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山文化”命名十五周年，全面展现上山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以汇集的若干“中国最早”“世界第一”备受关注。
同是位于浙江，上山文化与大众熟知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上山文化又是如何改写中华文明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在此，不妨让我为大家厘清这一连串疑问。
上山文化把长江下游和中国南方地区的文明史提早至一万年前
在了解上山文化之前，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即文化和考古学文化。
关于“文化”，最为经典的定义当属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的表述——“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考古学文化既是一个具体的反映出土遗物的概念，也是一个抽象的涵盖人群的概念。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1929年在其著作《史前时代的多瑙河》序言中这样阐述——“我们发现了特定的遗迹类型——陶罐、器具、装饰、葬礼与房屋形制——不断重复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关联特征，我们定义为一种文化群或者可以直接称为‘文化’。”
简单地说，考古学文化就是考古学家发现的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同一人群遗留下来的经常反复出现的遗物和遗迹的总和。
那么，按照这个定义，上山文化可以如下表述。
上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而被命名为“上山文化”（注：2000年发现，2006年正式命名）。它是目前长江下游、也是中国南方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浙江省中部的金衢盆地，目前总共发现上山、小黄山、桥头、荷花山、下汤等20处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距今约10000—8500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10000年左右，中期距今9000年左右，晚期距今8500年左右，是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上山文化新颖独特、内涵丰富、特征明显。陶器以大口盆、双耳罐、平底盘、圈足罐为主，另有少量的圜底釜、筒形罐、折肩壶、杯、钵、瓶和背壶，彩陶和红衣夹炭陶独具代表性。石器以磨盘、磨棒、石球、穿孔石器和打制石器为代表。
在已经发掘过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环壕、房址、灰坑、墓葬和器物坑等遗迹，显示出具有明显规划特征的聚落结构，也显示出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定居生活模式。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在陶器胎体中发现了羼合的稻壳、从土壤中浮选出炭化稻米和小穗轴、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水稻植硅体，这些不同种类的稻作遗存显示出非常明显的驯化特征，为研究水稻起源和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讲，上山文化可被视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母体
如前所述，上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把长江下游和中国南方地区的文明史提早至10000年前，那么，它和我们熟知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什么关联呢？
按照考古学的年代分期，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年代距今约12000—4000年。上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河姆渡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良渚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单纯从时间层面，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6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上山文化要远早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也许有人会问，它们三者之间并不完全衔接，中间都有年代上的空缺。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考古学研究的文化谱系。如果简单点概括，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脉络，具体到上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它们是“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一文化序列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在它们之间还有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7000年）和崧泽文化（距今5800—5300年），良渚文化之后还有钱山漾文化（距今4400—4200年）、广富林文化（距今4200—4000年），它们共同构建起了长江下游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上山文化年代最早，它的继承者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河姆渡文化又对良渚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如果从文化基因或者文化传统的角度讲，可以将上山文化看成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母体。尽管三种文化在陶、石器所体现出的文化面貌上各有特色和差别，但从农业社会的形成这个角度看，特别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延续和发展，三者可以看成是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一浪接过一浪，而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路径，最终奠定了上山文化由“最早的村落”走向良渚文化“最早的国家”这个区域文明演进模式。以上叙述只是非常粗线条的概括，具体到真实的文化发展，其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四个最早”改写历史，其中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出现世界最早
总的来说，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生产、农业村落定居、彩陶技术创新、酿酒技术产生等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四个最早”。
稻作农业出现最早。袁隆平院士曾为上山文化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这充分说明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著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认为，稻作农业是一种人类行为，我们研究稻作起源实际上是研究人类种植水稻这种农耕行为什么时间出现，并由此探寻人类为什么驯化水稻。从这个意义出发，上山文化不仅出现了水稻作物属性的种种驯化特征，而且很好地诠释了人类行为的确定性，这表现在水稻的种植、收割、加工、食用的各个环节，还表现在制陶和酿酒等技术特征上。上山文化已经出现一整套比较成体系的“稻作行为证据链”，已经具备稻作农业经济的雏形，稻作农业出现最早、也是最明确的。
最早的炭化稻米
村落定居出现最早。如果按我个人的理解，上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同时也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完成阶段，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在考古学上有专门的课题——“新石器革命”，即研究人类历史上的农业起源和定居的出现，以及制陶术、磨制石器的产生。这是柴尔德根据西亚地区的考古材料提出的理论。
在东亚地区，上山文化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已经出现稳定村落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且与稻作农业、制陶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和进程上保持一致，这有别于西亚地区定居先于农业、农业先于制陶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中，上山文化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农业起源和定居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上山文化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表现。
由此问题延伸出去的，是对我们的一种提示，即在上山文化之前，是否还存在一个尚未被我们认识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农业和定居或许处于真正的起源状态，上山文化已经表现出明显超出同时代文化的进步性了。严文明先生称其为“远古中华第一村”实至名归！
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
彩陶技术出现最早。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彩陶世界最早，比西亚地区距今9000年以后才出现彩陶要早，尤其以桥头遗址的发现最具代表性。
上山文化的彩陶与它成熟的制陶工艺密切相关，可分为红彩和乳白彩两种。红彩主要为条带彩，装饰于盆、罐类的唇口或肩颈位置，最典型的就是大口盆。这类器物外壁施红衣、内壁施乳白衣，口沿部位施一圈颜色鲜艳的红彩。乳白彩的纹饰则更为丰富，主要见于壶形罐、圈足盘和钵形器上，纹饰有太阳纹、短线组合纹、折齿纹和点彩等。
太阳纹是上山文化最为明确的彩陶符号，体现了意识观念和精神信仰等文化内涵，发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有从地平线升起的太阳、有抽象的太阳符号，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太阳纹。短线组合纹被认为是最早的数卦符号，与后世的卦象体系非常相似，其神秘性和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索。
上山文化的彩陶还引领了中国南方地区的彩陶技术和观念思想，以太阳纹、数卦符为意象、以具象化、图像化为特征的彩陶传统对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后续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跨湖桥文化彩陶的直接来源就是上山文化。
最早的彩陶
酿酒技术最早产生。上山文化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酿酒证据，在桥头遗址出土的属于上山文化的二十件陶器标本中，我们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的残留物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八件器物标本曾用于储存酒（或发酵）。酿酒的原料包括水稻、薏米和块根植物。同时，这些器物的残留物中包含了大量的霉菌和酵母细胞，部分霉菌与曲霉或根霉的形态特征相符，酵母形状大多为圆形和椭圆形，显示有芽植状态。植硅体残留物中包括水稻颖壳和茎叶，以及其他草本植物。
综合多种残留物的分析结果，桥头遗址陶器内所储存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麯酒。上山人利用发霉的谷物与草本植物的茎叶谷壳，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之水稻、薏米和块根作物进行发酵酿造。如此看来，上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粮食的储藏技术，并通过不断的试验获得了比较原始的酿酒技术，对剩余粮食的二次加工和形态转换可能意味着上山文化对酒的主动创造，酒在桥头遗址的出现可能与该遗址的某些仪式功能关系密切。
从这些不同方面，上山文化的发现意义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最早距今10000年以前，是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开端，而且还发现了类型多样的稻作驯化证据和初成体系的稻作农业生产证据，是中国万年水稻栽培史的重要开端，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上山文化出现了以稻作农业生产和多元采食经济为基础和支撑的定居村落和早期农业社会，这是中国万年农业定居史的重要开端。上山文化发现了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彩陶，是中国万年陶器起源和技术发展史的重要代表。上山文化还发现了以水稻、薏仁、块茎类植物为原料发酵酿酒的残留物和陶容器，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酒。上山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物质成就和技术发明均走在同时代的前列，诚如英国伦敦大学傅稻镰教授所指出的：“上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开启的文化转型和人类生态转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这是向正在成长的社会过渡的关键。”
由此开始，以上山文化为代表，中华万年文明史开启了正式的起步，一条通往文明的伟大之路正向我们缓缓铺开，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史前中华文明开始光辉闪耀。
作者：孙瀚龙（考古学博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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