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欧立德《乾隆帝》所涉西域史实指误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乾隆帝》（青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风行一时，还有学者为其写推介文章，说欧立德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本《乾隆帝》常被美国的大学当作本科生学习中国史的教材。该书既然作为大学教材，首先应当做到基本史实准确无误，然而该书错漏甚多。本文主要依据清代官方史料，对《乾隆帝》涉及西域的部分史实进行辨析和指误。

《乾隆帝》称，大小和卓从库车“逃往了阿克苏，并在那里获得了强大的支持”（第138页）。此说甚谬。

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局已定，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率领满汉官兵南下围困库车城，起初未克，但设伏击败了小和卓霍集占的援军。霍集占率残部逃入库车城。当雅尔哈善攻城无果时，归附的库车伯克鄂对进言：霍集占困守孤城，粮尽援绝，必将突围，请在城西鄂根河水浅处及通向戈壁的北山口，各伏兵一千，可擒获霍集占。雅尔哈善并未采纳，霍集占果然趁夜率残部出城西逃。

乾隆闻此情报后作诗《军书》，怒将雅尔哈善等革职逮问，改命定边将军兆惠前往南疆。虽然库车之战失机，但阿克苏周边诸城不愿随从大小和卓叛乱，归附清朝之意十分明确。据《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戌，兆惠疏奏霍集斯迎降，“八月二十九日，兵抵哲尔格哲克德驻宿，霍集斯遣其子呼岱巴尔氐赍文来迎”，“三十日，至图尔之乌什城，霍集斯率众来迎，行抱见礼”。

图为乾隆三十一年清廷画师郎世宁等绘《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乌什酋长献城降》 故宫博物院/ 供图

霍集斯本为乌什伯克，于乾隆二十年六月遵檄擒获从格登山败逃的准噶尔部台吉达瓦齐，献于伊犁清军大营，受到乾隆嘉奖。后奉命随大和卓波罗尼都返回叶尔羌（今莎车），助其复位，被封为和阗伯克，其子漠咱帕尔被封为乌什伯克，不过，乌什事务主要仍由霍集斯管理。《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之六为“乌什酋长献城降”，即指霍集斯归顺清朝，乾隆为图御笔题诗。

《平定准噶尔方略》还记载：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戌，霍集斯向兆惠禀报，小和卓霍集占“从库车回至阿克苏，为众所拒”。呼岱巴尔氐告知：“霍集占同我父自阿克苏至图尔，时城中头目欲设席，诱伊入城擒献。事泄，因遣我父入城，令迁其众于喀什噶尔。我父即据城与伊对敌，伊始自行回去。”阿克苏、乌什随即投诚，迎接清军入城。此后，阿克苏成为清军西师的大本营，兆惠、富德等将领几次出兵，都是发自阿克苏。阿克苏对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给予了有力支持。

由此可知，大小和卓在阿克苏获得强大支持实为无稽之谈。

《乾隆帝》设专节“征服塔里木”，内称乾隆“彻底地消灭帝国这一边缘地区穆斯林精英阶层的势力并不现实；但是，双方于1759年达成协定，在清朝的保护下对这一区域实行常规管理”（第136—140页）。此说有诸多错误，列示如下。

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后，乾隆命为百名功臣画像，悬挂于紫光阁，其中就有6位维吾尔族首领，无疑属于当地精英。列入前50位功臣的有吐鲁番额敏和卓、乌什霍集斯伯克、库车鄂对伯克，由乾隆亲笔赞辞；列入次50位功臣的有哈密玉素富贝勒、和阗阿什默特伯克、喀什噶尔噶岱默特伯克，由大臣奉敕撰辞。

在平定准噶尔时，大小和卓兄弟被清军从准噶尔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并在清朝帮助下恢复了对南疆的统治。但他们却恩将仇报，杀害清朝招抚将领，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乾隆下令出征南疆时，宣布只讨伐小和卓霍集占一人，不伤害百姓，甚至连大和卓波罗尼都也可以从宽处理。

清军西师得到当地精英的支持，其中有额敏、玉素富，他们的家族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归附；鄂对、噶岱默特因小和卓太残暴，投靠清军并支持平叛；霍集斯与大小和卓虽同属白山派，但因受到猜忌、防范与监控，所以也投向清军，他们的亲属因此多被小和卓残忍杀害。

这些人在当地素有声望，他们或为清军带兵引路，传达檄文；或办理粮饷，保障后勤；或侦察敌情，随同作战。《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疏奏大败逆贼霍集占等于伊西洱库尔淖尔，“霍集斯、鄂对、阿什默特等竖立回纛，高呼谕降。至酉刻，回众数千人，率其家口驮载，同声愿降，从山奔下。逆贼霍集占犹在山头拦阻，杀死多人，而降者益多”。

西域底定后，乾隆任命这些穆斯林精英及其后裔治理南疆，他们的后裔也有不少人在之后的暴乱中为国捐躯。如额敏和卓之孙玉努斯，曾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因处理通敌分子及追索藏匿境外的大和卓后裔而遭人诬陷，一度被革职监禁，后再度起用。道光六年（1826），他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抗击张格尔叛乱，在守城中阵亡。鄂对玄孙爱玛特，在同治三年（1864），拒不从叛为首领，毅然走下石坑，被暴徒用乱石活埋。而七世哈密王伯锡尔，于同治六年正月，拒不投降从叛，在哈密被暴徒裹布浇油烧死。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世代传颂。

乾隆还妥善安置当地望族留居京城。和卓家族的额色尹、帕尔萨兄弟是大小和卓的堂叔，图尔都、玛木特则是大小和卓的堂兄弟，但他们均反对叛乱。乾隆二十五年，额色尹兄弟子侄奉召进京，受封为辅国公和台吉，与家眷一并留居京师，受到优待。特别是图尔都的妹妹，26岁进入清宫，先被册封为和贵人，后晋为容嫔、容妃，在清宫生活28年，55岁去世，被安葬在河北遵化清东陵妃园寝。

还有霍集斯，曾擒获准噶尔首领达瓦齐献于清军，后奉命与大和卓同归叶尔羌，其兄弟子侄多被封官。大小和卓叛乱时一度依附，后归附清军，诱擒小和卓未获，兄弟子侄多被杀害。他积极参与平叛，与兆惠同守黑水营，又随军深入帕米尔追击大小和卓，以功晋封郡王，入觐后留居北京，享受优厚待遇。

欧立德所说“双方”中的一方无疑是清朝，但另一方指向不明。乾隆二十四年秋，大小和卓败逃进入巴达克山，被当地首领素勒坦沙擒杀，并将小和卓首级献给清军，周边诸部也纷纷归附清朝，遣使进贡。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后，西域空前安定，何来的双方，又何以达成什么协定？

欧立德称当地精英“在清朝的保护下对这一区域实行常规管理”；《乾隆帝》第126页说在平定天山南北后，乾隆“能够巩固他所取得的成功，因为他知道适可而止”；第143页又说乾隆“更倾向于对塔里木盆地实行间接的统治”。这些都不符合史实。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中，追述“汉置都护，唐拜将军”的历史，申明清朝承继汉唐，管辖天山南北，并恪守汉唐以来的旧疆，将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绘入乾隆《内府舆图》。正如欧立德在该书第22页所说，“清朝继承了汉、唐、宋、元和明这些王朝的体制与结构，而这种体制与结构注定使清朝与以往王朝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欧立德的矛盾之处在于，他虽承认清朝承继中国历代旧制，但在书中又完全无视汉、唐等对西域的管辖，同时忽略清朝对西域进行直接管理。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仅以设官为例，乾隆设伊犁将军总管天山南北事务，下辖乌鲁木齐都统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并在南疆各城设办事或协办大臣。在全疆因地制宜地实行州县制、扎萨克制、伯克制。南疆地区实行非世袭的伯克制，伯克的选任由参赞或办事大臣奏报请旨决定，且伯克不得在原籍任职，不得兼任宗教职务，由参赞或办事大臣监督，轮班进京朝觐。

值得一提的还有乾隆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发动叛乱的大小和卓是阿帕克和卓曾孙。兆惠进驻喀什噶尔后，请旨如何处置阿帕克和卓墓。乾隆于二十五年三月壬戌下旨明令保护：“逆贼霍集占等，虽负恩肆恶，自取诛戮，至其先世，君长一方，尚无罪戾。今回部全定，喀什噶尔所有从前旧和卓木等坟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采污秽，其应行修葺分例，并著官为经理，以昭国家矜恤之仁，而外藩等亦共知所激劝。”这座和卓墓得以完整保留至今。此外，因霍集斯和容妃族人留居京城，乾隆特令为他们修建从事宗教活动的礼拜场所“回回营清真寺”，并亲撰《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

《乾隆帝》说“从乾隆的角度出发，打败阿睦尔萨纳和白山和卓并不是‘中国’战胜了它的敌人，而是他自己的伟大功绩。同样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寻求民众对西域战事的支持”（第141页）。此亦系谬说。

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说：“乌鲁木齐，波罗塔拉。台吉桑，纷纷纳款。牵其肥羊，及马潼酒。”他在平定大小和卓后写有《开惑论》，其中有“加征增算，何曾于民。凡有水旱，无不恤赈。运输给价，防其蚀侵。甘肃岁赋，预免庚辰”之语。可见在西征中，陕甘地区特别是甘肃民众的粮草供应，为清军提供了物资保障，为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定准噶尔之役中，乾隆先后写下《免甘省诸郡正供，诗以纪事》《降旨免甘肃本年额赋并积欠，诗以志事》《降旨免甘省积欠，诗以纪事》。在平定大小和卓之役中，乾隆写有《降旨免陕甘两省正供并积欠，诗以纪事》《降旨加赈甘肃去岁被灾州县，诗以志事》。统一西域后，乾隆于二十五年正月赋诗《降旨免甘省辛巳年正供，诗以纪事》：“边省民风淳，是予亟嘉眷。师旅所由经，能无劳郡县。连岁免正供，给值酬输转。遇灾仍赈恤，闾阎期惠遍。即今纵武成，休养宁当缓。预免循向例，初春颁涣汗。惠心勿问吉，助阳实政见。”称赞甘肃民风淳朴，踊跃运输军需，支援西师，并连年对甘肃免税。

上述史料无一不在证明，乾隆在平叛中不仅寻求内地民众的支持，也寻求西域各部族民众的支持。由此可知，欧立德所说乾隆“觉得没有必要寻求民众对西域战事的支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乾隆帝》说乾隆“命人修订了官修辞书《钦定清文鉴》，将察哈台语（又称察合台语，即古代维吾尔语——引者注）编入其中。但是，就我们所知，他本人从未学过这门语言”（第143页）。这里所说的《钦定清文鉴》即《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合璧辞典，它的编纂出版是乾隆时期的重大文化工程，对推动满、藏、蒙古、维吾尔及汉等各族民众之间文化沟通，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体清文鉴》是满、藏、蒙古、维吾尔、汉文合璧标音辞典。图为乾隆年间内府精写本《御制五体清文鉴》内页 故宫博物院/ 供图

至于说乾隆从未学习过维吾尔语，应当予以辨析。首先，乾隆在二十五年正月有《瀛台赐宴拔达克山来使，即席得句》，其中“重译又须宣象寄，筠冲语异逮濛瀛”注曰：“近始略习回语（即察合台语——引者注），可以不烦译寄。”这是统一之初，乾隆开始学习维吾尔语的自白。继而，乾隆于四十八年四月赋诗《赐哈萨克阿卜勒比斯之子噶岱等宴，诗以纪事》，其中“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洽惠系深思”注称：“余自乾隆八年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并习回语；今哈萨克来使入觐，询问奏对，不须通译，尽悉其情，亦勤学之所致也。”可见，其时乾隆已经掌握了维吾尔语。

由此可知，欧立德说乾隆从来没学过维吾尔语，亦纯属臆断。

其一，该书所说乾隆接见阿睦尔撒纳的时间有误。《乾隆帝》称“1755年1月23日，乾隆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接见了阿睦尔萨纳”（第132页）。据《清高宗实录》卷476记载，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首次接见阿睦尔撒纳应为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754年12月25日），“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等，率众于广仁岭恭迎圣驾……上至避暑山庄驻跸……御行殿，召见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接着，乾隆在十三日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以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参赞大臣”。十四日“赐阿睦尔撒纳等宴”。十五日“赐亲王阿睦尔撒纳等宴”。十六日“赐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等宴，至甲午（十九日，1755年1月1日——引者注）皆如之”。以上时间的记载，比《乾隆帝》所说的1月23日提前20余天。

其二，定北将军班第自刎的时间有误。《乾隆帝》称“1755年11月3日，敌人包围了他的临时营地，班第自刎身亡”（第134页）。据《清高宗实录》卷499记载，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参赞大臣策楞奏“（八月）二十九日（10月5日——引者注），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及喇嘛回人等，前至乌兰库图勒，围住将军大臣，班将军、鄂参赞俱自尽”。这比《乾隆帝》所说的11月3日提前将近一个月。可见，欧立德连清史的基本史料—清实录、方略都不曾好好翻阅。

其三，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的时间有误。《乾隆帝》称“阿睦尔萨纳在1757年春逃往俄国”（第135页）。而苏联史家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记载了，“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阿睦尔撒纳来到谢米巴拉丁斯克要塞附近地区，被哨兵送到要塞，受到了当地军事指挥部门的亲切接待，阿睦尔撒纳要求尽快地抵达总指挥部。七月三十日他被送到亚梅舍夫城”。这一记载比《乾隆帝》所说“1757年春”，晚了至少4个月。

通过对《乾隆帝》一书所涉西域史实的辨析与指误，笔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应尽量拓宽视野，批判地借鉴。如欧立德所用的全球史视角，是西方学者的优势所在，可为当下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但绝不可迷信与盲从。