里亚提于20世纪70年代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随后被圈禁在家。他于1977年远渡英格兰，同年6月在那里因心脏病与世长辞。

以上这些思想理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无数伊朗学生和年轻人的无限遐想，并为他们最终接受霍梅尼的领导打下思想基础。霍梅尼本人从未公开认同（也没公开反对）沙里亚提或艾哈迈德等人，但在他的讲话中却不时出现呼应他们思想或言论的表述。

一些国外观察家注意到巴列维国王在1977年遭遇经济问题，但很少有人预见到他领导的政府将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他放宽了一些曾用以镇压反对者的措施。在1977年，一些试探性的反对声音再次响起。

当年秋天，位于德黑兰的歌德学院组织了一系列的诗歌之夜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和学生。活动变得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也开始对政府发出越来越多的政治批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此类活动终止。几乎与此同时，宗教学生听闻霍梅尼之子穆斯塔法在伊拉克（纳杰夫）莫名其妙身亡，于是怒火满腔地在库姆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人群宣誓支持霍梅尼并反对巴列维国王。可能是出于对此事件的回应，伊朗政府于1978年1月在当地报纸《消息报》（Ettelaat）发布了一篇宣传性文章，称霍梅尼不是一个真正的伊朗人，而是英国间谍且曾撰写过不雅诗作。此文一经发表，即在霍梅尼追随者中引发众怒，库姆开始了新一轮的游行示威。不过此次官方有介入，并向示威者实弹射击，导致多人死亡。

这导致了其他的连锁反应，并对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游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事已至此，一些教士、游行示威者和其他相关人士开始呼吁改革，要求严格落实1906年宪法（同时还包括放松审查制度和释放在押政治犯）。随着时间推移，霍梅尼的许多演讲和主张通过磁带、传真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频道（特别是在他1978年10月移居巴黎之后）等途径深入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者站到霍梅尼一边。整个过程中基本没有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发生，但在一些城市，与政府和外国势力相关联的建筑内，例如警察局、银行或影院等地发生了人员袭击或抢劫的情况。在当年初夏，一些教士呼吁暂停游行从而避免更多流血事件，游行示威者这才暂时停了下来。

尽管如此，另一件事的发生却持续了这种紧张状态。同年8月19日，有人在阿巴丹西南的雷克斯电影院纵火，导致370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有人认为这场火灾是由与极端宗教人士有关的反对派人为制造的，这也是当时的官方说法，但这恰恰成为反对政府的最强烈的情绪来源，因为人们都认为此次火灾是由政府主导，然后嫁祸给宗教反对派的。

一系列事件让愤怒的伊朗民众已经认定，由于国王的极端行为，他已经不再适合继续统治伊朗。整个秋天，一些来自民族阵线和自由党的反对派政客频频（前往巴黎）拜访霍梅尼，并公开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其他反对派人士亦是如此）。当年12月，一年一度的阿舒拉节庆祝活动期间又发生一系列大型游行示威活动，每次聚集人数都超过100万。游行人群呼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高呼“国王去死”等口号。这次，巴列维国王终于意识到已经无力回天并决定接受失败的命运。1979年1月16日，他离开伊朗。伊朗人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庆祝。2月1日，霍梅尼结束海外流亡回到德黑兰，大约300万民众走上街头热烈欢迎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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