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100载风云激荡，100载披荆斩棘，100载砥砺奋进。我们正站在一个伟大的时间节点之上。
100年来，在深圳留下了许多见证峥嵘岁月的红色印记。百年来，那熊熊燃烧的赤诚火焰，至今照耀着我们信仰的天空。
让我们一起来追寻这样的红色印记，一起向这些闪耀在深圳大地上的红色地标致敬。
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我们读懂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听见历史的风雷声
顺着时间轴的指引，我们先来到南头古城。
▲南头古城。
南头古城又称“新安古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天桥北，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是目前深圳最具规模的历史文物旅游景点之一。自东晋咸和六年设置东官郡起，南头古城已有近1700年历史。从东官郡到所城，再到新安县，系历代郡、县治所在地，是深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见证了东晋以来粤东地区的历史变迁、兴亡更替。
近代，南头古城在深圳党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宝安县的革命活动围绕古城开展，南头古城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深圳的发展和建设历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隔4年，1925年7月中旬，中共宝安县支部在南头成立，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南头地区的发展正式开启。1949年10月16日，五星红旗在南头古城竖起，宣告宝安县城解放，南头古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宝安县委、县政府所在地。
随着宝安县陆上全境与大铲岛的解放，国民党军退守内伶仃岛。1950年4月18日，内伶仃岛战斗胜利，标志着宝安县全境获得解放。1995年，解放内伶仃岛纪念碑在南头古城北城墙遗址南侧重建。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古老的南头城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破茧与飞翔。
接下来，我们来到宝安一大会址，重温那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2018年，深圳拍了一部也是首部红色革命题材微电影，叫 《宝安1928》。它反映的是这样一段真实的革命历史。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宝安县革命陷入低潮。就在这时，宝安县楼村青年李铭怔冒险给宝安县委带来中共广东省委的密函。在密函中，中共广东省委强调宝安县是省工农革命运动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保持高涨革命形势。宝安县党组织当即决定召开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李铭怔利用自己的木工手艺为大会场所做准备，谁料被乡村劣绅朱元卯手下逮捕，会议地点也存在被敌人发现的可能。为此宝安县党组织经过周密安排，选择新的开会地点，就是今天宝安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素白陈公祠内。
1928年2月23日，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秘密召开，到会代表19人。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阮峙恒参加大会并作政治报告，郑奭南作党务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宝安县第三届委员会，省委指派郑奭南代理县委书记。会议通过了《提案大纲》，翻印了《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党内刊物及各种宣传品。大会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自此点燃了深圳地区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据党史专家介绍，这次会议是大革命时期，深圳宝安地区中共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党代会，在深圳党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陈郁故居。
接下来，我们来到陈郁故居。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村西巷，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个地址。上世纪20年代，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这个岭南常见的小院落里，走出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陈郁。
陈郁出生3个月时父亲即病故，9岁时进村中私塾读了两年书后失学。1912年初夏，陈郁到香港一家缝纫机修厂当学徒。1916年再到香港一家汽车公司当学徒。3年期满，公司老板见他精明能干，就送他去广州汽车学校，学修理与驾驶技术。后来，他到英国人经营的“亚洲皇后”号轮船上当侍应生，从此当上了海员。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为支援这一反帝爱国运动，6月19日，香港海员首先发难，打响了省港大罢工的第一炮。为了对付港英当局的镇压和封锁，香港罢工工人向广州转移。陈郁奉命到深圳，负责接待和安置工人，被选为罢工工人代表，并任罢工委员会宣传干事。这一年8月，他由陈权、梁祖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8月，陈郁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海员工会副主席，中共海员工会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陈郁主持召开海员工会党员骨干会议，分析研究当时的形势，认为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大家推举陈郁去上海向中央反映意见，3月底他去上海，向陈独秀建议，以南方海员工人为主，组织一次总同盟罢工，以回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支持各地工农群众运动。
1927年4月12日，上海、广州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根据党的指示，陈郁留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4月20日，陈郁和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等发动和领导广州工人群众举行政治罢工，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今天，当我们从繁华的现代都市景观里抽身来到这里，依然可以从陈郁故居的砖石花木中听见历史的风雷声。
▲位于东门的思月书院。
下一站，东门。
在繁华的深圳东门南庆街，有一栋红白相间的民国时期三层建筑。走进去，你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一段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这里是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80多年前，归国华侨、广东人何华益在这栋三层小楼创办了“鸿安酒家”，成为当时深圳墟的酒店业老大，何华益也被人称作“鸿安婆”。1938年10月，日寇进犯广东，华南抗战打响。11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下，接受国民党委任，在鸿安酒家组建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负责深圳乃至东江地区的抗日斗争。
▲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深圳鸿安酒家。
在驻留深圳期间，叶挺统筹整合了各路抗日武装力量，对日军频频进行打击。他还亲自前往香港，动员海外华侨为抗战大业贡献力量。12月底，因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当局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中共中央推动叶挺重返新四军担任军长，该指挥部自行撤销。
叶挺在深圳鸿安酒家设立指挥部，收编队伍、整合武装，动员华侨支援抗战，加强抗日宣传，发动对日寇的军事进攻，对深圳乃至华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与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鸿安酒家”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今天的年轻人如果来东门休闲购物，建议走进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历史，对今天的生活、对生活的这座城市，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感触。
同样在东门附近，还有一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思月书院，是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接待站旧址。思月书院这个诗意的名字中，也曾经燃烧过革命的篝火。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这个时候，深圳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成为广州与香港工人运动的联络点和第二战场。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示，于6月19日在东门老街南庆街22号思月书院设立了香港大罢工工人接待站，接应离港回内地的罢工工人。
1988年7月27日，作为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接待站旧址，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是深圳博物馆分馆之一。
现在，我们来到位于平湖的山厦革命历史纪念馆。
1926年初，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成归来的叶丽钧、叶庆光、叶昱贵、江太等人积极组织农会。当年2月，山厦农民协会诞生了，严凯详、严绍组任执行委员，总部设在山厦严、叶两家的祠堂，并在那里举办了两期农运骨干训练班，建立起一支12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这支部队后来加入了东宝工农革命军。
1926年5月，东莞县委组织委员、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蔡如平来到山厦村，帮助成立了深圳地区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山厦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有7名党员，严凯详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山厦革命历史纪念馆。
在党的领导下，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山厦这片热土上，先后有17位英烈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09年12月15日，按照山厦老村民的回忆进行原貌修复建成的山厦革命历史纪念馆正式开放，其原址即为山厦严氏、叶氏祠堂。
从森严的祠堂里，诞生新鲜的农民协会及党支部，这是关于化蛹为蝶的又一个注脚。
纪念碑是矗立在大地上的史诗
这里是东纵北撤纪念公园，位于大鹏新区大鹏半岛沙鱼涌。公园里竖着一块石碑，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着“为了坚持国内和平，从此登船北撤山东”。这块石碑的背后有一段宏大的红色历史。
▲东江纵队北撤纪念公园。
说到东纵北撤，我们还得继续沿时间河流上溯，了解东江纵队这一支重要的抗日军事力量是如何成立的。
1938年10月，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很快攻陷惠州、佛山、广州。10月24日，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受组织派遣，带领香港进步海员、工人、学生潜入惠阳，组建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个总队拥有100条枪支。
当年12月，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坪山会师，他们并肩战斗，初步打开了东江抗敌新局面。到1943年，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纵。
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东江纵队已经拥兵1.1万余人(含1800余人的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他们一共解放城镇50座，开辟了以东江为核心的根据地和粤北、珠三角、粤西、粤东、粤赣湘边五块游击区，总面积达到了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余万，打死打伤日军、伪军6000余人，俘虏3500余人，可谓战功赫赫。
1945年，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纵北撤源于《双十协定》。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投降。当年的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经过谈判，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中共同意把广东、浙江等8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以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1946年6月30日，在以曾生为首的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北撤人员一共2583人，在大鹏半岛的沙鱼涌登上美军三艘登陆舰，开赴山东烟台，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后编入第三野战军战斗序列。这批优秀的东江儿女抵达山东后，先后参加了鲁南、豫东、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3年之后，他们与大军一同挥师南下，与当年留守南方的粤赣湘边纵队的战友会师，最终成为解放华南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为纪念东纵主力北撤山东这一历史事件，1989年，原宝安县人民政府在沙鱼涌原址建亭立碑，后来成为深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北撤纪念墙上刻着两千多名指战员的名单，这样一份沉甸甸的名单，表达了我们对东江纵队指战员的悼念，也使这一纪念墙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下一站，白石龙。
你可能不知道，包括何香凝在内的许多重量级名字，和深圳一个叫白石龙的村庄发生了关联。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心。据历史资料记载，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
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帮助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
1942年1月9日，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文化人在香港骆克道，换上老百姓的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抵达铜锣湾避风塘，登上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邹韬奋、廖沫沙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次日凌晨，交通员又分别将这些文化人带上三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
1月11日，几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顺利抵达宝安白石龙村。此后的百余天，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蒸发”而无一人被捕。
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停留了十几天，有的停留了一个多月。但是，惊心动魄的营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
茅盾曾评价：“这次营救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现在，我们去瞻仰几块革命烈士纪念碑。
光明街道白花社区是东江纵队抗日战争革命老区之一，先后有多位烈士在这里为国捐躯。
“白花”这个名词，似乎就是专门为此而设立的。
白花社区是一个拥有300年历史的客家村落。同时，它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村就发起组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该村是羊台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需基地。
1992年，白花村民倡议捐资，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修建“白花洞革命烈士纪念碑”，同年12月纪念碑落成。
这一块革命烈士纪念碑，就是一朵巨大的白花，为英烈而盛开。
在龙岗红花岭，有一块龙岗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73年前，这里是解放战争时期红花岭阻击战发生地。这场阻击战是当时惠州东莞宝安地区最激烈、最大规模、最具有影响力的战斗。硝烟已经散去，但是，我们从纪念碑以及碑顶的战士塑像上依旧能感受到澎湃的热血。
来到屹立在北环大道和彩田路交会处的深圳革命烈士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矗立的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建于1983年，碑高27米，碑身宽3.5米，碑座宽7米，碑身四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由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写。从高空俯瞰，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正好位于烈士陵园的正中央。
这些纪念碑，都是矗立在大地上时间的赞美诗。
如果说，要在深圳寻找一个见证百年风云变迁的所在，那一定是中英街。
▲中英街。
中英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北区交界处，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而成，原名“鹭鹚径”，长约250米，宽3—4米，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与香港一街相处，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1898年6月9日，在英帝国主义武力逼迫下，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及附近海域租给英国，期限为99年。界碑将沙头角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英街”。 勘界后不久，有人在河床两侧搭建房屋，陆续出现了摆摊做生意的乡民，这里逐步形成了一条小街的雏形，它就是中英街前身。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内地游客慕名而来购买物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去深圳不去中英街购物，就不算到过深圳。上世纪90年代初，中英街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纪录。
这一切，都浓缩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里。《开拓——从山里迁来滨海的客家人》《中英街形成——从鸦片战争到割占香港岛》《中英街变迁——从抗日烽火到边境管理》《中英街春天——从改革开放到百年梦圆》，这四大展览以详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内容，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中英街不平凡的百年历史。
如果说，中英街是对百年风云的浓缩，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则是对中英街的浓缩。
在这里，你可以从它的历史变迁中将时间放大，从时间的褶皱中感受来自历史现场的风起与云涌、蜕变与繁华。
一个个改革地理名词从眼前次第走过
现在，我们一起来到袁庚故居，重温改革开放的故事。
袁庚故居位于大鹏水贝，建于清代晚期，坐东朝西，总占地面积约为539.65平方米。五开间三进两天井结构形式，正门内凹，青砖墙，原为村中最大的建筑。
说到袁庚，很多人会想起他那句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符号，袁庚这个名字与蛇口、与深圳、与我们在这个城市所开启的新的人生是如此密不可分。
促成袁庚提出这个观念的，有一个重要的启发性事件。
1978年10月，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初到香港，一位香港企业家就给他“上了一课”。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妥后，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时预付定金2000万元港币。接下来的一个细节令袁庚印象深刻：卖主如期而至时，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
这位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原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元港币3天的存款利息。
“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元港币。”袁庚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叹不已。相比之下，当时很多内地人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理财观念。在坐船从香港回蛇口的空闲中，袁庚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成为蛇口精神的最初概括。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袁庚安排人通宵赶工，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醒目地竖立在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蓝色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条标语到底对不对，他希望从邓小平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当天，邓小平视察蛇口港后来到“海上世界”，袁庚主动向邓小平提起：“我们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提示说：“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了。”邓小平说：“对！”他的这个回答一语双关，态度鲜明，令袁庚放下心来。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袁庚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9岁。
从蛇口出发的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会一直在城市的血脉里流转。
下一站，莲花山下的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
在这里，你可以完成一场追溯特区精神之旅。展览馆运用照片、实物、视频、模型、场景、雕塑和高科技手段、互动体验项目，全面、生动和立体地展现广东改革开放40年的壮阔历程和辉煌成就。
包括那一柄拍卖槌。
槌头直径6厘米，槌高8.7厘米，槌长31厘米；槌板高7.5厘米，宽17.8厘米，长53.3厘米，重2.95千克。这些详尽的数据显示了它的显赫身世——这不是一柄普通的拍卖槌，它全称 “1987年深圳土地有偿使用拍卖槌”，又称“土地拍卖槌”“动地一槌”，是深圳这一创举的直接见证物，属二级文物。
1987年12月1日，为了缓解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需求的压力，深圳公开拍卖了一幅8588平方米地块50年的使用权。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将土地作为商品来交易。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从来不知何为“拍卖”的人们，当时竟找不到拍卖槌。当年的执槌拍卖官、时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的刘佳胜回忆，为此他们特别请香港测量师学会时任会长刘绍钧和后来担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帮忙，该学会专门派员赴英国，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木匠行定做了这个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
因为是第一次，这次拍卖会的高规格纪录至今未能打破。拍卖当天，深圳会场座无虚席。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亲临现场，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到现场观摩，香港方面则派出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参观团”。
“525万一次，525万两次，525万三次！”最终，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地价款获得了一块8588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次日，报纸头版对这“惊世第一拍”的评论是：“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
如果你想从私人视角对深圳改革开放史有一番了解的话，建议你去一趟位于宝安石岩的劳务工博物馆。它是我国第一家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那里陈列的边防证、暂住证、家书、收音机等物品，将让你穿越时间的帷幕，回到那个热气腾腾的时代。
你大概不知道，这座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深圳市第一家也是全国首批“三来一补”企业。它的名字叫石岩上屋热线圈厂，又叫怡高电业厂。
上世纪70年代末，来自香港的一位谢姓女士跨过深圳河，来到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开办了一家手工编织厂。随后，尝到甜头的一些当地人提出，由港商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上屋大队提供人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时任上屋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叶福松后来回忆说，让港商来办厂，这样做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时候搞得很紧张。每个人都想着，如果搞不好，会被打成走资派，或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每个人都很怕。
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说，“（当年）有人指责我们让港商占去我们的配额,把已消失了的剥削制度又引了进来，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历史的车轮无人可挡。上屋大队的几名干部足足讨论了半年之久，经过投票表决，最终，该提议以1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1978年底，在石岩上屋编织厂的基础上，上屋热线圈厂正式建成。
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下来看待这一起注定被历史镌刻的事件。
1978年12月，相继发生了几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个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个月的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而就在同一天，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之一——香港怡高电业厂和宝安石岩的上屋村签下深圳“001号”办厂协议。
协议的签订，也写下了中国工业化的新纪元。
接下来，让我们前往那些你熟悉的改革景点，逐一打卡——
国贸大厦。它不只是一座建筑，不只是曾经的“深圳第一高楼”，它还是一个精神符号，因为，它是著名的“深圳速度”的起点。其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平均每周都会播发一条关于深圳的新闻报道，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这座正在一天天长高的中国第一高楼。
“深圳速度”从这里出发，覆盖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深圳奇迹的代名词。
渔民村。从被称为“水流柴”的打鱼人聚集点，到上岸定居，再到在全国率先成为“万元户村”，渔民村的不断变迁，见证了改革的魔力。
从渔排到村庄再到花园式社区，从渔民到农民再到市民，浓缩的就是一部浩荡的改革简史。
岭南有南岭。改革开放后，南岭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春天。
从40年前人均年收入100元到如今人均年收入16万元，从“种地”到“种房子”再到“种高科技企业”，南岭村种下了漫山遍野的希望，种下了蓬蓬勃勃的明天。
春到南岭分外绿。
▲深圳市民中心和莲花山公园一线（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资料图
莲花山。2004年6月，莲花山公园以“莲山春早”的名义入选“深圳八景”之一。是的，在这里，可以读懂“春天的故事”，听见改革的足音。
从邓小平铜像广场极目远眺，可以俯瞰深圳市中心区全貌，一幅深圳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壮美画卷在眼前展开。
▲前海国际会议中心。
前海国际会议中心。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会客厅”。它是城市新发展起点的一个隐喻：中国气派、国际元素、岭南风格、前海特色、薄纱翘首、彩云追月。面朝大海，辽阔扑面而来。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改革春风劲。
深圳是年轻的，充满了蓬勃的青春活力；深圳是厚重的，这一个个滚烫的地理名词，标示了她的历史纵深。
每个深圳人，都有必要为自己建立这样一份深圳地理档案。
百年激荡，百年求索。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奋斗史。今天，深圳已进入“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黄金发展期。那些厚重的红色往事，那些在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的红色足迹，无疑将为她的前行提供指引与强劲的动力。
眼里滚烫的星河，是代代相传的薪火；心中激荡的记忆，映照着熠熠生辉的明天。从百年建党史中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注入红色基因，传承红色精神，深圳的未来，像阳光一样辽阔而明亮！
晶报记者 李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