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邵燕君：直言精神·专业品格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邵燕君（拍摄时间：2006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十佳导师（2019），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北京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倾斜的文学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网络文学的新语法》等专著。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好文集》、《中国年度网络文学（男频/女频卷）2015/2016/2017/2018-2019》《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曾4次获得《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专著《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获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度优秀著作奖；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获第17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20）。

当前文学批评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界限的混淆。

“专业批评”的批评主体是在高校、研究机构任职的职业学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在批评原则上，这类批评强调学术性和公正性，研究机构自身的运作机制也为其相对的独立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依托。“媒体批评”则指以大众传媒（包括杂志、报纸等传统的印刷媒体和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为载体，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批评者可以是职业书评人、编辑、记者、专栏作家、高水准的读者，等等，媒介与受众的限制也规定了这类批评内在的商业属性——这也构成了区分“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的根本性界限。今天的批评风气之所以败坏，就在于一些批评家以“专业批评家”的身份进行“媒体批评”，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以全体批评家的专业资格换取某些人个人的利益，消耗的是公共资源，伤害的是文坛整体的生态和发展潜力。

正是在这样的大势环境下，一批年轻的“直言批评家”脱颖而出。他们以直言不讳的方式不断向文坛发出诤声，并且矛头直指一些文坛“大腕儿”，在一片“表扬与自我表扬”声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侧目。但是，“直言批评”很快与“酷评”“骂派批评”混淆起来，在一些人眼里，甚至直接将“直言批评”等同于“骂派批评”。

所谓“直言”，是指一种批评的态度和品格，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以言举人，也不因人废言。这样一种基本的批评品格之所以作为一种“新型批评”的命名，其实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太缺乏基本品格。而“直言批评”被简单地等同于“骂派批评”，除了利益被触犯者的居心叵测和少数“直年言批评者”确属动机不纯外，也说明，今天的“直言批评”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其专业品格。

当前活跃的一批“直言批评者”，专业素养确实良莠不齐。有的批评者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或即使是“科班出身”也在审美趣味、理论基础以及论文写作技能等方面比正统的“学院派”稍逊一筹。但问题是，为什么在文学批评几乎处于“全面崩盘”的危机时刻，出来“铁肩担道义”的不是“学院派”的权威，而大都是“野路子”里的好汉？这正是“学院派”需要严肃反思的。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重研究轻批评，即使是文本解读也往往是肢解作品，以之作为某种理论的注脚。这种大而无当、隔靴搔痒的批评，实际上早被作家和读者拒绝，沦为“自说自话”。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却以专家身份成为“文学表扬家”，促使洁身自好者更倾向于做“不介入”的“纯学问”。

我们必须看到，当代文学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对层出不穷涌现出的作品进行及时的判断、仔细的筛选、敏锐的发掘是极其重要又极其基本的工作，这既影响到对当下创作风潮的引导，也关乎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和文学史写作。即使以宝贵的时间淘沙，与速朽者同朽，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在敦促“直言者”加强专业品格的同时，在“学院派”中倡导“介入性”和“直言精神”也同样重要。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邵燕君念完博士那一年，我代表当代文学教研室，起草了一份关于将她留校的申请报告。这份申请报告实事求是地描述了邵燕君的成长经历，深入分析了她的学术修养与素质，把将她留校的理由很诚恳地作了诉说，无一句虚语。现如今，念完博士的最好选择，莫过于留校任教。但由于留校的条件一路攀升，直高到近乎苛刻的地步，能够留校的凤毛麟角，而留北大则几乎难于上青天了。每年一度的应聘，看应聘者纷纷落马，作为其中的一个投票表决者，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中都会感到不安与歉意。邵燕君的留校要接受学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查（甚至是盘问）。那天，面对学术委员会诸位先生，她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卑不亢地作了她的学术报告。记得那份报告，并无惊奇之处，倒是显得过于平实。最后，她顺利通过了。我将这件事视为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留与不留，她的人生将会是两样的安排、两样的风景。

当时考虑让她留校，教研室主要是从两个维度上思量的。一是背景，二是前景。所谓背景，就是她在学术上已经呈现出来的形状。所谓前景，就是根据已有的形状，加上对她各方面品质的考察，然后对她在学术上的未来形状再作一个展望和推测。

邵燕君于1986年入北大读书。本科学习期间，曾作为《北大校刊》的记者在校内外进行广泛采访，虽然那时不免显得有点稚气，但很灵敏，很有活力。记得她曾写过一篇长文叫《进退之间——从商品经济的冲击看知识分子的命运》。她走马灯一般采访了数十位当时在知识界、文化界颇有影响力的著名人士。该文发表后被数家报刊转载，也算是轰动一时。这些年，一些年纪大的老师在回忆那段时光时，往往都要描述那时她采访他们时的风采。他们说，那时，她就有模有样了。在此过程中，邵燕君的文化视野得到了拓宽，社会经验和写作能力上也得到了训练。因学业成绩优秀，本科即将毕业时，她获得了免试就读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当时我既管当代文学教研室，又管中文系的研究生工作，只几句话，就很容易地将她要到了当代文学专业。从此，她就被绑在了当代文学的战车上而欲脱不能了。这一绑定，对她的一生来说，也许并非是最佳选择，可谁让她写那些文章的呢？这些文章在搞当代文学研究的人看来，她天然就具有干这一行当的品质。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邵燕君频频在《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学评论家》《文史知识》《文学世界》《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就已经有了一点气象。她的硕士论文《作为经验的叙述和作为想象的叙述——论先锋小说的形式化追求及技术化倾向》，在详细考察了先锋小说的创作状况后，提出“经验的叙述”与“想象的叙述”两个概念，从而廓清了先锋小说的创作倾向。圈里人觉得很有见地。后来发表在了《文学评论》和《文学世界》上。

硕士毕业后不久，她远去新加坡与美国，先后在中国新闻社和华声月报社任记者、编辑，从事文化方面的新闻报道工作，连篇累牍地写了一串介乎于新闻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文章，异常敏捷地抓住了诸如“诗人顾城之死”“《废都》热”“金庸热”“先锋文学与影视联姻”等热点问题，又异常明快地对这些热点加以解读。其中，《著名作家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一文，后来成为研究“二张”（张承志、张炜）“抵抗文学”的重要资料之一。那几年，她深入采访了张承志、余华、格非、白先勇等一些海内外著名作家以及一些重要杂志、出版社负责人士，掌握了大量只有活跃在前线的人才能获取的文学“内幕”与“情报”。

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她后来运营当代文学的一份独特资本。这段经历培养了她一种亲近当下文学的兴趣，也培养了她深度介入当下与当下文学的能力。这一兴趣与能力，对其他专业而言，也许并不是必需的，但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却是宝贵的。道理很简单：“当下性”是这个行当的特征，是它的生命所在。她后来做的博士论文，若没有这一段特殊经历，大概是不可能想象的。它使她具备了一个优势。也正是这个优势，才使得她后来在这个领域中有了那样一些特别的举动与结果。

这两年由她主持的“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也是她的文学研究思路的一个必然产物。这个论坛的宗旨，与当下文学的批评路线很不一样。“回到文学”“回到文本”“回到朴素的批评立场”等理念，显然是有悖于当下的批评主流的。这个论坛欲将当代文学批评从对理论的机械阐述中解脱出来，从浮华的过度解释中闪出身来，企图回到文学的本真状态。并非是放弃理论，而是让理论在作品的平台上获得展示。这个论坛的切切实实的工作，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调门、腔调、格调，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必须要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视域，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然而，由于我们对学术规范的教条性顺从，更由于科学主义的极端化流播，文学批评已成为一个只有共性而无个性的公众文体。每年出笼的成千上万的文章，落入了干部一腔的尴尬。男女老少，一鼻孔出气，同样的把式，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文风与同样的语气。若说当代文学批评有病，就病在无调。在这样一番格局中，邵燕君处众人中，居然独立。至今我还常常向在读的博士生说起许多年前她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马原又“装神弄鬼”了。我欣赏邵燕君的一点，就是她的批评无论深浅，都有自己的风格。那风格里有大气、雄辩、机智，还有一股侠气——就像生活中她这个人。

对于她来说，要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又不要让当下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我有个观点，二十年前就对人宣扬过：研究当代文学的功夫，并不来自当代文学。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