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
2021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
76年前，中国人民赢得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直至1945年结束。然而，中国人民深受的苦难远远不止这八年，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从1931年到1937年的这段历史，相较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世人的关注度略低。
而在这六年间，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内是一个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国民党政权建设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怎样的冲突？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顺应民意，在与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过程中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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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书系新书《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从全方位的视角审视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对当时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升降分合，进行了相当细致独到的分析。
以下文字节选自前言——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酝酿仇恨年代的顶点。在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后的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围攻国民政府。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朝气的政府的努力遭到了日本进攻和威胁的不断压迫，如1928年5月的济南事变、1931年9月的“九一八（奉天）事变”、1932年的淞沪战役、1933年入侵热河及令人蒙羞的《塘沽协定》、1934年的天羽主义和藏本事件以及1935—1936年的华北自治阴谋，并最终在战争全面爆发时走向了极点。
蒋介石的绥靖政策
蒋介石并不愿意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不如日本军队，并且，两国之间的战争对于中国以及他本人都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当1937年战争真的全面爆发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要死去，而蒋本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的地位也将被严重地削弱。安内的考虑，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首要目的是击败国内的敌人——既有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地方军阀，也有中国共产党——并把对中国的控制牢牢地置于（他的）中央的权威之下。
因而，蒋介石想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战争，对东京采取了绥靖政策。他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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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绥靖政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在中国并不得人心。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不断地要求抗日，倡导对东京调和的官员经常被无情地批评，有时还被暗杀（如唐有壬和杨永泰）。
▲左为杨永泰，右为唐有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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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
日本问题破坏了蒋为其政府创建一种新意识形态基础的努力。认识到共产党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挑战，蒋和他的盟友们进行了几次尝试来对抗其威胁。蒋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提供一种保守、反共的意识形态；他通过蓝衣社，来卖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他的追随者力推一个铁腕人物或独裁者能把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的理念。这些主意鲜有成效。尽管国民党的核心成员拥护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治，但蒋没有能够把这种意识形态发展成为其政府的基础。一个根本的制约因素就是他的绥靖政策。当蒋不经过开战就把一大块中国领土献给一个外敌时，他怎么能被捧为“中国的希特勒”或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呢？当蒋似乎逃离南京来免于承担日本问题的责任时，人们如何谈论一个铁腕人物或是独裁者呢？甚至就是那个民族主义的概念——现代世界中民族构建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往往是不利于蒋的。他处理外国威胁时的无能削弱了他的意识形态基础。
如果日本人被扼制住了，或者他们的要求仅是单一的，蒋的绥靖政策在政治上的损害可能要小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不是循着一条而是循着几条路线前行——在日本以及在中国，政党和军队的势力有时追求不同的目标。不过，像极端分子土肥原贤二（被西方在华媒体称为“满洲的劳伦斯”）那样，有许多人希望所有调和的努力都失败。因此，蒋介石被夹在了日本人无休止的要求与中国人对日不断升级的民愤之间，他的声望直线下降。只是由于西安事变，并且蒋决定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后，他才成为一个受拥戴的国民领袖。但这种新立场导致了他曾经竭力避免的灾难性的战争。
因而，日本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在20世纪30年代构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框架。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构建方面的每一次努力都受到了日本问题的影响。所以，这项研究将根据这一重要问题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我按年代顺序来对这十年进行研究，讨论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新危机的反应。
三个关键群体
在考察中国的背景时，我将分析三个关键群体的影响：第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第二个是像冯玉祥这样的地方领袖，第三个是独立的“民意”力量。
#01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关键人物是蒋介石，他主宰南京政权，并经常在幕后指导其对日政策。南京国民政府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所困扰，蒋似乎有意挑动他们互相争斗以维持他的政治控制。像CC系、蓝衣社以及政学系这几个派别，其个人都忠于蒋介石，而其影响力则源于蒋的支持。像其他与汪精卫和孙科有关的派系，它们具有某种独立于蒋的政治基础，并被视为蒋的对手。由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与金融业和商业的紧密联系，他们也具有独立的政治势力，尤其是宋子文，有时处于蒋的对立位置。不过，由于这两人是蒋的妻兄和连襟，他们的派系还是被视为忠于蒋的。
日本观察家（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政学系和汪精卫系是亲日的。东京将蓝衣社、宋子文和孙科视为受诅咒的人；日本人也经常谴责CC系，尽管其倾向并不明朗。因此，日本问题变成了南京政治内讧中的主要因素。中日关系中的新危机将改变派系的平衡：为了实施其绥靖政策，蒋介石不得不支持像汪精卫和政学系这些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派系；但中国反日运动的爆发，可能会给认同妥协的政客们带来政治麻烦。
#02
地方领导人：本项研究的第二个焦点是地方领导人，与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有关的派系。像北方的冯玉祥、张学良和阎锡山，或是南方的粤系（包括胡汉民）和桂系这样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其实是蒋介石在党内的对手。其他还有像福建的反叛者这样的地方派系，以及建立了地方政权进而想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派系都力图在南京国民政府之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1928年皇姑屯事件。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遭日本关东军谋杀，其子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并于张作霖被炸死后一周，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图源“好望角”丛书《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
日本的在华活动——直接的和间接的——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成为地方与中央斗争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地方将领中有一个明显的分界。像粤系这样的南方派系，可以在离前线数百英里之遥逍遥自在地痛骂日本帝国主义。而对于北方军阀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它是一种严酷的现实。事实上，冯玉祥和张学良均发现其军事（及此后的政治）力量被日本人的直接行动所削弱。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将分析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地方与中央斗争的重要性。
#03
独立的民意力量：蒋的绥靖政策面对着一群充满仇恨的大众。在媒体上，从像胡适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谨慎中和的论调，到新闻记者邹韬奋慷慨激昂的抗日呼声，舆论千差万别。学生示威、抵制日货运动和全国救亡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剧了疑惧群众运动的蒋的不幸。尽管这些民意的力量缺乏一种直接的军事和政治基础，但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将要说明中日关系危机的发展是如何导致这些因素增长的，主要的政治领袖对它们的活动是如何应对的，尤为重要的是，不断增长的民意的力量在中国政治中是如何起着更大的作用的。当蒋介石竭力压制这些新的力量时，其他人则力图释放和引导这些力量。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进行反日游行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抵制日货运动
例如，在考察中日关系中的特定事件时，我将试图总结媒体的反应，像学生会或救亡联合会这些民众团体的反应以及政治人物的应对。在某些情况下，当日本人要求逮捕具体的新闻记者和镇压具体的抗日团体时，他们自身则成了关键角色。
“好望角”新书上架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作者：[美]柯博文
译者：马俊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