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共同富裕”成为中文媒体上的一个热词。从房地产到互联网，一场大刀阔斧的“共同富裕”改革正在拉开，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但在国际上，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新词。
至少在60年前，冷战期间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已经开始以“共同富裕”为国家目标。
当时，很多刚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都在以美国和苏联为学习样板，观察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究竟哪个制度更好。
社会公平与民众富裕，自然是制度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因此为了拓展国际影响力，美苏展开了一场有关“共同富裕”的竞赛。
苏联自不必说，实现“全民共产”本就是立国之本。而美国为了抵御苏联的思想渗透，也打造了历史上最为平均的社会。
然而两个超级大国搞“共同富裕”，最后却是一败涂地。
苏联这边，“共同富裕”搞成了低层次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最后民众不满、国家解体，继承衣钵的俄罗斯如今寡头遍地。
而美国这边，民众福利最好、社会最为平等的70年代，却同时经历着经济危机和通胀高企，经济始终无法发展。最终美国政府放弃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转而专心地为资本和利润服务。
历史上的两个超级大国都失败了，为什么实现“共同富裕”就这么难？
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我们的政府才找到答案。
美苏决战“共同富裕”
1959年，苏联成功试射第一枚洲际导弹，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全面拉开，冷战进入巅峰时刻。3年后，差点毁灭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即将爆发。
但在军备竞赛以外，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也相当激烈。
美苏双方均向世界宣称，自己拥有着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体制、国民生活最为幸福。它们竞相在国际上举办博览会，展示国民的优渥生活。
这一年，莫斯科正在举办“美国国家博览会”，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借机访问苏联。这是冷战开启以来，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对苏联正式访问，因此获得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为了在全世界的记者镜头面前，继续展现美国的优越性，尼克松走到了一栋精心装扮过的美式“样板房”面前向大家介绍：这样一幢漂亮的房子，只用1.4万美元就能买得到，大部分美国人都能买得起。
尼克松所说的确不假。当时美国的一个普通钢铁厂工人，年薪约为6000美元，所以一个美国工人只要花2-3年工资，就能买得起这栋价值1.4万美元的漂亮样板房。
然而一旁陪同的赫鲁晓夫不高兴了，他立刻反驳道，美国房子都是由木头做的、不堪一击，20年之后就要推倒重建，不如钢筋水泥建成的苏联楼房。
赫鲁晓夫任内，苏联政府为了实现“人人有房住”的理想，正在把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楼盖遍全国。后来这种楼房传入中国，被我们称为“筒子楼”；
正因为在住房方面的成就，赫鲁晓夫自豪地宣称：“苏联人只要一出生就有房住，住房是苏联人的权利……而在美国，要是没钱，穷人就只能睡在大街上。”
辩论住房，尼克松没占到优势，于是他将话题转向交通，想要直戳赫鲁晓夫的软肋。
尼克松继续说道，美国已经达到了“每个家庭拥有1辆轿车”的程度。然而苏联汽车工业并不发达，平均100个人里只拥有不到1辆轿车。
论汽车产业苏联的确比不过，赫鲁晓夫只得开始“画大饼”，宣称未来苏联民众不但会有汽车，还会有每人一架飞机。
听到这话，尼克松笑着讥讽道：“这么多飞机停在哪里呢？”
两位领导人这场有关民生的辩论，因为发生在样板间的厨房里，很快被好事的美国媒体冠以“厨房辩论”的名字，在电视上大肆报道。
看过电视报道后，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尼克松获得了辩论胜利。这位副总统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也为他10年后成功竞选总统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在苏联“人人平等、人类理想”的口号宣传下，当时的美国民众竞不为所动？
因为在50、60年代，美国的确有“共同富裕”的资本。
尼克松访问苏联时，正值美国历史上、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时期。彼时，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高达91%、遗产税高达80%——也就是说，美国有钱人赚100块钱，91块钱都要交税补贴穷人，去世后再向国家上交8成遗产。
同一时期，美国还有庞大的工会力量，1/3的美国工人选择加入了工会。在工会的保护下，当时的美国企业主不能随意开除工人，并且每年还要和工会协商涨工资，工人们的待遇不比号称“铁饭碗”的公务员差。
正是在一系列分配政策的强力保护下，美国工人阶层组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成功抵御了苏联的思想渗透。毕竟美国工人自己的小日子过得不错，没必要去羡慕苏联人。
然而，美国这一系列试图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却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恶果……
美国“共同富裕”的崩溃
当初美国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大力保护工人利益，带来中产阶级收入的普遍提升。但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这意味着企业的人力成本在飞速上升。
只不过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均被战争摧毁，一时间美国商品独步天下。所以人力成本上升，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损害还不明显。
但到了60年代末，随着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重建，其他工业大国对美国制造业开始发起猛烈冲击。
其中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汽车产业。
在汽车诞生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市场一直是本土汽车的天下。但到了60年代末，外国汽车大举杀入美国市场。1969年，德国大众在美国卖出了55万辆车，日本丰田紧随其后卖出近13万辆。
相较于美国货，外国车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而这种便宜来自于低廉的人力成本。
1970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年收入高达8700美元，但在同一时间，日本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400美元，只有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正因为拿着美国人三分之一的薪水，日本人才能造出价格只有美国车一半的日本车。就是因为便宜，日本车开始抢占美国车的地盘。
到1971年，因为本土汽车昂贵、进口外国的廉价汽车越来越多，美国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
整个70年代，美国汽车产业继续受高昂人力成本的拖累，在国际市场上被日本汽车吊打。到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在二战后第一次超越美国，美国被迫让出“汽车第一大国”的位置。
眼看着市场被蚕食，美国汽车业界坐不住了，纷纷跑去向政府诉苦。于是在80年代，总统里根开始支持美国企业主们，取消对工人们的保护政策、解散碍事的工会。
正是因为获得了政府的支持，80年代美国汽车业掀起了“全球化”浪潮。什么是全球化？就是把美国的工厂搬迁到墨西哥、东南亚，开除昂贵的美国工人，换上便宜的外国工人。
换句话说，“共同富裕”，美国资本家们玩不下去了。
“全球化”造成了美国20万汽车工人的“大下岗”，工人们于是将怒气，发到让他们丢了工作的日本车身上。
1981年，美国汽车工会当着记者的面，直播砸毁了一辆丰田卡罗拉轿车，以宣泄对日本车的不满；
1982年，一名叫做文森特·秦的华裔，被两名白人汽车工人，误认为是日本车商而活活打死。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半个世纪前，美国人搞“共同富裕”时的光辉和最后的崩溃。
2019年，奥巴马投资拍了个纪录片《美国工厂》，讲的是中国“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的故事。
“福耀玻璃”建厂的俄亥俄州代顿市，正好是美国通用汽车的工厂所在地，因此福耀也招聘了很多下岗的美国汽车工人。
这帮工人，下岗前在通用汽车拿26美元/小时的工资，在福耀只能拿18美元。然而即使工资缩水，也比中国同事赚得要多。
但论起工作效率，福耀的美国工人却远不如中国同事，不仅工作态度懒散、不愿意加班，而且安全意识爆表，任何危险的工作都不愿意干。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帮美国工人错了。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至少能感受到当年美国“共同富裕”时代的缩影。
“共同富裕”有成功的例子么？
上面讲了美国搞“共同富裕”失败的例子，但同一时间失败的，不只美国一个。
在拉丁美洲，有著名的“庇隆主义”，以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为名。
二战时期，阿根廷因为躲开了战火，吸收了大量外国投资、经济繁荣，被普遍认为是下一个发达国家。
但1946年庇隆上任后，他为了宣扬社会平等，开始大幅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
阿根廷又没有美国丰厚的“家底”，因此“庇隆主义”搞了10年就搞不下去了，最后同样是以经济萧条、通胀高企结尾。阿根廷民族企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被外资冲垮，庇隆也被不满的民众和军队赶下了台。
比庇隆更极端的，还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现在国家也在内乱。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所有想搞“共同富裕”的国家，有一个绕不开的难关——那就是民众收入提升之后，人力成本也必然抬升，如何还能保持产业的竞争力？
环顾当今世界，也有不少国家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例如位于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被世人公认为是“福利国家”。
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低于0.3则意味着收入分配较为平均，高于0.4则意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上述三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6、0.27、0.30（中国为0.465）。
以瑞典为例，瑞典同样有庞大的工会组织，员工收入和福利依赖于工会的保护。
在工资之外，瑞典政府还有强力的税收体系以弥补收入差距。“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导致瑞典税收占GDP的比重常年超过45%，企业承担的税赋很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面对如此高昂的人力和税赋，瑞典的企业还能存活下去？
唯一的答案，或许就是垄断技术。
自工业革命以来，瑞典以造船业发家，在机械领域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技术优势。如今这个人口仅1000万的国家，知名大品牌有不少，例如沃尔沃汽车、爱立信通信、伊莱克斯电器、哈苏相机……
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正是因为垄断技术，瑞典的制造业才能躲开低成本国家冲击，赚来利润、“做大蛋糕”并养活一大批高薪的产业工人。然后再由国家出面，把其中一部分“蛋糕”切给其他国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技术壁垒对于共同富裕如此重要，以至于瑞典人对此十分珍视。瑞典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常年高达6.5%以上，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4%；其研发支出占GDP的3.6%，排名世界第三。
对于未来想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来说，瑞典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
产业升级有多快，共同富裕就能跑多快
根据2020年出台的“十四五规划”，未来我们将要以“举国之力”，进行科研攻关和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破一两个“卡脖子”技术这么简单，更关系到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大计，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以“十四五规划”为起点，国家此后表态支持“硬科技”的声音就没有断过：
从财政上，各级政府已经拿出上千亿的“真金白银”，给高科技企业投资，期盼它们早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建立自己的技术壁垒。
在股市中，国家明确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快速上市，让这些企业老板们发大财。
什么是“专精特新”？就是企业一定要有垄断性的技术。能像瑞典企业一样，从海外赚来高额利润，养活一批高薪工人，为“共同富裕”事业添砖加瓦。
显然在共同富裕这件事上，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共识，那就是“产业升级有多快，共同富裕就能跑多快”。
但展望未来，我们的任务势必会十分艰巨。因为要想支撑起14亿人的共同富裕，所需要的高端产业规模将十分庞大，相当于再造一个发达世界。期间，我们会遇到老牌发达国家为我们设置的各种阻力。
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基于当时冷战中苏联的全面溃败，他认为共产主义已死，资本主义民主将会是人类最后的答案。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表，美国直到今天也没能实现当初承诺的“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反而越拉越大。
所以历史还远没有终结，而我们，正在写上自己的答案。
~全文完~
感谢阅读，如果觉得文章写得不错，欢迎关注我，转发、收藏并随手点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