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高克恭，生于1248年（南宋淳祐八年），卒于1310年（元至大三年），字彦敬，号房山，祖籍西域。陈垣先生1923年著《元西域人华化考》，考定高克恭为回回人。
高克恭是元王朝的高级行政官员，官至刑部尚书；又是中华文艺史上的有名的书画家、文学家。高克恭的为政风格，或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平恕。
元代在江南一带设置的行省一级的政府管理机构，前后名称多有变化，行省署地也曾在扬州、杭州两地多次移动：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灭南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行省治地改迁杭州，称江浙行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省署地又回迁扬州，复称江淮行省。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再次徙治杭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
高克恭画像。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高克恭出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左右司是行省长官下设的主要行政机构，郎中是这个行政机构的主事官。元代钱塘人杨瑀著《山居新语》，记录了高克恭的一个故事：“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彦敬克恭为江浙省郎中，知杭民籍手工以供衣食，禁火则小民屋狭，夜作点灯，必遮藏而为之，是以数至火患，遂弛其禁。杭民赖之以安。”
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所以元统治者对杭州戒备甚严，实行灯火管制，规定晚上禁钟之后，市井百姓不得点灯做买卖，须晓钟之后，才可点灯。也有以为那时所以要实行灯火管制，主要是因为杭州多次发生火灾。元朝对杭州实行灯火管制后，夜里，还派兵巡逻，谁家夜里点灯被发现，就在门上做记号，第二天屋主得被传讯到官府，还得被处罚。高克恭到杭州任职，对火禁不以为然。他认为，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主要依靠手工来维持生计，假如因为经常发生火灾而严禁夜间点灯，那么情况会适得其反。因为老百姓为了生计，必定会晚上点灯作业，但为了不被巡查的发现，又得偷偷摸摸，想方设法遮掩灯火，而老百姓住房狭小，又是木头结构，这样的后果，一定是火灾大大多于不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于是，高克恭就取消了这条灯火管制的禁令。体察民情，实事求是，为政平恕，不刻薄，不扰民，“杭民赖之以安”，高克恭善大矣。
高克恭在行省郎中的任上，还做了不少有益于民生的善事。那时有人说浙江公田隐漏失实的很多。行省就派高克恭去查实，把隐漏的田税都收上来。高克恭调查后说，江南每年交粮四百万石，浙西地区占了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万一千顷有余（维强按：这个数字来自元人邓文原《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治元史的孟繁清教授计算浙西公田、纳粮等数目后，以为这个数字有误，疑为七万五千一百顷），纳粮一百三十万石，租粮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的租赋实在已经很重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宋代丞相贾似道强征暴敛，扰民甚厉，民田数目不够，只好拼凑，报假帐，做假统计，一直延续下来，官府又不减免，于是负欠的情况就严重了。照高克恭的调查结论，当时所谓的公田，有不少已是有名无实，所谓“隐漏失实”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减去租赋，不要再去暴敛了。可惜的是高克恭的调查结论没有被行省采纳，租赋照征。这也显见得要为政平恕，事实上会有多困难。高克恭自己手头有一点儿权力，必定会想办法阻止不合理收费收税。当时元廷要增收浙东夏税，瓯婺一带深受其苦，行省自执政官以下都遵照元廷意旨，唯高克恭认为，增收夏税会加重民间负担；高克恭还烧毁了一批田地税负经理账册，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保护了一部分民力。
当时杭州的税务机关，往往在机关门口陈列刑具，谁逃税就对谁动刑。高克恭就把税务机关的官员召来询问，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效果。高克恭说：靠严刑峻法，靠吓唬来征税，这对税务官来说，是不称职的行为。第二天，税务机关门口的刑具就撤去了，而此后的税收并未因刑具的撤除而减少。
中国古代官场上，酷吏为害之烈，史不绝书。这些官员大都能办事，也干练，但对王朝法令指令，忠诚过度，杀心重，严刑峻法，政令法规说走三步，他不走五步六步不会罢休，很多政令法规本身已属刻毒，所谓恶法恶政，已扰民甚剧，而到了这些酷吏手上，还要再加重砝码，可以想见酷吏为害之烈。有的酷吏，自己倒也清廉，这就更不得了，譬如昆曲《十五贯》里的知县“过于执”。他自恃“清官”，便有恃无恐，自以为“明镜高悬”。断案办事听不进不同意见，刚愎自用。这类清廉酷吏亲手办坏的事，不知有多多少少。这类“过于执”的酷吏，看上去也廉洁，办事似乎也勤勉，其实他们的为祸之烈，有时很可能超过那些贪官。老百姓要是碰上了这类“过于执”的酷吏，也是有理说不清，屈打成招、含冤蒙耻，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了。所以清代文学家、学问家刘鹗就在小说《老残游记》里说：“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这段话说得甚好，甚有识见，稍稍可修补的是：生命须珍惜，杀人亦大矣。在这个政风背景下来看，则高克恭的这个“为政平恕”尤其可贵了。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政府主事官员的为政风格，直接关乎民生。
高克恭的为政平恕，在我看来，主要是他有“平常心”，不为邀功请赏哗众取宠，不唯上，不从本本出发，而是了解实际情况，尊重实际情况，按照具体的情况来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一旦发现既定的原则和政策脱离实际情况，就力争调整、修改。如果修正不被允许，则在他权力允许的范围里，设法做些“微调”，哪怕与上级领导的意旨有所不合，亦要想方设法作一些调和。
邓文原，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出生，杭州人，在杭州做过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官至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从三品），书法的声望甚高，亦与克恭友善。邓文原曾在克恭《云横秀岭图》上题识：“往年彦敬与仆交极厚善……”克恭故世后，文原撰写《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称克恭“性极坦易，然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肝鬲与友，终身不复疑贰”。高克恭性情坦荡和易，结交的朋友可能不是很广，但一旦得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不疑。赵孟頫说他和克恭1290年起在大都时就是好友了。克恭跟赵孟頫惺惺相惜，两个大艺术家时常挥毫合作，切磋画艺，相亲而不相轻。元末黄岩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里面有一条笔记《诗画题三绝》写了一个高克恭和赵孟頫的绘画故事：有一次，高克恭“与客游西湖，见素屏洁雅，乘兴画厅石古木。数日后，文敏（维强案：即赵孟頫）为补丛竹”。这条笔记又接着说：虞文靖公题诗其上，有“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等句，“此图遂成三绝”。这真是一段佳话。虞文靖公即虞集，诗中所写的“尚书”指高克恭。高克恭1248年生，赵孟頫1254年生，虞集1272年生。虞集是克恭、孟頫的晚辈。赵孟頫曾在高克恭的画上题诗道：“疏疏澹澹竹林间，烟雨冥蒙见远山。记得西湖新霁后，与公携杖听潺湲。”深情回忆他们的同游湖山。当时就有人说“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见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意思说赵孟頫和高克恭各是南北方的画坛领袖。
高克恭的泼墨写意，气韵闲逸，元气淋漓。他的山水画“大有思致”，刘仁本《题米晖〈青山白云卷〉》说高克恭的山水画“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可见在当时影响的广泛。大克恭三岁的李衎，亦是有元一代名画家，官至吏部尚书，拜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李衎在克恭的《云横秀岭图》上题跋有云：“予谓彦敬画山水，秀润有余，而颇乏笔力，常欲以此告之。宦游南北，不得会面者，今十年矣。此轴树老石苍，明丽洒落，古所谓有笔有墨者，使人心降气下，绝无可议者，其当宝之。”可见克恭虽以业余作画，而有专业绘画的精进精神。前举邓文原的题识，后面接着说他尝见克恭作画，“真如蒙庄所谓偻承蜩者，盖心手两得，物我俱忘者也”。“偻承蜩者”典出《庄子外篇·达生》。世传克恭学画取法二米，今代画史学家则以为克恭风格“在元代真正新颖、独特之处”是为脱离“南宋云山烟树的山水画风”所作的切实的努力。高克恭的诗名在当时也已甚高，1270年（元世祖至元七年）出生的柳贯，说克恭诗风“神超韵胜”。高克恭在杭州为官时，钱塘山水是他心灵上的朋友，闲暇日常常携酒登山，沉醉山水，流连忘返。这是一位汉文化修养非常深的北方少数民族大艺术家。陈垣先生，一代考史大家，书画修养亦精湛，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里把高克恭列在卷五《美术篇》的《西域之中国画家》一节，并说：“今故宫博物院所藏高克恭画，为吾所见者，尚十余轴，虽真伪一时莫辨，然已震而惊之亦。”
赵孟頫《观泉图》（摹本）。
高克恭在杭州画过两幅很著名的山水画，一幅是《吴山观月图》，为李公略而作；一幅是《山村隐居图》，为仇远而画。《吴山观月图》的题款为：“万松岭畔中秋夜，况是楼层最上方。一片江山果奇绝，却看明月似寻常。高克恭为公略作。”《山村隐居图》是高克恭酒酣之际的即兴创作，仇远在这幅画上题五言古体诗一首，诗序是：“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张渊浦貳车会高彦敬御史于泉月精舍，酒半，为余作《山村隐居图》，顷刻而成，元气淋漓，天真烂漫，脱去画工笔墨畦町。余方栖迟尘土，无山可耕，展玩此图，为之怅然而已。南阳仇远仁近。”
高克恭家产，史称：惟田二顷。
2021年10月13日初稿，22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